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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历史学会第六次大会纪

发布日期:2015-6-5    作者:陈训慈编译 郑群、孟德楷整理    来源:《中国历史评论》第五辑    阅读次数:324

【编者前言】19288月,第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挪威政府在会前向中国政府发出了派代表与会的邀请,被中国政府婉拒。19283月出版的第八十一期《外交公报》上刊登了中国政府《国际历史学委员会在那京召集第六次会议本国拟暂不派员出席复请查照函》(十七年三月十四日),函件中说:“迳启者,前准米公使来函,以贵国皇家大学召集国际历史学委员会在那京开第六次会议请派员参与等因,当经函达教育部核办去后茲准复称,本年八月在那威京城召集之国际历史学委员会议,现拟暂不派人出席,请转复并代谢等因,相应函复贵代办查照转达贵国政府为荷,顺颂日祉。” 

大会结束后,陈训慈在19293月出版的《史学杂志》创刊号上进行了报道, 然后在19295月出版的《史学杂志》第1卷第2期上专门从《美国历史评论》19291月号编译了《国际历史学会第六次大会纪》一文。陈训慈(1901-1991),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史学理论家、图书馆学家,字叔谅,浙江慈溪人,蒋介石文胆陈布雷之弟。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1924 1 月获东南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先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译、中央大学讲师,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浙江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考试院考选委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受聘为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专任委员兼图书资料室主任,浙江省博物馆顾问,著有《近世欧洲革命史》、《世界大战史》、《中国近代史》、《五卅事件》、《清代浙东之史学》、《浙江图书馆小史》、《甲午战争历史教训》、《万斯同年谱》等。

与向达一样,陈训慈是最早关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中国学人之一。早在19233月,他就在《史地学报》第2卷第3期发表《中国之史学运动与地学运动》一文,提到了第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即将召开的消息,指出:“一九二三年四月,万国历史学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tudies)将于比京举行第五次大会;比国皇家学会先期发出请简,各国史学会将咸有代表参与。届时专家宿儒,荟萃一堂,必且各显其本国文化之造诣,而相与讨论史学上之重大问题,其雍容庄盛,可以想见。而吾历史久长史学素著之中国,方且漠然置之,曾不能有一人参列。”文章回顾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史:“国际上之会集,地学则始于1871年,在德召集,名曰万国地学共进会。万国史学会则于1900年开第一次大会于巴黎。盖自学会成立,各国研究有得,遂进为大规模之联络。沈潜专学,日进无已,固世界文化之光也。特返观我国,则竟何如?”他严厉批评了中国学界对国际学术活动的漠然态度:“呜呼,丧师失地,开港偿款,乃至关邮贸易,在在让人;固国人所痛心疾首,引为国耻者;顾吾国之大耻,果止于斯耶?学术荒堕,甘自屏弃,替前哲之令业,贻并世之大讥;坐使公共之学术,只闻列邦之讨论研究,而吾国并分内之务,无人整理;世界学术上之集会,往往阒焉无吾族之迹,而中国遂以无学闻于世。斯则邦家之奇耻巨辱,庸非国人对于学术所负之大罪欤!” 显然,《国际历史学会第六次大会纪》是陈训慈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持续关注的又一成果。

本文原作者杰姆森(John Franklin Jameson1859-1937)教授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作家和杂志编辑,1882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留校任讲师,1884年参与了美国历史协会的创立,1888年任布朗大学历史学教授,1895年任美国历史协会手稿委员会主任,1895年至1901年成为新创办的《美国历史评论》第一任主编,1905年至1928年再任《美国历史评论》主编,1905任华盛顿卡内基研究所历史研究部主任直到1928年,1907年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1928年至去世前任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部主任。杰姆森一生为美国历史学的职业化建设,为美国历史协会及《美国历史评论》杂志的创办和发展,为国际历史学的交流与合作,为美国历史资料的搜集和出版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和美国历史学家利兰一道,说服美国国会批准设立了美国国家档案馆,并于1926年建成了国家档案馆大楼;他还和利兰一道游说洛克菲勒基金会为1926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成立提供了资金资助,两人共同参加了1928年第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与向达5年前关于第5届大会的译文 相比,陈训慈这篇译文具有几个明显的特点。首先,在称呼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时,英文international一词不再翻译为“万国”,而是使用了新译“国际”,即“国际历史学会大会”;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也不再称为“万国史学会”,而是称为“国际历史学会”或“国际史学委员会”;虽然只是一词之差,反映的却是上世纪20年代中国历史学界的在国际观和对外翻译习惯上所发生的变化。其次,陈训慈的译文有更多的意译和节译,并不时融入一些感受和评论,因而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总体来看,该文至少体现了陈训慈三个重要的观点:1.中国历史学不应该固步自封,而应该了解国际历史学发展的趋势;2.中国史学在世界上没有应有的地位,因而急需走出去,在国际史坛上发出自己的声音;3.历史学的国际化和国际合作已是大势所趋,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不仅是各国历史学家学术交流的平台,更是历史学家相互交往和增加友谊的媒介,这种史学家之间的交往可以加深不同观点的相互理解,甚至可以化敌为友,从而有助于世界的和平。第三,陈训慈的译文首次向中国史学界介绍了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立和工作的情况,肯定了国际史学会在促进全世界历史学家团结和合作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最后,从陈训慈的译文中可以看出第6届大会比第5届大会在开会时间上有了一个变化,即从第5届的4月改为第6届的8月。从此以后,每隔五年在8月份左右召开,成为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一个大致固定的模式。

陈训慈编译的这篇文章向当时的中国历史学界传达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讯息和国际历史学最新趋势,对后来的中国历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19291月北京中国史学会的成立。1928123日开始,北京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朱希祖即开始发起组建中国史学会,并开始了筹备工作。192917日,朱希祖草拟了《发起中国史学会的动机和希望》一文(《清华周刊》1929年第30卷第11期)。他在文中指出:建立中国史学会的最终目的,是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将来事业发达,人才众多,就可以联合全世界史学家,共同研究人类全体的历史,以完成史学的大业。这种伟大的事业,只要我们会员人人负责进行,协力合作,自然是可以做得到的。”他最后呼吁:“我们再不进行,实在要给外国人笑我们太没出息了!深愿大家共同努力,积极工作,以发达我们中国史学会的事业!”历史学者桑兵认为,朱希祖这段话“并非泛指,其具体刺激显然是1928814日至27日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的国际历史学会第6次大会” 。

1929113日,朱希祖发起的中国史学会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六校教师和学生共94人。会议选举朱希祖、陈垣、罗家伦、钱玄同、王桐龄、张星 、沈兼士、陈衡哲、马衡9人为委员,陶孟和、袁同礼、萧一山、刘崇鋐、翁文灏五人为候补委员。由朱希祖任学会主席,下设编译、征审、出版、图书四部,计划组织各种专题研究,出版《史学季刊》及史学丛书,开设定期讲演等。值得注意的是,该史学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罗家伦、沈兼士、袁同礼、刘崇鋐、翁文灏等多人参与了7年后中国史学界与国际历史学会联络并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活动。尽管该会因为种种原因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但它却是中国最早由多个高校历史学系的师生自发组织的历史学会。自此以后,建立中国史学会同国际历史学会接轨并派代表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成为众多中国历史学家不懈努力的方向。

以下全文转载陈训慈文章的简体字本,以飨读者。

 

国际历史学会于去年八月在挪威首都举行第六届大会,本刊创刊号已略志其消息。此次盛会中国虽未有代表参与,然史学研究之国际合作近况,与各国研究之趋势,当为国内研治史学者所注意。爰据美国杰姆森教授(J. F. Jameson)所纪,(见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Jan, 1929)更定节目,译录大要,以告国内之关心史学者。

一、过去之回顾(18981928

1898年,各国外交史学者集会于海牙,会后共谋扩大性质,因组织国际史学会,于1900年开第一次会于巴黎。1903年开第二次会于罗马,1908年开第三次会于柏林,1913年开第四次会于伦敦。自是以后,是会拟定以五年召集一次为定期。当时因俄皇之邀请决定下届大会于1918年春季在俄京举行。但自伦敦集会以后,大战旋作,至191811月始告终结。当时全世界初经大变,欧洲尤苍夷未复。新俄既在混扰之中,斯会遂无形中停顿(俄国方面之筹备委员会主席死于饥荒)。

1923年,距斯会前次会期已十年,以英国方面史学学者之建议,比利时史学家遂重行召集此会于比京不鲁舍拉 (第五次)。但此次之会自不能完全具有国际性。盖是时离大战之终结未久,战争之裂痕尤深,比利时之发起者自不愿邀请德奥参加。但在可能范围之内,斯会已向此方面努力,而欲使下届大会能实现充分的国际性质,遂决定择一在大战中之中立国举行。未几,挪威政府与奥斯洛(Oslo) 大学发出请柬,各国皆欣然接受。负筹备事务之责者,皆富有国际同情心,乃各国代表所一致信任者也。

不鲁舍拉之国际史学会第五次大会,先后五日,颇极一时之盛(关于此次大会之经过,可参考史地学报二卷七期向达君译Haskins 之记录)。此次大会之特色,尤在于创立一种改良的组织。盖以前大会,大抵论文选读完毕,即告结束。论文之外,大会初无其他影响,果欲有以国际合作促进史学之建议,不惟无暇讨论,亦且无适当之机关可加以考量。各国学者,有鉴于此种缺憾,爰在不鲁舍拉大会中,决定组织一永久委员会,俾在大会未召集之中,可以从事于必要之活动,不惟可筹备下届之大会,并可推行以前大会之决议事项,于是国际史学委员会遂组织成立,其委员由各主要国家之代表充任(德奥也与其列)。委员会自成立以后,以忠实和谐之合作精神,曾从事许多有益之工作。而本届大会之筹备,即由此委员会负其责焉。

二、大会之筹备与委员会之工作

国际史学委员会在筹备本届大会之中,即推定挪京奥斯洛大学柯特教授(Prof. Halvdan Koht)为大会会长与委员会主席(柯氏本委员会主席)。柯教授有健全之判断力,能操数国语言,学问渊博,待人和蔼。本届大会之成功,得教授之力不少。委员会又举定佛根德尔博士(Dr. Haakan Vigander)为布置委员会秘书,其人和蔼可亲,任事不倦。至大会物质上之设备,尤为完善。如地方情形之指示,全体会演讲会之适当的分配与设备,皆极妥善。挪威学生,常与代表相遇,以其充分的智识与纯熟的语言,颇尽招待之谊。而学术的集会与酬应的款宴,乃至各殊之旅行,皆能畅适进行。而委员会对于推定各国代表,俾于规定程序上尽指导之责,亦复深足称道也。

三、出席之代表

此次大会,洵可谓具有普及世界之性质。到会人数共计千余人,代表四十国家。以地位之关系,挪威代表自为最多,共计二百余人。至国外代表,除未及实际参加者与史学家之妻子等外,实际参加之各国史学家犹五百余人。其间最多者为法国,计一百人。德国代表次之,与奥国代表合计,约亦百人之谱。丹麦瑞典及波罗的诸小国之代表合计约六十人。英国(连爱尔兰)代表约四十人,波兰亦四十人,意大利三十人,欧洲东南国家(如罗马尼亚、希腊、南斯拉夫等)共计三十人,美国二十四人,此外如比、俄、荷兰、西班牙、瑞士、捷克、斯拉夫各国各约十余人。南美之智利,南非联邦,以及欧洲北部之冰岛,亦皆派代表数人参与。至亚洲之国家,惟日本有代表数人,而中国竟无一人前往参与焉。

各国出席之学者,颇多倾向于自成一本国的代表团之组织,此似略远纯粹科学研究之原旨。盖在此种会集之中,似宜以史学之利益为前提,而不当注重各民族之利益。至所以发生此种不良好之现象,一部分盖由于邀请各国政府派遣正式代表。实则在国际的史学会之中,似无代表政府之必要。英美各国学者,已深觉此种观念之不合,今后宜加以革除者也。

四、开会程序之大略

1928814日下午,国际史学会第六届大会在奥斯洛大学大会堂举行第一次会,各国代表大都出席,挪威王Haakon VII也莅会参与。由大学校长致欢迎辞后,即由会长柯特教授宣开会辞。后即选定代表中论文较重要者宣读。大会以宣读之论文甚多,仍照旧例分若干组同时开会(分组见下节)。十五、十六、十七三日,此等讲演会分头举行。至十八日会期终结,又开全体大会一次,期间又有普通论文数篇宣读,后即宣告闭幕。在此次会期之中,挪威政府及公共团体、学术机关又常邀请代表宴会或茶话(见后)。散会以后,复有愉快之旅行。盖自瑞士之外,挪威风景之美,亦颇足引游人入胜。而会员之取道丹麦归去者,更有一丹麦委员会招待旅行游览云。

五、宣读论文之一斑

本届国际史学会中,各国代表所贡献之研究论文,为节目单所列者,都凡三百五十余篇,其间不少太专门分析之问题,较适合于其本国史学会,而不易引起世界学者之注意,故论文数量,似属太多。此种现象之根源,与欧洲各国政治的野心似亦不无关系,由国际智识合作方面观之,极宜加以改变。例如法国宣读论文凡八十篇,波兰四十二篇,罗马尼亚亦十一篇,似为一不相称之比例。挪威虽以地位之便利,所贡献者亦只以二十数篇自限,其谦逊之风,殊有足多者。

按大会规则,论文可用五种不同之言语宣读,即法文、德文、英文、意文、班文是。在此次大会中,据节目所载,由法文著成为一百八十三篇,超过总数之半。其间自法、比学者以外,更有波兰学者四十二篇,罗马尼亚十篇,挪威九篇,连他国学者用法语者又占此数之过半。由德文著成者约总数四分之一有余,据节目单为九十三篇,包含德奥及其他条顿系之国家。用英文者五十四篇,英美以外,挪威学者及埃及、冰岛学者亦多用英语。意大利文之论文凡十八篇,更有罗人论文一篇亦用意文。其用西班牙文写成者,仅其本国一篇及南美乌拉圭国代表一人而已。

挪威代表对于英法德语,多数俱能明晓。此外出席之欧洲学者,对于此三种言语之了解,约如上列论文之比例。大抵欧洲大学校中,对于近代语文之训练颇为注重,故出席学者,能同时了解此三种言语者颇多,此点似为一般之美国学者所不及也。

此次大会之宣读论文,仍采分组办法,分为十四组,各组之性质如次:(一)史学之书目及辅助科学;(二)先史时代及考古学;(三)古代史;(四)中世史;(五)欧洲现代史;(六)美国史,远东各国史,及欧洲殖民发展史;(七)宗教史;(八)法律政制史;(九)经济及社会史;(十)科学与文学史;(十一)美术史;(十二)史学之理论与研究方法;(十三)史学教学法;(十四)北欧各国(斯堪的纳维半岛诸国之国史)。代表携来之论文,大抵皆分别就各组同时开会,惟以时间之限制,未能完全宣读。其在全体大会中(即开幕日及最后一次大会)宣读者,亦有数篇。如法国巴黎旧教学院院长Baudrillart之《路易十四与宗教之关系》,德国Gottingen大学教授K. Brardi之《查理第五之帝国》,以及比利时Gent教授Pirenne之《回教发展与中世开始之关系》等,皆精心结撰之作,卓然有所发明者也。

至于在分组开会时所发表之论文,本文自不能尽举其篇名与作者。兹略举其特别重要且引起注意者,俾得略窥一斑。讨论发掘与考古学者,有意都灵大学教授De Sanctis之《Cyrere新发见碑刻之历史的价值》及美国耶鲁大学教授Rostovszeff之论文。古代史方面,有德国Breslau大学教授Kornemann之《罗马共和国之第一世纪》。中世史方面,有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Norlund之《就发掘而研究中世格林兰之开辟》,法国Montpellier大学教授Fliche之《中世教皇之国际的势力》。近世史方面,宣读之论文自为最多。其较重要者,如巴黎大学教授Hauger之《现代银行汇兑史》,及Lheriter之《十八世纪之开明专制》,维也纳大学教授Ritter之《德意志统一运动与欧洲之关系》,德国Munich大学教授之《腓特烈大王与亚剌伯哲学之关系》等论文。法国Clermont-Ferraud大学教授Fay发表其《现代欧美之学术团体》一文,则为学术史之研究。而华盛顿大学教授Leained发表《美国参议院对于国际永久法庭之态度》一文,则因美国加入此法庭与否,为目前国际上一重要问题以此亦颇引起注意云。

大会到会之代表,自美国人外,对于美国史似皆无相当之注意。而各国之新闻纸,对于美国在今日政治经济上之重要,则多津津而道。记本文之美国人Jameson即以此责怪欧洲学者,以为一事发生之经程,其重要初不亚于其发展之现状,殊不宜于美国史独视为例外。而由吾辈中国人言之,数十年来,欧美人对于中国现状之注意,实过于昔。而于中国史之研究,则自极少数中国学家(Sinologist)以外,其不为一般史学所注意,较美国史且犹甚。史家研究之风,固不应偏至至此。但所以宣说中国史之重要,提倡中国史之探讨,则又中国史学者之责也。

六、大会中之建议与委员会报告

国际史学会虽已有二十余年之历史,然自来被视为定期发表论文之会集,而无其他之功用。自第五次大会组织一永久委员会以后,斯会始渐成为永久之组织。此次以各方代表之建议,尤足使此会今后负履行共同合作以促进史学研究之职责。此次所宣读之论文,不惟有讨论各国史学、研究各殊方面之进步者,且更有数人提出之论文,其本身即为以国际合作推进史学之建议。在昔大会举行中,亦不无此类提议,但以缺乏特设机关以资推行,往往流为空谈。今则“国际史学委员会”既已成立,即可由此委员会加以详密同情之考量。此次大会中此类建议甚多,其间显著之例,如罗马大学科学史教授Signor Ador Mieli提出促进科学史研究之计划。且有数国学者在各本国多主编科学杂志,对此建议予以资助。

此种建议,亦有在大会前预为编成报告(个人或委员会所编成),而提出于大会。其优足注意者,为《历史课本中之民族主义》报告(系二百十五页之一小册子),在大会开始时分发各会员,而特请史学教学法组开会时加以讨论。此项报告,系受以前二宗教团体之影响,而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团巴黎事务所发表之论文相似。报告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W. Cirlegrin博士所主编,内容大致以为各国编辑本国史课本,往往以欲发扬本民族之光荣,遂不惜抑人扬己,违反事实,以激动民族的偏狭的爱国狂热,无形中助长民族间相互之仇视。该项报告认此种现象,对于世界和平之前途,大有妨碍。今后各国史学家,极宜改编本国史教本,使合于促进和平之原则。同时对于他国历史,亦应以同情的见解予以研究(参看去年1226日上海各报世界新闻社消息)。此项报告当时颇引起会员之注意,且多认为应加注意补救之问题云。

此外报告,具有对将来工作之建议性质者尚多,如上述FlicheHaugerLheriter等论文皆是,其内容不及备述云。(原文具见委员会之第五次会报)

七、大会中之酬酢与会后之旅行

大会前后之酬酢与旅行,虽非集会之本旨,但其促进友谊,而使各国史家不受国界畛域之影响,皆具和谐合作之精神,其效力要有非演讲厅中之会集所能逮者。大抵史学家多数皆具有和善之本性,而和善者之交识,自能发生愉快。在挪威人殷勤好客之招待,与挪威壮丽景色感染之中,向日之敌人竟亦渐渐成为友人,而其对于过去之观念,亦且相互理会焉。

开会之初,国王Haakon与王后Maud邀请各国代表至王宫接见,挪国首相即请国际史学会之职员及各国首席代表午宴。同时各国公使并招宴各该国代表。奥斯洛市政府特将其有名古堡之大厅初次开放,请各代表晚宴。挪威之博物馆等多举行特殊展览,并有种种说明以指示来宾。Bygdo民俗博物馆则于邀请晚宴之中,并举行户外跳舞与音乐。会期之最后一天,国家戏院并特排演挪威剧曲家易卜生之剧曲,请代表参观。此外奥斯洛之妇女团体并殷勤招待到会之各国妇女,如参观国立家庭经济学院,以及国际大学妇女协会之午宴,以及其他茶话会等。挪威人待客之殷挚,足使各国代表皆深感不忘也。

社交中之较为正式而盛大之会集,当为Bristol饭店之宴会。是日席间各国代表之先后致词,对柯特教授及委员会职员致祝贺称颂之意,计代表二十余国,可谓极一时之盛矣。

挪威自然景色之美,为世人所艳称。此次大会既毕之次日(819日),有汽船载客游奥斯洛之“飞亚”(Fiord,为深入陆地之狭长海湾,挪威西海岸甚多)。20日起,有不同之五组旅行,皆经审慎计划,可以经行自奥斯洛至卑尔根(Bergen)之山上铁路,可行山中之汽车,仍可经“飞亚”之水路。山光水色,所至可挹。代表参观卑尔根博物馆时,由专家担任说明,并即在山上设宴,自此下瞰,全城在目。其后各代表散归,有取道丹麦者,丹麦代表即组一委员会任招待之责。主任为A. Friss,极为温和周到。各国代表不惟借此得更有社交之机会,且得参观哥本哈根诸博物馆并至Elsinore Fredensborg等处旅行云。

卑尔根为挪威第二大城市,依山傍海,景色秀丽。左图为卑尔根城远眺;右图为卑尔根历史博物馆。

八、国际史学委员会之工作

在国际史学会本届大会之中,斯会所组成之国际史学委员会亦曾开会数次,颇著成绩。为促进特殊工作而组织之各项委员会,亦多于开会时报告其工作。如史学书目委员会已编就1926年之《国际史学书目年鉴》,更有一委员会从事由外交档案中编制1648年后各国公使代表阁员之名录。史学教学委员会亦颇有成绩。新推定之委员会,复有编制各国宪法目录委员会,及各国新闻纸目录委员会等。此外代表所宣读论文,有主张各国学者对于特殊问题作合力之研究者,亦推定数委员会分别主持之,如中世教皇之国际势力、地理大发见之原因与由来、近世银行汇兑之发展、十八世纪之开明专制,皆各组一研究委员会。虽不能希望其皆达完满之成功,但史学之国际的合作,将自此日渐发达,于学术前途之裨益正无穷也。

国际史学委员会之主要职员,本届大会重加推定。柯特教授被推为会长,DcmbinskiPozaan)及DopachVienan)两教授为副会长。巴黎大学教授Lheritier为秘书,华盛顿大学教授Leland为会计。此外委员,尚有德国哥丁根大学Brandi教授、意都灵大学De Sanctis教授,捷克布拉格大学教授Susta 及英剑桥大学Temperley教授等(委员会共有三十国代表)。委员会下次会将于19295月在意之威尼斯举行云。

九、下届大会

国际史学会第七届大会,由此次大会决定在1933年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吾人鉴于此次奥斯洛大会之盛况,促进史学之成绩,以及和谐合作与一致为真理努力之精神,甚望下届大会更有过之,而于史学研究之国际合作,有更多之实现。同时吾人以中国人之地位而言,尤望国内学术界得循政治之渐趋安定,而有健实之进步,届时国内史学界再不致如此次之漠视此会,而能由学术团体与政府之合作,推定代表前往参与也。

责任编辑: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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