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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概述

发布日期:2015-8-26    作者:《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    来源:《中国历史评论》第十辑    阅读次数:845

19001920年代

19世纪末20世纪初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初步形成,由此带来了国际组织在欧洲的率先发展和近代史学的成熟 。1900年,作为著名的世界博览会的一部分,第一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巴黎召开,大会的宗旨是“唯有以史为鉴,才能使各民族更加亲密。除此之外,别无他途。”这预示了20世纪世界史学的大致走向,于是,1903年罗马第2届大会上,曾以《罗马史》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蒙森和他的弟子佩斯响亮地提出“突破民族界限!”

当西方史学走向“国际”的同时,古老的中国和她独自运行了数千年的中国史学,也开始面对和接触世界。

1902年,梁启超《新史学》问世,梁氏认为:“今日欧洲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

1905年,著名报人黄节在其文章中预报了三年后将在柏林召开的第3届“史学大会”。这是中国学界对大会最早的关注,与大会的创始几乎同步。

1913年,第4届大会在伦敦召开。一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后,各交战国的历史学家在克服战争所带来的敌视方面迈出了艰难而富有成效的一步。这就是1923年第5届大会在布鲁塞尔的成功举行。

 

大会确认了每5年一届的常规模式,决议成立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简称国际历史学会)为永久性机构,隶属于“国际联盟”。这就从体制上保证了大会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基本框架。《美国历史评论》1923年第7期,刊发了历史学家利兰的长文,高度评价了布鲁塞尔第5届大会的划时代意义。几乎同时,中国《史地学报》也报道了这届大会,23岁的南高师史地系学生向达,则将《美国历史评论》的这篇长文选译为中文,标题为《不鲁舍拉万国历史学会第五次大会记事》。大会近千人的规模,以及比利时国王、首相参与大会筹办等,都给这位青年学子以深刻印象。在译者前言中,他更是表达了对中国参会的期待:

此次大会,自以欧美诸国为其主干。而我邻邦日本亦有代表参与其间,论文三百余篇中,讨论及于吾国者亦复不少。顾吾国竟无一人往焉!窃尝谓一国万事零队,都不足悲,唯学不如人,斯乃大耻!

1928年,第6届大会在挪威奥斯陆举行,中国外交部以外交公报的方式公告了此次大会。这是民国政府第一次正式关注大会。但“本国拟暂不派员参会”的决定,则引起陈训慈、朱希祖等历史学家的普遍批评。

朱希祖次年即倡议并组建了中国史学会,以便与国际史学会接轨,他说:“我们再不进行,实在要给外人笑我们太没出息了。”

但遗憾的是,1929年成立的中国史学会当年即解体。因而在1933年华沙第7届大会时,中国仍未有代表出席,中国的缺席,也成为国际史学会的最大遗憾。

 

19301940年代

为动员中国参会,1936年,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专门安排了长达一个多月的访华之旅。

19361116日,田波烈在北平举行了来华的第一场演讲——《国际历史学会的经过及组织》。中国学术界对这场演讲给予了超乎常规的礼遇,梅贻琦、罗家伦、袁同礼、潘光旦、沈兼士、姚从吾、刘崇鋐等同时出席了田波烈的演讲会,可谓群贤毕至,是中国百年学术史上罕见的盛景。

田波烈的演讲同样激情洋溢:

中国这个当今最古老的历史国度要加入到我们这个拥有40多个国家的团体中来,如果能在我任上得以实现,那将是我一生最伟大的时刻。

他热情呼吁中国历史学家参加大会,同时也期待“有朝一日大会能在中国召开,此甚所望也!”

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顾颉刚与北大政治系主任陶希圣也在北京饭店拜会了田波烈。这次会谈,给田波烈留下深刻印象,他在给顾颉刚的信中说:“我已经和许多中国历史学者讨论中国加入世界历史学会的事。直到现在并没有遇到一个人不赞成此举的。贵国的加入,对贵国本身和敝会都具有最崇高的历史意义,我也相信没有人比你更有资格来辅助这件伟大的工作。”

一个多月中,田波烈还拜访了中国外交部长、教育部长等政府官员。19361217日,在归国的途中,他致函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认为中研院是中国申请加入国际史学会最合适的主体。蔡元培复信说:“我很荣幸中国能申请加入国际史学会并在会上介绍中国。” 他指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具体负责此事。于是,傅斯年,这位公认的学术活动的天才组织者走到前台,最终成为这项工作“最实际、最有力”的推动者。

现在,南京民国档案馆还保存着傅斯年当年推动此事的10件档案。其中有一封写给教育部长陈立夫的专函:

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的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过也。

在傅斯年的主导下,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和出席苏黎世第8届大会的步伐明显加快。参会代表的人选大致范围在蒋廷黻、许地山、顾颉刚、陈寅恪、胡适和他本人。首选者为当时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此前他曾担任过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

1938年,中国抗日战争已全面爆发,南京沦陷,教育部、中研院均在迁往西南的途中,但派员出席第8届大会的工作,却没有中断。先后担任过外交部、教育部部长的王世杰,一直是此项工作最坚定的支持者,经他与蔡元培、傅斯年、陈立夫商定,出席第8届大会的代表最终落实为胡适。正在美国的胡适接到国内来信后的次日即回信:“Zurich(苏黎世),我必须去”。

19388月,二战阴云笼罩全球。第8届大会仍在苏黎世如期召开,会议代表约900人,瑞士总统出席会议。胡适作为中国第一位出席大会的史学家,在大会上做了发言。日本未派正式代表参会,但胡适发言时,一位叫松本馨的日本人却现身会场,又悄悄隐去。胡适在日记中专门记载了这位日本人的动向。大会之后的第10天,胡适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

在第8届大会上,中国正式成为国际史学会的成员。但随之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大会停止活动达10年之久,也中断了中国与大会建立起来的官方联系。

 

19501980年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17月,新的中国史学会在北京组建。与此同时,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也于1948年恢复活动,1950年在巴黎,1955年在罗马,1960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了第9、第10和第11届大会,并于1950年归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这一时期,在中苏友好的大背景下,中国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参会的这三届大会都给予了极大关注。1960年代,中国史学界还多次摘译《美国历史评论》中有关大会的内容,关注视角悄然拓展。

但当时中国总体上日趋紧张的政治环境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则彻底中断了中国与大会的联系。就是在“文革”的十年间,第13届、第14届大会相继在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举办,其中,1970年莫斯科大会,参会人数3305人,创下了迄今参会人数最多的记录;而1975年美国旧金山大会参会的国家近70个,则创造了参会国家最多的记录。大会开始以“史学奥林匹克”而举世瞩目。

1978年,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与大会的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1979年,国际史学会主席埃德曼多次致信,邀请中国历史学家参加1980年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15届大会。他说,如果缺少中国,大会就失去了“国际”的意义。  

同年,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和有关方面也先后向中国发出了同样的邀请。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全面实施,加之中罗之特殊的友谊,因而来自罗马尼亚的邀请,受到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乃至更高层领导人的重视。

19804月,中国史学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京西宾馆举行,胡乔木出席会议并发表长篇讲话。根据他的提议,决定组成中国史学家代表团,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第15届大会。19808月,以夏鼐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布加勒斯特第15届大会。当大会主席宣布中国代表到会时,“全场与会者起立鼓掌,整个会场响起了‘中国!中国!’的欢呼声 ”。

19847月,国际历史学会秘书长阿维勒夫人访问了中国史学会,双方商定了中国正式组团出席1985年在联邦德国举办的第16届大会。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阿维勒夫人。

19858月,以刘大年为团长、季羡林为顾问的中国代表团一行20人,出席了联邦德国斯图加特第16届大会。

16届大会的参会国家53个,参会代表3000余人。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向大会赠送了中国学者参会论文集,季羡林等人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摘要。

16届大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刘大年都应邀代表中国史学家致辞,这是以往极为少见的“破格”安排。刘大年在致辞中,坦诚而又深刻地表达了中国史学家的价值理念,展示了中国马克主义史学家的国际形象,“获得了全场最热烈的掌声”。

出席第16届大会,标志着中国史学界彻底结束了与国际史学界彼此隔绝的状态。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张椿年回忆说:“大会期间,德国总统举办了一个小型招待会。当总统与刘大年同志交谈时,苏联代表团团长齐赫文斯基很热情地走过来当翻译。五年前,在布加勒斯特的大会上,中国和苏联代表团的座位只隔一条过道,我曾清清楚楚地看到齐赫文斯基与他的夫人,虽然相互知道对方,但却视同陌路。而现在两国学者终于走到了一起。”

 

19902010年代

16届大会之后,中国作为国际史学会的正式会员,组团参加了1990年后的1718192021届大会,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作为具有人类悠久文明的史学大国,是否也应该争取举办大会的问题,逐渐提上了议事日程。

199527日,中国史学会向国务院递呈了在北京申办第19届大会的报告,12天后即得到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国务委员李铁映的会签和李鹏总理的同意。

5月,中国史学会正式向国际史学会呈交了由会长戴逸、副会长兼秘书长张椿年共同具名的申请报告。中国的申请,得到了国际史学会领导层面的积极响应与支持。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申请在当年8月蒙特利尔第18届大会的最终投票中未能通过。

这次申办虽然失利,但却极大提升了中国在大会的地位。在19届的奥斯陆大会、20届的悉尼大会和21届的阿姆斯特丹大会上,史无前例地连续三届设立了以中国为主题的专场讨论。

2009年初,在中国史学会领导人张海鹏的主持下,申办工作再一次启动。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影响深远;全球经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实力和信心,更是鼓舞着全世界。这都为我们申办大会创造了充足的条件。

中国史学会在讨论有关申办设想时认为,第22届大会如能在中国举行,山东济南及山东大学应成为首选的举办地。山东是孔孟故乡,也是当代中国发展最好的省份之一,山东大学素以“文史见长”,许多领域的研究居国际学术前沿。各国历史学家到山东来,可以通过山东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也可以极大提升孔孟儒学和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这一设想得到山东省、山东大学和济南市的积极回应与支持。

最终 ,20108月阿姆斯特丹第21届大会,通过了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中国济南举行的议案。

中国与世界,双方在史学对话的舞台上取得了世纪性的跨越,跨越了整整110年。

110年的历史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世界需要中国,中国需要世界。

因而,以“史学奥林匹克”为平台,续写中国的光荣与梦想,续写世界各国的光荣与梦想,仍将是中外历史学家共同的追求。

责任编辑: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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