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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史家  
辛德勇教授的学术研究

发布日期:2015-6-5    作者:《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    来源:《中国历史评论》第五辑    阅读次数:365

【编者按】自本期起,本刊增设“当代史家代表作”栏目,旨在关注中国近30年间成长起来的史学名家的学术贡献。突出其“代表作”,意在楷示学风,强调“精品”与“经典”意识。

本期介绍辛德勇教授在历史地理学、中国古代政治史和历史文献学方面的代表作及其学术贡献。

 

辛德勇,19598月生,辽宁铁岭开原人,历史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主要学术经历:19783月至198112月,哈尔滨师范大学地理系本科生;19822月至198412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19853月至19881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19882月至19925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副教授;19926月至19947月,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19948月至20048月至200411月,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989月至200411月,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兼研究生院历史系主任;200412月至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主要学术兼职:《历史地理》主编,国际史学刊物《中国史学》(在日本出版)副主编(副编集长),《中国史研究》主编等。

主要研究领域:中国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及中国古代史,是近20年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中最活跃、最重要的中壮年学者之一。

 

辛德勇教授在历史地理学研究方面的代表性的成果,首推30多万言的《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中华书局20099月出版),全书针对秦汉政区地理研究中的几项重大疑难问题,在宋朝以来历代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分析,包含有“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两汉州制新考”、“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隅边境解析”等内容。其中秦郡问题是研究中国历代郡级政区设置最重要的基础和前提,也是研究秦朝疆域变迁的关键因素,但由于清代以来的研究方法,存在某些根本性的欠缺,因而作者变换方法,以新的研究视角论证了刘宋裴駰《史记集解》开列的秦郡名目,是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天下之初的郡的设置。以此为基础,其他传世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献、文物中所见的秦郡名称,能够比较容易地对其出现的时间序列做出合理的说明,作者的这一研究堪称中国古代政区地理研究中一项重大的突破。两汉州制问题,是后来省级政区的初始形态,在中国历史地理研究领域,同样意义重大。作者也在顾颉刚、谭其骧等前贤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认识,整体刷新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又如秦汉西北部边界的变迁过程,多年来学术界一直难以准确把握,作者比较完满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同时也解决了复原秦始皇长城的一些关键问题。总之,作者的本项研究成果,使秦汉地理的若干重大问题展现出全新的面貌。

作者在历史地理学方面的另一代表作是《由元光河决与所谓王景治河重论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文史》2012年第1期),全文5万余字,针对谭其骧先生在中国自然地理研究领域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即秦朝与西汉前期向黄土高原地区的大规模移民及其所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是造成西汉中期以后黄河频繁决溢的根本原因,进行了深度学术讨论。作者认为,谭其骧先生的论断,虽然对深入分析这一问题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并推动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这一观点本身却很难成立。在一一分析相关历史文献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诸多全新的见解,如秦始皇与汉武帝向这一地区的移民,基本上局限在黄河上游区域,而这一地区的水土流失,在整个黄河下游的泥沙来源中只占很微弱的份额,所以不会对黄河下游的决溢造成重大影响,等等。该文提出的见解,对进一步深化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有很强的典型意义。

收录在作者论文集《旧史舆地文录》(中华书局20134月出版)一书中的6万多字长文《越王勾践徙都琅邪事析义》,不仅具体论证了越王勾践徙都琅邪这一事件的真实性,同时还从一个新的视角,指出勾践此番远迁琅邪的一项特殊原因,即越人善于航海而今苏北沿岸在当时存在严重的沼泽化问题,把历史政治地理、军事地理问题,与自然地理问题有机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对战国史上这一基本问题,得出了全新的认识。结合今苏北沿海的沼泽化问题,本文还指出秦始皇最后一次巡行,从会稽返回时,是从长江口下海,沿海岸向北一直航行到今山东半岛才上岸,正是这次海上航行,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以致一病不起,这也是前人从未认识到的问题。

收录在《旧史舆地文录》中的另外两篇历史地理学的重要文章是:3万字长文《陆梁名义新释》,首次清晰阐释了历代注释《史记》、《汉书》时,以及顾颉刚等前辈学者一直无法解释清楚的一个基本问题;另一篇近2万字的《秦始皇禁祠明星事解》,则辨明了历代研讨《史记》的学人以及顾颉刚、陈寅恪、周一良、邓广铭、岑仲勉、藤田丰八等中外学者无法解读的一件重要史事。

作者2013年刊发的12万字的《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初步研究》(《出土文献》第4辑)一文,由北京大学收藏的新发现秦代道路里程简册出发,并广泛结合传世基本文献和《鄂君启节》、《楚居》等相关出土文献、文物资料,对战国秦汉间荆楚地区的交通道路和重要地理设置,做出了系统、深入的考辨分析,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其中如对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楚居》所记楚君徙居之地与楚国都城之间关系的分析,针对当前比较通行的楚国频繁徙都的看法,指出楚国在战国时期实际居处的都城只有江陵和寿春这两个地方。这是一项全新的见解。又如关于陈胜故里阳城问题,学术界当前比较通行南阳阳城说,作者则依据北大简册中的相关记载,以坚实的证据,否定了这一说法。又如关于云梦泽问题,第四纪地质地貌和考古学提供的证据,早已清楚表明不可能存在跨居长江南北的云梦大泽,以往的相关史学研究,却一直没有能够从文献角度清楚界定江南之“云梦”的方位,本文结合北大秦简,从历史事实和文字训诂两个方面着手,解释明白了史籍所见“云梦”都是指长江北岸江汉之间这一区域,与长江以南地区丝毫没有关系,从而彻底区分开了洞庭湖与云梦泽的纠葛,对研究这一地区自然环境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

在中国古代地理学史方面,辛德勇教授也取得了重要突破。如《说阜昌石刻<禹迹图><华夷图>》一文,对这两帧古代石刻地图做出了极具新意的综合研究。作者指出,从内藤虎次郎到王国维等诸多中外学者一直以为唐代贾耽编制的《海内华夷图》是一种朱墨对照的历史地图,这种说法出自对《唐书》的误读。文章从学术和文化背景角度分析这两幅地图,指出北宋中期学术风气的变化和科举考试制度的改革,是《禹迹图》产生的直接因素,南宋时期华夷观念的变化,则是导致《华夷图》石刻普遍出现的原因,关中地区的石刻技能、特别是石刻地图的基础,则是石刻《禹迹图》率先出现于关中的要因。

除了历史地理学研究方面的贡献外,辛德勇教授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也颇多建树。其34万字的《建元与改元》(中华书局20137月出版)一书,围绕着中国古代年号纪年的起始时间、汉宣帝地节改元的时间与缘由、新莽年号的形式与形成原因等几项问题,结合汉代政治史,对这一时段的史实进行了讨论。本书在论证各项问题时,广泛搜集并充分利用了传世文献、以往金石书籍所著录的金石铭文以及近年新出土的各类文物、文献资料,通过仔细斟酌考辨,揭示了自东汉班固撰著《汉书》时就未能正确记述的某些问题。单纯就纪年形式本身而言,本书的主要结论是:(1)年号纪年这一形式,启用于汉武帝太初元年,此前从建元到元封各个年号,都属于追记的性质。在当时政治生活中启用年号纪年,是提高天子地位的重要手段,它是与太初改制、改历同时并行的。(2)《汉书》以及现有各种历史年表中所记载的汉宣帝“地节”年号起始时间,系出自后来追改,“地节”这一年号实际启用于后世所说“地节”二年,当时本来称作“本始六年”。更改这一年号,是汉宣帝清除霍光专权影响的一项重要标志。(3)王莽新朝的年号,《汉书》以及后世通行的各种年表,都是记作始建国、天凤、地皇,但当时实际行用的年号,却是始建国、始建国天凤、始建国地皇。“始建国天凤”和“始建国地皇”这两个看似奇怪的年号,是王莽篡汉后为应付棘手的政治局面而创制出来的,其间蕴含着非常曲折的历史事变。作者的这种研究,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份不同于以往的西汉和新莽历史纪年表,具有很重要的基础意义,而更为重要的是,这项研究透过年号的使用时间和称谓,澄清了两千多年以来一直模糊不清的一些重大政治问题,譬如霍光的政治形象等等。这不但是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探索,同时还大大深化和丰富了对“年号”这一年代学问题的研究。

《北齐乐陵王及王妃斛律氏墓志与百年太子命案本末》(《燕京学报》新三十期,20128月)一文,透过两方墓志对墓主人丧葬日期的改窜,揭示了北齐乐陵王及王妃斛律氏惨遭非命的原因,是当时人对阴阳数术的普遍崇信,特别是在政治生活中对阴阳数术的倚重。这是罗振玉、赵万里等前辈学者在考察这两方墓志时未能认识到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历史文献学方面,辛德勇教授也著述丰富。其25万字的论文集《困学书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12月出版)和26万字的《纵心所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8月出版)涉及诸多版本学、目录学内容。而其5万字长文《陈寿<三国志>本名<国志>说》,通过分析文献记载与古刻旧本的实际情况,指出《三国志》一书本来的名称是《国志》,《三国志》只是一种俗称,直到明万历年间,才有刻本将其书名镌作《三国志》,此前则均称《国志》,《国志》是与《国语》、《国风》、《国策》相同的命名形式。过去缪钺先生曾特别强调《三国志》一书“如此称呼,千载相承,并无异议”,本文则第一次正确指出了此书的本名。这一结论,以及在论证过程中所涉及的诸多基本问题,在历史文献学、古籍版本学的研究中,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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