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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历史

发布日期:2015-6-23    作者:项观奇    来源:《中国历史评论》第五辑    阅读次数:365

什么是历史,这是一个老问题。 三十年前编写《历史科学概论》的时候,想过这个问题,三十年后,要修改《历史科学概论》,又想了想这个问题。原来我是这样写的:“历史,广义地说是指一切事物已往的运动发展过程,它可以分为自然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自然发展史比起人类社会发展史时间久远得多、范围广大得多。但是,通常我们并不广义地使用历史这一概念,我们所讲的历史,一般是指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历史,即与自然界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人类社会已往的运动发展过程。”还引用了李大钊同志在《史学要论》中的一段话:“吾人自束发受书,一听历史这个名词,便联想到二十四史,二十一史,十七史,史记,紫阳纲目,资治通鉴乃至HerodotusGrote 诸人做的希腊史等等。以为这些便是中国人的历史,希腊人的历史。我们如欲研究中国史,希腊史,便要在这些东西上去研究;这些东西以外,更没有中国史希腊史了。但是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它不是些陈编,不是些故纸,不是僵尸,不是朽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东西。我们所研究的,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活的历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纸堆理去寻。”

这样说对吗?我又看了一些同类著述对“历史”所下的定义,可以说,大同小异,差不太多,也就是说,表达有不同,实质没不同。甚至几本书也同样引用了李大钊同志的这段话。

但是,我自己现在还是有了不同的想法。我觉得,这样说没有错,但恐怕不完备。

主要缺点是强调了历史具有过往的属性,没有看到还有现存的属性。而没有后一种属性, 人类无法认识自己的历史。历史和现实之间,没有一条截然分开的鸿沟,历史认识和现实认识之间也没有一条截然分开的鸿沟。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把历史著述和历史真实截然分开是不对的。如果历史著述,取材审慎,是信史,那是能够反映历史真实的,不然就否定了历史学可以真实反映历史的可能性。

不仅如此,历史著述运用历史资料,并不等于没有实践作基础。虽说不是直接的实践, 但只要材料可靠,这材料转弯抹角还是来自直接实践。这是历史著述可能真实反映客观历史的根据。

正是基于此,我觉得,对于历史的认识和对于现实的认识,从认识论的角度考虑,没有本质的不同。

但我想的还不止如此。

我想,历史著述和历史资料不是一回事,历史资料又是形式多样的,也不是一回事。例如,考古发掘、实地调查,提供的许多实物,那不是存留到今天的真实的历史吗? 生产者不在了,生产过程看不到了,但生产的产品却留了下来,这是当时的历史的产物,是真实的历史,客观存在过的历史。要研究桥梁建筑史,赵州桥就是历史实物,要研究古代建筑史,故宫建筑群就是实物。这不是活生生的历史吗?

就是文献资料,也有活生生的历史。司马迁记述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到了班固那里,受汉儒影响,变成了“除井田,开阡陌”,我看是错的。司马迁不错。但“开阡陌”是怎么回事,众说纷纭,搞不清楚。上世纪八十年代,四川青川县秦木牍出土,把“开阡陌”写得清清楚楚。但当时史学界的认识能力有限,其中的“广一步,袤八则为畛”,解释不好。把 “则”字当副词用,结果争论不休。后来阜阳汉简出土,知道“则”是数量词,是三十步的意思, 就像“九夫为井”,不是九个农夫种一井的意思一样,“夫”是数量词,代表一百亩,是九百亩是一井的意思。再后来,张家山汉简出土,重复了青川律文,而改写为“广一步,袤二百四十步为畛”。袤八则,有了铁证。

这件事很有启发意义。秦简木牍所写本身就是当时的法律,是当时的现实,今天叫历史。这个历史是真实的。秦简木牍本身也是历史,它告诉我们当时用什么材料写法律,律文怎样、文字怎样,等等,都是当时的真的历史。正因为这些是真的历史,所以,司马迁的“为田开阡陌封疆”有了确解。尽管还可研究,但司马迁说得不错是肯定了。

可见, 把文字资料、历史资料和客观历史截然分开是不对的。人死了,活动不在了,后人看不到,但当时人的活动的信息和实物并不是完全消失了,也就是说真实的历史还有存在,并可以通过这些存在去认识过去了的历史。如果把真实的客观的历史,解释成完全和人类留下的文献资料截然隔开的另一极端,那就没有了人们可以认识真实的历史的可能。更何况,现在有了录音、录像,历史虽说过去了,但后人,不仅可以看到,甚至还可以听到,这不是真实的历史的信息在现在的存留吗?“9.11事件”,碰巧有人录了像,全世界都看到了这段历史。这个历史瞬息间就过去了,但它的信息还在,而且活生生,惊心动魄。要研究,还可重复放。连梁启超强调的历史的一次性,都打了折扣。历史本身是一次的,但依靠影视图像,我们可以反复看、反复听。其实,一切真实的历史的信息,都具有这样的性质,它是客观历史在现在的存留的形式。这就是人们站在现在,可以追述历史的根据。

 历史还有延续性。历史是作为一个过程而存在的,这一点大家都肯定。但历史的延续性,好像论述不够。历史上的好多东西,不是稍纵即逝的,相反,它能长期延续下来,因此,有些东西,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不仅在历史上存在,也在现实中存在。例如,你在博物馆里看到汉代的农业生产工具,你会发现,直到解放后,我国许多地区的农业生产工具依然如此,如果说有差别,有时是汉代做得更好一点。这就是说,两千年间制造农业生产工具的技术延续到了今天,今天的技术,不过是古代技术的延续。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或者说,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历史没有过去,也不是人体猴体之间的关系。这在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等等历史领域里是常有的。

人类历史可以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精神文明的延续性更明显。在文化领域里,世代传承的历史现象更是屡见不鲜。《资治通鉴》怎么只是死的东西? 它是司马光写史这一历史现象的活生生的结果。司马光不在了,他写史的过程看不到了,但是他工作的成果在,他的思想,他的成就,从他的《资治通鉴》里可以看得最清楚。就是他的同时代的人,也不是个个都能见过司马光,个个都能看到他的工作过程,当时人要研究司马光的史学成就,主要也是看《资治通鉴》,一千年前看,一千年后看,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资治通鉴》是真的活生生的历史实物。这部书是历史在现实中的存在。北魏有位大书法家叫僧安,是位虔诚的佛教徒。他知道竹帛纸张都不易保存,看到石刻存留久远,就在我们泰沂山区到处写经刻经,泰山的经石峪大字就出自他的手笔。僧安出自社会下层,名不见经传,但他真聪明,靠这一手,给我们留下了真实的历史。研究僧安的书法,一千五百年前看,一千五百年后看,区别不大。而且当时人就说他超过了王羲之等前辈,这话也刻在了山石上,也是当时的真实的历史,我们看到了,知道了。顺便说一句,一千五百年后,泰沂山区又从社会下层出了一位僧安的继承者武中奇,我誉他为“当代书圣,古今一人”。他的书法刻碑在济南,也能长存人间。所以,印刷术这发明不得了,它把历史的信息保留了下来,今后办法更多、更高明了,历史留下来的信息量更大,担忧的不是看不到历史,恐怕是看不过来历史。只说历史是“已往的”云云,准确吗?

历史和现状不同,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当然也不同,但是这种不同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例如毛泽东所倡导的调查研究,那是对现状的研究,但是,你去开调查会,找不同的人访问,他们所提供的材料,作为一种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感受,也是在说历史。他们所提供的资料,既是现状的,也可以说是历史的。和历史研究的区别在于,越是时间久远,你可能调查的对象就越少,甚至没有,因而得到的信息量少,而且,也无法亲身接触、亲身感受从事历史活动的主体的人,这恐怕是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的主要区别。

过往的历史是丰富的,可是没有历史信息留下来,对这些历史的认识也只能是空白的。可以想象,一百万年前的猿人,一天生活也是二十四小时,地上树上,毒蛇猛兽,天寒地冻,忍饥捱饿,艰难的生活也有丰富的活动内容。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几块石器,几多动物遗骸,真实的历史遗存有多少,我们就只能说多少,认识多少。不存在信息,我们无法认识,无法复原。

意大利的克罗齐有一句名言:一切真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本没有多少深刻的道理,顶多从一个侧面说出了历史著述者及其时代对历史著述的影响。可是一些人很赞赏。其实,这句话,说法巧妙,内容陈旧。真实的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会因哪代人、什么人带着怎样的历史观反映它而发生改变。限于某种私利的局限,当代人面对历史睁眼说假话是常见的。况且,当代人也不是一个完全一致的整体,在现实社会里是划分为不同阶级的。站在不同立场上,对 “真”的认识不一样,对历史的描述也不一样。足以反驳这类说法的例子太多了,举不胜举。而且,越是重大的历史课题,分岐越尖锐。指出当代人对修史的影响是对的,但这不等于真实的客观历史本身不存在,不等于客观历史会因当代人怎样说就是怎样。没有历史信息,当代人是无能为力的。历史信息是是真实的历史的存在,它是历史认识论的唯物论基础。

我认为,明白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它的意义在哪里呢?在于,如果只说过去了,不存在了,那等于说历史不能认识,就会陷入了历史不可知论,就会滑向历史唯心论,就会在实际上取消了历史科学。

历史是人类社会已往的运动发展过程,历史又是以各种信息资料存留到现在的可知的以往的运动发展过程。这样说是不是更好些、更全面些,是不是这样就能把今天人们认识历史的可能和真实存在过的历史连结了起来,也就是把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连结了起来。我没有把握,所以不想过多发挥,只是提出来请专家指教。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学科面对的历史认识的大问题。 

(责任编辑: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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