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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中国的汉奸处理政策:国共两党的比较

发布日期:2014-8-4    作者:[日]菊地俊介    来源:《中国历史评论》第二辑    阅读次数:1555

【摘 要】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沦陷区进行殖民统治,日军及其控制的傀儡政府裹胁大量中国人加入日伪组织,参与或支持日本侵略者的各种工作,这些中国人被称为汉奸。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和中共政权对这些汉奸进行了处理。本文分析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颁布的有关处理汉奸的各种条例和声明等,特别关注条例条文存在的共性、差异等问题及其变迁,进一步探讨抗战后中国怎样认识汉奸的问题。

【关键词】 抗日战争 汉奸 惩治

 

 

【一】 战时国共两党对待汉奸的政策

【二】 战后国民政府的汉奸处理政策

【三】 战后中国共产党的汉奸处理政策

【四】 《新华日报》围绕汉奸处理的争论

【五】 汉奸审判

【六】 结语

【编稿随笔与图文互动】 日本向联合国签署英文投降书 / 《审讯汪伪汉奸笔录》 / 枪决汉奸 / 王克敏逆产案 / 处决大汉奸王铁相的报道 / 《新华日报》连续刊登《汉奸名录》 /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分为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沦陷区是日伪政府统治的地区,由受日军控制、被称为傀儡政府的伪政府进行殖民统治。与敌伪合作的中国人,被称为汉奸。但抗战时期,仅华北沦陷区就有一亿中国人,除日伪政府的干部外,不少人也以各种方式被卷入日伪组织,参加或支持日本的各种工作。例如,伪民众团体中华民国新民会,以贫农为兵员中心的临时政府统治下的治安军(日伪政府的“国军”,即“伪军”)等。这么多的中国人被卷入日伪工作,他们的存在是构成中国现代史的重要因素。汉奸问题也是日本的侵略和殖民统治所遗留的不容忽视的问题。

抗战胜利后,为了重建国家,中国社会对这些汉奸进行了处理。关于抗战后中国的汉奸处理政策,过去的研究集中于汪精卫等日伪政府干部受到的汉奸审判以及他们被处以死刑的过程,涉及日伪统治下的普通人民的研究还不多。本文分析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颁布的有关处理汉奸的各种条例和声明等,特别关注条例条文存在的问题及其变迁,并进一步探讨抗战后中国怎样认识汉奸、对待和处理汉奸的问题。

 

战时国共两党对待汉奸的政策

 

七七事变后不久,1937721日,中共在《中央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中提出“肃清一切亲日派汉奸分子”。 19387月,国民政府公布《抗战建国纲领》,提出“对于汉奸严行惩办,并依法没收其财产”。 1938815日,国民政府公布《修正惩治汉奸条例》。该条例列举作为汉奸可判死刑和无期徒刑的罪状有14项,其中第二条规定:“一、图谋反抗本国者。二、图谋扰乱治安者。三、招募军队或其他军用人工役夫者。四、供给贩卖或为购办运输军用品或制造军械弹药之原料者。五、供给贩卖或为购办运输谷米麦面杂粮或其他可充食粮之物品者。六、供给金钱资产者。七、泄露传递侦察或盗密有关军事政治经济之消息文书图画或物品者。八、充任向导或其他有关军事之职役者。九、阻碍公务员执行职务者。十、扰乱金融者。十一、破坏交通通讯或军事上之公事或封锁者。十二、于饮水食品中投放毒物者。十三、煽惑军人公务员或人民逃叛通敌者。十四、为前款之人犯所煽惑而从其煽惑者。” 条例第九条规定关于没收财产:“犯第二条之罪者没收其财产之全部”。同时条例第三条规定“包庇纵容前条之罪犯者以共同正犯论”,未遂者和隐藏这些罪人的行为应受到处罚。另一方面,该条例规定在被发现有汉奸行为之前主动自首的人,适用《汉奸自首条例》(详情后述)。此后的汉奸处理政策基本上是根据《修正惩治汉奸条例》进行的。

    另一方面,中共开始主张处理汉奸时应该分清“大汉奸”和“小汉奸”,即所谓“宽大政策”。1938112日的《新华日报》上,中共提出 “大汉奸”和“小汉奸”的区别,也就是将积极投身于日伪工作的人和由于生活环境的原因、被骗、被迫,不得已与日伪合作的人,要分清对待。 1942116日《中共中央关于宽大政策的解释》规定,“对敌人、汉奸及其他一切破坏分子等,在被俘被捕后,除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外,一律施行宽大政策,予以自新之路”。首先保证反省的机会,惟有不反省的人被认为是汉奸受到处罚。根据地设立感化院,收容日伪方面的军人、警察、官员、受过日伪训练的青少年犯罪人等,进行政治教育,然后使他们从事生产劳动等的活动,促使他们更生。

伪军士兵是宽大政策的主要对象。中共认为,伪军士兵的大部分是被迫或由于生活环境的压力,不得已投身于日伪方面的。其实,伪军士兵的主要成员是以收买、欺骗、强迫征集等方式招徕的贫农。对这些“小汉奸”应该采取宽大的态度。为了宽待反省的人,促使汉奸“自首”,各个根据地制定汉奸自首条例。这些条例的适用范围不限于“贫农”。例如,19381117日公布的《晋察冀边区汉奸自首单行条例》第二条规定:“凡因不得已组织或参加伪军(伪保安队、伪皇协军、伪满洲军、伪警察)者,不论士兵与官长,个人与团体,其能执行下列工作之一者,均予以自新之机会”。该条例第三条规定:“凡因不得已参加伪政权而来屠杀中国同胞者,不论官级高低,个人与团体,其能执行下列工作之一者,均予以自新之机会”。该条例第四条规定:“凡因不得已参加伪宣抚班、伪报馆、伪新民会等汉奸组织者,不论其过去欺骗同胞之罪恶,其能弃暗投明,痛改前非,从敌区来归,写诚恳的悔过书,并于其行动上证明其确系悔过者,加以教育后,分配以适当的工作”。这里可以看到,“不论士兵与官长”、“不论官级高低”等文字。这意味着当时中共所采取的汉奸处理政策的方针是不管汉奸的身份,只要反省就原谅他们,保证此后的生活,让他们回到中国社会。

    关于财产的没收,19371015日,毛泽东和张闻天表示,主要的对象应该限于大地主并且是汉奸,关于不是大地主还不是汉奸的人或“中层分子”,如果民众不同意的话,不用没收财产。中共的抗日根据地决定,将符合国民政府规定的《修正惩治汉奸条例》第2条的罪状的人认定为没收财产的对象。 此外,《修正惩治汉奸条例》第十条规定:“以本条例没收或查封财产之全部时应酌留家属生活费”。中共的方针也仿照国民政府的该条例。

 

从上述的资料来看,根据“宽大政策”对待汉奸的方针就是基本上只要反省就被原谅的。看来中共的方针就是,不管汉奸的身份或行为,尽可能把大多数的人拉进自己阵营。但是汉奸政策实际执行的情况并不一定如此。194077日,中共的声明指出,在根据地发生乱抓乱杀汉奸的情况,所以应该改正这种“左倾”错误。 当时的媒体报道,在根据地,有一个汉奸因间谍的嫌疑被抓,根据地不希望政府采取“宽大政策”,实际上他被处死刑。当时的媒体报道上随处可见煽动民众憎恨汉奸的描述方式。虽然汉奸处理方针如上所述,但这也是实际情况的另一面。

这是网上流传的一张图片,其来源与背景不详。从人群中张挂的“枪决汉奸”标语和跪地者的服装看,应是对日伪军人的处决。

 

19401月,在日本人策划下,汉奸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举行青岛会谈,决定成立南京伪国民政府。上图为汪精卫(中)、王克敏(左)、梁鸿志(右)在青岛。下图为抗战胜利后,民国政府没收王克敏财产的卷宗。封面除标明“王克敏逆产案”外,另用钢笔标明王克敏的身份“大汉奸日伪华北北平、天津政府主席。”

 

 

战后国民政府的汉奸处理政策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打算利用汉奸巩固自己的势力基础,中共为了瓦解国民政府的势力而主张积极处罚汉奸,这是过去的研究也提到的二战后的势力结构。那么,从抗战时期到抗战结束后,汉奸处理方针有什么样的变化?抗战结束之前,194425日,中共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文章,向国民政府要求尽快处罚汉奸。这篇文章建议关于认定汉奸的基准,“一、高级汉奸,文职荐任职以上、武职中校以上。二、宣传人员,为编辑,宣传机关的科员以上的人员,“作家”。三、文化汉奸,学校伪训导主任,大中学校校长,民众教育馆的人员。四、特工人员,不论上级职员或下级的小卒,一个也不应放过”。 这里要注意的变化是,汉奸的身份高低成为处罚汉奸的标准。

    这种情况下,19451123日,国民政府公布《处理汉奸案件条例》。该条例的第二条举10项的罪状:“一、曾任伪组织简任职以上公务员,或荐任职之机关首长者。二、曾任伪组织特务工作者。三、曾任前两款以上之伪组织文武之公务员、凭藉敌伪努力,侵害他人,经告诉或告发者。四、曾在敌人之军事、政治、特务或其他机关工作者。五、曾任伪组织所属专科以上学校之校长或重要职务者。六、曾任伪组织所属金融或实业机关首长或重要职务者。七、曾在伪组织管辖范围内,任报馆通讯社、杂志社、书局、出版社社长、编辑、主笔或经理,为敌伪宣传者。八、曾在伪组织管辖范围内,主持电影制片厂、广播台、文化团体,为敌伪宣传者。九、曾在伪党部新民会、协和会、伪参议会及类似机关参与重要工作者。十、敌伪管辖范围内之文化、金融、实业、自由职业、自治或社会团体人员、凭藉敌伪势力,侵害他人,经告诉或告发者”。同时第三条规定“前条汉奸,曾为协助抗战工作或有利于人民之行为,证据确凿者,得减轻其刑。依前项规定,减处有期徒刑者,仍应褫夺公权”。这意味着如果可以证明为抗战做了贡献的话,可以对该汉奸采取减刑措施,但是不免受到褫夺公权的处罚。关于自首,1945810日之后坦白的人不能受到减刑措施。该条例第二条所举的罪状10项之中,值得关注的是第一、第三、第七,从这些条文可以看出:认定汉奸的标准不是具体的罪行,而是汉奸的社会地位。此外该条例第二条上还有要关注的是第五、第六、第九。这些条文有“重要职务”、“重要工作”等的规定,“重要”到底是什么?这些规定缺乏具体性。围绕这些模糊规定的解释,抗战结束后不久已经开始了讨论,但没有得到明确的解释。由此来看,可以想像运用法律条例时避免不了主观的因素,可以说这是二战后中国汉奸处理政策的一个特征。

    1945126日,国民政府公布《惩治汉奸条例》,具体地规定罪状和量刑。其中第15条如此:“曾在伪组织或其所属机关团体担任任务,未依本条例判罪者,仍应于一定年限内,不得为公职候选人或任用为公务员,其详细办法,由考试院合同行政院定之。”  “一定”到底多长时间?这里也有“一定年限”般的模糊规定。但是,这意味着只要过了“一定年限”之后,这些汉奸也能被原谅。

    抗战结束后,为了逮捕汉奸,国民政府也行动起来。国民政府也鼓励人民协助逮捕汉奸。据《战时司法纪要》,汉奸中有十分之一或二改名逃跑到乡村,或逃跑到北京、天津、上海、香港、厦门等地享受奢侈的生活。 司法行政部将汉奸名册寄给各个机关,悬赏鼓励人民告发、捕获汉奸。《就逮汉奸尽速惩处脱逃汉奸加紧搜捕案》指出,不管汉奸的大小,都将褫夺公权终身。没收的汉奸财产作为国有财产用,在不超过一般人民生活水平的范围之内,将家人的生活费留下。如果有正当原因的话可以考虑减刑,但是《惩治汉奸条例》第2条到第4条规定的汉奸不属于减刑、免罪等措施的对象。 从这里可以看到抗战后国民政府所采取的处理汉奸方针是比较强硬的。

    但是,当时中共不断地抨击国民政府利用伪军、将汉奸的军官再任用为国民政府军队的军官。此外,中共批评国民政府对小汉奸执行的处罚也是不公平的。具体的例子是:为日本人盖房子的人被判12年徒刑, 给日本人卖牛奶的人被判2年徒刑,军人汉奸没有被处罚,农村的汉奸一直留任区长、保长,良民却被认定汉奸等等。 

总之,抗战结束后为了处理汉奸,国民政府公布了各种条例,规定应该怎样对待汉奸。但是,这些规定存在不少难以避免的主观因素。

 

战后中国共产党的汉奸处理政策

 

抗战结束后,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对日伪统治下被卷入伪军等日伪组织的人发出警告。据此,中共打算通过说服、教育等工作将这些人拉进自己的阵营,但是对不改悔的汉奸彻底进行调查,恢复国土之后处罚。此后,中共在各地陆续设立战犯调查委员会。

    中共在各地公布关于汉奸处理的条例和指示。其特点之一是,与国民政府的方针一样,汉奸的地位高低也成为处理汉奸的标准之一。194595日,淮北区党委会发布《关于解放城市后惩治汉奸叛国罪犯的指示》,摘录几项如下:“一、凡伪军团营以上、伪政权县区以上之主要负责人及特务分子,应一律逮捕监禁,听候法庭处理”,“七、凡伪皇军士兵,连(尉)以下军官及伪组织中之下级官员与一般职员,而又无罪恶者,一律不咎既往” 。 19458月发表的《山东省惩治战争罪犯及汉奸暂行条例》规定,死刑、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的罪人之中包括“伪军、伪警、伪政权组织之主官或主谋,并积极破坏民族解放事业者”。 1945129日公布《苏皖边区惩治叛国罪犯(汉奸)暂行条例》也有以无期徒刑或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的汉奸为对象的同样规定。

    其中,有几个规定的处罚对象不限于组织的领导阶层。19463月公布的《苏皖边区第一行政区惩治汉奸施行条例》规定,死刑、无期徒刑、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的对象包括“充任伪军警、伪政权、伪组织之人员,并积极破坏我民族解放事业者”。 上述《山东省惩治战争罪犯及汉奸暂行条例》的“主官或主谋”也是模糊的规定,但这个《苏皖边区第一行政区惩治汉奸施行条例》使用“人员”这个更模糊的用语,这个“人员”是指着哪个阶层?没有具体的记载。这也是与国民政府所发布的各种条例的规定相同的问题。

    此外,围绕怎样处理汉奸,“群众”的感情也成为判断的标准之一,这是值得关注的特点。19451210日发表的《太行行署对战犯处理的指示》规定:“首要分子及危害群众利益罪大恶极者,应从严治罪,及酌量没收其财产全部或一部,并褫夺其公权”,另一方面表示:“一般人员对群众无重大危害者,应以下述规定从宽处理”,接着“一、家在新解放区者,一般应不治罪及不褫夺其公权。但个别人员,为群众所愤恨,或犯有他罪,经群众追诉者,仍应治罪,并酌情予以夺权处分”,“三、凡被褫夺公权之伪军伪组织人员,改悔有据,经群众同意者,得恢复其公权”。从这里可以看出,通过一系列的汉奸处理,中共意识到怎样得到民众的支持。当然,自条例规定的角度来看,“群众”的感情也是模糊规定,运用该条例时避免不了主观地决定处罚汉奸的方针。

    那么,如何规定酌情减刑?《关于解放城市后惩治汉奸叛国罪犯的指示》规定:“五、伪军官自动反正者一律免咎既往,并保证其生命财产之安全”,同时规定:“六、凡因生活及环境所迫,盲从附和或被胁迫参加伪军伪组织的而又罪恶不大者,视情节轻重得减轻或免除处分,但须向政府或人民悔过,其为群众公推,以敷衍敌伪者,亦宽大处理”。这里也可以看到,中共基本上认为小汉奸参与日伪方面的原因是他们所受到的生活环境的压力。

    关于没收财产,《苏皖边区惩治叛国罪犯(汉奸)暂行条例》规定:虽然没收汉奸的财产,但是将家人的生活费留下。这基本上是仿效国民政府所规定的方针的。此外还规定没收的财产的用途是抗属、贫民、难民、失业者等的对策。

如上所述,中共的汉奸处理政策也基本上沿用国民政府先前提出的方针。同时,条文上缺乏具体性的规定,又避免不了主观判断的余地,而且“群众”的感情也是处理汉奸的一个标准。这是中共汉奸处理政策的特点。

 

《新华日报》围绕汉奸处理问题的争论

 

    1945815日至同年919日,《新华日报》陆续登载汉奸名录。名录中涉及的都是汪伪政权的干部、局长等级的政府人员、学校的校长、杂志的编辑者或主笔、剧团的导演、漫画家、音乐家、音乐学校的教师、银行的总经理或理事等著名人物,而不是老百姓阶层。

    此外,围绕汉奸处理,中共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各种意见,也涉及到怎样处理小汉奸。该报还刊登有关汉奸处理问题的文章,并多次批评国民政府所采取的汉奸处理方式和处理政策只是表面上装着处罚汉奸,其实是利用有罪的汉奸,看出不公平的处理汉奸的方式等等。

    抗战结束后不久,《新华日报》1945818日发表社论《严惩汉奸卖国贼》,主张小汉奸也应该受处罚。但是1945928日的社论《评行政院和参政会驻委会提出的“处置汉奸条例草案”》表示:关于伪军的下级官佐和士兵,要分别有没有直接危害人民的罪恶后决定怎样惩罚。但另一方面,关于在日伪组织做工作的人,不管地位的高低,全都应该受长期褫夺公权的惩罚。作为处理汉奸的判断基准,对伪军士兵考虑地位的高低,但是对日伪组织的工作人员不适用这个原则。从这里可以看出,《新华日报》社论所建议的处理汉奸的判断基准不是固定的。

    《新华日报》上,围绕汉奸处理还有各种各样的讨论,例如纪正长提议按等级予以处罚。他的基本想法是反对对汉奸采取宽容的态度,但是不赞成对所有的汉奸一律处罚的方式。他提出:将汉奸的等级分为伪军士兵及伪政府委员6级以下的职员、排级到营级的伪军官及委任5级到委任1级的伪公务员、团级至师级伪军官及荐任职伪公务员、军长以上的伪军官简任职以上的伪官员。然后,分为为人民做贡献的汉奸、没有做贡献而没有犯罪的汉奸、犯罪的汉奸三种,每个等级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等级低、为人民做贡献的汉奸的惩罚轻微,而等级高、犯罪的汉奸的惩罚严厉。至于军长以上的伪军官简任职以上的伪官员,不管做什么汉奸行为都被枪决。吴晗也表示反对对汉奸采取宽容的态度对待。他提出将汉奸分别按照他们所做的汉奸工作时的地位和汉奸行为的内容,决定对每个汉奸处罚的轻重。

    那么,《新华日报》上讨论的这些人怎样看待下层的小汉奸呢?纪正长提出,伪军士兵也为人民做贡献的话应该免罪。没有做贡献也没有犯罪的话,褫夺若干年公权,但是反省、受教育之后可以原谅。犯罪的伪军士兵被褫夺公权,罚3年以下劳役。 吴晗提出,“伪组织的中下级公务人员,靦颜事敌,分别处有期徒刑,罚充劳役,没收家产,并永不叙用。” 根据他们的主张,虽然下层的小汉奸受到生活压力而不得已充当伪军士兵或日伪的下级工作人员,但是要受比较严厉的处罚。

通过这些讨论可以看到,围绕怎样处理汉奸,虽然中共和国民党公布各种条例,但实际上还有争论和各种各样的意见。汉奸处理政策就是在这种不稳定的情况下进行的。

 

汉奸审判

 

    抗战结束后,日本每日新闻记者益井康一有如下记述:“在华北,战争结束之年12月,在北平、天津地区,与华北政务委员会有关系的官吏被逮捕,一网打尽了。(中略)结果,在河北、山东地区被捕的人共达到大约600人,其细目是:河北省392人、山东省198人,当然这是限于著名人物的,其他的小汉奸的人数更多”。 被逮捕的人具体是什么样的人,跟“其他的小汉奸”之间的差别到底是什么,这段记述没有具体说明。但是,当时的中国社会有不少被称为汉奸的人,这就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关于审判的结果,根据《中华年鉴》,起诉者30185人、不起诉者20055人、其他13323人,死刑369人、无期徒刑979人、有期徒刑13570人、罚款14人、无罪5822人、其他10654人。 这个数字大大超过益井康一所提出的人数。这个数字里面包括什么样的人,这些人的情况还不清楚。无论如何,这意味着“著名人物”以外被判徒刑的人也不少。

 

结语

 

  通过本文的考察,可以看到抗战后处理汉奸问题的几个特点。

    汉奸所属的社会阶层各种各样,基本上中共、国民党都采取将汉奸分为大汉奸和小汉奸的方针,尽可能对小汉奸采取宽大的态度。由“褫夺公权”的处分方法可以看出,过了一定期间,受过处罚的汉奸也被原谅,可以说大部分被卷入日伪方面的普通人民都能回到二战后的中国社会。这些处理汉奸方针的背景就是,中共、国民党基本上都认为中国人民成为汉奸的原因之中有生活环境的压力,还有这些汉奸也是日伪统治的牺牲者的想法。此外,大概两党面临这么多的“汉奸”,一律处罚他们也是非常困难的。同时,这种宽容的态度也出于两党将这些小汉奸拉进自己的阵营的方针。

    但实际上在运用处理汉奸的条例的过程中,有审判不公平、条文缺乏具体性等问题。作为法律规定,汉奸处理政策包括不完善的因素,运用条例时避免不了主观或运用者随意解释的余地。总之,抗战后汉奸处理政策是在这种不稳定的情况下进行的,可以说抗战后的中国人民的命运也受到这种不稳定的社会形势的影响。

责任编辑:吕冬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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