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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安乐死运动研究

发布日期:2014-8-4    作者:陈学娟    来源:《中国历史评论》第一辑    阅读次数:569

【摘 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改革浪潮席卷美国,安乐死迅速成为美国社会革新的焦点之一,美国安乐死运动应运而生。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探索和斗争,20世纪90年代以后,拒绝或撤除医疗式的消极安乐死基本被美国法律所接受,俄勒冈、华盛顿、蒙大拿和佛蒙特州还率先在法律上认可了医生协助自杀式的积极安乐死。本文以时间为线索,分阶段重点叙述了美国安乐死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概况。

【关键词】 美国 安乐死 运动        

 

【一】 第一次聚焦安乐死与相关协会的成立

【二】 协会的早期活动

【三】 死亡权利运动

【编稿随笔与图文互动】 编稿随笔:《时代》周刊封面上的安乐死主题 / 美国安乐死运动的领袖波特 / 教皇庇护十二世与消极安乐死 / 抗议安乐死 / 编稿随笔:尊严死在中国

 

 

   1915年,安乐死成为美国社会热议的焦点,从那以后,安乐死便一直影响着美国。1938年美国安乐死协会的建立是19世纪以来美国安乐死运动发展的一大飞跃,这个组织的出现标志着美国安乐死运动的最终形成。有效的领导,加上积极的宣传和活动的开展,美国安乐死运动发展很快,其早期开展的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和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弥足珍贵的。

 

一、第一次聚焦安乐死与相关协会的成立

 

    19151112日凌晨,在芝加哥的美德医院,安娜•勃林格正在生产,这是她的第四个孩子,一个七磅重的男婴。她的整个怀孕过程并没有什么异常反应,生产时也不是很费力,但很不幸的是孩子是个严重畸形儿。哈利•海瑟顿院长建议其父母放弃手术,正是他的这个决定犹如一声巨响震惊了整个美国,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和关注甚至一度超过了当时来自前线的一战新闻。安乐死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被激烈地争论着,全国人民的目光第一次聚焦安乐死。

最终,勃林格夫妇认可了海瑟顿的建议,孩子在日益激烈的争论中死去。海瑟顿在医院提这样的建议并不止一次,在勃林格事件之前便有许多这样的婴儿死亡。他认为,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让这些婴儿长大,长大后他们只能躲在最阴暗的角落里生活。无论其自身,还是承担其照顾费用的国家或者其后代,没有谁能享受到生活的幸福。

    在勃林格男婴事件上,海瑟顿的行为一方面也许出于人类与生俱来的某种本能,这或许是一种对人生的体验,对弱者的怜悯和对残酷的现实社会的认知。另一方面也受到优生学思想的影响,当一位记者曾直接问到他这个问题时,他明确地给予了肯定。他独自开启了安乐死发展的新局面,他向人们证实了支持安乐死是一种本能行为,相比以往,他不仅让更多的美国人讨论安乐死,而且还获得了许多人对安乐死的认可,鼓舞人们大胆的表达自己的观点。

    针对勃林格男婴事件和海瑟顿的行为,一些赞成进步主义思想的科学界、医药界等各领域专家、人士都给予了海瑟顿支持。优生学家麦迪逊•格兰特就认为,“杜绝障残婴儿”是迈向“消灭不适应者”有利的第一步。其他优生学家,如温和派的耶鲁经济学家欧文•费希尔以及生物学家查尔斯•达文波特,他们在1915年以前都不认可安乐死是实现优生学的一种手段,而现在,他们也打破了沉寂,对海瑟顿的处理方式均持赞扬态度。另外有一些报纸赞扬他的大胆,认可他从社会和经济的角度让残疾婴儿死去的尝试。不拘一格的《新共和报》曾从反对虚伪的生命神圣论的角度为海瑟顿摇旗呐喊,曾这样写道:“这让一个国家猛然意识到,我们曾以为对孩子们的关爱已经做得很完美了,而事实上,我们只是在自吹自擂。拥有一个活着的机会对大多数人而言是幸福的,甚至有朝一日会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但是,他们拒绝这样的机会,因为公众的麻木不仁,因为国家政策的软弱无能,社会对他们视而不见。” 《新共和报》的总编赞同海瑟顿的观点,他认为这一事件重新定义了生命,只有赋予了潜在的幸福、智慧、存在的社会价值等内容之后,生命权才有意义。

    然而,海瑟顿同样也招来了批评的声音。著名进步人士朱莉娅•莱斯罗普和简•亚当斯在勃林格男婴事件上对海瑟顿提出了批评。他们指出,进步主义赞同人们拥有安乐死的权利,但并不是每位进步人士都是安乐死的支持者,更不意味着每位安乐死支持者都拥有进步主义思想。当时大多数的医生们都反对海瑟顿的做法。他们认为,医生的首要职责就是救人,而不是整天忙着决定谁是或不是所谓“适应者”,实际上,没有谁有权代替他人做这样的决定。在法律的约束下,他作为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却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因而他是有罪的。大多数律师也站在了反对的一边,认为海瑟顿侵犯了勃林格男婴与生俱来的生命权。大多数的罗马天主教徒反对海瑟顿不手术的决定和《新共和报》的评论。他们认为,像勃林格这样的男婴若被世界拒绝的话,无疑褒读了生命的圣洁。海瑟顿没有履行他本应保护生命的天职,而十分荒谬的替上帝决定勃林格男婴的命运,他也极有可能在未来滥用这本不属于他的权利。天主教徒还认为海瑟顿将人类的生命降到了与牲口相提并论的荒谬境地,根据海瑟顿的那套理论,想必所有那些智商低下、身体不健全、体型瘦弱、年世己高的人迟早有一天都要被他这样的方式解决掉。

    总之,对海瑟顿持支持态度并不意味着是对优生学、安乐死的肯定,同时,反对海瑟顿也不意味着不赞同所有形式的安乐死。在勃林格男婴事件的影响下,一部分人与传统道德划出了一条模糊的界限,他们开始探索美国安乐死的发展之路,一个初步的、松散的联合体开始形成,汇聚了一些不同程度上支持安乐死的人士。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认为,一个有教化的、科学的、人性的、进步的社会应当允许合法的安乐死,就像允许生育控制的合法化一样,应当严格区分宗教与世俗之间的不同需要。他们向大众传达了一种概念,即对安乐死的认可是与科学进步,以及现代世俗价值观相适应的一种变革。而对安乐死的这种解释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进步主义运动的影响,并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仍然影响着美国人的思想和心灵。二十世纪早期的美国,安乐死和优生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毋庸置疑的,这种将安乐死与优生学相结合的方式给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供效仿的模式,但这种不成熟的模式必将引起更大的争议。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安乐死已经不再是一个隐蔽的话题,这一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也将在整个20世纪里大大影响着美国人的生活。勃林格男婴事件平息之后,当时间迈向了20世纪30年代,有关安乐死的争论又再度激烈起来,而这个阶段是美国安乐死运动发展的关键期。30年代的美国遭遇了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对大萧条,人们开始以一种崭新的姿态重新反思浩如烟海的社会问题,安乐死再度备受关注。媒体频繁地报道有关安乐死的事件,甚至有些患者由于不堪忍受病痛的极度折磨而主动向媒体表达请求安乐死的愿望,很好的宣传了安乐死。由于经济危机造成的社会压力,美国出现了“自杀危机”的现象,自杀率攀升,于是便有人将这种现象归结于安乐死的宣传。至此,自进步主义时期以来,第一次出现了迎合安乐死发展的社会氛围。

    安乐死运动队伍中的斗士们很好的把握了这一时机,在众多人当中查里斯•弗兰西斯•波特(Charles Francis Potter)所作贡献最大。

作为20世纪上半期美国安乐死运动的核心领导人,他的出现就像一颗闪亮的巨星指引着安乐死运动的发展。波特在一个严格的浸礼会教徒家庭中长大,1908年他被授予浸礼会牧师的职位,担任牧师期间,他见到了太多无法治愈的病人受尽折磨时的痛苦,听到了太多恳求安乐死的声音,他开始关注、调查安乐死。他坚决反对传统基督教所谓的让晚期病人受折磨是上帝的意旨的论调。波特认为,死亡是人生命过程中有着重要意义的体验,这一意义至少不亚于性和生育。妇女可以通过避孕而享有掌控生育的自由,为什么人不能享有抉择何时、何地、如何死亡的自由?  19362月,他公开宣布了自己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主张,他说“私下的安乐死”早己存在,被大家知晓的安乐死远不及实际存在的十分之一,安乐死终将会被法律所接纳,也只有通过法律将安乐死规范化,才能杜绝潜在的滥用风险。安乐死是一项有价值的革新,这并不仅仅因为它可以服务于人类,服务于追求自我实现的个人,它还可以服务社会,节约社会成本,安乐死同样具有优生学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和接受了安乐死,安乐死运动队伍也日渐壮大,正需要波特这样的领军人。在他的号召和影响下,他的演说吸引了更多人加入到安乐死运动队伍中,如R.L.米切尔夫人,她和波特一道成为了后来美国安乐死协会的创始人。

    米切尔是一位富有的纽约人,1934年至1936年间,她因患病而入住精神病院,她曾为了自杀而尝试了很多的方法,甚至因为家人不支持她的安乐死想法而与家人决裂。在安乐死的问题上,米切尔由于自己的亲身经历而感受颇深。她认为,所有的精神病患者都不能否认遗传的既成事实,而我们个人却对此无能为力。面对许多疾病,医生是毫无作用的甚至还会弄巧成拙,比如精神病。而只有安乐死才能让他们找到“安宁”,而不用活在那个让人受尽折磨的地狱。

    193512月,位于大洋彼岸的英国成立了安乐死组织,名字叫积极安乐死立法协会(简称为VELS),总部设在莱斯特。英国的积极安乐死协会给予了美国安乐死运动诸多的帮助和支持。在它的鼓舞和影响下,米切尔以她自己的资产为基础,和波特商量在美国建立一个安乐死组织。波特欣然同意了这位女士的意见,他开始联系社会上的一些政要和各界精英,希望能得到他们的支持,网罗各领域人才,并努力将他们吸收到组织中来为安乐死运动效力。1937年,他召集了一大批想加入这一新组织的著名人士,1938116日,他宣布成立了全国安乐死立法协会(简称为NSLE),不久便更名为美国安乐死协会(简称为ESA)

    美国安乐死协会的规模非常小,到20世纪30年代末,其成员仅有200余人,而且多数是社会上层精英,领导这一组织的也是曼哈顿当地一小撮社会上流。在经费方面,虽然有米切尔的全力支持,但费用仍然严重不足,以至于竟然无法保证每周五天的日常办公开支,协会办公室的大门常常紧闭,无法正常工作。所有这些都表明美国安乐死协会在成立之初是一个尚不成熟的组织,但是,在整个20世纪上半期的安乐死运动中,美国安乐死协会的地位和作用是其他组织无法企及的。

 

二、协会的早期活动

 

    对于美国安乐死协会这个新生的组织来说,首要大事除了制定章程,建立机构,开展正常的工作外,莫过于拟定一个标准的安乐死议案,推进安乐死立法工作。他们放弃了国会而将希望寄托在州一级立法机关,效仿英国的积极安乐死立法协会,暂且只倡议积极安乐死,调整方案和策略,力争通过第一个议案,获得一张“通行证”,打破现状。

    由于协会成员当中优生学倡导者占有很大一部分,因而他们强烈建议将安乐死实施对象扩大到不醒人事的老年病人、无法医治的精神病人、有严重障碍的新生儿及儿童身上。

    纽约是安乐死协会努力的主要目标,19391月,协会将起草的议案递交到了纽约州议会,虽然草案有较多的保障性条款,但是,草案最终仍遭到了否决。之后,协会又陆续转战到其他州进行尝试,但仍然没有哪个州的政治领袖愿意发起这一议案,均以失败而告终。

    20世纪40年代来临时,安乐死运动队伍中的大部分人相信,安乐死在美国的合法化只是时间问题而己。但正当他们乐观地憧憬着美好的明天,整天忙着宣传安乐死的种种之好时,二战爆发了,战争的硝烟弥漫在全世界的空气里。大洋彼岸的德国在希特勒的控制下,整个国家的文化、社会、政治氛围都被改变,一夜之间,优生学和安乐死正式以国家政策的方式在德国出现。纳粹政府以“安乐死”的名义组织了多次谋杀行动,20多万人受害,他们大多来自中欧和东欧的精神病院、劳改所、老年疗养所,以及伤残中心、奴役性劳改集中营。这些受害者要么是被枪杀致死,要么是被毒死、注射致死剂或被饿死,之后他们的尸体分别在德国集中营被焚烧。直到战争结束,他们的上述行动和计划都没有停止过,整个行动也都是在秘密的状态下执行的,直到纽伦堡审判期间,有23名纳粹(其中只有3名医生)被指控执行过所谓的“医生实验”行动而受审,这些行动是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种族灭绝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此时纳粹的上述暴行才被公之于众。

    当消息传到美国时,舆论一片哗然,对于美国安乐死运动来说,纳粹“安乐死”这场灾难所带来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它犹如噩梦般的阴影长期挥之不去。尽管安乐死支持者一方不停地否认自己所主张的安乐死与纳粹所谓的“安乐死”毫不相关,但是除了他们自己以外,许多美国人仍然无法辨认两者的区别,无法割断两者的联系。德国安乐死的起源和发展与美国有些许相似之处,都是在达尔文等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不同的是,当两国的安乐死发展到相似的阶段时,希特勒利用安乐死之名掩盖其大屠杀之实,玷污了“安乐死”一词。所有这些相似之处便成为了反对者们用来攻击安乐死协会的口实,将美国安乐死运动与希特勒大屠杀画上等号。在公开场合,米切尔也以个人身份向媒体表达了自己对纳粹的谴责态度,重申了安乐死协会只支持积极安乐死的立场。但是,在19403月米切尔个人的记录中,她曾这样表达自己对纳粹安乐死的真实想法:“给波兰的精神病儿童们服用吗啡后将他们枪杀掉,这当然能带给他们幸福,但是他们采取这样暴力和残忍的方式却是让人无法接受的。” 实际上,她肯定纳粹“安乐死”造成的结果,仅仅谴责其粗暴的手段而已。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对于美国安乐死运动来说本是一个充满期待和希望的时期,但由于战争和纳粹安乐死带来的负面影响,导致这一阶段成为了一个充满挫折和失望的时期,是美国安乐死运动的低谷。以安乐死协会为代表的安乐死支持者们与宗教界展开了一场“文化之战”,他们用尽力气想冲破当时强大的宗教势力,但历史证明这需要更漫长的时间和努力。40年代后期,继1939年纽约议案失败后,安乐死协会又再次在纽约发起了轰动一时的1776名医生请愿书,旨在实现积极安乐死的立法,同时鼓动其他州议员也引进安乐死议案,以扩大安乐死的影响力。但事与愿违,很快便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评和反对,这次努力便在噩梦般的谴责中彻底失败了。

    从美国安乐死协会建立直到这一阶段,20余年过去了,就如波特1958年对《新周》杂志所说的那样:“运动在过去的20年里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他还讲到:“1952年,美国安乐死协会正式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递交申请,希望其承认那些无法治愈的临终病人拥有死亡权利,而死亡权利是基本的人权之一。这次申请募集到了来自美国和英国2500多名著名人士的签名,虽然最终联合国没有同意这一请求,但是这一事件表明大西洋两岸的精英阶层越来越认可安乐死。阻碍美国安乐死发展之路的只有腐朽而虚伪的宗教。” 但不容乐观的是,美国大众对安乐死合法化的反对态度仍然是坚定的,个人出于同情而帮助临终病人死亡的行为实际上许多美国人都能接受,但是,对这样一种行为的默许与使这一行为合法化,这两个不同的问题在大多数美国人心目中是径渭分明的,要实现两者的跨越必定需要更长的时间。

 

三、死亡权利运动

 

    跨越了过去20年的低靡,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安乐死运动迎来了一个飞速发展期。这一时期的美国文化氛围所呈现的一种不安和沉闷的气息给安乐死运动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由于核战带来的阴影,越战的失败,石油危机等的影响,使得美国上下自信心大受打击,这也表现在人们对科技、医疗等领域不信任的倾向上。20世纪下半期是医学发展的黄金期,1968年,美国哈佛医学院死亡定义审查特别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正式将脑死亡作为判定死亡的新标准,这一新标准被逐渐推广至全世界,纳入了法律体系。死亡鉴定的进一步科学化为安乐死的发展提供了技术和法律保障。安乐死又再度热了起来,成为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最少疼痛的死亡和个人尊严的维护成为了流行的话题,安乐死被详细研究和讨论着,并持续受到公众的关注。然而滑稽的是,最终给这一新局面撒上催化剂的却是教皇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XII)。

    1957124日,庇护十二世教皇向世界发表演讲,除了表达对仁慈杀害一贯的反对态度外,他还补充道,医生可以采取一些减轻病人疼痛的措施,哪怕这些措施会缩短病人的寿命,临终病人没有任何理由忍受非常的疼痛,他们也没有义务接受旨在延长生命的特殊治疗。他的宣言间接地为消极安乐死开辟了道路,给困境中的安乐死运动创造了一个新局面。

    庇护十二世演说所带来的契机和时代思想文化的变迁要求人们重新思考安乐死,重新定位安乐死运动。自从安乐死协会成立的那天起,出于种种考虑,他们一直向公众提倡的只是主动、积极安乐死的合法化,无形之中忽略了消极安乐死的重要性。此外,虽然波特是20世纪上半期安乐死运动队伍中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导师,但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没有谁在安乐死运动思想理论方面有过系统的探索,因此,安乐死运动的指导思想及理论基础显得十分不成熟。1962年波特逝世,神学家约瑟夫•弗莱彻成为继波特之后安乐死运动中最重要的思想家。他认为安乐死运动需要更长远的眼光和系统的指导思想,在消极安乐死与积极安乐死的问题上,弗莱彻主张两者并重,双管齐下,弗莱彻的许多主张总是群星中最灿烂的那个,能照亮整个星空。1954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医学与道德》的畅销书,书中介绍了备受关注的“情境道德”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医学治疗领域不存在绝对的道德标准,当面临两难的抉择时,选择的方案只能以病人自身特定的条件和所处的环境来决定。在自己思想成果的基础上,他独自开启了一门崭新的学科—生物医学伦理学,随着病人自主意识的觉醒,要求打破医生在医学领域的独断局面,弗莱彻系统而深入地探索着医学伦理问题,为美国安乐死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然而,弗莱彻对安乐死运动所作贡献更大,真正奠定其地位的却是另一主张,即将安乐死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划清界限。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一直与早期安乐死运动密不可分,优生学更是常用来佐证仁慈杀害的学说。然而,60年代开始,弗莱彻带领安乐死运动彻底抛弃了这种曾让他们一度陷入纳粹安乐死泥沼的思想,他的这一举措对美国安乐死运动的发展无疑是有建设意义的,抛弃旧的思想羁绊是安乐死运动在这个时期成功实现转变的前提。与这一时期美国盛行的“权利文化”相适应,安乐死协会在思想上重新定义安乐死,将安乐死的理论基础建立在病人自主的概念上,强调安乐死是一种放弃遭受不必要折磨的选择,是一种基本的公民自由和权利,即死亡权利。

    与以往将安乐死简单地等同为仁慈杀害、让某人死去的概念相比,至此以后,安乐死与“人的尊严”和“自主”紧密相连,安乐死被升华为一种公民自由,死亡权利也从此成为美国安乐死运动的口号和标志。美国安乐死运动在这一时期的飞速发展与其说是成果的获得还不如说是指导思想和追求理念上的突破,正是在这个阶段,“死亡权利”四个字所赋予的内涵让安乐死及安乐死运动有了质的飞跃。

    除了指导思想上的变革外,在执行策略上相比以往也有所不同。1962年至1964年间担任美国安乐死协会会长的波琳•泰勒,为彻底摆脱过去20年纳粹安乐死给运动带来的消极影响,重塑安乐死的新形象,他做了大量工作。改变以往急于求成的激进做法,他主张将安乐死的立法工作推后,集中精力重塑安乐死协会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这一主张在一段时期内得到了协会内部多数人的认可,一度成为了美国安乐死协会的方针,虽然也曾遭到许多人的批评,但这一大胆尝试无疑是一种突破。此外,他还积极倡导临终病人拒绝接受过度的治疗,为解决协会内部的财政问题及成员间的矛盾而努力。继他之后的会长唐纳德•麦金尼将这一方针沿袭了下去,38岁的他摒弃过去老套的做法,设立了专门的宣传机构,将目标瞄准了大学校园里的年轻人,高级知识分子人群,尤其是神学、法律、医学等领域人员及相关组织,大力宣传死亡权利的思想。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他们充分利用教皇庇护十二世为运动创造的良好机会,积极调整对策,通过良好的宣传,基本上扫除了纳粹“安乐死”在过去的20年里带来的消极影响,更重要的是将死亡权利的思想播撒到了美国的各个角落,使这一思想深入人心,成为了安乐死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阶梯。

    1974年,美国安乐死协会正式更名为死亡权利协会,从此带领美国安乐死运动走上了死亡权利运动的崭新道路。美国安乐死协会还创立了一个独立的组织——安乐死教育基金,主要负责宣传工作和资金问题,这个组织曾于1972年更名为安乐死教育委员会,1977年其又更名为临终关怀。 这个由协会所创立的独立组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美国安乐死运动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1975年这个在60年代只有区区几百人的小组织己经吸纳了70000成员,每年的预算资金从1967年的12000美元到1977年时达到了400000美元 ,以往的资金短缺问题得到了解决。

    60年代,在庇护十二世宣言的影响下,产生了一种称之为“预嘱” 的文件,这是一种书面声明,即签署者在自身健康尚处于正常的情况下,预先提出死亡权利的申请,要求在临终垂危并没有能力作出决定时,有权利拒绝旨在延长生命的不必要的人工治疗,请求法律准许其死去。终于在1976年,加利福尼亚州率先接受了“预嘱”,将之纳入法律体系,率先颁布了《自然死亡法》。在短短的一年之内,除加州外还有七个州也颁布了类似的法规,截止到1986年,共有11个州通过了此类法规 ,对于长达半个世纪的美国安乐死运动来说这无疑是个伟大的成就。

    与此同时,虽然曾一段时期内协会不主张推进立法工作,但是,仍有许多人以个人的名义一如既往地尝试着推进安乐死的立法。1969年至1976年间,有35份议案送交到22个州的立法机关,其中大多数的议案涉及到消极安乐死,只有少部分交到蒙大拿州、爱达荷州、威斯康星州的议案倡导积极安乐死。在这个过程中,佛罗里达州和俄勒冈州曾一度接纳了议案,尤其是俄勒冈州,其立法机关两次引进议案,由于来自公众的压力和遭到罗马天主教势力的反对,议案几经修改,1973年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俄勒冈州议案的失败标志着这次较大规模立法尝试的结束。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安乐死运动历经了蜕变,死亡权利运动紧跟时代步伐,从某种意义上说,“死亡权利”的思想超越了安乐死本身,对于美国的安乐死运动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飞跃,让美国安乐死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死亡权利”运动阶段,这对全世界的安乐死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70年代中期,有调查显示,大多数的美国人(53%)认为当病人和家属提出请求时,医生应当以无痛苦的方式结束临终病人的生命。而更多的人(62%)支持临终病人有权拒绝不必要的治疗。

    90年代,美国安乐死运动在“死亡权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倡导晚期病人有“尊严死亡”权利——病人有权请求医生协助其完成自杀,将美国安乐死运动推向了更高的阶段。协会采取创制(Initiative)公民投票法案进行公民投票表决方式,从而尝试实现法律对安乐死的认可。协会领袖眼光独到地认为,西部州尊重自主权和隐私权的社会人文环境最适宜此次尝试,最具成功的可能性。经过反复较量和几代人的不懈努力,199711月,俄勒冈州成为美国第一个实现安乐死合法的州。俄勒冈州尊严死亡运动发起人巴巴拉•库姆斯•李和皮特•古德温医生总结经验教训,不仅宣传安乐死是公民的自由权利,能降低“死亡代价”:医生垄断医疗话语权、病人受病痛折磨、医疗费昂贵等,而且着重完善安乐死的保障机制。他们提出的《俄勒冈州尊严死亡法案》(Oregon Death with Dignity Act),又称“16条立法倡议案”(Measure 16),完善了各项保障措施:严格规定医生资格,杜绝对“眼科医生都可协助自杀”的质疑;严控申请人资格,避免俄勒冈州成为美国的“自杀天堂”;严格规定协助自杀程序,防止滥用安乐死。199411月,16条倡议案以51%赞成比49%反对的微弱优势获得成功。 《俄勒冈州尊严死亡法》从公民投票通过到正式生效实施,历时三年,历经多次考验,最终生效。200935日,华盛顿州尊严死亡法案也得以正式生效,  成为继俄勒冈之后美国第二个实现安乐死合法化的州。2013520日,佛蒙特州州长批准了安乐死合法化的立法。此外,200812月,蒙大拿州以司法形式判决了安乐死行为的合法化。

    回顾美国安乐死运动长达一个世纪艰难的发展历程,面对如此敏感的话题,美国民众一直变化中的心态,美国法律至始至终的小心谨慎,毫无疑问,这必定是一场期待与忧虑并存的持久战。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安乐死运动实现飞跃的同时已滋生隐患,甚至一度走向分裂。思想主张上的不统一是矛盾之源,“死亡权利”的指导思想虽很有号召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内部成员间各执己见,自立门户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协会与其一手创建的机构—安乐死教育基金的分道扬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最开始的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到各谋其事,这一分支机构的领导人——唐纳德•麦金尼首先在思想方面不再追随弗莱彻,死亡权利作为美国安乐死运动的基本指导思想,麦金尼却认为“尊严死亡”、“死亡权利”的思想很陈旧,将之作为奋斗目标过于模糊和荒唐,取而代之的应该是更加明确

和具体的目标。1977年,安乐死教育基金更名为临终关怀,这似乎是一个分裂的信号,临终关怀将安乐死的意味进一步淡化,思想上趋向保守。终于,加上财政等其他矛盾的影响,1978年,两个机构之间的关系宣布解除,1980年,两套独立的办公机构的出现标志着两者的彻底决裂。然而,80年代,死亡权利协会内部以医生为代表的成员在思想上也日渐保守,不愿成为“职业刽子手”,不敢公然倡导积极安乐死。但这一时期,两个已分道扬镰的独立机构却因为财政资金等共同利益又重新走到了一起,1988年,合并为一个机构,更名为“全国死亡与临终委员会” ,1991年,这个合并的组织更名为临终选择,2000年再次更名为“护理伙伴”。至此,世纪之交,这一组织己脱胎换骨成为了一个致力于消灭痛苦,改善临终病人生命质量,为个人选择结束生命而提供咨询和帮助的非盈利性机构。                 

    与世界上大多数允许安乐死合法的国家一样,美国法律所认可的安乐死实施对象目前只局限于患不治之症的临终病人,而其他人群的安乐死没有丝毫允许的可能,均被法律严格地拒之门外。与美国安乐死运动曾经的设想相比,身患绝症的临终病人只是安乐死实施对象中很小的组成部分之一。在实施方式上,医生协助自杀成为多数国家普遍认可的方式,美国是最早采取这一方式的国家之一。安乐死的实施对象会不会继续扩大,不再局限于临终患者这一小部分人群?在实施方式上,会不会产生其他更自主和科学的有效形式,医生这一角色的重要地位在安乐死实施过程中可不可能被逐渐淡化?所有这些问题都会随着美国安乐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将有所变化。

    死亡是所有生命体正常的新陈代谢,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人,生无法选择,但死却能有所选择。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探求最佳的死亡方式,以摆脱死亡时难以逃避的痛苦、恐俱和哀伤。随着人类自我认识的深入,以及整个人类社会全方位的高速发展,安乐死在更深层和更广泛的领域内将受到人类的重视。

    (责任编辑: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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