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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戴新中国:以《大公报·青年群》所载上海青年为讨论重心

发布日期:2014-8-4    作者:周斌    来源:《中国历史评论》第二辑    阅读次数:575

【摘 要】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当时民营报业巨头《大公报》的副刊《青年群》在上海青年思想转变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上海青年作为中国最大城市中的典型群体,其思想转变得到了《大公报》的密切关注。《青年群》除成立“学习小组”外,还通过“问题讨论”栏目答疑解惑,帮助青年纠正在政治学习过程中的各种错误倾向,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青年群》的有关报道是了解建国初期中国民众思想观念变化状况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新中国 上海青年 《大公报青年群》

 

【一】 《大公报青年群》副刊的缘起

【二】 从“学习小组”到“学习会”

【三】 “问题讨论”中的正确引导

【四】 《青年群丛书》的结集出版

【编稿随笔与图文互动】 1949101日的《大公报》 / 群众庆祝上海解放 / “青年群各界学习小组代表联谊会”成立 / 《青年群丛书》 / 纪念“青年群”创刊周年 / 《大公报大公画刊》报道南下服务团集中学习 /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堪称中国历史的一大转折点,对于长期以来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众来说,思想上的去旧迎新,既是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变革的客观需要,也是他们适应新社会的必然选择。这种思想转变并非简单如有的西方学者所言,是中共“力求扩大意识形态的一致性”的结果,而忽略民众与时俱进的主观因素。上海青年作为中国最大城市中的典型群体,其思想转变得到了当时民营报业巨头《大公报》的密切关注,通过该报副刊《青年群》的有关报道,不难了解建国初期中国民众思想观念变化的真实动因所在。

 

一、《大公报青年群》副刊的缘起

 

1948年底1949年初,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农村包围城市”的使命基本完成,中共的工作重心逐渐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党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要求全党必须学会领导城市人民进行胜利的斗争,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中共中央清醒地认识到,建立广泛的人民统一战线不仅是中共领导人民夺取民主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未来新政权建设的重要保障。青年群众由于自身体力充沛、思维敏捷、勇于创新的特点,历来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自然也是中共统一战线的重要对象。1949年元旦,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以“团结教育整个青年的一代,以及更大地发挥青年群众在人民解放战争中与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中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不久,中共又组织召开了全国学生第十四届代表大会、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号召青年学生“必须在新民主主义教育下,加强学习,培养自己成为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有用人才”;并呼吁一切爱国青年“学习我们新中国立国原理的新民主主义,学习科学和文化”。

中共中央之所以强调青年要学习新民主主义,既是为获得广大青年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之支持,也是为了让新解放区的青年群众摆脱长期所受国民党“三民主义”教育的不利影响。原国民党统治区虽有不少青年学生和工人对国民党失去信心,投身“反饥恶、反迫害、反内战”运动,但由于国民党长期宣传诋毁中共,并在学校开设“公民”、“党义”课,实行训育制度,以至于“反动的封建意识与帝国主义意识还普遍的支配着一般青年的思想”。就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上海来说,虽然中共地下党组织了六万多人的“人民保安队”配合上海的解放,其中绝大部分是青年,政治思想比较进步,为上海解放后开展青年运动和建设青年自己的各种组织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9101日的《大公报》隆重报道了人民政协首届会议闭幕和选举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的情况。早在194810月,《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因不满国民党政府的专制与腐败,在报社共产党员杨刚、李纯青的帮助下,决定参加新政协会议,接受中共的领导。1949年元旦,香港《大公报》发表社论,欢呼“和平、民主、自由、平等、进步与繁荣的新中国”即将诞生。118日,该报创办了由陈残云、黄秋云主编的《青年群》副刊,呼吁众多或远或近离开了祖国的青年群众“相互学习和锻炼,准备将来成为新社会的支柱”。617日,上海刚解放不久,沪版《大公报》发表由王芸生撰写的《大公报新生宣言》,表示今后《大公报》“在精神上是属于人民的”,要努力为人民服务,为新民主主义服务。

但是,上海又是英、美列强百年来政治、经济侵略的基地和国民党二十多年来“反动统治的堡垒”,文化教育上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思想熏染和宣传,“因而也有相当数量的青年在解放前思想是模糊的”,“上海青年中思想水平有着很大的悬殊”。据有关资料统计,19493月,上海总人口545.5万人,其中1529岁的青年人为149.5万人,占总人口的27%。 而在上海解放前夕,全市地下党员计8665人, 青年团员截至年底时为3.6万人,即便算上六万多人的“人民保安队”,熟悉中共新民主主义政策的青年人数还相对较少,还需要加强对广大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让他们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

 

二、从“学习小组”到“学习会”

 

图为1949621日的上海《大公报》第9版所刊《青年群》副刊。如何培养适合新时代发展需要的有为青年,引起了《大公报》的密切关注。为了广泛符合读者的需要,该报除保留原有的《大公园》之外,又相继增加了《青年群》、《科学广场》、《人民经济》、《民主天地》、《新儿童》、《大公画刊》等六种周刊性质的副刊。其中,沪版《青年群》副刊自621日创办,号召青年们“改造学习,赶上新时代”。港版《青年群》则逐渐停刊。至19521月,上海《大公报青年群》共出普通刊134期,增刊44期,登载了大量有关青年思想改造的理论和活动情况,促进了解放初期上海青年的思想转变。

 

上海解放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和军管会的工作重心最初放在接管旧政权的工作部门和公办企事业单位,整顿金融秩序,恢复生产等方面,还没有统一部署各界群众的政治学习活动。例如,531日,上海市军管会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本着“维持原状,逐步改造”的方针,通告公私立各级学校:“应即设法进行复课,教职员工应照常供职,除取消训导制度及公民等课程外,其余暂行照旧。” 但是,青年学生们学习革命理论的热情高涨,纷纷要求增设新民主主义、毛泽东思想等新课程。因此,文管委副主任戴白韬在65日“市校教职员座谈会”上要求各校“增加政治课程,号召同学学习革命的理论、社会科学,使同学能了解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前途,使青年人建立正确的人生观,能牺牲自己,为老百姓服务”。此后由于学校要放暑假,且缺乏政治教员,直至秋季开学,各校才正式设置有关马列主义教育的政治课。 其间,学生们早已自发地组织起来,纷纷成立学习小组,学习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其他机关单位的青年群众也不甘落后,掀起了学习政治的热潮。如上海市中央信托局在清点工作己经结束、清理工作尚未开始之时,部分青年职工自发地成立学习小组,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联合政府》等。上海货物税局的一千余名职工“在上级未颁布办法前,即由同人订立学习计划”,分成40多个学习小组,“用革命的理论和经验武装自己,达到逐步改造,提高工作效率”。一些青年人则致函《大公报•青年群》,询问关于学习小组的情况。《青年群》的编辑们也热情高涨,决心为希望参与或正在参加学习小组的青年朋友们提供好的经验,解决遇到的困难,将刊物办成“青年朋友自己的园地”。

《青年群》为办好“学习小组的事业”,想了不少办法,做了不少工作。首先就政治学习的材料而言,《青年群》比较重视邀请有关专家、学者撰写文章,解读中共的建国理论和政策。如6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后,《青年群》便刊登了李平心的《从新民主主义看人民民主专政》、石啸冲的《关于国家的消灭问题》、吴承禧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经济意义》,帮助青年读者领会其精神。 929日,新政协会议通过《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随后,全国兴起了一波学习《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等“人民大宪章”的热潮。《青年群》除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陈仁炳撰文《怎样研习共同纲领》之外,还举办讲演会,由出席新政协会议的《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介绍《共同纲领》的性质以及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各民族一律平等、民主集中制等原则。 此后《青年群》又陆续刊发了《社会发展史学习提纲》、《〈新民主主义论〉讲授提纲》、《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史讨论提纲》等,深受青年读者好评。

1949727日的《大公报青年群》报道了723日《青年群》主办的各界学习小组代表座谈会情况。来自沪江大学、市立女师、沪江中学、京沪铁路管理局、人民银行、解放日报社等数十家单位93个小组的105位代表会聚一堂,就如何组织学习小组、怎样选择学习材料、怎样展开讨论和检查学习结果等问题交换意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李平心应邀出席,《大公报》党代表、副总编辑李纯青也呼吁:“把小组学习坚持下去。”会议推选出九位代表,将参加此次座谈会的小组组织起来,成立“青年群各界学习小组代表联谊会”,以便今后继续举行座谈会,交流学习经验。通过“学习互助”栏目相互介绍、认识,用通讯或访问的方式交流学习经验。该运动得到了六百多名家庭妇女、失业青年、店员的响应,为他们提高思想觉悟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平台。

其次,就如何组织学习小组来看,联谊会成立不久,即对各小组的学习情况做了一次调查研究,发现各小组多遇到“发言不普遍”和“程度参差”的困难,《青年群》为此向青年读者征集并刊发了一批有关组织学习小组的稿件,并由编辑方蒙归纳撰写《学习小组的经验和方法》一文, 分十次连载发表。该文就学习小组的建立,怎样进行学习和检查,提高思想觉悟等问题总结出一些比较好的做法。例如,建立学习小组时要正确把握群众的学习情绪,启发其学习兴趣,既不能“拉夫”式的强迫学习,又要避免“孤立的关门主义”;小组人数以712人为宜,分组前应调查成员的程度、兴趣、职业和学习要求,分组时程度相差不要太悬殊,学习要求不能相差太大,每组必须有一、二个程度高的学员参加,引导和帮助程度低的学员。学习之前应召开预备会议,制订学习计划,确定学习的时间、内容、参考材料以及组长、主席、记录者的人选,明确学习纪律等。拟订学习提纲时须走群众路线,联系群众的思想情况,抓住问题重心,而且在内容和形式上要生动、活泼,能引起大家的兴趣,进而对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学员个人应认真做好准备工作,包括事先阅读基本文件、学习提纲,注意启发报告,然后整理自己原有的认识,再有目的地阅读参考材料。学员要建立富于思想、结合实际的自学方法,进行自我斗争,不做“思想上的懒汉”等。这些好的经验和方法对“协助一般水平较低的职业青年解决集体学习的问题”, 对各学习小组改善“发言不踊跃”的现象,促进程度不同的学员相互帮助、共同进步,起到了一定作用。诚如一位读者来信指出,“在解放之初,我们对于集体学习是感到陌生的,因此学习小组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学习无法展开,领导上更无经验”,《青年群》适时刊载了许多有关学习小组的指导性文章或经验交流,“给予我不少的鼓励,帮助我们解决了不少具体问题”。

19505月,《青年群》鉴于各学校均已开设政治课,青年学生的政治学习比较有保障,而许多职业青年因忙于工作,政治学习相对放松的状况,决定将“青年群各界学习小组代表联谊会”改组为“青年群学习会”,其宗旨为“帮助在职青年业余学习,提高政治认识和工作能力”。 “青年群学习会”第一期学习班自62日开始报名,短短4天内,要求参加学习的工人、学生和失学失业青年达一千余人,大大超过了学习班原定150200人的计划。王芸生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称“这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并借“理论与实践统一,学习与业务结合”两句名言以资勉励。

学习班分为28个小组,首先学习形势,澄清个人存在的混乱思想,安定情绪,“初步建立起正确的学习态度和学习观点”;接着学习社会发展史,包括“劳动创造世界,群众创造历史”、“五种生产方式”、“社会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国家与政治”及“社会思想意识”等内容。经过两个半月的学习,多数学员摒弃了过去的个人主义思想,确立了新的人生观和为人民服务的观念。72日,300余名学员为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开展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台湾的号召,深入上海金陵东路、四川中路等各里弄宣传,发动五千余群众在和平呼吁书上签名。一星期之内,征集到的群众签名达两万四千人。有的学员竟为此“从早到晚,饿着肚皮,克服疲劳”,“具有高度工作的热忱”。有些学员原本认为参加革命工作很辛苦,不愿到东北去,在经过此次学习认识到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性后,“到革大的有三十位学员”,“介绍去投考东北招聘团、燃料工业部、贸易部等的不下百余人”。上海纱布交易所、梅林食品公司、光华染织厂、大光明大戏院等单位工会或来函要求青年群学习会派干部帮助他们组织学习班,或聘请该会学员负责文教工作及工人夜校的教学,甚至希望学习会举办第二期学习班时“能够允许他们来听报告”。青年群学习会在上海已是小有名气。

 

三、“问题讨论”中的正确引导

 

《青年群》在致力于“学习小组的事业”的同时,也密切关注各界青年的思想动态,通过“问题讨论”栏目,答疑解惑,帮助他们纠正在政治学习过程中的各种错误倾向,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青年学习政治的热情更加高涨,如复旦大学、交通大学、上海医学院等高校的政治大课堂总挤满了学生,“点名单积起来一大叠”,“绝大多数同学都热望进步,热望学习”。但是,有些理、工、医科的学生认为“自然科学是超政治的,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只要有技术上的修养,就可以为人民服务,为自己立功立业”, “政治是搞政治的人应该学习的,为什么会加到我们读理工的肩上来”,对政治学习有抵触情绪。复旦、交大等学校的学习小组曾为此展开讨论,并达成共识: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是整个学习的两个方面,只有通过政治学习,建立起新的人生观,才能提高业务学习,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如果仅凭技术和工作热诚,而没有正确的政治认识,就容易被反动派利用,为害人民。《青年群》除对此跟踪报道外,还发表署名“斯民”的《切切实实学会本领》一文,帮助青年如何正确理解《人民日报》五四社论关于“青年要精通业务,掌握科学技术”的口号。该文指出,在全国基本解放、经济建设已成为中国人民首要任务的新形势下,青年人应在学校里或工作中,在整个社会的大变革中勤奋学习,要注意反对“纯技术观点”和“纯政治观点”,把业务学习和政治学习结合起来,在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服从政治方面的大原则下,熟练地掌握技术,精通业务,成为建设新中国的主力军。

    该文发表不久,《青年群》便收到一位青年职工蒋芟的来信。蒋在一家私营纺织厂从事帐务助理的工作,因认为国家的建设“需要无数技术家”,而事务工作没什么作用,便到一所纺织补习夜校学习“棉纺”,可是学“棉纺”需要配合学习数学和机械制图等,他文化根底差,深感机械制图难学而失去兴趣。他对政治很感兴趣,但又觉得不能脱离业务而专门研究政治,近来因为学习政治、自修时事,反耽搁了技术功课。他对此深感苦恼,希望得到“斯民”的指点。 “斯民”当即回信指出,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事务性工作同样可以为人民服务,同样需要精通业务,蒋如果能够熟练地掌握帐务工作或会计工作,就不会是“什么都能做,什么都不精”的人了。蒋到夜校学习“棉纺”,帮助自己深造,是值得肯定的,但不要因为难学而气馁,要学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保尔•柯察金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仍练习写作的精神,坚持必有收获。“斯民”告诉蒋,政治学习并不需要占用太多时间,看报纸、参加工会工作和群众活动,都是学习政治、改造自己的机会。把政治学习渗透到工作和生活中去,联系实际,就可以收到好的效果。署名“水青”、“解平”的两位读者也分别致信蒋芟,批评他过于强调“兴趣”对学习和工作的重要性,并鼓励他合理分配时间学习政治,树立新的世界观、人生观,明确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或学习是为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是为人民服务,从而培养兴趣,克服学习中的困难,或成为事务工作的“专家”。蒋芟读了三人的信件后,对他们的帮助深表感谢,并检讨自己错误思想的根源在于“个人主义”作祟,没有将人民大众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的前面,决心今后加强学习,真正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与蒋芟曾因轻视帐务工作的价值而苦恼的情况类似,冯麟、朱健华、范志宏等一家小商店的店员,因担心自己的工作不能适应新中国建设的需要而“感到苦闷”。他们向《青年群》求助解答两个问题:一是没有什么技能而文化水平又低的店员,将来有出路和前途吗?二是一个水平低的店员应该怎样在现有基础上努力提高自己?《青年群》随即对此展开热烈讨论。一位署名“亢宗”的读者指出,新中国的建设不仅需要一定数量的技术人员,同样需要大量的事务工作者,青年店员应该通过组织学习小组、阅读报纸等方式,学习新民主主义的工商政策,了解新中国工商业发展的前途,提高政治觉悟,就会对店员职工的前途和任务充满信心。同时,青年店员要改变旧的雇佣观念、旧作风,改变“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墨守成规不求进步”等陈旧思想,以新的主人翁态度,建立正确的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进而发挥学习的积极性,提高自己的业务技能。署名“蕴廉”的读者也表示,新中国是以广大人民做主人的,革命是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因此个人的前途是与国家的前途、革命的前途紧密结合的。只要认识到自己的工作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自己的所作所为能符合人民和革命的利益与要求,则不论做大的或小的工作,都是忠诚的革命工作者,都是为革命、为人民服务的。读者“费惺”、“枫”、“效平”等人或以自己的思想转变经历为例,或以“六十八位店员志愿赴朝鲜参战”的事迹,鼓励冯麟等人参加工会、团支部组织的业余夜校或学习小组会,参加宣传防疫、劝募寒衣等群众活动,树立工人阶级的立场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提高自己的文化和业务水平,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通过讨论,青年读者们一致认为,没有技能而文化水平又低的店员“只要能坚持学习,在学习中进步,把个人前途和革命的前途结合起来”,将来是有前途的。《青年群》的编者们不禁为“青年店员同志们的共同有了这一正确的认识而欣喜,而鼓舞”。

    如果说蒋芟、冯麟等文化程度较低的职业青年多囿于工作方面的思想困惑,那么知识青年的思想问题要复杂得多。阿钧是一所女子中学高三学生,父母经营一家小型烟纸店,她想走上改造自己为人民服务的大道,曾打算报考“军大”,并顺利通过了东北招考财经干部的考试,但因父母亲的反对而放弃。她没有勇气冲破家庭的阻扰,为此悲观失望,自觉“活在世上毫无用处”。王瑛曾是一位进步青年,解放后因为到台湾工作的恋人不能回来,而消极厌世,并放弃了考取某部文工团和去东北工作的机会。她从前爱看鲁迅、高尔基的作品,现在只看《红楼梦》,终日以泪洗面,并说:“爱情的归宿是死亡,只有林黛玉、贾宝玉才懂。” 余真出身于医生家庭,读过不少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书籍,向往书中可爱的人物与故事,孤芳自赏,但又经不住都市物质生活的吸引,“久被困于灵肉分歧的痛苦中,徘徊在两种迥异的情感生活中”。解放后,她在报上看到谈唯物思想、小资产阶级性格、战斗生活的文章,决心改造自己,但她平常与同学交往少,自觉生活圈子狭小,找不到去群众中的道路,不知去哪里接受教育和改造。三位知识青年的困惑经《青年群》曝光后,立刻引起了读者们的热烈讨论。讨论者来自上海、南京、武汉、北京、南昌、沈阳等多个城市,包括青年工人、学生、革命干部、教师、家庭妇女、学徒等。他们建议阿钧多学习革命理论,摆脱狭隘的家庭情感的束缚,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改造自己。“只要你全心全意的愿为人民服务,认识到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那么用耐心说服的方法是可以沟通爸妈的思想的。” 他们告诫王瑛“恋爱不是至高无上的超人生超社会的”,恋爱之外,人生还有更多的事情和更大的责任,新社会中的爱情不仅仅是为了男女私情,更是为了革命事业相互合作,为服务社会、服务人民而共同努力。他们鼓励余真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孤僻、清高思想,正确认识“到人民群众中去的”的目的既是为了改造自己,同时也是为人民服务,要和周围的同学一起学习、打成一片,就可以找到“到人民群众中去的”的道路。《青年群》则总结分析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存在“自由散漫的生活”、“不切实际的空洞思想”、“中间路线的苦闷”以及“轻视工农群众,缺乏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等缺点,号召他们加强政治学习,虚心、诚意地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把自己改造成为一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事业服务的坚强战士。

    经过讨论,不少青年读者的思想面貌焕然一新,王瑛不再厌世苦闷,决心“把男女间的爱,扩大到爱祖国、爱人类”,“走到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去”。阿钧则在学校老师的帮助下,远赴父母亲并不支持她去的哈尔滨外国语学校。 一位署名“包华”的读者曾因为不忍离开父母,对是否接受离家较远的革命岗位犹豫不决,但在看过“阿钧问题”的讨论后,毅然投入革命队伍。另一位署名“警钟”的读者则通过“王瑛问题”和“阿钧问题”的讨论,改变了过去消极的人生观,积极参加厂里的活动,并认识到“恋爱和结婚同样不能脱离劳动”,不再嘲笑女同事结婚后留厂工作是她丈夫没出息,“没钱让妻子享受”的表现。“警钟”称赞道:“‘问题讨论’引起广大青年朋友的热爱和关切,它教育了大家,教育了我。” 这无疑是对《青年群》工作的充分肯定。

 

四、《青年群丛书》的结集出版

 

《青年群》除择优分期刊发外,还精选了部分稿件,结合此前“检讨大会”和“青年在战斗中”栏目所发表的佳作,编成《青年群丛书》,由棠棣出版社出版。《青年群丛书》由《我底转变》、《思想总结》、《在战斗中成长》三本书组成,全面反映了各界青年思想转变的历程。

1950710日,上海《大公报•青年群》在创刊周年之际,指出:“一年来,《青年群》在内容上获得了一些成绩,主要表现在:帮助各界青年的朋友进行学习,交流建立学习小组经验,介绍思想改造实例。” 的确,《青年群》自创刊起就陆续开办“青年自白”、“生活与思想”、“检讨大会”、“青年在战斗中”等栏目,通过“介绍思想改造实例”以促进各界青年的思想转变。是年319日,《青年群》还举办“我的思想转变”、“青年战斗生活”的征文活动,截至417日,共收到稿件476篇,计190万字。作者来自苏、浙、皖、赣、湘、闽、冀等1490余县市,但以上海本市居多,占总数的45%。 《青年群》除择优分期刊发外,还精选了部分稿件,结合此前“检讨大会”和“青年在战斗中”栏目所发表的佳作,编成《青年群丛书》,由棠棣出版社出版。

 

《在战斗中成长》记载了1949年夏至1950年春期间以平、津、沪、宁等地知识青年为主体的“南下工作团”、“南下服务团”、“西南服务团”,分别由南昌至广州、上海至福建、南京至重庆,经受了酷暑、严寒、疾病、疲劳、饥渴等种种考验,“无论是生活方式、态度、思想、感情,都起了极大的转变”,成为中共顺利解放、接管东南和西南值得信赖的干部。“西南服务团”共计17000多人,来自上海的青年学生、职工、文艺工作者和技术人员就有4800余人。 “南下服务团”有2400人,绝大多数为上海各大中学学生和部分职工。从该书对“南下服务团”活动的报道,可一窥上海知识青年思想转变的面相。

    “南下服务团”成立于19496月,时值上海刚刚解放,成员的入团动机各不相同:第一种是对革命有明确认识,思想上早有准备的积极分子,也是全团的骨干。第二种是无所谓,凭感情参加的占大多数,政治上较模糊,但热情相当高。第三种人则是带个人动机来参加的,“如找职业、找出路、找地位、解决生活问题等”。虽然团部组织了近20天的入团培训,但要改变一部分青年长期养成的旧思想和旧习惯,则还需时日。719日,服务团因为一些团员的“自由散漫拖拖拉拉习气”,本来预订早晨5时开车出发,不得不推迟了两个小时,以至于在莘庄遭到国民党军飞机的扫射,4名团员牺牲,14人受伤。团员们从中认识到今后行动“集体化、迅速化”的重要性。89日,服务团抵达江西上饶,随即开展了10天的政治学习,首先是学理论,然后结合生活实际,“学习如何用马列主义的方法认识现象”,并以小组为单位开展批判与自我批判,进行“思想意识的全盘检讨”,纠正了“如做客、旅行、寻文学资料、找出路、感情冲动”等不正确的个人动机。在接下来的长途行军中,团员们“体强的照顾体弱的,男的照顾女的”,上山时相互抢夺着背包,“好些同学从来就是生长在上海的,出门不是电车,便是汽车,而现在也居然一样会走四五十里山路,都觉得超出自己的想象”。一到住宿地点,男团员争抢着去找房子、挑米、挑柴、烧开水,“女同学不甘示弱,组织起了服务部,为同学们洗衣、缝纫、照顾病号”。团员们不仅发扬了高度的团结友爱精神,增强了劳动观念,也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觉悟。“南下服务团”在离沪前有600名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到了铅山后,又举行了第二批七百人的入团仪式”,至福州后“党、团合计人数已超过全团三分之二以上”。团员们被分配至福建省府、福州市府所属各机关,各地专署及福建人民革命大学,在踏上新岗位之际,他们一致表示:“决心在毛主席的旗帜下,全心全意在工作岗位上,为福建一千二百万人民服务。” 他们是上海青年思想转变的典范。

《我底转变》和《思想总结》共收录了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南昌、广州等地36位青年的思想改造自述,其中上海青年14人,其思想转变的概况列表如下:(见附件)

 

从上表不难看出,这14位上海青年包括学生、电影演员、新闻工作者、舞女和服刑犯,解放前多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或西方式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或爱慕虚荣、贪图享乐,或清高自大,个人主义思想严重。他们多数对中国革命和共产党认识不清,或“恼恨共产党”,或持“中间路线”思想;少数人虽读过一些进步书籍,或发表过反蒋反内战言论,但未曾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的有关理论,更未与实际相结合,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解放后,他们目睹共产党廉洁奉公、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而钦佩不已,通过学习《社会发展史》、毛泽东思想等革命理论,并结合劳动锻炼,逐渐改变过去封建的、买办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思想。他们的思想转变在上海乃至全国青年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自然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思想总结》一书自19506月第1版问世起,到19513月已发行至第6版。同年9月,《我底转变》则突破至第9版。两书之所以供不应求,一位《青年群》的读者早说得明白:“《青年群》里的文字,我最欢喜的是关于青年的改造问题。……看彻了人家的改造过程,再回顾自己,的确自己也存有同样的毛病,他的话好像就是我的话,希望自己也有这样一个改造过程,自‘旧我’蜕变成‘新我’。” 两书正是道出了广大青年对思想转变的心声,而倍受欢迎。

对于1951年秋兴起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青年群》也力图做出自己的贡献,就青年群众如何正确认识和参加运动、改造思想问题发表了不少文章,提出了不少建议。但是,《大公报》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困境。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广告业务减少,加之政府实行新闻统制,党报享受国家财政补贴及在新闻报道、订阅方面的优先权,作为私营报纸的《大公报》一时难以适应,1952年的发行量锐减至6万份。到195210月,报馆合计累赔41亿多元,折合美元约20万元,当年向政府借款总数已超过《大公报》总资产的一半以上。 在如此拮据的经济状况下,《大公报》不可能增加对《青年群》的经费和人力投入。1952124日,《青年群》鉴于思想改造运动扩展至社会各界,决定改名《大众学习》,以“满足各阶层读者在学习上的要求,广泛反映广大群众在工作、生活上的思想情况”。其中也暗含着扩大报纸销量、减轻经济困难的意图。

虽然《大公报》对《青年群》的投入有限,其在1953年北迁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走出困境后也未再办过类似刊物,但它对解放初期上海青年思想转变的促进作用不容忽视,其教育、改造青年思想的一些好方法仍值得今天借鉴。如宣传青年改造思想的个人经历和体会,“深入到青年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去”,帮助青年解决思想问题,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等。在解放初全国各地学习政治、改造思想的热潮中,一些学校曾“机械地搬用干部教育、党内教育的方法,甚至错误地用‘追’、‘逼’、‘斗争会’、‘思想总结’等方式来解决思想问题”,以至于不少学生“反而增加了潜伏的反感,使进一步进行思想教育更加困难”。有的学生“负担极重,神色恍惚,打算自杀,幸亏发现较早而未发生意外”。 相比之下,《青年群》受到广大青年读者的喜爱,甚至被认为是上海的报章杂志中青年最热爱读的,其中原因的确值得深入讨论。

责任编辑:吕冬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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