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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大宪章”还是“权利大宪章”?

发布日期:2014-8-4    作者:闫照祥    来源:《中国历史评论》第二辑    阅读次数:551

英国《大宪章》问世将近800周年了,可其中一项关键问题仍值得中国学者复议。或者说,在中国学界,人们习惯于称《大宪章》为“自由大宪章”,是否正确?

自然,作者也曾听到了所谓的“理由”:该文件中,使用最频繁的词汇总与汉语的“自由”相关。如,其中Liberty一词,前后被使用了7次,freedom用了1次,free用了2次;总共使用与“自由”含义相同的字眼多达10次。所以,称《大宪章》为“自由大宪章”,是名正言顺的。

可笔者屡屡研读该文件,却以为,所谓“自由大宪章”的提法,是源于对该文件关键词的望文生义,是一种曲解和误读。理由有三:

第一,所谓英文词组Great Charter of Liberties 中的“Liberty”的本意,不是“自由”(freedom),而是它的另一含义——“权利”(right)。这是因为,当Liberty作为不可数名词使用时,因其具有明显的抽象意义,其单数形式与freedom含义相同。可当它用作复数形式即可数名词Liberties时,其含义则应与英文名词rights相同,其汉语对应词则应为“权利”。而《大宪章》中Libertyright,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其真意主要是指英格兰僧俗贵族的封建特权(privileges)。而且,其中的Liberty,均采用的是复数形式,都应该译为汉语中的“权利”。如此一来,考虑到该文件还先后4次使用了right的单复数形式,即前后共11次提到与汉语“权利”相同的含义,则理应被称之为“权利大宪章”。

顺便指出,近现代中国,也有个别学者,对《大宪章》中的Liberties做了较为适当的翻译。如故世不久的著名历史学家戚国凎先生,在他的《大宪章》译作中,将但凡为复数形式的Liberties译为“自由权”。这种兼顾形意的译法,是基于对该词的深刻领会和正确解读。

早期中国学者翻译外文著作时一再出现歧义或误译,是可以理解的。那时,没有适当的工具书和词典,加上时人常识的不足,对西方语汇的理解难免会有局限性乃至误解。出现一些错误有时是难免的。

第二,笔者之所以宁愿称《大宪章》为“权利大宪章”,还是基于该文件内容的全面理解。

《大宪章》包括序言和63个条款,涉及问题较多。但主要是重申王国贵族的封建权利并防止国王侵夺这些权利。其内容大致可分为几类:

1. 重申教会“权利”,不得随意剥夺(见第1款)。

2.保障贵族和骑士的封地继承权和租用权,认可两界贵族传统权利和特权。如规定“伯爵与男爵犯罪者,只应由视其犯罪的程度科以罚金”(第21款)。其他10余款也属同类内容,这就体现了《大宪章》的“贵族纲领”特色。

3.有关城镇、贸易和商人权利的条款。规定:伦敦和其他自由市应“保有其原有的一切自由权和自由的风俗习惯”(第13款)。这一规定,不同于前两类的贵族特权。它专门维护了城镇的自治权,有助于城镇经济的长远发展,也同时维护了城镇商人的权益。

4.明文限制王室官吏行为,实为对王室特权的约束和限制。

5.规定国王必须遵守宪章,如有违犯,贵族会议有权对其宣布战争。有关解散外国雇佣军的内容也是出于限制王权的目的。

具有长久意义的是,该宪章还宣布了国王不可擅自征税的原则,强调:除传统捐税贡赋外,任何赋税的征收都须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同意”。这实际上是指当时以大贵族为核心的大会议的同意。《大宪章》中关于不许对商人任意征税的规定,已突破了以往贵族反抗王权的狭隘性,有助于贵族与市民的联合。

再者,《大宪章》作为一份国王和君主之间的政治协议书,特别强调了“被协商权”。即文件在有关立法、征税的多项条款中,都有“应与全国人民普遍协商”、或征得“一致同意”的字样。其中第14款专门规定:为得到全国普遍认可,国王应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召集教俗两界大贵族和有关人员协商。招集令需载明召集理由,于40天前及时发出。这就使中古盛期的英国王权,增添了“有限性”的特征。还为以后国王受议会的制约,埋下了伏笔。

当然,《大宪章》的多种权利,多是封建权益。用一个恰当的英文词来表示,是多是privilege(特权)。可耐人寻味的是,它们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做出新的解释,进而使新生中产阶级,包括乡绅、自耕农、城市市民和社会其他阶层的权益,也得到维护。这其中的秘密,在于《大宪章》不仅重点维护了教会和世俗贵族的特权,还使用比较明确的文句,兼顾了城镇居民和商人的利益。这就是说,《大宪章》虽有封建主义特质,但其部分部分条款是维护其他自由人的权利的。如第1516款规定:“任何贵族不得向自由民征收任何贡金”;“对于因提供骑士服务而领有采邑者或其他自由土地持有人,不得强迫其服额外的役务”。第2831款规定:郡守等官吏不得强取任何人的谷物或其他动产,不得肆意征调任何人的马匹车辆用以运输,不得夺取他人的木材以修建城堡或做其他私用。其他还有关于保障城镇自由和统一度量衡的规定,这些条款的受益人明显超出了上层贵族的特权范围,使包括市民和商人的中产阶级受惠,并有助于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

由此可见,《大宪章》之所以能够一再被颁布,并且能够流传到近现代,就是因为它维护了当时社会中上层阶级的权利。换言之,对权利问题的重视,恰恰是其宪政价值和生命力所在。

说到权利问题,还不应忽视一些似乎与权利问题无关的条款。比如第39款规定:若不经“合法裁决和本国法律的审判,不得将任何人逮捕监禁、不得剥夺其财产、不得宣布其不受法律保护、不得处死、不得施加任何折磨,也不得命我等群起而攻之和肆行讨伐”。该条款是使用了一连串的“不得”,其严格的法律真谛在于:国王无权随意决定臣民的权利和命运。而且,对于侵权诉讼,国王必须依照“正当法律程序而非强力做出裁决”——此乃约束国王行为的经典表述,是具有强制力的法律规范。这在当时具有创新性。为当时和后世人们做广泛的解释,提供了文字依据,为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和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范本。

第三,而13世纪初正值中古盛期,尚不可能产生具有资本主义内涵的自由意识。

责任编辑:吕冬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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