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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历历:哈佛大学典藏“蒋廷黻资料”的史学价值(上)

发布日期:2015-6-22    作者:陈红民    来源:《中国历史评论》第五辑    阅读次数:1754

蒋廷黻是近代中国知名的历史学家、外交家、政治活动家。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Harvard-Yenching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U.S.A.)典藏的“蒋廷黻资料”(Archives of Dr. Tsiang Tingfu),已经笔者编辑整理,即将出版。特写此文,介绍该资料的来龙去脉及史学价值。本文由四部分组成:一、蒋廷黻其人,二、蒋廷黻研究现状,三、“蒋廷黻资料”入藏哈佛燕京图书馆的缘由,四、“蒋廷黻资料”的史学价值。

 

一、蒋廷黻其人

(一)家世及早年的求学经历

蒋廷黻于1895127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生在湖南宝庆府邵阳的一个中等农商之家。蒋家在邵阳并非望族。蒋廷黻的父亲蒋恕学仅受过小学程度的旧式教育,继而辍学,在靖港经商。他有经商的才干,并热心地方事务,乐于排难解纷,晚年曾担任靖港商会会长。蒋廷黻后来虽未子承父业从商,但也受父亲影响而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蒋廷黻6岁时,母亲熊氏谢世,他童年的母爱主要来自宽厚善良的继母。

对蒋廷黻人生前程影响最大者,系其二伯蒋兰甫。蒋兰甫孜孜向学,终因屡次落第而弃学从商,转而寄望于晚辈子侄能博取功名。蒋廷黻6岁那年开始启蒙教育,他先就读于蒋家私塾,接着再进赵家与邓家私塾。在蒋兰甫严格督促下,天资聪颖的蒋廷黻开始诵读《三字经》、“四书五经”、《资治通鉴》等儒学经典及诗文。家庭教育的熏陶与儒家经典的学习,为蒋提供了儒家思想的基本原则,也为其日后的立世处事找到了部分安身所在。1905年科举制度取消,切断了传统士子“学而优则仕”的道路。1906年,蒋廷黻到长沙进入明德学堂学习,开始接触新思想与新观念。不久,蒋廷黻又转到基督教美国长老会在湘潭创办的益智学堂,在此学习生活的时间长达5年,学习了基本的文化与科学知识,英文也有突飞猛进的进步。在益智学堂,蒋廷黻接触了大量的西学,他的学识视野有了新的拓展,他对历史的兴趣与对西方(美国)的向往由此埋下了种子。其间,林格尔夫人(Mrs. Jean Ingle) 对蒋廷黻关爱有加,不仅帮助他学习英文,还十分关心他的生活。

19122月,17岁的蒋廷黻只身踏上赴美国留学之途。经林格尔夫人举荐,蒋廷黻进入位于密苏里州的派克学堂(Park Academy , Parkville Missouri)开始高中阶段的学习。派克学堂是一所半工半读的长老教会学校,主要以培养从事传教或教会相关工作的神职人员为职志。学习期间,蒋廷黻必须每天用3小时的工作换取2小时的读书时间。他专心于学业,英文、拉丁文进步神速,因几何、代数、神学、历史、拉丁文等课程皆获优异成绩而获奖。在19146月的毕业典礼上,他又以英文最高分和最具创意的作文荣膺“农民银行奖”。

1914年夏,蒋廷黻高中毕业后进入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在奥柏林,蒋廷黻修习德文、法文、英国文学、经济学、进化论及心理学等课程,并首次接触化学、生物学、树木学等自然科学。他对自然科学产生浓郁的兴趣,曾一度想专攻植物学,却由于发现有色盲而不得不放弃。自然科学而外,经济学、心理学等课程也是蒋廷黻的兴趣所在。优良的成绩使他在大学二年级时获得庚款奖助津贴,毕业前夕又获得全美大学院校优良学生最高荣誉——Phi Beta Kappa学会会员称号。在奥柏林期间,蒋廷黻已经表现出对公共事务的热情与组织才干。他担任过文学社团的联络秘书等职务,参与主编文学杂志Oberlin Literary Magazine刊务,他还积极参与中国留学生的社团活动,出任中国同学会英文秘书、公共关系组责任人、奥柏林中国同学会会长等职。大学三年级,他负责筹办中国留学生联盟中西部第七届年会,一时成为美国中西部中国同学会的领袖。

作为非官费生,蒋廷黻留学期间大部分生活与学习费用需靠工读来解决。他的留学生涯几乎与工读相随始终,工读实践也成为他获取书本以外知识的重要途径。他靠演讲、打零工及担任社团工作来挣学费与生活费。为赚取中、晚餐费及小费,他还在奥柏林学院附近的旅馆餐厅端过4年的盘子,间或帮助度假去的教授看管房宅花园,1915年夏还曾尝试在学院附近推销书籍,结果是绕遍大街小巷却终无所获。

1918年从奥柏林学院毕业后,蒋廷黻曾赴法国勤工俭学一年,主要职责是为赴法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华工服务。关于此次赴法的动机,蒋本人提及是应青年会一位朋友的邀请。后人综合研究认为,有多种因素促成蒋的法国之行:一、赚取学费、生活费,以进入美东大学继续研究;二、爱国心的发挥;三、实习法文和旅行。  19187月蒋廷黻抵达法国,他被分派到里昂等地有华工的军需厂,为华工开设俱乐部、教授法文和中文的补习班,放留声机与电影等,还替他们写家信,寄钱回家。工作之暇,蒋廷黻尽量在法国境内旅行,增加对欧洲社会(主要是法国)的了解,也对战争的破坏、西方的科技进步情形有了实地的体察。

蒋廷黻所读的派克学堂与奥柏林学院都有浓郁的宗教气氛,但他本人却对宗教并无太大兴趣,所以1919年他从法国再回美国后,选择了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之前,蒋廷黻对自己的未来已经有所期许,他希望能选择一个未来“能左右中国政治”的专业。最初,蒋想学新闻,后又转向政治学,最后,选择了研究历史。蒋研究历史的最终目的,并不纯粹是为学术研究,而是想透过历史研究获取真正的政治知识。

蒋廷黻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生活了四年,大开眼界,深受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熏陶,这奠定了他未来的学术之路,乃至从政之路的基础。1922年底,蒋廷黻完成了题名为《工党与帝国:1880年以来英国工党对英帝国主义政策反应之研究,以其代表在国会的舆论为主》(Labor and Empire: A Study of the Reaction of British Labor, Mainly as Represented in Parliament, to British Imperialism Since 1880)的博士学位论文。该论文以英国工党外交政策为讨论主题,考察了1880-1920年间英国工党对英帝国主义政策的反应,以及工党如何调处民族主义、帝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三者在理论与实际上的紧张关系。在学位论文序言中,蒋廷黻特别指出吉丁斯、沙费尔德和海斯三位教授对论文的指导与影响。192211月,蒋廷黻顺利地通过了学位论文答辩。

蒋廷黻是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留学生中的活跃分子,他担任《中国留学生基督徒季刊》总编辑后厉行改革,将刊名改为《基督教中国》月刊,使刊物从形式到内容均发生实质性的变化。19207月,他继晏阳初之后出任中国留学生基督徒联合会主席,并担任《中国留学生月报》副编辑、美国东部留学生会主席等职。这些活动提高了他的写作演讲水平,并历练了他处理行政工作的能力,使他逐渐成为美国东部留学生界引人瞩目的对象。

蒋廷黻在论文答辩结束后,当月下旬即踏上归国的路途。192211月的《中国留学生月报》曾专发了一则信息:“前联合会东部分会主席蒋廷黻将于1123日乘俄罗斯‘女皇’号邮轮回国,在进入他雄心所在的政界前,蒋先生将先在教育界供职数年,他将入南开大学担任政治学教授。”可见,蒋是在归国前已得到教授职位,他的归国在留学生界是有些影响的。

在归国的“女皇”号邮轮上,蒋廷黻与唐玉瑞举行了婚礼,在船长的见证下完成了终生大事。唐玉瑞是清华学校招收的留学女生,为首批赴美的10名女生之一,入哥伦比亚大学读社会学,与蒋廷黻相识相爱。蒋廷黻学有所成,成家立业,甚是风光。

(二)任教南开、清华

1923年春,蒋廷黻回到阔别11年的祖国。他没有回乡省亲,而是应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之聘赴天津就任该校历史系教授,担纲西洋史、帝国主义扩张史、史学方法等课程的教学,并兼任历史系系主任、文科主任与校评议委员等职。

一帆风顺的蒋廷黻面临如何适应国内学术与教育界现状的压力。他赴美时年仅17岁,在外接受了11年系统的西式教育,其思维模式与价值取向基本是西方的,相较之下国学根底反显得不够深固。蒋廷黻从头做起,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中文写作水平进步颇快,尽管文字的书写开始很蹩脚,偶尔也写错别字,但能清楚达意,收尾总是干干脆脆。蒋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用所学的西方知识选择未来的研究课题,在学术界立足。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英国历史的,这样的课题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没有多大的市场与共鸣。蒋最后选择借用西方的现代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中国问题,开创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学术天地——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

当时,有关中国外交的权威著作是马士(Hosea B. Morse)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主要是依据英国蓝皮书和美国对外关系文件而著成。蒋廷黻认为,马士著作很少使用中国方面的材料,对制约中国外交活动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因素更缺乏深入研究,因而有其片面性。他决定从纠正西方学者的片面观点入手,依据中方书面材料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研究中国外交史。历史学是资料性极强的实证学科,掌握丰富的史料既是研究之基础,且是创新的前提。蒋廷黻的研究工作即从搜集外交文献开始,除去书面史料外,他还曾访问一些当事人。张伯苓在经费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拨款支持他的工作。这项开创性研究奠定了他在中国外交史研究方面的权威地位,也确定了他一生的研究志趣。蒋廷黻自称:“研究外交文献六年使我成了这方面的专家。” 

19295月,蒋廷黻经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延揽,告别工作6年的南开大学到北京就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蒋廷黻在清华进入了他一生学术事业的颠峰阶段,不仅个人研究突飞猛进,且对清华大学历史学科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主掌历史系期间,锐意改革,延聘新人,改变旧的课程设置,打通中国史与西洋史之间的壁垒,每年历史系开设的大约22门课程中,中外史课程几近平分秋色。同时他鼓励历史系学生选修社会科学的课程,扩大视野。在他的努力下,清华历史系逐渐形成以考据与综合兼举、中外史并重、注重对历史整体理解的风格。清华历史系成为全国课程最完备的历史教学中心,其师资配备亦具备较为强大之阵容,属海内一流,人才辈出。

在研究方面,蒋廷黻继续进行对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他利用在北京的便利,去故宫博物院抄录清宫档案,购买许多清朝军机处与海军等方面的档案,并向清末权臣的后裔购买家藏的文件信札等。他对多年搜集的史料进行缜密的鉴别与编排,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外交史专题资料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两卷,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与好评。蒋在编辑资料的基础上,先后发表了一批识见独特的论文,如《评<清史稿•邦交志>》、《琦善与鸦片战争》、《李鸿章——三十年后的评论》、《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等。随着对外交史研究的深入,蒋廷黻的研究视野扩大到整个中国近代史,他曾设想撰写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史》,可惜终其一生,未能如愿。

蒋廷黻有着关心现实政治的情怀。在南开大学执教期间,他常组织学生到天津郊区从事社会调查,了解民间疾苦。1923年底,蒋廷黻回到湖南老家,省亲之外,实地考察了故乡的社会变迁。1925年,蒋廷黻利用赴西北大学暑期班讲学之际,考察了军阀治下的西北农村社会经济状况。19274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蒋廷黻当年暑假偕友人游历杭州、上海、南京等地,实地观察南京政权的内政外交举措与民众对“革命”的反应,接触国民政府的一些要人。蒋虽对南京政府的政策不以为然,却抱有很大的期待。到清华教书后,蒋廷黻在北京与胡适、丁文江等志同道合者往来密切,形成一个特定的朋友圈,议论时政,并试图影响国内政治的发展。

1931年,日本侵华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国内形势丕变。1932年初,国民政府聘请各界知名人士400余人担任国难会议委员,“共定救国大计”,蒋廷黻名列其中。但国难会议召开前,政府当局限定议题,近三分之二的委员拒绝参会。蒋廷黻却到洛阳赴会,对当局予以支持。几乎同时,胡适、蒋廷黻等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觉得有必要对时政发表意见,以尽责任。蒋廷黻倡议办个刊物研讨中国面临的问题,此议逐渐为众人所认可,胡适为未来的刊物题名“独立评论”。

19325月,《独立评论》创刊号面世。编辑委员会由胡适负责,丁文江、蒋廷黻助理编务。刊物每周定期发行,一直到1937725日北平沦陷前被迫停刊,共发行244期。蒋廷黻在1935年从政之前,是刊物的主要编辑与撰稿成员之一,其社会声誉随着刊物渐增的影响力而扩大。据统计,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共发表文章56篇(包括时论、译著、游记等在内),内容几乎涉及南京政府当局内政外交的各个方面。蒋廷黻在《独立评论》时期所表达的思想是“内政方面,通过新式独裁、革除弊政、武力统一诸途径以建立以南京为中心高效统一的政权,推进整个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外交方面,借助国联与国际、以中苏关系为重心的多元外交方略、低调抗日诸项以迂缓日益紧张的中日危机,换取内政建设必需的时间与空间,最终达求制日之目的”。 

193312月,蒋廷黻在《独立评论》第80号上发表《革命与专制》一文,主张在中国实行“新式独裁”。他提出,近代中国最大的障碍是政治分裂与政府腐败。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建国与统一,要先经专制建国的阶段,才能实现国家有效的现代化。此文一出,胡适即著文反对,形成了一场有名的“民主与独裁”的讨论,卷入的学者众多,甚至蒋介石也有公开通电涉及“民主与独裁”的争论,可见其影响之广。受过完整西方教育的蒋廷黻居然提出中国不能实行民主宪政,需要“新式独裁”,这一方面固然源于其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与蒋廷黻开始与当局接触有关。1933年夏,蒋介石曾在庐山召见蒋廷黻,彼此留下良好印象,蒋廷黻认为蒋介石是位“态度极为得体”、“有坚强意志,对于重要工作能够全力以赴”的国家领袖。  次年初,两人再度在南昌行营晤面,商议对日和战及宪法草案问题。故时人质疑蒋廷黻主张新式独裁有曲意逢迎当局的意图。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参与《独立评论》与提出新式独裁主张,为蒋廷黻由体制外转向体制内提供了契机。

(三)转入仕途

1934年夏,蒋廷黻决定赴苏联及西欧各国收集有关中国的外交史料。行前,他赴庐山与蒋介石见面,蒋介石吩咐他在苏联期间多加联络,以探寻联苏制日的可能性。这就使得原本的学术旅行非同一般,某种意义上他充任了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廷黻在苏联逗留数月,收集外交史资料及对苏联社会进行考察。他会见过苏联高级外交官员,向苏方表达了个人对中苏关系的看法及蒋介石的合作诚意。他曾致电蒋介石报告其在苏联的观感。之后,他转道去波兰、德国、英国等国家。次年9月,蒋廷黻返回清华后,又专程赴南京向蒋介石报告欧游经过,接下来就发生了题中应有的故事。

193511月,蒋廷黻接到通知去南京见蒋介石,谈话中,蒋介石提出要蒋廷黻出任行政院的政务处长,蒋廷黻先推说没有经验,最后还是应承下来,蒋介石当场写了任命手谕。蒋廷黻在没有回学校请假的情况下,就完成了从大学教授到政府高级官员的转变,开始了其漫长的“学者从政”生涯。《行政院组织法》规定,政务处长系简任,主要负责政策的制订与研讨,直接对院长负责。蒋廷黻上任后,试图改变南京政府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他在行政院内建立行政效率研究会,出版《行政研究》会刊,提出了一套通过增删裁并机构以增加行政效能的改革计划。然而,蒋廷黻的改革方案遭遇阻力,蒋介石也不支持。不久,蒋介石就以驻苏大使空缺为由,改派他远赴苏联。

面对日本的侵略,“联苏制日”成为战前蒋介石与南京政府外交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中苏两国1929年因“中东路事件”而绝交,但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苏均构成威胁,双方均有改善关系制衡日本的需求。193212月,两国外交关系得以恢复。因1934年蒋廷黻访苏期间曾就中苏关系向蒋介石提的建议给后者留下了印象,蒋介石于19366月向中政会提议由蒋廷黻出任驻苏大使。蒋廷黻的从政生涯方向再次转变。1021日,蒋廷黻奉命离国赴任,开始了为期仅1年多的短暂驻外大使生涯。

蒋廷黻赴苏之际,中苏关系虽有改善,但双方依旧歧见纷纭,猜疑莫释。南京政府要求蒋廷黻努力与苏联方面消除歧见,建立互信,期望能实现与苏联签订军事互助协定,实现针对日本的“中苏结盟”。然而,蒋廷黻根据亲身观察,认为中苏两国处境不同,希望苏联与中国结盟并不现实,但是他的判断未被蒋介石接受。1936年底,“西安事变”发生,南京方面判断事变背后有苏联主使,命令蒋廷黻向苏联提出严重抗议,要求苏联协助释放蒋介石。蒋廷黻奉命提出的抗议与要求遭到苏联官员的断然拒绝,双方大吵,以致苏联反而向中国提出抗议。蒋的举措失当使其大使生涯受挫,他在莫斯科受到冷落,苏联外交部主办的各种外交聚会基本不邀请他。

19377月,“芦沟桥事件”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蒋廷黻执行南京当局的指令,设法说服苏联出兵支持中国,未获成功。此时,蒋介石需要苏联军事援助甚切,蒋廷黻显然不再是驻苏大使的合适人选。19381月,蒋廷黻卸任回国。

在蒋廷黻驻苏大使任期内,还有件值得一书的事情,是他协助已在苏联12年的蒋经国携苏联太太返回中国。

19385月,蒋廷黻应行政院长孔祥熙邀请,再次出任政务处长,主要负责战时大后方财政预算及地方行政建设等事务,他也曾短暂代理行政院秘书长。国民政府在经济困窘的情况下坚持抗战,需要将有限的经费用于战争,抑制通货膨胀,支撑长期抗战,稳固大后方。蒋廷黻根据“量入为出、量力而行”且保证“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原则编制预算。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中,蒋廷黻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五年,表现只能用中规中矩、乏善可陈来形容。尽管很努力,但他编制的预算时常受到急于得到财政支持的地方官员与各部首长责难,行政改革更是设想多而成效少。部分原因是制度设计的问题,行政院政务处的设置“不甚合理”,“政务处长并没有多少实权”。

1943年秋,蒋廷黻奉派率团到美国,出席在美举行的有关“战后救济”的几个重要会议。他在美国滞留了近一年时间,频繁往返于美国的各大城市,拜会故旧,进行宣传性与学术性的演讲,争取美国各界对中国战后重建的支持。1943年底,旨在对遭受战灾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救济与善后,帮助受害国及其难民减轻痛苦,尽快恢复正常和平生活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正式成立。蒋廷黻当选为“联总”中央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常驻华盛顿,他争取中国成为“联总”援助预算的最惠国,并着手构想战后中国的善后救济具体计划与要求。

194412月,“联总”在重庆设立办事处。次年1月,为协助“联总”在华开展善后救济工作,国民政府亦于行政院下设立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蒋廷黻出任首任署长。“行总”最初设于重庆,抗战胜利后迁至上海。“行总”的使命是办理全国善后救济,同时履行中国对“联总”之义务。“行总”设有储运、分配、财务、赈恤四厅,调查、编译、总务、会计四处及人事室,并在各地设立分署或办事处等办事机构。蒋廷黻曾撰写《中国善后救济总署》一文,对“行总”的理念与职能详加阐述,提出要“寓救济于善后之中”,“以善后救济抑制通货膨胀、稳定物价”,“以善后先复苏农业,并为未来工业化建设创造条件”等主张。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共产党占领的解放区也需要救济,蒋廷黻遵循“联总”善后救济物资分配超政治化的相关原则,主张本着人道主义基本精神对中共控制区实施善后与救济。

然而,善后救济工作却成了蒋廷黻从政生涯中的一个滑铁卢。战后中国百废待举,政府当局的资源与组织动员能力均有限,而国共两党又各有打算,这一切使得善后救济工作步履维艰。当“联总”的大批救济物资到达中国后,如何与“联总”配合,顺利接收物资并分配到所需地区,就成了蒋廷黻面临的大问题。至19466月,“行总”的业务工作几近瘫痪。“联总”驻华300余职员联名向总部控告国民政府未遵守有关协议向“行总”拨款,且因政治原因不公平地分配物资,建议将计划分配给中国的救济物资分配到世界其他地方。“联总”据此下达对华物资“停运令”,此事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蒋廷黻受到极大冲击,遭到监察院弹劾,于10月被迫去职。

1946年秋天,蒋廷黻被任命为出席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会议的中国代表。19476月,他代表中国政府出席在上海与碧瑶召开的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第一、二届年会。同年9月,国民政府任命蒋廷黻接替因病去职的郭泰祺任驻联合国常驻代表。蒋廷黻肯定没有想到,这一任命确定了他后半生的基调:从此长期生活在域外,成为职业外交官。至1962年,蒋在联合国任中国代表团(1949年后代表台湾当局)重要职务长达15年。

当时国共内战正酣,中国在联合国鲜有作为。此时,蒋廷黻个人婚姻却亮起了红灯,闹成大绯闻。蒋与结发妻子唐玉瑞婚后生有二男二女,却移情别恋,与下属之妻沈恩钦暗生情愫。蒋廷黻要求离婚,唐玉瑞不许,蒋便委托律师在墨西哥法庭单方面办理了离婚手续,并与沈恩钦于19487月结婚。唐玉瑞先向纽约的法院提出离婚无效的诉讼,未被受理,就将纠纷闹到联合国,以“闹场”的方式给蒋廷黻难堪:但凡蒋出现的各种公私场合,如开会、演讲、宴会等,唐均到场,使蒋难以正常工作。曾经的恩爱夫妻劳燕分飞。然而,蒋廷黻对前妻的情感很复杂,在临终前预留的遗嘱中提出,将所有约三十万美元的遗产一分为二:一半给现夫人沈恩钦,一半给从不认为已离婚的唐玉瑞。蒋廷黻丧礼时,沈、唐二人同时出席,且是唐玉瑞以“未亡人”身份率子女(蒋与沈恩钦婚后未生育子女)在报纸上发表传统的“哀谢启”。

蒋廷黻长期驻于海外,这给了他远距离观察国内政治,思考如何改造的机会。早在1945年蒋廷黻就有另组一个政党的想法。1947年初,蒋廷黻与胡适见面时,对国民党表达了强烈不满,商谈建立新党的可能性。1948年底至1949年初,蒋廷黻对国内政治彻底失望,再与胡适商议组党之事,确定了建党的发起人,党名定为“中国自由党”。蒋廷黻亲自拟定“中国自由党党纲”,并于194911月在美国召开记者会,在《纽约时报》宣布了组党的消息。19491月,在台湾出版的《“自由中国”》发表了《“中国自由党”组织纲要草案》。然而,由于胡适不肯出任新党的“党魁”,加之国民党政权撤台后形势巨变,新党最后胎死腹中。  组建“中国自由党”是蒋廷黻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而寓意深长的事件,说明了他与国民党政治体制的关系。

1949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蒋廷黻在第四届联合国大会上代表台湾当局提出“控告苏联侵略中国案”(“控苏案”)。此案将中国大陆的政权更替说成是“苏联侵略”的结果,中共新政权是苏联的“傀儡”。国民党政权提此案有双重目的:一则公示苏联是“敌对国家”,阻止苏联提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国民党政权在联合国的席位;二则帮助国民党解围,说明其失去大陆政权不是自身的政策失败,不是败于中共而是败于强大的苏联。因为“控苏案”背后有特殊作用,它便成了1950年代初期蒋廷黻奉台湾当局意旨每年都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提案,1952年竟然获得大会通过。蒋廷黻由此被岛内媒体描绘成在联合国孤身舌战苏联“强权”的“外交斗士”与“英雄”,声名大噪。

1950年海峡两岸分裂对立局面形成后,实行“一国一票制”的联合国席位对于困守孤岛的台湾当局来说,对内对外均有重要的意义,非殊死以守不可。蒋廷黻长期在联合国担任“中华民国”的重要职务,还多次任台湾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团长”,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宣达台湾当局的主张,捍卫台湾当局在联合国占有的中国代表权,用各种方式阻止大陆进入联合国。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在1960年之前始终被台湾与美国联手以“缓议案”的形式阻止进入大会讨论,台湾当局得以占据联合国的中国席位。这固然是美国大力支持的结果,但蒋廷黻等人在联合国内的“奋斗”也起了一定作用。1953年、1956年蒋廷黻两次返台述职时,均受到了热烈欢迎,当局授予他“卿云勋章”,以示嘉奖。

1957年,蒋廷黻当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这是对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成就的充分肯定,但也与台湾的“学术生态”有关。1948年首次院士选举时,蒋廷黻曾获得提名,但未当选。事实上,此后蒋廷黻已与学术研究渐行渐远,并无值得称道的新研究成果。1962年,蒋出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倡导台湾地区的学术研究及中国通史之编纂。

随着国际局势与联合国内格局的不断改变,中国代表权问题在1961年发生重要转变,由“缓议案”变成了“重要问题案”,即允许提交大会讨论,但须三分之二成员国同意。台湾当局遭受了一定挫折,采取了换人策略,重新布局。“驻美大使”叶公超被撤,由蒋廷黻接替。由于对美外交是台湾“外交”最重要的一环,基本是由最高当局直接操盘,故蒋廷黻在“驻美大使”任上,无甚大作为。19655月,他从“驻美大使”任上退休,转任“总统府资政”闲职。

退休后,蒋廷黻移居纽约,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他个人的“口述历史”。有回忆文章称,蒋廷黻本拟返回台湾居住,继续从事历史研究工作。但笔者存疑,因蒋廷黻自1949年至1965年的16年间担任重要的“外交”职务,却只回台湾四次(1953195619611964),每次时间均不长,终生不入国民党,似乎是刻意与当局“保持距离”,很难想象他解除公职后,会离开熟悉的美国而到基本陌生的台湾度过晚年岁月。

1965109日,蒋廷黻病逝于美国纽约,享年70岁。他在自己的祖国生活了不到40年(包括童年),而在外国生活了超过30年(美国前后30年,苏联 1年多),如果以成年以后计,则他一半以上的时光是在海外度过的。

二、蒋廷黻研究现状

蒋廷黻以学术研究起家,之后从政,是知名的历史学家、外交家,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民国以来学者从政最有成就的一位” 。他的一生颇为奇特:作为一个中国人,他长期生活在国外,学贯中西;以学者论政起家,却最终以行政、外交为职业;信仰与努力宣传自由主义,却在被批评为“独裁”的国民党政权内任高级官员;经历1949年的巨变而长期担任国民党政权的高级官员,却终生未加入国民党。凡此种种,均显示出他的与众不同之处。

正因为他在学术史、思想史、政治史、外交史上均有一定的位置,学术界对他颇为关注,有一定的研究成果。

台湾地区与海外方面。台湾学界对蒋廷黻的介绍与研究起步较早。蒋廷黻在世之时,李敖即于1963年发表了《蒋廷黻和他走的路》(《文星》杂志,第12卷第6期)一文,并着手编辑《蒋廷黻选集》。蒋廷黻去世不久,与他有30年交往的好友陈之迈在1967年将其在《传记文学》连载的文章,结集出版为《蒋廷黻的志事与生平》一书(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述蒋之经历甚详,史料价值很高。史学家吴相湘则在《民国百人传》中为蒋廷黻立传。以上著述对蒋廷黻的志业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并有各自的评价。

台湾的几位青年学者关注到蒋廷黻研究,先后选择以蒋研究为学位论文的主题,其中有叶振辉的《蒋廷黻与中国外交——特别着重19471961之一时期》(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76年),从学术研究和外交实践两个相面重点考察蒋廷黻在外交上的贡献。张慧中的《蒋廷黻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及其贡献》(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2年),以蒋廷黻的近代史研究作为剖析对象,兼而论及其求学、论政与从政时期的思想演变。黄德宗的《蒋廷黻及其政治思想的演变18951935》(“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2),以蒋的早期生长环境与教育、留美前期(19121918)、留美后期(19181922)、回国以后等几个时间段来分析蒋政治思想的变化。

台湾地区学术期刊的论文有王聿均的《蒋廷黻先生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倡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近代中国研究通讯》,1986年第1),论述了蒋在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林文仁的《介于两个世界之间——蒋廷黻和他的中国外交史研究》(《“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1999年第31期),认为蒋廷黻思想上存在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学术或政治为志业、对历史研究之学术与功能等三重交错,这种思想特性与蒋廷黻的外交活动表现出一定的互动。此外,林子侯著《蒋廷黻传》(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印,1997年版)是一部传记作品,对蒋一生的诸多方面均有涉猎,但缺乏深入研究与剖析。若干以思想史为主题的学术专著也涉及对蒋廷黻的评价,其中陈仪深的《<独立评论>的民主思想》一书(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版)以相当篇幅专论蒋廷黻的“独裁论”主张,认为该主张与蒋廷黻对30年代国际国内政局情势的判断及其思想中固有的“保守”性有关。

台湾还出过不少回忆文章与一般性的介绍文字,如曹志源的《爱国学人蒋廷黻》(《“中外”杂志》,198312期),梁嘉彬的《蒋廷黻先生传》(《湖南文献》,第17卷第4期,19894月),王宏志的《蒋廷黻传》(《“国史馆”馆刊》,第4期,19886月)及周谷的《蒋廷黻暮年在华府(上下)》(《中外杂志》)等。

香港出版的《中国研究》1996年第1期刊出陈永红的《蒋廷黻的现代化思想》,对蒋廷黻现代化理念之思想动因及其基本内涵作了相应的梳理,归纳出蒋现代化理念的基本特性。

日本学者汤本国穗的《专家政治との民众包摄——蒋廷黻を中心に》(千叶大学法学论集,1994),从专家政治的角度探讨了蒋廷黻弃学从政的思想动机及其政治实践,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方法论意义。

美国学者查尔斯•里利(Charles Ronald Lilley)的“Tsiang Ting-Fu: Between Two World , 1895-1935”(《蒋廷黻:介于两个世界之间(1895-1935)》)是他1979年在马里兰大学的博士论文。 里利的论文利用蒋廷黻留学时期的大量资料,借用“跨文化交际”(cultural borrowing and cross-experience)的方法,对蒋廷黻的基督教信仰、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进行多方面考察,强调蒋廷黻的积极入世态度和知识批评能力成熟于留美时期,他在奥柏林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师承和研习,美国的影响为蒋廷黻日后的思想行为奠定了基础。之后,里利又以“蒋廷黻:局内的局外人”为题发表其对蒋廷黻的见解,精辟地以“局内”与“局外”来界定蒋的身份:蒋廷黻晚年是台湾的高级“外交官”,却长期居住在美国,甚至被蒋介石看成是“一个亲密的具有影响力的外国人”,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在国民党政权之内还是之外,他都被视为“局外人”,他努力奋斗要进入“局内”,可即使是成功之后,他发现自己“依然不过是个局外人”。  哈佛大学历史系的 Wing F. Ng 2002年提交的硕士论文“The Right to Represent: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NN Seat, 1950-1971”(《代表权: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席位,1950-1971》)的第二章标题是“T. F. Tsiang and the Crisis of Chinese Representation1950 (“蒋廷黻与1950年中国代表权危机”),其中较多运用了蒋当年的日记。

在中国大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间“革命史观”当道,蒋廷黻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学者”,其所著《中国近代史》是“集中外反动观点之大成”,“宣传民族投降主义,为买办资产阶级蒋介石集团作辩护”。  这段时间的文章,包括吴文灿的《批判蒋廷黻的反动历史观点对于中国近代史的歪曲和诬蔑》(载《河南师院学报》,1956年创刊号)、金应熙的《批判洋奴买办蒋廷黻的反动史学观点》(载《中山大学学报》,1961年第2期)。只看题目即知内容,是对蒋的全盘否定与批判。

20世纪80年代后,学术研究氛围相对宽松。1986年陈旭麓撰文《中古•近代化•民族惰性》(《文汇报》,1986916日)对蒋廷黻著述的学术价值给予某种肯定。198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人物传记”第22辑中,也有《蒋廷黻》一文,对蒋的生平进行简要评价。这些介绍开启了大陆学者研究蒋廷黻的窗口,有不少学者随之步入此领域,如王永平、刘耀、顾卫民、任骏、林冠群、吕文浩、沈渭滨、李义彬、李建军、许纪霖、欧阳军喜、王宪明、尤小立、蔡乐苏、金富军,高志勇、冀满红、吕霞、王春龙、卢旗英、吴跃农等人的研究。

学位论文方面,有南开大学李建军的硕士论文《毕其功于一役 走出“中世纪”:论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研究》(1998年),华东师范大学宋俊的硕士论文《蒋廷黻史学研究——兼论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种范式》(2006年)等。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一些学者将相关的研究成果用博客(blog)的新形式发表在网站上,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马勇就在新浪、网易上发表过《蒋廷黻与近代中国叙事》、《蒋廷黻眼中的中国近代史》等。

以上的研究成果,论述的焦点均落在蒋廷黻的学术研究上,对蒋廷黻成果的评价大致上分为基本肯定与基本否定两种。持基本肯定观点的有陈旭麓、沈渭滨、许纪霖、顾卫民、欧阳军喜、马勇诸学者。如陈旭麓认为,蒋廷黻在历史的推进中感知了以“近代化”来改变“中古”的面貌这个“历史逻辑”,因而也就能触及近代中国的这个总要求。欧阳军喜认为,蒋廷黻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解具有很强的西方文化背景,同时又是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文化环境的产物,他是希望通过近代史研究在解救当时的民族危机方面能有所贡献。沈渭滨认为,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不仅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地位,亦可窥见他那一代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学人,思考国家前途、关怀社会进步、主张政治改良的普遍心态。李建军认为,蒋廷黻不仅厘清了“华夷之辨”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关系,而且刷新了中国固有的“忠奸之辨”与近代爱国主义关系的传统观念。许纪霖认为,蒋廷黻实际上可归属于社会自由主义者,他在思想性格上趋向宋儒,其弃学从政属于为政治而生存,其理想目标是做范仲淹或王安石。王春龙、卢旗英肯定了蒋廷黻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顺利诞生及促使它对中国进行大力援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勇认为,蒋廷黻的研究“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建构了一个分析框架和话语系统,是近代史科学化研究的开山之作,在不经意间将近代史学科带入一个新的境界”。

持基本否定观点的学者是林冠群与龚云。林冠群认为,蒋廷黻在研究鸦片战争时,将民族矛盾与民族自我更新问题混为一谈,兜售“失败主义”的立场,《琦善与鸦片战争》中的基本论点是站不住脚的。龚云指出,蒋廷黻所写的《中国近代史》“是一种政治性的历史”,“在相当程度上是一部宣传品,而不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其他如陈哲夫等主编的《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流派》(当代出版社,1999 年)有万余字的篇幅涉及蒋廷黻的政治思想,基本是予以批评。易竹贤的《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论及“民主与独裁”之争时,认为蒋廷黻等鼓吹“新式独裁”,有公然迎合蒋介石的意愿。

在研究蒋廷黻的学者中,张玉龙教授值得特别称许。他在南京大学攻读博士期间,先后发表过一系列文章,涉及蒋廷黻研究的主要方面。 2008年,他的博士学位论文《蒋廷黻社会政治思想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首部全面论述蒋廷黻思想的学术专著,得到很好的评价。著名民国史专家张宪文教授评论道,该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该领域的研究空白,深化了蒋廷黻的研究”。

与研究的发展相适应,部分蒋廷黻的相关资料也陆续被编辑出版。蒋廷黻逝世不久,台北的文星书店便于196512月将其在各个时期的文字编辑成册,出版《蒋廷黻选集》(1978年再版)。虽因成书仓促,有诸多遗漏(特别是早年美国留学所写的文字未纳入),但这是首次结集出版的蒋廷黻资料,功不可没。1969年,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六集的《蒋廷黻选集》。1970年台北的大西洋图书公司出版了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论集》。1979年,传记文学出版社将蒋廷黻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以《蒋廷黻回忆录》为题翻译出版。天一出版社在1985年出版了一套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学术有极大影响力”的人物史料丛书,其中包括三册本的《蒋廷黻传记史料》,基本将台港地区已刊的各类蒋廷黻材料收罗无遗,十分难得。1987年起大陆出版了不同版本的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岳麓书社、东方出版社等),湖南教育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了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其他如《独立评论》影印本、《胡适的日记》等相关资料的问世,为蒋廷黻的研究提供了相当程度的便利。

概言之,学术界对蒋廷黻的研究自其逝世时的20世纪60年代就逐渐展开,有一批研究成果,也出版了一些史料。回顾学术史,可以看出,学者对蒋廷黻的关注多集中于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贡献、《独立评论》时期的言论、学者从政、驻苏联大使时期的作为,及其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国家社会中的角色等几个方面。同时,研究时段基本集中于1949年前,而对其最后驻于美国的16年鲜有论著关注。对于蒋廷黻这样一位活跃于政治、外交、学术等不同领域且有所建树的复杂历史人物而言,现有的研究及资料显然均不足以反映其全貌。在此试举一例,前文提到清华大学蔡乐苏教授等曾于2005年发表论文《蒋廷黻外交思想探析》,该文所探析的年代基本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为止。而此后直到1965年去世,蒋的主要职业之一就是外交官,担任“驻联合国代表”与“驻美大使”,其外交思想与实践远比此前要丰富得多。

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强调首尾连贯,尤其当注重对人晚年的评价,所谓“盖棺论定”。对蒋廷黻晚年研究的缺失,实际上也影响到对他前半生的评价。

之所以产生上述遗憾,除了学者视野受到社会与学术环境的限制以外,资料的缺乏是重要原因。历史学在本质上是一个实证学科,史料是研究的基石,没有史料,历史学家就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相比于在大陆时的风光,蒋廷黻晚年“自我放逐”的隐居生活,渐渐淡出媒体的视野:离开大陆后他长期居住在美国,即使与台湾的老友联络也不多;他基本局限于在美国做“外交官”,与学术界也渐行渐远。20世纪80年代之后,蒋廷黻重新回到研究者的视野之中,甚至有一定的热度,然而,其后半生系统史料的缺乏,不仅影响了现有研究成果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深入研究的障碍。

三、“蒋廷黻资料”的典藏与整理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典藏“蒋廷黻资料”的文件,形成的基本时间段是1947年至1965年,是系统反映他后半生生活与思想的资料,足可弥补之前资料阙失所造成的各种遗憾。

一个中国人的资料,怎么会进入美国大学的图书馆?这批资料进入哈佛燕京图书馆,有段与学术史相关相当曲折的传奇故事,其中颇多偶然因素。

故事要从1930年代说起,蒋廷黻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时,有位专程来学习中国历史的美国留学生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其中文名由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所起)与其过从甚密。费正清回到美国后,担任哈佛大学教授,建立了东亚研究中心,成为知名汉学家。费正清受蒋廷黻影响至深,以致1972年他首次受邀重访北京时,冒着得罪主人的风险,在演讲时表达了对蒋廷黻的敬意:“今天我必须首先承认我作为学生所受到老师蒋廷黻的恩德。尽管他在最近20年间作为国民党驻联合国安理会‘中国大使’与人民共和国对抗,在这之前,他曾是清华的历史学教授,如果不承认此种恩德,我就不可能接着讲下去。”  事实是,1949年后蒋廷黻与费正清同在美国,却交往不多:一则他们分住在华盛顿与波士顿,更重要的是费正清在其学术研究中对国民党政权多有批评,作为国民党政权代表的蒋廷黻自然不会与其联络(他们之间只偶尔有通信)。

1965年蒋廷黻过世后,费正清深知其资料的重要性,产生了寻找的念头,却苦无线索。

到了1980年代,费正清从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每天仍到用他名字命名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办公室阅读与写作。费正清研究中心招聘了一位新的秘书Michele Wong Albanese,这位中文名为“黄爱莲”有着华裔血统的女秘书出生于美国,不懂中文。她为多了解费正清及其研究中心的历史,专门阅读费正清的自传,读到留学清华一节,发现其中所言蒋廷黻教授的事情很像自己姨夫说过的其父亲(事实是,Michele Wong Albanese的母亲与蒋廷黻四公子蒋居仁的太太为亲姐妹)的故事,就向费正清求证。费正清大喜过望,说自己已寻找蒋的后人多时,苦无线索。更让费正清意外的是,乳名“四保”的蒋居仁(Donald Tsiang)就住在哈佛大学附近名为“Newtown”的小镇。

已年届高龄的费正清,正在为完成自己最后一部著作与时间赛跑。他百忙之中通过Michele Wong Albanese约蒋居仁到哈佛见面,询问蒋廷黻是否留有资料及可否捐献出来,供学术研究之用。蒋居仁说蒋廷黻在家中留下不少资料,原是准备退休后做研究用的。蒋居仁自幼生长在美国,是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建筑师,他不能阅读中文,无法处理这批资料,就全部置放于家中的地下室。蒋居仁称,捐献问题要先与其家人商量方可决定。随后,蒋与在美国加州的二姐蒋寿仁女士(英文名Marie Hu,乳名“二保”)协商。她的意见是,父亲的资料既然留在蒋居仁处,弟弟可全权处理。但是蒋廷黻留下的资料内容复杂,不能不加整理就贸然捐出。蒋廷黻的日记相对独立,可以先捐出。这样,费正清在世时,蒋家先将日记全部捐给了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供其研究用。当时双方商定,资料全部捐给哈佛大学后,将存放在哈佛最大的图书馆——瓦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

应该说,蒋廷黻后人选择将资料捐给学术机构的决定,与其本人想法颇为一致。早在1938年蒋廷黻写的遗嘱中对自己保存资料就有所安排:“应请萧公权兄就使俄文件(如电报、报告等)中择其关重要者作为《使俄记》之附录,合起来勉强成书,于十年后出版。(唐)玉瑞应该检出文件送给萧公权兄。公权兄编完后请将一切稿件掷还玉瑞。书出版后,文件可赠送清华或国立其他图书馆。”

费正清去世后,争取收藏蒋廷黻资料的任务就落在了其高足柯伟林(William  C. Kirby)教授身上。1990年代,柯伟林教授担任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资料陆续捐来,就暂放在历史系的办公室。至2002年,柯伟林教授与哈佛大学相关学者商量,认为瓦德纳图书馆虽是哈佛图书馆的主馆,保管力量强,但从使用便利的角度考虑,还是典藏在以东亚文字为主的哈佛燕京图书馆更合适。征得蒋居仁同意后,蒋廷黻资料于2002927日全部移到哈佛燕京图书馆(移入两天后,蒋居仁先生又直接向哈佛燕京图书馆捐了两箱),藏于善本书室。

笔者200210月访问哈佛燕京图书馆,承郑炯文馆长相告,有幸最先接触刚入馆的蒋廷黻资料,目睹了这批资料的“原生态”:这批资料入馆时,保存着蒋家捐出时的状态,放在规格不一的纸箱中,每箱里的东西相当凌乱,信件、书籍刊物、手稿等与字画、照片等共存,甚至有烟斗、唱片与旧式的录音带。图书馆随机给每个纸箱编上了号码,共14箱。

燕京图书馆方面为整理蒋廷黻资料投入了一定的人力,到2009年笔者再去访问时,他们已经完成了基础分类,重新分箱,并编制了目录,阅读起来便利得多。燕京图书馆编制的基本目录(即现在的典藏目录)如下:

ARCHIVES OF DR. TSIANG TINGFU

Daily Reminder                                                                                                                         Box 1

Manuscripts Memoirs, Articles,…                                                                                   Box 2

Miscellanea                                                                                                                           Box 2

English Correspondence, A-K                                                    Box 3

English Correspondence, L-                                                      Box 4                 Chinese Correspondence, etc.                                                                                 Box 5

Addresses                                                                                                                                   Box 6

Memorandum                                                                                                                         Box 6

Statements                                                                                                                                  Box 6

Addresses, Articles,…by others                                                                                       Box 6

Works and Articles by Dr. Tsiang Tingfu, or related to him                                       Box 7

English Pamphlets                                                                                                                      Box 7

Newspaper Clippings                                                                                                             Box 8

Audio-Visual Materials, etc.                                                             Box 9

Dr. Tsiang’s Cable,  1948-1957                                                   Box 10

                 1958-1961                                                   Box 11

                 1962-1969                                                   Box 12   

Materials on Various Subjects                                                                                      Box 13

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Documents                 Box 14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United Nations Documents                     Box 15

United Nations and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Documents                              Box 16

这个目录为阅读蒋廷黻资料提供了基本线索,各箱大致内容一望可知。但也有若干含混、需要特别说明的地方:  

第一箱的“每日记事”,确切地说应该改成“日记”。保存了蒋廷黻自1944年至1965年共22年的日记。

二、第十二箱“蒋廷黻的往来函电”,注明时间是19621969。蒋廷黻于196510月逝世,此后的函电是其家人与他人交往时收发。

三、第十五箱、第十六箱,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分支机构在中国活动的情况,内容与蒋廷黻无关,也不是蒋家人捐献的。之所以被统一保管,且编制在同一目录中,缘于该批资料系由一位前“联总”官员向哈佛大学历史系捐献,柯伟林教授拟推荐给一位博士生作为撰写博士论文的基本材料,先放置在历史系办公室中,故在将“蒋廷黻资料”移至哈佛燕京图书馆时,一并移来。工作人员不知原委,混编了。笔者已建议郑炯文馆长将其从蒋廷黻资料中分出,单独存放。

以上介绍中,我们看到有许多机缘巧合:如果不是蒋廷黻出于历史学家的职业习惯保存资料,如果不是费正清对蒋廷黻的了解与尊重、不是他对这批材料的追索,如果不是蒋廷黻后人慷慨捐献,就不会有“蒋廷黻资料”入藏哈佛燕京图书馆,这批珍贵资料很可能湮灭在蒋居仁先生家的地下室(因蒋居仁家无人学习历史,且均不懂中文)。而串连整个故事最传奇的一环,就是Michele Wong Albanese 应聘为费正清中心的秘书。苍天有眼,让费正清不负苦心。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笔者对于“蒋廷黻资料的”整理与编辑,经历了三个阶段:

初步意向与筹备阶段。笔者自1996年起整理与研究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与该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深得郑炯文馆长信任与支持。2002年秋,应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邀请再访剑桥市,为胡汉民资料的出版工作做最后核对。巧遇“蒋廷黻资料”从哈佛大学历史系移到燕京图书馆,柯伟林教授与郑馆长先后向笔者介绍这批资料,笔者知道它们的价值,当即提出应尽早整理,争取在中国出版。郑馆长提出希望笔者能在结束胡汉民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后抽时间整理“蒋廷黻资料”。在他安排下,笔者与蒋居仁先生及已经转而担任亚洲研究中心秘书的Michele Wong Albanese首次见面,弄清了资料背后的故事。

  实施阶段。2009年下半年,郑馆长邀笔者第三次访剑桥市,编辑整理“蒋廷黻资料”的工作正式启动。在哈佛半年期间,笔者通读了全部资料,重要者均拍成资料片,准备回国后编辑。与此同时,哈佛燕京图书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与笔者达成了合作出版意向。2011年,“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蒋廷黻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资助。201211月,笔者第四次赴哈佛大学,在通读原件的基础上,完成了选择需要扫描的文件,编号交由哈佛大学图书馆的技术部门进行扫描。

分类编辑阶段。201310月,哈佛燕京图书馆将扫描好的电子文档寄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2月,我们收到了出版社的打印件。我们借了一间大会议室,将13000多页资料全面铺开,指导研究生重新分类组合,排定顺序,再为每份文件拟定题目,录入编目,最后是校对调整。将如此众多纷杂的资料进行编辑整理,每日从早到晚,工作强度之大,至今思之,仍是难忘。

除去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典藏,蒋廷黻的未刊资料还有两个来源:哥伦比亚大学、蒋廷黻的女公子蒋寿仁。

关于哥伦比亚大学的资料。2009年下半年,笔者专程去哥伦比亚大学查找蒋廷黻资料。哥伦比亚大学是蒋廷黻的母校,又是为他做“口述历史”的学术单位。哥大的蒋廷黻资料由四部分构成:(1)学籍资料;(2)学位论文;(3)口述历史;(4)口述历史工作档案文件。其中,学籍资料仅限于对其亲属开放,即使是研究者也不能查看。蒋廷黻的口述历史,列在哥大中国口述史项目的第57号(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Tsiang Ting-fu  No.57)。口述历史工作档案文件“Reminiscences of Ting-fu Fuller Tsiang1965)”藏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善本与手稿图书馆”(Rare Book & Manuscript Library),编为“TsiangTing-fu Paper”,分装在8个盒子里,有7盒是哥大韦慕廷(C.Martin Wilbur)教授等向蒋家借阅后复印的资料,原件均在蒋家捐给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蒋廷黻资料”中,但有1盒是韦慕廷等人在做口述历史时与蒋廷黻及其家人的往来信件,这是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蒋廷黻资料”所缺乏的。

关于蒋寿仁女士处的资料。蒋寿仁女士是在中国读完中学才去美国的,退休前为中学老师,居住在美国加州的Palo Alto,临近斯坦福大学。她对父亲的感情很深,留意收藏了不少关于蒋廷黻的著作、回忆与研究文章,和一些研究蒋廷黻的中国学者也有接触,岳麓书社1987年出版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时,她还专写了“欣慰与回忆”一文。蒋寿仁支持弟弟蒋居仁将资料捐献给哈佛大学。20101月,笔者去她的住处拜访,并共进午餐。见面时,她讲了许多家里的往事,并取出珍藏的家书供笔者拍照,允许使用,编入资料集中。她手边的第一手资料不多,但对了解蒋廷黻的家庭生活十分重要。年迈的她,除了保留父亲的家书外,将其收藏的其他研究资料均赠给了笔者。

能够接触并整理编辑“蒋廷黻资料”,是十分荣幸之事。费正清是闻名遐迩的学术大家,笔者景仰已久的学者,蒋廷黻资料因他的努力得以进入哈佛大学。笔者有幸追随,继续这项工作,造福学术界,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完成了费正清的一个心愿。

(责任编辑: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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