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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历历:哈佛大学典藏“蒋廷黻资料”的史学价值(中)

发布日期:2015-6-22    作者:陈红民    来源:《中国历史评论》第五辑    阅读次数:1091

四、“蒋廷黻资料”的史料价值刍议

蒋廷黻兼具历史学家和参与历史进程要角的双重身份。他与著名考古学家李济有段有趣的对话,1965年,二人相聚于美国的双橡园,李济问道:“廷黻,在你看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满足多,还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满足多?”蒋廷黻未予直接回答,而是反问老友:“济之,现代的人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 问者有恭维的高明,答者有外交官的智慧,此一对话日后引发了不同的猜测与联想。笔者认为,最低限度可理解为蒋在参与创造历史的同时,并未忘记研究历史的重要性。他的学术研究是从中国近代外交史起步的,最后的生涯又是职业外交官,其在史料搜集、鉴别与整理方面有独特的敏锐与过人之处。蒋廷黻临终前对人说的愿望,是退休后回到台湾继续研究近代历史。笔者猜想,他保留这么多资料,何尝没有将自己参与历史的过程写出来的想法。如此,既能效仿司马迁写历史,又能将自己“当张骞”创造历史的过程记录下来。

笔者不了解台湾驻外机构文件保管的相关纪律规定,但据常识推测,蒋廷黻将当时属于极机密的大量往来电报“私自”保存,应该是不合规定的(一个佐证是,台湾“外交部”于2000年前后将一大批档案解密,移交“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保管、开放,蒋廷黻所保存的部分,多不在列)。而其冒险“私藏”的原因,应该是想留作日后研究之用。

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蒋廷黻资料”整理与出版,对于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来说,其史料价值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必将推动蒋廷黻的研究、当代台湾史诸方面的研究。在此,笔者就目前粗疏阅读所得之观感,分两个部分略加论述:

(一)对于蒋廷黻研究

如前所述,受限于史料,目前的蒋廷黻研究存在两个明显欠缺而亟待深化的方面:一是关于蒋廷黻个人生活的研究;二是对1949年后蒋的思想与言行的研究。质言之,我们还缺乏一部能涵盖蒋廷黻一生思想与事业的传记。

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蒋的学术成就、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及其从政的得失评价等,而对于他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是最基本的了解都较为匮乏,对其富有戏剧性轰动效应的离婚案虽有所披露,也多是猎奇式的旁观者说,缺乏当事者的说法或第一手资料。研究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如果不能弄清他的成长与生活环境、家庭生活、人际交往等“私人空间”,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必然会受到限制。“蒋廷黻资料”中包含大量蒋廷黻个人生活的史料,其中最重要的是1944年至1965年长达22年不间断的日记。

1.日记。有资料显示,蒋廷黻自1914年起开始写日记。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是他自194411日开始写的日记,最后的日记写于196563日,是他辞世的4个月之前。据美国学者查尔斯•里利统计,共有7700余页。 蒋所用的是特别定制的日记本,由标准日记本公司(The Standard Diary Company)出品,非常精致,封面侧面均有烫金的年份,每页印有日期,星期几及当年已过几天,还剩几天等。所有日记本的持有者是固定供应的,蒋的编号1944年是389B19451947年是3891/21948年后一直是389。除第一册是黑色封面外,其余均是红色。日记全部用英文写成,只有专用名词如机构、人名或地名才用中文。

一个人坚持20余年用同一公司出品的日记本每天写日记,其恒心与毅力可想而知。蒋日记内容非常广泛,但凡当天工作、见闻及感想,均在所记之列。下举194561日所记为例:

194561 星期五

又热又湿,背阴处都86度。上午930步行去办公室。继续写小册子,完成了“公众

救济与农业”部分。与贝克(Baker)讨论建立小组专事研究公众救济中的劳工问题。5点,参加翁文灏和孙科办的茶叙,提及国际经济环境。孙科告诉我,张公权将重任交通部长。6点,去探视傅斯年,在那里见到一位曾任N.W. Zechuan巡视专员的人,他饶有兴致地谈了前线的情况,尤其是种植鸦片的问题。

昨晚,读毛泽东的政纲演讲,从头到尾充满技巧,确实有点佩服,但最后还是有些难以

理解。它缺乏对苏联式一党制的反省,对于中国已经在持续一个反苏政策的批评是一种无稽的莫斯科式无根据的回应。毛在演讲中倡导在中国实行混合经济作为过渡,这很引人注目,与我在华尔道夫酒店(Waldorf Astoria)的演讲不谋而合。

思考创立一个新党,可叫“新自由主义者”(the New Liberals),依靠教授、记者知识阶层、工程师、医师、商人中产阶级等,与新启蒙运动携手并进。

此日记中,既有他当天的各项活动,又有读毛泽东演讲(毛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的感想,还有联合各方推动新政治运动的考虑。

日记是“蒋廷黻资料”中完整而可独立的部分,哈佛燕京图书馆曾制成缩微胶卷,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与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均已购买。但由于全部是用英文手写,潦草难辨识,对于英语不是母语的人来说,阅读难上加难,故鲜见中国学者将日记运用在研究中。近年,一位景仰蒋廷黻的美国退休老师Ann Salazar女士陆续把手写的日记录入,变成易读的打字版。 香港中文大学退休教授刘义章正组织学者将日记全部译成中文,一俟完成,也将出版。可以设想,一旦学者通过日记了解到蒋最后20余年的基本思想与活动,何愁对其晚年做不出精彩的研究。

2.家书。“蒋廷黻资料”中收录了蒋寿仁女士提供的家书,数量不多,却很珍贵,因为通过这些家书,可窥得蒋廷黻家庭生活及与家人关系的侧面。下举二例:

蒋廷黻致唐玉瑞蒋居仁函(1946930日)

亲爱的姆妈和四保:这几天重庆大雷大雨,山上的泥石冲到路上的很多。刚才我和慎言到外面去散步,看见山上流水哄哄不断的往下冲,不知又带了多少多少泥石到嘉陵江和长江。我们眼看见山河改变面目。马家昨天搬到嘉陵别墅去住。那所房子离嘉陵宾馆不远,原是宾馆的一部份,现在由总署租用,作为高级职员的宿舍。慎言还等中大发榜,在这里住。我从办公室回来的时候,有她在这里陪我,使我不觉得太孤单。尤其是礼拜天。有时我讲历史或故事给她听。四保,你记得有一天我到银行训练班去讲演,在李子坝上面,嘉陵新村下面,风景很好。那个地方,总署也租过来了,一部份办公一部份作为难民收容所。今天我们散步,就是到那里。三保还在训练所,好久没有回家。现在听说他们先要到日本去接收船,然后才到英国去学习。我们暂时不回南京,大约总要到明年一二月才去。国内物价大跌,工厂关门的很多,形成经济不景气。失业的人恐怕要加多。最近很忙。盼望你们都好。四保,你喜欢外国学校吗?

九 卅

纯粹只谈家事,流露出自然的亲情。这封夫妻间的通信,蒋廷黻通篇是用与孩子说话的口吻,对唐玉瑞亦用孩子们所称的“姆妈”,自署是“爹”。这种特殊的方式在他的家书中常见。

非常巧合地,蒋寿仁提供了蒋廷黻亲书的一份遗嘱,全文如下:

嘱(19381031日)

一、无论我死在什么地方,就葬在附近的山地,仪式均遵照基督教的,不必另有别的举动。

二、宝庆乡下老家的产业,应归我的那一部分,在亡弟廷籥未去世以前,我已告诉他,我愿让给他。现在自应留给弟嫂,作为她的子女的教育费。我以先借给亡弟的钱,算我送给他了,不要追问。

我以先借给四哥的钱,我愿意送给四哥,不要追问。四哥代我在长沙买的两块地,我盼望四哥把一切契据转交给我的爱妻玉瑞。

我在重庆的中国银行及新华贮蓄银行各存了一笔款子,存折在我的皮包内。这些我留给我的爱妻玉瑞。

此外别的财产都在玉瑞手里。我都留给她,作为她的和子女的生活费,及子女的教育费。将来如不足,玉瑞应该设法;如有余,大保志仁及二保寿仁出嫁的时候,玉瑞应酌量予以配嫁。志仁及寿仁不得争执。

此外我的仆人黄海秋,我愿意送给他两百元,作为他返籍的川资,并酬谢他的勤俭。

三、我的《使俄记》只写了三分之一。未完部分,应请萧公权兄就使俄文件(如电报、报告等)中择其关重要者作为《使俄记》之附录,合起来勉强成书,于十年后出版。玉瑞应该检出文件送给萧公权兄。公权兄编完后请将一切稿件掷还玉瑞。书出版后,文件可赠送清华或国立其他图书馆。

《使俄记》是用英文起草的。将来成书应有中、英文两版,此事我全拜托公权兄。

四、我生平毫无私仇,至死的日子亦无私仇。

我虽作了几年官,我曾未直接或间接求官作。作官以解决私人的生活问题,我觉得是不对的。一个人不能解决自己的衣食问题而必须靠政府位置或社会救济,我觉得是可耻的。作官以求贯彻主张,我觉得是可以的,不过有些主张不一定要作官始可以贯彻。有些主张作官不能贯彻,不作官反能贯彻,这要看主张的性质如何。

我生平有一大遗憾,即未阻止中日战争之发生。九一八事变以前,我知道我们在东北应该避免与日本的冲突,我却没有努力昭告国人。九一八以后,我知道我们应该妥协,我却没有尽力向国人解释。入政府以后,我知道我们应该消极对日,积极改革内政,建设新国,我却未完全尽我的责任。朋友们激于义愤而发不切实际的言论的,我懊悔我没有忠言劝谏。七七事变以后,我不知道事变的严重,我尚能原谅自己没有直谏。总之,我对于国家大事,在观察上,我是平心静气的,我没有一次假为国家求出路之名而为自己求出路。关于这一点,我于良心无愧。但是我有时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力,这是我的大遗憾。我望我的子女终身引以为戒。

朋友、长官、同事都以厚道待我。他们当面责备我者有之,背后则多替我解释,有时附还称许过甚。我希望我的子女能深明此点,而以厚道处世。

五、志仁、寿仁、怀仁、居仁:你们将来第一不可为国家之累。不能自立而要救国,这是自欺欺人的事情,切不可作。我不一定希望你们将来作大事,因为那要看你们的能力如何。倘能力平常而想作领袖,没有不误事的。你们应该照你们自己的才能和兴趣,选一种职业,准备自食其力。一切正当的职业,如忠实执行,都是光荣的。

民国二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蒋廷黻遗嘱

证人 张纯明

不知为何,蒋廷黻会在年仅43岁的1938年就立下遗嘱。但可以肯定的是,遗嘱中表达了对家人的一片深情。而此时对“爱妻”唐玉瑞的爱怜和十年后与闹离婚的铁石心肠形成鲜明对比,怎不让人生出人心多变,岁月无情的感慨!

3.往来函电。在历史人物研究中,其人际关系与人际网络是非常重要的。“蒋廷黻资料”中,有蒋与他人往来的大量函电(非公务类),大致构筑了他1949年后人际网络的轮廓。其中中文信件超过200函,往来者既有胡适、傅斯年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李济、郭廷以、赵元任等学术同好,有顾维钧、叶公超、郑天赐等外交官朋友,蒋介石、陈诚、王世杰、黄少谷等党政要员,曾琦、顾孟余等“第三势力”,也有不少与蒋素昧平生的人。英文信件超过1000函,往来者包括美国官员、联合国官员、新闻记者、学者等,有不少中国人也用英文写信的,如叶公超、顾维钧、李卓敏等。粗略地划分,蒋廷黻的人际交往有几个层次:家人圏、亲朋至友圈、同事圈、上下级工作圈、泛泛之交圈、陌生人圈等。当然,有些人所处的圈子是重合的。蒋廷黻与这个庞大人际关系网络的互动,不仅可以用来多角度地观察他,同时也是研究他交往对象的重要资料。

蒋廷黻与蒋介石的关系有些微妙,蒋介石把蒋廷黻引进国民党政权体制之内,颇能借助后者特长为其所用,但两人地位、教育背景与思想观念相去甚远,蒋廷黻从未加入国民党,两人私交不深,基本上保持上级下属的工作关系。以下是涉及他们二人的三份电报:

蒋介石致蒋廷黻函(195059日)

廷黻吾兄勋鉴:

之迈 同志返国,详悉近况,良深欣慰。自去岁我国向联合国提出控苏案以来,于兹十月艰辛备尝,端赖吾兄折冲樽俎,力排众议,维护国权,每念忠贞,无任感佩。国内人心士气近来颇多进步,之迈同志返美后当能为兄详述之。尚盼有以见教。

适之、野声、月涵(胡适、于斌、梅贻琦——引者)诸先生,谅常晤叙,并望为我代候为感。

余不赘述。顺颂

政祺

蒋中正启 五月九日

蒋介石致蒋廷黻电(19611216日)

特急。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十六届常会蒋首席代表廷黻兄并转告代表副代表暨各同人:我代表团在联合国艰苦奋斗,卒使苏俄排我纳匪复告失败。遥念贤劳,特电慰勉。蒋中正。

蒋廷黻等致陈诚电(19611218日)

外交部请转呈副总统钧鉴:十六日钧电奉悉。辱赐策励,感激之余益增惭惶。此次代表权难关之渡过,悉赖总统与钧座在各外交问题上之英明睿智决策与领导。职等无非遵循指示,竭其驽钝而已。今日国际上对我认识与支持,与我政府年来军政经种种措施进步大有关系。从事外交工作者苟稍有收获,此项收获自应归功于国内政府领袖贤明辛劳之领导,笄及朝野各阶层人士经年累月努力血汗。仰念钧座勋劳政绩,肃电致敬。职廷黻刘锴书楷迪俊之迈暨出席十六届常会代表团全体人员叩。

第一封信写于蒋介石在台湾“复职”不久,台湾仍是风雨飘摇之际,所用言辞颇为恳切。后面有两通电报是在1961年联合国大会接纳外蒙古,将中国代表权列为“重要问题”之后。这本是台湾在当时国际情势下不能不接受的“苦果”,无可奈何。蒋廷黻等人为此费尽心机,蒋介石、陈诚事后均有电慰问,蒋廷黻虽只回复了陈诚,言辞中却不忘提及蒋介石的“英明睿智决策与领导”。次年,蒋廷黻就被任命为“驻美国大使”,结束了其长达15年的联合国生涯。

再举罗家伦给蒋廷黻的一信为例:

罗家伦致蒋廷黻函(1949418日)

廷黻吾兄尊鉴:

极密。国事至此,痛心曷极。现在中共政策在迫南京接受其控制,假借联合政府名义以毁灭我政府地位与全部国军,目前不惜作任何姿态威迫利诱。设我方接受,则不出两三月,我全国即将步捷克后尘,囚于铁幕之后。即主张投降者,亦必被次第清算。此乃前定之步趋,决难幸免。顷为此事接雪兄密电,谓不特某公 及彼反对,即民、青两党亦反对,自由份子更无待言。本党常会业经决议反对此项条款。万一不幸南京予以接受,则辞修 等若干忠勇将领必拒乱命。“某公之意,认为南京政府倘允接受联合政府,廷黻、少川、茀庭 、阶平与兄等届时应即宣言,不接受该毁党投降政府之命令,并于新反抗共党政府成立时,立即表示接受其命令。至于使馆经费,在纷乱未定时期,某省政府当可垫拨,此事如荷同意,请即分别密洽见示。”特此密函奉达。务乞绝对秘密,勿示他人。谓之为国家恢复事业计,必须有一部分朋友明白表示正大之立场,使国际间有明确之认识,世人方知何去何从。即为个人主张立场计,与其不明不白的陆续在短期内受其清算,亦不如堂堂正正,将此正大之立场暴诸世人之为益也。务乞迅予考虑后,即行密电示知。如兄与雪兄有专用密本,则同时请迳电上海市政府陈良市长急转,彼收译当可转到。又,宣言稿弟顷已电请国内先行拟就,寄或拍下以免与事实隔膜,而可措词一致。尊意如何?乞示。又联合国其他重要理事会主持友人应如何商洽,乞裁酌。

专此。敬颂

道祺

弟 家伦 拜启

四月十八日

此信的背景是,1949年蒋介石下野后,代“总统”李宗仁与中共和谈,蒋介石命王世杰致信驻印度大使罗家伦,请罗联系主要的驻外大使,一旦李宗仁接受中共条件,则驻外机构坚决反对。信的内容表明,罗家伦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意旨。罗家伦家属编辑其文集时,从笔者处得知有此信,甚喜,获得哈佛燕京图书馆授权后,将此信收入了文集。

以上所及蒋廷黻日记、家书及与中外各方人士的往来函电,将极大地丰富对他个人内心世界、人际关系与思想言行的理解,弥补现有研究中的缺失。

(二)关于当代台湾史与若干历史事件研究

“蒋廷黻资料”的史料价值,绝不仅限于对其个人的研究,它也是研究当代台湾史的重要资料。从某种意义上讲,后者的价值甚至大于前者。蒋廷黻长期担任驻联合国的重要职位与“驻美大使”,当时联合国是台湾最重要的“国际舞台”,维护联合国代表权是其外交事务的“重中之重”,美国是台湾最倚重的“盟友”,“对美外交”可谓其外交事务的枢纽。而外交又是内政的延伸,许多台湾内部事务在这些资料中也有反映。

在此,大致以时间为序,列举一些与重要事件相关的史料:

1.“中国自由党”与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前后部分知识分子的动向

1948年底,国共军事决战形势逆转,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岌岌可危。以蒋廷黻为首的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思考因应之道,他们一度选择组织政党与国民党竞争的方式。了解和参与此事的有胡适、傅斯年、王世杰、顾维钧、张君劢、陈之迈、曾琦、顾孟余、雷震等知名人士。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491117日,蒋廷黻正式在《纽约时报》上公开了其组党计划。次年1月,蒋廷黻所拟《“中国自由党”党纲》在台湾的《“自由中国”》刊出。在筹组“中国自由党”过程中,蒋廷黻与胡适的联系最为密切,他将胡视为新党的领袖,不断地向胡报告进展,听取意见。以下是蒋廷黻为组党事宜给胡适的一份备忘录,这是“中国自由党”最重要的文件,它完整地表达了蒋廷黻的组党理念与目标等。原件为英文,没有写作时间,从内容推断,当成文于1949年年底:

中国自由党:蒋廷黻致胡适备忘录

近一年来我一直在考虑筹建一个新的政党,以及新政党在中国此等关键时期的作用,现在看来有必要将我对此问题的想法诉诸笔头。

我希望中国自由党,无论是其政纲还是领导,均能吸引一大批中国进步独立人士。在旧的政党中,尤其是国民党中,也有部分人士批评其所在政党的政策,并企盼有一个新的开始。我希望以上两个因素可以结合起来赋予中国自由党在国内以及立法院中以领导地位。

如果这些愿望均能实现,国民党将自然降至次要地位,而中国自由党将于此危机时期在政治舞台中取得领导地位。

在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个得到一致拥护的变革。

多方友人表达了对于国民党可能反对组建中国自由党的担忧。我亦清楚国民党中的一些人可能反对我们,但我并不对此感到悲观。国民党将继续做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既然我们自己崇信宪政与法治,无人会猜疑我们是为了推行另一个一党专政。政党的命运也将随着国家状况的变化而改变。届时,国民党也将毫无理由不愿尝试重返领导地位并获得成功,如果它的领导将采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话。

据我判断,总统 将继续作为国民党的首领,通过这一领导,他将为与共产主义战斗而贡献其伟大的影响力。无论他有怎样的失误,他都有一个宏大的理想将国家置于首位,而其领导的政党和个人利益摆在第二位。如果我们的计划能够以正确的方式向他解释,他也将会赞成中国产生一个新的政党。

按照我的计划,李将军 也没有理由不继续担任中华民国的代总统。当前,我们希望遵行现行宪法,因它清楚地限定了总统的职权以及行政院的职权。一方面,我们将不希望侵蚀总统的权力,但另一方面,我们不会也不能仅仅是某个人或某个集团的傀儡。如果我们的计划得以成功,我们应当在中国领导一个新的联合政府,这个新政府将依据现行宪法的规约运行。

我看不到外国对中国现政权援助的希望。然而,也没有人能担保中国自由党可以立刻赢得足够的国际支持,从而获取大规模的国际援助。我确信如果还有什么可以为我们带来外援的事,那就是中国有一个采行新政治与新领导方式的新政党的领导力量的崛起。

在国家内部当前政权的公信力已被动摇,且没有通过内部大规模改革以重获人民信任的任何迹象。无论以国内状况,还是以国际形势而言,中国有一个新的政治领导力量的崛起均至为必要。

当我们谈及外援时,我们当然既是指军事上的也是指经济上的。目前,军事援助甚至较经济援助更为急迫。在我看来,军事援助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军事改革。如果中国自由党得以成功组建一个新的联合政府,第一件事就是要着手军事改革。

我认为,我们应当从任命文人担任国防部长开始,他首要的任务将是改革军需系统。我们必须保证使中国武装部队的所有人,从军官到士兵,均由政府控制。他们应该衣食无忧,装备精良。此外,他们应当可以不用忧心养家。这是一个国家至少能为这些为国牺牲的人们所能做的。另一方面,腐败必须被根除。特权和拖欠军饷应当立即废除。作战优良的部队应当得到奖励,而那些士气低落的部队应该改革或是裁撤。我们必须在士兵或是部队之间取消一切特权。

当今中国最大的困难是不同的部队之间能感受到存在不公平。我虽没有确凿的证据以下定论,但我想一个与任何一支部队均无关联的文人担任国防部长或许能在军需物资供给上无所偏私,并能赢得所有部队的支持。仅此一事足可证明组建一个联合政府的努力的正当。而这件事本身就是为国家做了一件大好事。

这个新的联合政府当然必须训练一支新的军队。我们应当确保这支新的军队的组建是真正属于国家的而非个人的。当它成为现实时,整个军队都能从目前私人隶属关系中解脱出来。

以上我一直说的是中国自由党在反共斗争中所能为国家付出的努力。让我们假设,当时间被耗尽,共产主义将控制中国整个大陆。即使这将成为现实,我认为我们仍应有一个新的政党领导一个新的运动以保卫中国的独立,保卫中国个人的自由。这样一个政党将是可以号召海外中国人民、共产主义控制地区内的自由人民和岛内人民的领导力量。这样一个政党能够让一个终将有更美好的未来的希望生生不息。

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个新政党将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去寻找并利用机会以复兴一个自由中国。我不能不说国民党已丧失充分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提供的机会,它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它的领导没有充分注意到海外的政策与舆论潮流。国民党的领导在这一方面一直过于狭隘。

我们既无力招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也无力阻止它的到来。我并不是说我们应当努力让世界遭受如此的灾难。无论如何,一场战争,无论何时它到来,总会带来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潮流的巨大变化。自今往后,我认为我们必须有充足的准备以应付一切不测之事,并尽力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创造一个独立自由的中国。

我写下这些想法供您参考。中国自由党的党章草案正在按您的意见修订,在您看到新版本前,我希望您可以写信给您在中国的朋友争取他们的支持。我认为时间非常紧迫。

另外,我想补充一句,我们的外国朋友虽仅获得有关我们计划的少许信息,却已经使他们对我们在联大的斗争给予了更大的支持。

这个计划中,组党只是第一步,下一步目标是组建政府并在立法院中取得领导权。然而,由于蒋介石在1950年3月“复职”及其在台统治迅速稳定,“中国自由党”没有生存的空间,终于胎死腹中。

2.“控苏案”

19499月的第四届联合国大会上,蒋廷黻代表国民党政权以苏联违反《中苏友好条约》及联合国宪章为由,提出控告苏联案。之后,连续数年提出,至195221日联合国大会多数通过了台湾方面的“控苏案”,认为“苏联自日本投降以来,在其与中国之关系上,未能履行1945814日之中苏友好条约”。败退台湾后,国民党政权在联合国连续几年提出“控苏案”并最后成功,还有将在大陆的失败归因于“苏联侵略”,起到为国民党解围的作用,故台湾方面视之为巨大的胜利。19532月,“立法院”通过议案,废止中苏条约及其附件。在联合国操作此事的蒋廷黻也名声大噪,被视为是孤军抗强权的“英雄”。

“蒋廷黻资料”中原就有“控苏案”的分类,保存了当时提案用的各类“证据”。其中一份资料显示,蒋廷黻对提“控苏案”最初是犹豫的。他曾列过一份提案的利弊分析表:

向联合国控诉之利弊分析

利:

伸正义,正视听。争取列强道义上之援助。

暴露共党野心,证实奸党危害和平之国际性,警惕英美在远东绝绥靖政策之错误。

弊:

证诸以往国际争端,联合国对于大国之侵略野心,无力遏止,控诉似与事实无补。

事证文件不够,且各事实由于立场不同,在联合国徒增争端,恐无结果。如接受旅大,苏曲解中苏条约,认为立场正确,各该卤获兵器可以苏军由东北撤退,遗留民间之解释,各像片可称伪装摄影而作反宣传者。

列举美在我国动态为危害我国和平之主因,对我施以反击。

公开控诉,徒损邦交,反促匪联合政府之早日成立。

结论:

公开控诉可能达成我预定之目的。

可见,蒋廷黻等最初认为“控苏案”弊端不少,且自觉“事证文件不够”。可是,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后,东西方对立加剧冷战局面形成,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控苏案”竟然得以通过。

3.缅甸反共游击队撤退问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国民党军李弥部从云南撤到缅甸,继续在台湾的指挥下从事反共军事活动。此事成为台湾当局与缅甸长期争执的问题,“蒋廷黻资料”持续地反映出台湾当局在争执过程中的应对之策。

1951年起,缅甸就有意将此事提到联合国,控告李弥军队入侵,扰乱当地。台湾希望蒋廷黻等让美国出面,力阻缅方的提案。“外交部”致电蒋廷黻,要尽量隐瞒事实,逃避责任:

外交部致蒋廷黻电(1951103日)

关于本案,(甲)本部曾于五月间将我方困难情形告知美使馆,大意为:(一)所谓滞缅国军并非中国正规部队,政府对该队转移现已无控制力量。(二)惟政府为缓和因该部队续留缅境所引起之严重情势计,前经并现仍在尽其一切力量督促其撤离。(三)据所获间接情报,该部队业已撤离缅境。(四)如尚有极少数部队滞留中缅边区,我仍愿力劝其退入滇境。(五)如缅方将此事向联合国控诉,则此举徒然削弱我政府对该部队或有之精神上左右力量,终必使我政府不得不宣告与该部队并无任何关系,而免除其本身责任等语。(乙)嗣该部队确曾入滇,惟为匪军所阻,现在何处,政府亦无确报。(丙)一致决定我方因应步骤,当仍予贯彻,无变更可能。希参酌办理。

除将来电转达国防部请其将最近发展情形见告外,特电参考。希切洽美方力劝缅甸勿将此案提出联合国,并将结果报部。

缅甸在忍无可忍之下,1953年起向联合国提案控诉台湾,此案因国民党军未撤退而多年争执未决。1954年,李弥率多数残部返回台湾,但仍有部分军人在缅甸割据,为害地方,缅甸继续向台湾施压。1961年台湾“外交部”的电报显示出当时的态势:

外交部致代表团电(196139日)

特急。(极密)纽约代表团:

八六七号电悉。七一五号英文明电计达。

(一)政府鉴于游击队事可能予缅在联大提案责我机会,且以其中一大部份已退入寮、泰,增加我与泰、寮关系上之困难。经决定,将我影响力所及而自愿来台者,均协助接运来台。除已将此项决定密知泰、寮政府及美方外,并已于五日派赖副总长名汤率领小组赴泰、寮,现正积极安排中。泰、寮政府颇合作。

……

(三)尚在缅境人员亦在我愿予接运者之列,惟以其仍在续受军事攻击下,我难与接触进行劝告。已请美方代洽缅政府停止攻击,俾其安全撤出。美方已将我决定接运之意告缅方,但尚未向缅方提停止攻击之具体建议。期俟泰、寮部份进行有绪时,再进一步向缅洽谈,较为有效。据美方称,我如照上述决定迅速实施,缅责我接济一节即失其重要性,美方劝阻缅在联大提案自必较易。

(四)我已与美约定,关于上述决定之实施,美在幕后协助,但不出面。

(五)政府除二月二十日所发绝未以美援物资接济游击队之声明及六日之声明外,尚未作其它声明。

4.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

联合国是二战后建立的重要国际组织,采用的是一国一席一票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海峡两岸对立的局面形成,究竟谁能代表中国占有联合国席位,成为每届联合国大会的主要争执之一。台湾的“外交部”、“驻联合国代表团”每年都全力动员,各驻外的“使领馆”也紧急与所在国接洽要求支持,把结果及时汇总到纽约,将维持代表权当成头等大事。“蒋廷黻资料”中大量内容是与中国代表权相关的。以下是1955年台湾动员各地“使领馆”情况的两份电报:

外交部致纽约办事处电(195584日)

纽约办事处:联合国大会第十届大会我代表权事,本部已照往例备就说帖及第九届大会投票纪录,电饬有关各馆分别洽助,并曾略请此间美国大使馆转请其政府同时协助进行,代我洽助。说贴及节略已随代电航寄,希于文到后即与美驻联合国代表团切取联系,共策进行。至大会议决案文字如仍照往届不讨论方式,则我希望至少能免用在“本年度内”字样。又,十届大会主席可能人选希迅查报。外交部

驻巴西大使馆致纽约代表办事处电(1955913日)

纽约代表办事处:我在联合国第十届大会代表权事,经洽巴西外交部,允仍旧支持。驻巴大使馆

1960年之前,台湾当局依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用“缓议案”的方式使得中国代表权问题不能进入大会讨论,台湾当局顺理成章地占有中国的席位。但到1961年,由于新独立的非洲国家纷纷加入联合国,形势发生变化,又有蒙古人民共和国要求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使得台湾当局与美国不得不面对现实,变换办法,被迫同意将中国代表权问题提交大会讨论,但必须列入“重要问题案”(须有三分之二赞成票方得生效)。然而,台湾方面并不放心,严防死守。在1962年联合国大会开幕前,“外交部”提出了与美国合作保证席位的方案,电蒋廷黻等人执行:

外交部致蒋廷黻电(1962731日)

急密。蒋大使并即转刘代表 :刘代表第774号电悉。(一)我仍认为本届联大不应再行讨论我代表权问题,以采取缓议或不议方式为宜。希尽可能研求其他符合此项方针之适当方案。如确无他法,则可即洽告美方,我为中美密切合作,早日协力部署起见,勉可不反对本年再用重要问题办法,但我并未放弃原持意见,且本年商定办法,不能影响我国明年立场。(二)此间研商结果,认为我如接受采用上年办法,则应就各节缜密研商,如认为并无不妥,可即洽美方同意:(1)倘此次苏俄不要求本案列入议程,则我方除非另有特殊原因,亦不必主动提列,惟请美方联合友邦全力抵制苏俄转在我证书上发挥。(2)倘苏俄要求列入议程,而无办法避免列入,则总务委员会及全会准其列入时,应不用正式表决方式,以免仅有我国及少数其他国家投票反对列入。(3)我不能同意任由苏俄提案照去年所用一类标题,列入议程,应予改为以前所用措词客观之标题。(4)本案仍应由全会直接处理,不先发外交委员会。(5)我将坚持当然援用上年五国重要问题决议案,如会中有人提出异议,则请美方及时策动若干友邦,共同重提与五国提案相同之正式决议草案,要求优先表决,而不应仅以口头动议为之。(6)本年仍应将苏俄等国排我或纳共或两者兼备或任何其他企图改变我代表权(假如两个中国)之决议草案,一一交会表决,一一交付表决,予以击败,使其不但不获三分之二,且不获过半数。(7)我坚决反对到底任何两个中国及研究委员会办法,务望美方全力助我,防阻任何国家提出此类拟议。(三)会商结果希于二三日内电部,以便通电饬洽。如双方获致协议,希并洽美方,即采取平行行动,通饬协洽,并将国务院训令日期及内容要点电部,以便协调配合。外交部

一些会员国所提驱逐台湾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因达不到“重要问题案”所需三分之二的赞成票数而多次搁浅,直到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才得以通过。国民党当局倚仗美国的支持,在1949年撤出大陆后,仍在联合国占据中国席位达22年之久。

5. 对外蒙古“入会案”的态度

台湾当局在联合国提出的“控苏案”得以通过后,宣布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否认了依此条约而独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古)的“合法性”。1955年,台湾当局在联合国大会否决了外蒙古的入会申请。1961年,外蒙古再次提出入会申请,此时的国际形势与联合国内的情况发生很大变化,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在联合国内数量大增。支持外蒙古的苏联声称,如果台湾当局再否决外蒙古入会案,苏联将否决原法属毛里塔尼亚的入会申请,并将责任归于台湾,使非洲国家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做出不利于台湾的投票。美国也据此向台湾方面施压,要求其不再否决外蒙古的入会申请。台湾当局陷入坚持对外蒙古“主权”与失去美国支持与得罪多数非洲国家的两难选择。蒋介石等人最后不得不屈就现实,在对外蒙古入会案进行表决时,以“退席”方式处理,未坚持投反对票。以下是“外交部”次长许绍昌表决前向身在联合国的“外交部长”沈昌焕通报台湾当局的最后决定:

许绍昌致沈昌焕电(19611025日)

特急。极密。部长 钧鉴并乞转蒋代表:318319号电悉。经即转呈院长并奉谕:“(一)我退席用意,在尽量表示我与蒙案之投票,绝对无关,并系强烈抗议姿态,对内对外,均有必要。此项办法,经院会决定,并先呈报总统。立法院会议中亦有此要求,务须照办。(二)投票时,如茅先蒙后,退席应无问题,如蒙先茅后,则蒙案投票时退席,俟茅案投票时,最好复入席,由副代表投票。(三)我应速向有关各方切实说明不能赞同先分案表决,再并总案表决之办法,因总表决时,由于牵涉外蒙,对我对美,均有不便。我亦必须退席不投票。(四)如安理会竟采上述分表决及总表决办法时,则分案表决时,亦由上述第二点办理,总表决时退席,不投票。(五)此事对内交代,极为重要,希切实办理”等因。职绍昌

结果,外蒙古入会案表决时,台湾代表退席,议案顺利通过。毛里塔尼亚的入会申请也顺利通过,非洲新兴国家在当年有关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议案表决时,支持台湾。

(责任编辑: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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