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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乱改地名的历史教训

发布日期:2015-6-23    作者:李炳印    来源:《中国历史评论》第五辑    阅读次数:1734

本文对“文化大革命”中乱改地名这一流毒全国的事件作简要的叙述,并对其发生的原因、带来的后果以及应汲取的历史教训给予剖析。

 

一、起源

在“文革”中更改地名是与“文革”初期的“破四旧、立四新”(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运动紧密相连的。而“破四旧、立四新”在“文革”初期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两个纲领性文件已作了明确的规定。《五•一六通知》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立,就是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在这里,《通知》割裂了“破”与“立”的辩证关系,混淆了对立统一的关系,主张以“破”代“立”。继《五•一六通知》之后,在《十六条》的第一条中对破与立的问题又作了进一步具体阐发。“资产阶级虽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这里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破四旧,立四新”的问题,这种界线不清,用词模糊的概念,为后来红卫兵走上街头乱冲、乱砸、乱改地名提供了理论依据。

1966818日,在北京举行的“庆祝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林彪作了讲话,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并声称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

二、北京红卫兵率先“大破四旧”,乱改地名

819日起,首先发起了“破四旧、立四新”运动的北京市第二中学的红卫兵在市区主要街道上张贴出题为《向旧世界宣战》的大字报,“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继而大批红卫兵涌向街头,以“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这一极端目的为口号,开始了“破四旧”的灾难性行动。

北京的红卫兵在“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一开始,就把矛头对准了地名。他们极端地认为,地名都是过去命名的,都是旧的,都在“破旧”之列,因而随意地大肆更改地名,以非常“革命”的名词取而代之,提出了“地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的口号。更改地名其数量之大,范围之广是空前的,包括行政区划名称、城镇街巷名称、商店名称,以至工厂、学校、医院、科研单位等。这些红卫兵唱着“革命造反歌”,蜂拥至各主要街道。东长安街上,一张书写着“东方红大街”的字纸贴在了街牌上,而西长安街则改称“毛泽东大道”。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帝西路”,越南驻华使馆所在的光华路改成了“援越路”。历史悠久的王府井大街改成“人民路”,景山东路改为“代代红路”,东四北大街改为“红日路”,以著名抗日民族英雄赵登禹、佟麟阁、张自忠等烈士的英名命名的街路名也被改掉。据统计,当时北京城区及近郊被改名的街巷达421条,给当时街路名称的使用和各项工作造成很大的混乱。

在红卫兵横扫“四旧”,大改街路名的同时,大肆地横扫了商业服务单位名称,除了按城市名、顺序号和经营专业命名的以外,所有商店名称都被看作“四旧”,牌匾则被统统砸烂,819日,一大群中学红卫兵冲进了座落在前门大街享有盛名的全聚德烤鸭店,把挂在门口已有七十多年历史的招牌砸烂,换上了“北京烤鸭店”的长条油漆木牌。他们搜遍了各个角落,把原来店里保存多年的名人字画全部摘下,一把火烧毁。821日,时值星期天,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上人山人海,一大批红卫兵和王府井百货大楼的部分职工,把连夜赶制的“北京市”三个大字固定在原来“王府井”三个字的位置上。座落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对面的东安商场改为“东风商场”,位于大栅栏的瑞蚨祥绸布庄被改成“立新绸布店”,徐顺昌服装店改成了“东风服装店”。位于琉璃厂西街的“荣宝斋”,是一个专门经营艺术珍品的文化商店,国内外驰名。中央美术学院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来到后,将事先写好的横幅“中国美术出版社第二门市部”遮盖住原来的字号,并在店门两侧贴上一幅革命对联“为人民坚决创立新,为革命彻底砸烂旧”。

在王府井大街附近的协和医院为全国著名医院,它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于1921年创立的私立协和医学院的教学医院。解放后,于1957年划归中国科学院领导,在医疗水平和设备方面都是第一流的。红卫兵来到这里后,首先在大门上贴上了“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标语,然后摘下协和医院的牌子,在门框上方贴上了大字横幅,上面书写着“反帝医院”四个大字。几乎同时,著名的“同仁医院”被改成了“工农兵医院”,友谊医院改成了“反修医院”。许多学校和科研单位也相继改名,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改称“红卫兵战校”,北京市第二女子中学改名为“反修路中学”。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为“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等。

819日开始的北京红卫兵大规模的乱改地名,到829日达到了空前的高潮。在821日,北京市第二女子中学的一个红卫兵张小洪第一个提出要将该校所在的东城区的扬威路改成“反修路”,原因是这条街上驻有苏联驻华大使馆。他们错误地认为“扬威”字是为 “苏联修正主义者扬威”。如果追溯这条街名的历史,是有这样一个过程的。此街原名羊尾巴路,因街道较为弯曲,形同羊尾巴而得名,后来北京市委经过研究,认为“羊尾巴”三字不雅,因而改名为“扬威路”。这条街名的更名,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很好的。含义好,又与原来的名称谐音,可以在读音上与原来的地名有些联系,有利于新地名的传播,尽快地得到社会的公认。红卫兵们完全歪曲了这条街本来的含义。为了大造“革命”声势,和表示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坚决彻底,他们上下左右串联,不惜兴师动众,举行了更改该街名的特大规模的庆祝和游行示威活动。820日红卫兵们在街头贴出了要把扬威路改为“反修路”的大字报。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他们四处串联,要召开一个“反修路命名大会”,竟有上千个单位报名参加。经过几天的筹备,临时搭起了主席台,还用红油漆在街名牌上写了“反修路”三个字。829日召开了有几十万人参加的命名大会(红卫兵们自称有一百零一万人参加),会后几十万红卫兵和来自工厂、机关、近郊农村的造反派们列队游行示威。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一片吼声中,从“反修路”和苏联驻华大使馆门前通过。几十万人整整走了两天一夜,才全部通过。

三、横扫“四旧”全国地名遭殃

在北京红卫兵“大破四旧”,乱改地名的高潮中,被林彪、“四人帮”集团所控制的《人民日报》推波助澜,823日以《好得很》为标题发表的社论说:“在修正主义的前北京市委长期把持、压制下,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而应代之以“闪耀着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新名称、新风俗、新习惯”。文章宣扬说:“处处是革命的标志和文字,处处是革命的语言和歌声。每个街道、每个商店、每个行业,都要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成为宣传、执行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同一版上还有另一篇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当天全国各大报还以“新华社二十二日讯”的形式在头版登载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的报道。这样一来,把“大破四旧”和乱改地名推向了全国。身居要位的林彪多次利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红卫兵组织代表的时机,对北京红卫兵的作法大加赞扬,如831日接见外地来京红卫兵讲话时说:“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面貌。”并且用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名义赞扬他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915日他又说红卫兵“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取得了光辉的战果,……你们做得好”。身为“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顾问的康生,98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部分外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代表时则表示:“我很赞成北京的红卫兵去破四旧。”毛泽东从818日至1125日,先后八次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总数达1300多万人。这些红卫兵又到全国各地串联“点火”。自此,“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展开。

在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商业、文化中心,人口密集,街巷纵横。在“破四旧,立四新”的冲击下,最先遭到横扫的是商店名。823日,在商业最为繁华的南京路上,聚集起成千上万的红卫兵,他们将各店铺的橱窗用大字报封住,纷纷开始了更名活动。除了按地名,顺序号和经营专业命名外,其他所有商店名称都被当成“四旧”,其牌匾统统砸烂,一律改成“工农兵”、“东方红”、“红旗”等所谓具有革命意义的新名称和新招牌。上海最大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被改名,具有五十年历史的上海最大的游乐场——大世界的招牌被拉了下来。据统计,当时上海市一商局下属公司的零售商店3700多家,更名和改换招牌的多达3000多家。后来甚至把上海市也改名为上海公社,据说是学习巴黎公社的名称。

天津的“破四旧”、改地名也是于823日开始的,中原公司被改成了“工农兵商场”,全市最大的商场——劝业场被改为“人民商场”。具有四五十年历史的北洋纱厂改为“四新纱厂”,宁园改为“二七公园”。几天之间,全市数以千计的商店,换上了“富有革命意义”的商店名称。

哈尔滨,秋林公司改为“红卫商场”,亚细亚电影院改名为“护东电影院”。外国一道街至十二道街改成革命一道街至十二道街。有几条小街,光仁街、光义街、光礼街、光智街、光信街,是得名于孔子所推崇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在红卫兵看来,更是封建糟粕,分别改成光明街、光辉街、光芒街、光耀街、光华街。

在杭州,以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命名的剧院、路以及苏堤都被改名,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张小泉剪刀店”更名为“杭州剪刀店”。沈阳市把铁西、和平、皇姑、大东、沈河、苏家屯、新城子、东陵、于洪、辉山、祝家屯等十一个市辖区全部改名,分别为红工、红旗、红卫、卫东、红星、八一、永红、东风、向阳、红山、红峰。

济南市所辖的四个区也全部改名,将历下、市中、天桥、槐荫四个区分别改成红卫、红旗、向阳、东风。历下区所辖的八个街道办事处全部更名,其中有三个都改称“红卫街道办事处”。街路名称多数被随意更改,“红卫、卫东、东风、向阳、革命、立新”等名称到处都是。全市最大的商场——大观园商场改成“东方红商场”,瑞蚨祥绸布店改成“东方红绸布店”,瑞昌照相馆改成“人民摄影部”,山东大学改成“鲁迅大学”,济南第三十三中学改成“八一战校”,中苏友好电影院改为“反修电影院”。

在成都、广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南京、福州、长春、南宁、贵阳、昆明、乌鲁木齐等城市,无一不受到红卫兵破四旧、改地名的冲击。城市名、市辖区名、街道办事处名、街巷名、商品名、企事业单位名等,都被“革命化”了。

19666月,“文化大革命”殃及山东大学校园,全校机构随之瘫痪。1967年后,校内山头林立,学校的一派组织夺权后,把校名改为“鲁迅大学”,直到1970年才又恢复了山东大学校名。左图为“鲁迅大学”革委会成立及庆祝大会照片;右图为“鲁迅大学”文革互通情报函件。

在广大农村也被波及,人民公社名称也有相当一部分改用了“革命化”的名词,如东风、红旗、红星、红卫、东方红、跃进、前进、胜利、四新等,有的直接改称共产主义公社。在全国五万多个公社中,改名者最高时达20-30%。大量的自然村也被改为“红卫”、“革命”、“文革”、“东方红”等,山东有个地方将所在村庄改为“革命村”,而生产大队则称作“造反生产大队”。

地名的“大革命”,带来了地名的大混乱。一则地名改动幅度太大;再则重名太多,反来复去,“非常革命”的名词就只有那么几个;三则全部都是随意更改,从未经过哪个部门批准。地名的大混乱,给社会秩序、各部门的工作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很大损失和不便。邮电部门更是苦不堪言,在乱改地名最初的几个月里,全国各地大批邮件无法投寄。辽宁省由于“文革”中乱改地名,一度使邮局30-40%的邮件包裹无法投递,造成十分严重的积压、丢失和失密。据公安部门反映,由于地名混乱,有的找不到案犯作案的准确地点,贻误了破案时间。福建有关部门反映,因地名混乱影响了部队指挥和抢险救灾工作。企事业单位名称的更改在经济上造成了重大损失,如抚顺西露天矿改名为“红卫露天矿”、龙凤矿改成“红旗矿”,老虎台矿改成“红星矿”,山东的羊角沟盐场改成了“东风盐场”。上述企业都承担了大量出口任务,一经改名后,外商拒收货物,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也影响了我国的声誉。不少传统的商号,素负盛名,历史悠久,一旦改名后,在商品销售方面受到严重影响。同时由于重名太多,致使工商业部门的经营活动遭受到严重损失。据统计,1966年全国日用品类的社会商品销售额比1965年减少1.2亿元,这与乱改地名有着密切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四、乱改地名的历史教训

“文革”乱改地名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只有在完善的政治体制和安定的政治形势下,才能保持地名的相对稳定,才能避免随心所欲乱改地名,造成地名混乱的现象重新发生。其实在“文革”前,我国的政治体制经过十七年的运作,仍在不断地完善之中,尤其在决策方面依然存在很多不完善、不科学的问题。但是毕竟就全国而论,政治形势还是比较安定的。早在建国初期,周恩来总理领导的政务院就制定了一系列的地名管理方面的法规,对推进地名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文革”到来后,政治动乱的冲击,显现出我们的脆弱的政治体制无法保证社会的安定和决策的科学与民主。从而导致了“地名大革命”的混乱局面。

2.健全法制是加强地名管理的根本保证,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维护人民权力,保障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制裁犯罪行为,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强大武器。决不能让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在任何范围内重演”(见《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革”期间的乱改地名,是无视法制,以人代法,以言代法的典型表现。因此,必须建立和健全地名管理体制;制定和颁布有关地名法规;地名的命名、更名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和权限办理。从而避免在地名命名、更名方面的随意性和非法性。

3.必须坚持地名命名、更名的科学性。地名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新的地名不断出现,旧地名在消亡,有些地名则需更改,但决不能随意地更改,地名的社会性要求地名应具有相对稳定性。例如在我国历史上,县以上行政区划名称在地名的汪洋大海中虽然更改较多,但是各代的变动,一般只有1-2%,至多不超过3%。在我国古代也曾出现过一次地名命名、更名方面大的失误,西汉末年王莽篡政时期(公元9-23年)他为了标榜新政而随心所欲地大肆更改地名。郡国改名者75个,占全国郡国总数的73%;县、道、候国改名者730个,占46%,甚至“岁复变更,一郡至五易名”。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一片混乱,以至他任命的地方官都找不到任所,但是如果将王莽与“文化大革命”时改地名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因为王莽所改的地名主要是行政区域名称,其他类别的地名基本没有。而“文革”改地名却是涉及到了各种类别的地名,更改地名种类之多,数量之巨是前所未有,给社会带来的混乱和损失也是空前的。地名的命名、更名要受到地名的特性以及地理环境、历史传统和人民群众习惯的制约而保持相对稳定,又要根据政治、经济、社会变革以及自然环境的变化而合理地进行调整。需要命名、更名时,要根据地名命名、更名原则,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办理。任何不遵循科学规律,肆意乱改地名的做法必然要受到客观规律和历史的惩罚。

(责任编辑: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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