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光临中国历史评论网    | 联系我们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电话:0531-88364974   

手机扫描二维码访问网站>>  
 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本刊首发
关于我们
  简 介              
  编委会            
      编辑部                
 征稿函            
 联系我们         
最新资讯
 · 省发改委与本刊举行会谈,讨论...
 · Official Journ...
 · 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官方...
 · 《中国历史评论》2016年第...
 · 《中国历史评论》编委会主任张...
 · 李炳印在省图“大众讲坛”举办...
 · 王育济教授出席山东省社科联座...
 · 谭世宝《马交与支那诸名考》新...
 · 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哲...
 · Official Journ...
投票调查
 
   本刊首发  
中华民族精神:百年认知与自信(下)

发布日期:2016-8-30    作者:赵兴胜    来源:《中国历史评论》第九辑    阅读次数:324
 
 
导语
自清末民初国人首次提出“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的话题以来,中国社会各界有关该问题的思考与研究经历了两个高峰期,跨越了一百余年。第一个高峰期发生在20世纪前半期特别是1930年代前后。其时,作为时代精英的许多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均有个性鲜明的理论思考,例如,梁启超的新民说,孙中山对“发扬民族主义精神”、“振兴中华”问题的讨论,章太炎的国学研究,蔡元培的新国民培育思想,陈独秀的中西文化比较及国民性改造思想,李大钊对旧国民性的批判和对新民族精神的呼唤,毛泽东关于批判地继承和发扬民族精神的种种论说,胡适的国民性改造思想,鲁迅对“国民性”的剖析和对陶铸“民族魂”的思考,梁漱溟对中西文化哲学的比较及对儒家思想的重新诠构,郭沫若对民族复兴思想的阐述,以及蒋介石有关“中国道统”、“立国精神”等问题的阐述,等等。此外,一大批来自不同政治派别、不同社会职业的知识分子,也都基于自己的知识结构与价值追求,对民族精神的定义、内涵、特征、功能及传承路向等,进行了不同的层次梳理,发表出版了许多具有学术性意义的专门论著。第二个高峰期出现在21世纪的头10年,它源于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民族文化认同危机,并在中共十六大所提出的“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新战略后,达到新的高峰。这些研究或侧重于“将自古以来中国学术的优秀成果昭告国人,藉以启发热爱祖国的崇高感情”,或侧重于其历史进程及当下意义的研究,或侧重于当下对策的研究,所涉及之学科涵盖了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民族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新闻传播学等众多领域。以两个高峰为基础,百余年来的中华民族精神研究积累了丰硕的成果,所出版发表相关论著之多,远非“卷帙浩繁”一词所能形容。
对于上述研究历程以及由此而取得各种具体成果形式,学界已有不少阶段性评述,然而近百年来的研究特别是近三十年来的研究主要关注和讨论了哪些问题?取得了哪些重要进展?就笔者所见,迄今为止的学术界尚未对此进行过整体性的梳理总结。显然,对于一个历经数代知识和思想精英接力努力的重大课题而言,没有这种整体性的梳理,就无法凸显其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重要性及其对百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缘此,笔者拟从“关于民族精神之概念与特征的研究”、“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与特征的研究”、“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历程及近现代转型的研究”、“关于全球化对中华民族精神之影响的研究”,以及“关于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路径与对策研究”等五个方面对此进行初步的梳理分析,错谬之处,敬请批评。
 
 
四、关于全球化对中华民族精神之影响的研究
不能不首先指出,中国学界有关该问题的讨论有着深刻的思想背景与社会背景。就前者来说,自1990年代以来,全球化问题一直是国际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并有难以计量的成果出版发表。透过这些研究我们发现,尽管对其具体内涵、表现形式、特点及影响等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甚至在个别问题上分歧很大,但以下三点则尤为人们所关注,并为大多数人所同:(1)全球化所反映的是当下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基本态势,这就是由于技术的巨大进步,大大地缩短了人们之间地理的和社会的距离深刻地改变了人类事物发生的规模促进了地区、民族和国际共同体的相互依赖;一句话,世界因此而日益呈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状态;(2)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并不尽是福音,其本质上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一种新的经济掠夺秩序的形成,它不但造成了物质和经济层面的分化(资本流向全球,利润流向西方),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它还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生态危机;(3)是文化上出现的全球化趋势,并不尽是经济发展的自然和客观结果,相当部分还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文化战略工具运用的结果,目的在提升其综合国力和全球竞争力,以巩固其对国际政治的控制、对落后国家的经济掠夺。诸如此类的研究及其成果,成为中国学界开展相关研究的重要理论参照。
就后者而言,近代以来的中国也存在一个文化认同危机的问题。尤其是19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推行和日渐深入,中国在全面融入世界的同时,也被世界所深刻地改变着,表现在思想观念层面,出现了价值标准的多元化、文化形态的多样化、日常生活的西化乃至主流意识形态的淡化等现象,且日趋鲜明。因而,早在1990年代初即有美国学者指出:在中国面临的各种危机中,核心的危机(The Core Crisis)是自性危机(Identity Crisis中国正在失去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国性(Chineseness。这里所讲的自性危机,本质上就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中国学者河清也不无忧虑地写道:西方大众文化的流行时尚,日益影响到今天的中国青少年一代,使他们成为所谓新新人类,与中国文化精神日趋隔膜。这种全球化对年轻人文化性格的形成,其影响力不可低估。
因此,如何看待全球化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影响,也成为学界广泛讨论的话题之一。从整体上看,这些思考主要集中在两个大方面:
其一,关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对民族精神认知与传承的挑战与冲击。学者们从不同层面描述和阐述了因此而发生的各种现象,例如,有人认为,综合国力的竞争增强了,文化安全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了,民族认同的干扰增大了,民族精神面临被消解的危险;有人认为,中国因此而不得不面对政治多极化、社会世俗化、文化多元化的挑战与压力;有人认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陷入新的困境中,其中包括国家主权的模糊与民族主义崛起并存民族离散的倾向与民族凝聚的要求并存;有人认为,中国陷入一系列新矛盾中,这包括实用理性与超越意识的矛盾、公共理性与私人意识的矛盾、正义公平要求与效率意识的矛盾;有人认为,除综合国力竞争因此而加剧外,还面临着意识形态领域冲突文化传统迷失与民族认同危机等新问题;有人认为,全球化对增强中华文化的感召力提出了新要求,使汇聚中华文化的向心力面临新的形式,对中华文化的创新力形成新的挑战,使提高中华文化的竞争力面临新的任务,使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成为值得重视的突出问题;还有人认为,中国因此而陷入多层危机之中,其中既包括民族精神的认同危机(文化认同危机、社会认同危机、国家认同危机、政府权威认同危机和政治信仰认同危机),也包括民族精神的失范危机(公民意识的缺失、民族文化主权的部分丧失、社会诚信资源严重匮乏以及道德失范),等等。同时,对于发生这些冲击的内在机制,也进行了深入探讨。例如,有学者指出,全球化对于民族精神认同的冲击与挑战,主要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人类社会当前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如环境污染、核威胁等)要求原来的民族国家让渡出部分权利给予更大的人类共同体;二是全球性的交往呼唤着一种普世性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规范来支撑世界公民的生存权利;三是市场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个体本位个人负责的理念以及新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的思想对于传统的群体本位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批判;并指出,在有些学者看来,这些冲击几乎是致命的
其二,关于全球化的正面影响,也就是它为中华民族精神传承与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从多数学者的情况看,大家并不认为全球化与民族化是彻底不相容的矛盾,认为不能把全球化仅仅理解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也应该看到它是一个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等不同共同体的积极参与、平等对话和相互交融的过程,不能仅仅看到世界走向一体或统一的过程,也应该看到民族文化多样性并存的过程。他们认为,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全球化地方性仍然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各民族的精神世界不会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完全消散;进一步说,在全球化背景下,没有哪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可以孤掌而鸣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借鉴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基于此,不但不能把全球化简单地视为洪水猛兽,而更应该将其看作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利契机。具体地说:一方面,全球化为我们吸纳世界先进文化、改造提升自身文化创造了机会,例如,缪家富即曾指出,经济全球化代表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客观趋势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潮流,是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流的具体表现,其中蕴涵着深刻的时代性和世界性,昭示着文化发展的精神方向;因此,全球化的结果并不是消解民族文化、民族精神,而是对文化的民族性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个大趋势下,应当面向世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总结其中的人类智慧,借鉴、吸收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外国优秀文化,认为只有把代表人类发展方向、反映当今世界精神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吸收、整合到民族文化之中,才能巩固、丰富民族文化的特色,达到民族性与时代性和世界性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为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创造了条件,各民族文化通过交流、融合、互渗和互补,不断突破本民族文化的地域和模式的局限性而走向世界,不断超越本民族文化的国界并在人类的评判和取舍中获得文化的认同,不断将本民族文化区域的资源转变为人类共享、共有的资源
特别是面对由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和主宰的世界秩序,全球化也为后发展中国家如中国者提供了一个参与和修改世界游戏规则的机会,邓正来就曾指出:这种并非依赖共谋而根据承诺的强制性支配为中国带来挑战的同时,事实上也给我们带来了机遇,即给我们提供了修改世界结构规则的资格,当然,能否将这种资格转化为现实的修改规则的能力,其前提条件是我们能否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生存智慧中,提炼出关于中国和世界发展的理想图景’”,并贡献之于世界。事实上,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中国文化热(如人们常说的春节全球化),所显现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底蕴和旺盛的生命力, 以及由此而表达的中国图景之魅力。
正是由于以上两点,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虽然对全球化与民族精神问题的讨论比较热烈,但分歧却并不太大,几乎一致地认为对中华民族精神而言,全球化是挑战与机会共存的双刃剑双刃刀双面兽),且总的来说是机遇大于挑战;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具有重要意义,这包括: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有利于强化民族认同、实现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等等。简言之,民族精神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精神武器
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对待全球化问题的态度,辩证、中庸而不失开放、包容与积极向上的态度,很大程度上,这正是中国传统精神在思维层面的表现。
 
 
五、关于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路径与对策之研究
 
如前所述,早在清末民初时期,中国思想界就提出了培育民族精神问题,并在理论上据此展开过广泛的讨论、提出过许多对策。例如,郑鹤声在1930年代即曾就弘扬民族精神问题出版发表过《应当如何从历史教学上发扬中华民族之精神》《历史教学旨趣之改造》《教育实施的重心问题》等一些列论著,认为国人民族意识消失殆尽的根本原因是历史教学未能尽其功用,认为历史教育应为发扬民族精神之宣传,而不为颓丧民族精神之刺激,尤应以忠国、死难、武勇的精神为标的,以国难历史教育为重心,他也因此而被后世学者誉为其时学人中强调学校历史教育功能最为坚决、强烈和不遗余力者。
新世纪以来,该问题更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先后提出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必须把如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当代中国必须重点解决的十大问题之一。在这一系列社会形势和政治决策的推动下,思想界和理论界对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路径与对策研究展开了广泛讨论和多方面的分析与设计。总起来看,这些讨论主要取得了两个方面大的进展:
其一,对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原则,形成了较为清晰的认识甚至是共识。例如,赵存生等先生认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要坚持文化的多样性,反对文化霸权主义,要实现民族精神与世界文明发展的结合,既保持民族精神的独特性,又吸收、借鉴其他民族文明的优秀成分,要坚持民族精神的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不断丰富和发展现时代的民族精神;欧阳康认为,要遵循时代性与传统性结合的原则中西对话与通融的比较原则时空结合的原则多层次的原则历史与逻辑结合的原则理论与现实结合的原则;詹小美主张坚持科学性的原则和方法,特别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批判性开放性人文性;缪家福认为,要处理好五个关系,即主旋律和多样化的关系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民族文化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以及借鉴与反渗透的关系,其中,又以正确处理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为关键,他强调应当跳出传统文化的圈子来看待传统文化的传承应当从传统文化发展的非连续性来看其连续性应当从当代社会生活实践的要求来看待传统文化的传承;宇文利认为,要坚持三个原则:(1)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团结和凝聚全民族的力量,(2)坚持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提供思想指导,(3)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方向;缪克成等认为,要注意做到三个坚持,即坚持处理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与立足民族精神的关系,坚持处理好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关系,坚持处理好民族精神教育与加强德育工作的关系;王利华强调要坚持三个主要原则,即坚持正确的思想指导和价值导向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现实性与超越性相结合的原则,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等等。
其二,对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基本路径与方法有了更丰富的认识。
一方面,继续强调教育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进程中的基础性地位,认为国民教育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基本途径,也是民族精神转化为国民个体精神气质的关键环节,主张民族精神教育要从中小学抓起,贯穿国民教育的全过程,并据此提出了许多改进民族精神教育体系的建议。例如,有学者强调以完善民族精神教育的体系为中心,努力发掘和整合文化资源、丰富民族精神教育的内容,完善和改进组织体系、保障民族精神教育的机制,倡导和开展主题活动、创新民族精神教育的方式,强化和优化舆论宣传、提高民族精神教育的效果;有学者强调要特别重视三个方面的工作,即增强民族文化灌输’”精神投资’”建设民族精神教育的制度与机制创新民族精神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有的学者强调要更新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实现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民主化、个性化、实践化的统一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统一;特别是缪克成等强调,要以学生为本,将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纳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根据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针对大、中、小学生的不同阶段的特点,突出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内容,加强和改进民族精神教育的途径和方式,努力构建起大、中、小学纵向衔接,学校家庭社会横向沟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相协调,与中华传统美德相承接的民族精神教育的实施体系,为此,要坚持实施体系与培养目标相结合课堂教育与实践体验相结合针对性和系统性相结合突出重点与有机渗透相结合学校教育与社会引导相结合传统教育与时代精神教育相结合,要重视高质量教材的编写,特色鲜明课程的开设,要重视主题教育活动的开展,充分利用民族传统节日,开展民族文化教育,要加强德育教师队伍、学科教师队伍和民族精神研究队伍的建设。
其中,历史教育的作用尤为人们所重视,认为历史教育是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基础,离开了历史教育,民族精神就没有根植之处;离开了历史教育,民族精神的培育就会因为缺少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这一基本承接面而成为空话。同时,对发挥历史教育功用的路径和方法提出了许多建议。王育济认为,中国文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历史学的高度重视,在很大意义上,中华民族是借助于历史学特别是国史、方志、宗谱和家谱的撰修,来强化个体对家族、对国家、对民族文化的向心力和认同感,许多思想家甚至将其上升到关乎个人价值永恒、民族国家存亡的高度,但目前史学教育在民族精神培育方面的功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例如,当下的领导干部虽然学历上比以往有普遍之提升,但通读过《中国通史简编》或类似著作者的比例却远不及前,当下的大学教育虽然开设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课程,但与作为国家文化认同和民族精神认知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五千年史,显然并不是同一层次的教育,其对于民族精神的涵养,对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其功效也不能等量齐观,因而,他主张: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路径制度安排的角度考虑,大学公共历史必修课程的设置,至少应是完整的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教育。
另一方面,突出地强调以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促进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
——政治建设而言,有学者强调,要进一步完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相协调的社会基本制度体系,优化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社会环境,其中包括准确认识完善制度体系的历史方位坚持目标合理性与过程合理性的有机统一整合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之间的关系;有学者强调,只有现代性的社会制度才能够保证民族精神现代化的长效性和稳定性,只有深入推进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实现经济体制的民主化责任政府的明确化法治建设的规范化;有学者强调,建立现代社会制度是实现民族精神现代化的工具性基础,等等。其中,又需要特别强调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是关键。北京大学张希清教授指出,民族精神教育的重点对象是共产党员和政府官员,只有把吏治搞好,才能促进社会和谐;陈金龙强调,要把将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与党的建设结合起来,当要自觉地担负其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历史重任,要把民族精神融入党的理论建设之中、党的作风建设之中。
——就经济建设而言,有学者强调要发展先进生产力,以提高中华民族的经济实力,实现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而增强中华民族精神的物质基础;还有学者强调要努力缩小城市和乡村的产局,促进城乡之间良性互动;特别是刘献君的观点极具启发性,他认为,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其根本着眼点应在利用经济利益的协调整合集体归属感,而仅仅依靠单纯的文化灌输是极其脆弱的。所以,要保证民族成员对集体的归属感,首要条件是要形成足够的经济吸引力,简而言之,就是要不断做大民族经济这块蛋糕;在努力实现总量增长的同时,我们还必须重视民族成员内部经济利益的调整,努力实现民族成员之间经济利益的关联性和互补性,只有如此,中华民族才能为民族精神弘扬和培育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就文化建设而言,有学者强调,要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为民族精神现代化的内生性价值,要以现代西方文化为民族精神现代化的借鉴性资源,要以塑造现代人格为民族精神现代化的主体性载体;有学者强调要提高文化自觉,努力调整文化心态、加强文化的调适与转换、推进文化整合;有学者强调,要在继承和发展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学者强调,要认真挖掘和提炼祖国传统文化的有益思想价值、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运用多种方式宣传和弘扬传统文化,以延续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和独立品格,要与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同行、学习借鉴国外优秀文明成果和有益经验、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以彰显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有学者强调要重视对外文化传播和国家形象的建设,努力塑造 繁荣发展进步改革创新进取民主法治公正文明开放现代和平和谐稳定谦虚包容自信团结友爱自强合作共赢负责的、既符合国情又具有时代精神的良好国家形象;有学者强调,要加强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为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注入新的动力和智力支持,等等。
概而言之,无论是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还是教育建设,实现民族精神的弘扬与培育,其根本之点还是在创新:理论上,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要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立足当代中国实际,着眼全球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融会贯通中西优秀文化,提出新观点,创造新理念,开拓新思路;制度上,要创新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制度与机制,制定加强相关政策,落实相关组织机构功能与责任,规范主要载体;方法上,要创新、优化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要拓展教育资源,丰富教育载体。
以上只是在众多论述中所择取的个别代表性的观点,但这也足以反映出理论界和思想界对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路径与对策问题的重视程度,以及相关思考与设计丰富。
当然,近百年来中国学界有关中华民族精神的研究还远不止上述五点,事实上,为了从比较中发现中华民族精神的优秀传统,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界还对东西方许多先进国家如美、英、德、俄、日、韩、以等国的民族精神内涵、特点及其传承经验进行过诸多研究,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许多中外间比较分析,取得了丰硕成果。
 
文化自觉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世纪之交(1997-2003)提出、并反复阐发的一个概念。在他看来,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其中,他特别强调两点:(1)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并在对自身文化自知之明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以在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2文化自觉正是在追求现代化的近100多年来的历史中开始产生和发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百余年来国人对民族精神问题的思考与研究,尤其是上文五个层面的重大进展,正是费孝通先生所阐述的文化自觉。它以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势下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扩张和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危机为背景,以对民族传统不断地、自觉性的自我检视、自我批评、自我升华以及对发达国家先进文化的自觉吸收、改造为基本内容,回应时代的大课题,探索复兴、重铸之路。这种文化的自觉正是近代以来促进中华民族觉醒、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实现民族民主解放、推动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理论泉源和思想先导,其作用之大,无论如何评价都不过分。
 
编辑 王育济
 

首 页   |   本刊首发   |   学界动态   |   学术集成    |   历史学人   |   读书   |   史学大会   |   图志   |   本刊往期   |   关于我们
版权所有:中国历史评论网 未经允许 严禁复制 电话:联系电话:0531-88364974 88364067  传真:0531-88564974 邮箱:chr@sdu.edu.cn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27号(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知新楼历史文化学院)   技术支持:天下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