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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是怎样发生的?—五论《旧制度与大革命》

发布日期:2015-6-2    作者:孙一萍等整理    来源:《中国历史评论》第一辑    阅读次数:1930
1992年3月,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汉译本在中国出版,原著出版于1856年,136年后才有汉译本,“似乎委屈了这部经典著作”(张芝联 语)。在托克维尔之前,已有多位法国历史学家撰写过法国大革命史,如梯也尔、米涅、米什勒、路易勃朗、拉玛丁等。托克维尔认为自己擅长评价史实,而不是陈述史实。所以,他没有把《旧制度与大革命》写成一部叙述史,而是力图分析大革命是如何从旧制度中产生的。换句话说,托克维尔想弄明白,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就闹起了革命,而且还是那样势不可挡、血雨腥风的“大革命”?
他利用大量前人未曾使用的档案材料,果然发他人所未见,得出了独到的结论。正如有些历史学家所言,托克维尔的研究颠覆了我们的“常识”:大革命根植于旧制度的法国,且发生在旧制度相对繁荣的路易十六时期。革命初起时,人们怀着美好的愿望,要与旧制度彻底决裂,建立一个幸福的新社会。然而,事与愿违,路易十六在断头台上喷涌而出的鲜血,没有保障法国人的自由与幸福,却使更多的人在凄风苦雨中走向断头台。
旧制度到底怎么了?托氏认为,这是一个权力过度集中的社会,御前会议包揽一切、事无巨细;这是一个贵族失去参政议政能力的社会,由于缺乏中间等级,权力无法相互制约;这是一个追求虚幻平等的社会,但却无法保障真正的自由;这是一个把文人奉为“政治家”的社会,他们毫无从政经验,凭着理性与激情,把国家推向危险的境地……
托克维尔是一位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他倡导自由,但却畏惧“过大的自由”。他告诫人们,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在寻求过大的奴役。他看到了民主的势不可挡,但又忧心过度的民主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托克维尔没有否定革命,并盛赞“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年代”,但他又对大革命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撰写《旧制度与大革命》时,他觉得自己像医生一样,试图在每个坏死的器官内发现生命的规律,他不仅要搞明白病人死于何病,而且要弄清他当初如何可以免于一死。
《旧制度与大革命》自1992年翻译为汉语后,一直是摆放在国内学者案头的“小众书”,但2012年以来由于高层领导人的推荐,一时洛阳纸贵,成为风行神州的“大众书”,竟出现了十几个不同的版本,有关这本著作的各类研究文章和网文多达数百篇,但迄今为止最经典的仍然是是由冯棠翻译、张芝联和桂裕芳校阅、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版本,最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是高毅等十几位法国史研究者的讨论。
【一】 关于托克维尔其人、其著
【二】 革命爆发的时机
【三】 评托氏的自由观
【四】 关于“文学政治”的反思
【五】 “改革与革命”及其启示
【编稿随笔与图文互动】 王岐山观点 / 张芝联手稿局部 / 《托克维尔文集》 / 各种版本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 英国大学讨论托克维尔的试卷 / 巴黎起义者攻占巴士底狱 / 新版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 /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
一、关于托克维尔其人、其著
高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托克维尔的主要著作有三本,即《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分别出版于1835年和1940年)、《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1848年革命后不久即写就,但1893年才出版,其时托氏已去世34年)和《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年)。
一个中心问题意识贯穿了托氏的这些著作,那就是如何面对正在席卷全球的政治民主化这个时代潮流,或者说如何在政治民主化的现代社会保障个人的自由。《论美国的民主》探讨的是在他看来是相当成功的美国经验,然而这种经验在旧大陆却也相当难以推行——他关于自己亲历的1848年革命的《回忆录》,其实就昭示了在欧洲(首先是在法国)建立这种美国式民主的艰难。他悲观失望,也气急败坏,《回忆录》中于是不乏对当时政坛名人的苛评,以至于该书只能在他辞世多年后才得以问世。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其实就是托氏对1848年法国民主政治失败的历史原因的一种追根寻源的考察。
《旧制度与大革命》主要讨论的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尤其是法国革命那种特殊的暴烈性或狂暴性的原因。实际上托氏想说的是,法国大革命的民主政治实践,体现了一种为追求社会平等而不惜牺牲个人自由的政治文化,而这种政治文化恰恰是从革命前的“旧制度”政治文化中蜕变出来的。由此,托氏首次揭露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开辟了大革命研究的一条新的思路:它试图在事实与思想、历史与历史哲学相结合的基础上,回答如下几个主要问题:为什么革命在法国比在其他欧洲国家更早发生?为什么路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时期,这种繁荣却加速了革命的到来?为什么法国人民比其他欧洲国家人民更加憎恨封建特权?为什么在18世纪法国文人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人物?为什么说中央集权体制并非大革命的创造,而是旧制度的体制?等等。(王尔德:《托克维尔的历史忧思:从民主政治到“多数人暴政”——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高毅解读〈旧制度与大革命〉》,《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12月13日,第6版)
高毅:托克维尔本人是个对中世纪封建割据时代深怀眷恋之情的贵族分子。他虽然承认民主化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甚至承认大革命有了不起的历史功绩,并且坚持阶级分析方法,但他终究只认同温和保守的大革命早期,同时极端仇视群众,仇视激进革命,仇视雅各宾恐怖统治,而且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他还是个公然的、甚至臭名昭著的反社会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当时整个社会主义的东方阵营都一概拒斥托克维尔,把托克维尔定性为与中小资产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为敌的“顽固保守分子”。托克维尔甚至因其贵族习气太重,而长期不能见容于19世纪末以后为民主浪潮所裹挟的西方社会,直到上个世纪中叶,自由主义思潮抬头,托克维尔才又重新受到一部分学者的重视。而且,这次对托克维尔的“重新发现”,其实也是由二战后欧美思想界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思考和批判引发的,而这种反极权主义思潮本身,就有既反纳粹也反共的双重特点。
……
然而托克维尔终究是难以被忽略的,因为他有一种奇特的复杂性,一种难以抗拒的思想魅力:即使他的一些言论会令你不快甚至愤怒,即使他的这些言论的确不恰当甚至全然荒谬,你却不可能断言他的话全是胡说,实际上他的很多方法和观点都是学术史上有奠基意义的重大创新,处处闪烁着理性的光芒;而他的一些似乎是仅凭直觉说出的箴言警句,又往往能让你心灵震颤,让你拍案叫绝!(《<旧制度与大革命>探析(上)》,《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托克维尔终究只是一位“半路出家”的历史学家。而且他在自己不长的54岁生命历程(1805—1859年)里,直到大约45岁(也就是1850年)之前,做的都是社会学性质的学问,即以现存社会为对象的研究。他转向历史学研究只是在1848年革命失败、小拿破仑上台之后的事。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他在写历史时,何以常常别出心裁、不循陈规。此外,一位名叫马塞尔•莱因哈特的法国革命史名家还特别注意到,托克维尔在做社会学时就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习惯于用“随笔”的方式写文章,实际上他一直就是一位“天分极高的随笔作家”。尽管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写作过程中完成了由“随笔作家”向“历史学家”的转变,但随笔式的写作风格也一直不曾离开他的笔端。在莱因哈特看来,托克维尔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历史学家,相当程度上正是得益于他作为优秀随笔作家所特有的那种“敏锐而细腻的直觉”,以及“洞察力、历史感、观察缓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所需要的统御事件的能力”。不过,写随笔的习惯也难免要在托克维尔的历史文章里留下一些凭空想象、随意挥洒的痕迹,这些毛病有时会损害他叙说的逻辑性,但常常也能使他的作品产生一种耐读的魅力。(《“托克维尔悖论”评析》,《世界历史》2013年第5期)
刘泽刚(西南政法大学宪政与人大制度研究中心研究员):托克维尔的命运是奇特的。与许多经典著作的作者相比,托克维尔可谓“少年得志”。30岁便出版了传世名著《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36岁便因这一著作第二卷的出版而得以进入法兰西学院。即便是《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被作者认定前途堪忧的著作也受到了出乎意料的好评和欢迎。在托克维尔身后,其著作虽几经沉浮,但经典名著的地位不容置疑。近些年来,托克维尔又一次引起理论界的兴趣。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许多人把大量的热情投入到为托克维尔“正名”这件本来无关宏旨的工作上。托克维尔从一个“为自己写作”的作者摇身变为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文学家、未来学家。更有甚者,热衷于将托克维尔丰富的思想拧干为几条干瘪的箴语或一堆灵验的预言。但正如西瑟所说:“认真地对待托克维尔,那么思考他的方法要比思考他的预言来得重要。”但方法总是服务于特定理论目的的。方法只有结合其主题或问题意识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托克维尔一生政治思想的中心问题可被概括为“托克维尔问题”。即“在一个必然来临的民主社会中如何保全自由”。深入理解这一命题的内涵及其当代意义不仅对把握托克维尔政治思想颇有裨益,更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反思现代民主政治的困境。(《认真对待“托克维尔问题”》,《社会科学家》2007年第1期)
王尔德(《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目前国内已有10个以上的中文译本,其中最经典的版本当属1992年商务印书馆的版本,由冯棠译,桂玉芳和张芝联校,其中张芝联和冯棠均为国内著名的法国史专家。而其余版本都是在2012年赶阅读热潮翻译而成。
值得关注的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中英文双语版也应运而生。2013年1月底出版的双语版称,自艾森豪威尔后,历届美国总统都会引用托克维尔的话。该书由牛津大学校方指定,已成为牛津大学百年必读教程。可见,托克维尔不仅热在中国。(《托克维尔悖论:〈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启示》,《21世纪经济报道》2013年2月5日,第2版)
冯棠(曾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张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结构严谨、史料翔实、论证严密,客观、细致地描绘出大革命前后法国的社会状况,并试图揭示出大革命爆发的深层原因,以探寻法兰西民族的前途命运。全书共分三编,第一编共五章,全面论述了法国大革命的伟大意义;第二编共十二章,论述了大革命的深远历史原因;第三编共八章,论述了大革命爆发的近因。(《〈旧制度与大革命〉导读》,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页)
陈乐民(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前所长):托氏久以《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未终篇)闻名于世。托克维尔写完这本书(指《论美国的民主》)之后不久,便从政坛退出了。他一方面继续《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写作,同时着手写他的回忆录(后以《托克维尔回忆录》出版),把一个贵族家庭出身并曾进入仕途的知识分子对君主体制、大革命、共和诸制的经历和感受记录下来。托克维尔说这是些留给自己看的文字,无意公开发表,至少生前没有拿出来。这里面没有高深的理论,更无吓人的说教,只是心迹的剖白和这些心迹的时代背景,像讲故事一样。
托克维尔是个不自觉的思想家,是一个生活在历史经验中而深信旧制度必然灭亡的思想家,是一个在旧制度的中心看到旧制度的思想家。可惜,托克维尔只活了50岁出头,他的理论工作才刚刚开始就驾鹤西去了。(《不自觉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托克维尔》,《博览群书》1999年第4期)
许平(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托克维尔在证明大革命势在必行、合情合理的时候,没有走向形而上学的极端。他不仅分析大革命对旧制度的断裂和改造,而且关注大革命对旧制度的继承和延续;不仅发现旧制度下已经存在着革命者所希望建立的东西的端倪,而且关注革命后随处可见的根植于法国历史中的传统。这样一来,他就颠覆了当时的法国革命研究中把大革命看作是法国进入现代社会的唯一门槛的成见。大革命最深的根源存在于以往的历史中。他写道:“我深信,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旧制度的瓦砾来建设新社会的大厦。”“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个时代,才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灯火。对旧社会、对它的法律、它的弊病、它的偏见、它的苦难、它的伟大,若无清晰的透视,就绝对不能理解旧社会衰亡以来60年间法国人的所作所为;但是人们若不深入到我们民族性格中去,这种透视还不足以解决问题。”他向人们证明,不能期望一次轰轰烈烈的革命就能够荡涤以往的一切,完成社会的转型,走进一个全新的天地。他写道:“旧制度有大量法律和政治习惯在1789年突然消失,在几年之后重又出现,恰如某些河流沉没地下,又在不太远的地方重新冒头,使人们在新的河岸看到同一水流。”在这里,托克维尔所强调的,也是贯穿于全书的基本思想,是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反复性。正是这种超越阶级、超越时代的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给后人以思想启迪,使得《旧制度与大革命》不朽。(《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一本怎样的书》,《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年第2期)
李宏图(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是十九世纪法国历史上的著名思想家。1835年,在他30岁时就出版了名著《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5年后出版了第二卷,并荣膺法兰西学院院士。作为政界要员,他曾一度出任外交部长,第二帝国的建立使他成为“国内流亡者”。在被迫退出政治舞台后,他潜思写出又一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从青年到晚年,从《论美国的民主》到《旧制度与大革命》,他的著作和行为始终贯穿着对专制暴政的无比仇恨,对自由的不懈追求。他的著作成为思想史上自由主义思想的经典,而托克维尔本人也由此被称为自由主义的思想大师。(《孤独的自由—论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
倪玉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师):托克维尔生于1805年,逝于1859年,这意味着他生于法兰西第一帝国,逝于法兰西第二帝国。这位酷爱自由的贵族生于奴役并且死于奴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对于托克维尔这一代法国人来说,一个沉重却无可回避的问题是:为什么大革命追求自由和平等,却不断走向奴役?为什么大革命追求博爱,却不断陷入政治斗争的血雨腥风之中?法国怎样才能真正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理想?(《解析旧制度反思大革命》,《光明日报》2013年4月4日,第5版)
赵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研究所所长):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诞生于1805年7月29日,1859年4月16日病逝;他生于大革命的血色黄昏之中,并带着对大革命的沉重忧思而离世;他的一生与大革命的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却又从未在闲情逸致中把玩过这段历史。托克维尔关于大革命历史的思考和书写也已成为历史,我们可以凭借托克维尔写下的“历史”而深入到大革命历史的心脏,去感受,去体察,去思索,毕竟,历史是鉴照现实的镜子,未来也并非就是无奈的等待。
事实上,我们纪念这位思想家的根本原由就在于:法国大革命曾颠覆了法国,震撼了欧洲,警醒了世界;而且,它带给世界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迄今仍在继续,革命事件的此起彼伏、革命话语的经久不衰乃是最重要的现代性现象之一;尤其是“自由”、“平等”与“人权”这些现代政治最重要的价值常常被人们还原到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的背景中去思考和争论,纷繁复杂的现代民主政治实践也总在唤起人们对法国大革命的辉煌而酸楚的记忆。(《对大革命的忧思——纪念托克维尔诞辰200周年》,《浙江学刊》2005年第6期)
二、革命爆发的时机
胡德平(曾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托克维尔在书中经常反问自己,为何“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压迫)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何以繁荣反而造成大革命的到来?”“何以减轻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难道革命真是不识好歹吗?人民真是得寸进尺吗?是否一味高压就可以阻止一场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法国大革命前的经济和社会思潮背景。法国自13世纪以来,封建领主的土地制度逐渐瓦解,土地所有者、小农慢慢替代了昔日的大小领主。这一过程延续了500年左右,直至18世纪。中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现象。不同的是,这一过程发生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是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500年间的事情。中法两国在两个500年的期间,都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了新兴的工商经济。
中法两国不同之点更在于,封建领主制度结束以后,中国文化学术上出现的百家争鸣,被后来强大的秦汉专制皇权封杀了。而法国却在封建领主制度的瓦解中,迎来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即便是路易十六,口头上也讲“自然法”、“劳动权”、“人权”。法国经济、政治、文化存量的聚积都有了数百年的历史。
其次,让我们思考一下,为什么大革命的主体只能是第三等级。法国当时不少地方仍然存在着中世纪的残余制度,那里的人民多为农奴。农奴没有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渴求,当然也不会提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提出资产阶级革命要求的阶级只能是法国的第三等级,即为数众多的工商业者、知识分子阶层和广大自耕农。他们的物质利益得不到保证,政治上无地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受到严重阻碍。第一等级、第二等级虽然多已失去领地,但不交税,又有特权,享有年金。封建专制国家把沉重的财政负担统统转移给第三等级。第三等级要交的租税,据托克维尔统计就有军役税、人头税、念一税、年贡、劳役、附加税、注册税等等,法国成为一个主要靠穷人纳税的国家。国王税收不足,就大举借债。如路易十三在位15年,国家的债务即增加3倍,达45亿利弗尔。这些债务负担只凭农业人口的税收远远不够,压榨的对象也只能是交纳工商税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第三等级的市民了。
这种革命在落后的农奴地区是无法产生的,它一定要在生产发展,社会进步,但又遇到强大阻碍时,才能形成革命的暴风雨。正如托克维尔所言:“这场革命主要发源地的法国那些部分,恰恰正是进步最明显的地方。”“相反没有什么地方的旧制度像卢瓦河流域及河口处、普瓦图沼泽和布列塔尼荒原那些地方保存得更完整了。恰恰是在那里点燃并滋养了内战战火。”
我们万不可被所谓繁荣了,压迫轻了,负担少了,为何革命却发生了的假象所迷惑。托克维尔自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只能在交纳工商税的资产阶级有足够发展的区域开展,而不可能在落后的农奴地区开展。(《破解<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问》,《经济观察报》2013年8月9日)
方绍伟(曾就职于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旧制度与大革命》现在被大家热议,一定是因为它触动了中国人的某根敏感神经。这本书的核心论题有三个:第一,革命不是在民不聊生而是在社会繁荣或开始繁荣的时候发生的;第二,革命摧毁的是旧制度的外壳而不是旧制度中的专制性格;第三,可贵的平等很可能会给更加可贵的自由带来威胁。
在当下的讨论中,人们最关注的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第一个论题,这个论题也因此被称为“托克维尔定律”、“托克维尔困境”或“托克维尔效应”。用托克维尔的原话来说,“托克维尔定律”指的是:“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们,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要好些……被消除的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未被消除的那些流弊,于是人们情绪更加激烈”。
“托克维尔定律”其实就是一种“松动崩溃论”,它否定的是传统智慧所说的“残暴崩溃论”。君主残暴时崩溃不了,君主松动时反倒崩溃了。因为,专制残暴的时候,人们往往没有能力进行反抗,也看不到革命胜利的曙光;一旦君主专制出现松动,一方面自由行动给人们带来了革命的机会,另一方面,手铐被打碎,会使得脚镣的存在变得更无法容忍。革命的机会和热情,便导致了大革命的突然爆发和君主专制的崩溃。
当一种外来理论与人们对现实的直觉相应时,人们对这个外来理论的热情就会一触即发。当下有些人对“托克维尔定律”进行简单的解读。用通俗的话来说,“托克维尔定律”讲的就是:日子好起来了,大家想过更好日子的心情反倒更迫切了,不少人甚至已经被距离更好生活的一步之遥给逼急了。这实际上也正是当代中国社会所显露出来的景象:浮躁与狂热齐飞,不安与骚动共舞。中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就令人震撼,但对未来的焦虑,却很容易就压倒了这种震撼,最揪心的焦虑当然包括了对革命和动荡的焦虑。“告别革命”被当成笑谈,因为,对一个抱有“天命观”的“革命信仰”的民族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无疑显得特别有道理。(《“托克维尔定律”真能成立吗》,《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21日,第003版,第3页)
高毅:为什么农民处境这么惨的地方不发生革命,而农民生活比较好的法国却发生了革命。托克维尔对这个问题有一些解释,但我感到他的解释并没有到位。当然这也不能赖他,因为当时人们研究没有那么深入,有些问题还没有触及到。托克维尔说在旧制度苛政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更无法忍受,这好像是说人的心灵或主观情感有一种特点,压迫重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因为习惯了而觉得不怎么样,一旦压迫变轻了大家就有了期待,就对任何压迫都难以容忍了。这种说法可能有一定道理,但给人的感觉是有些空洞,解释力不强。
事实上托克维尔在这里明显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在大革命前的三十多年中,发生过两个“反动”:一个叫“贵族反动”,一个叫“领主反动”。所谓贵族反动就是贵族试图在政治上夺回他们失去的一些旧特权,重新把第三等级排斥到政权之外。因为在16、17世纪的时候,法国王权在发展过程中,特别需要抑制传统的地方贵族势力,所以需要组织军队和一些官僚机构,那么就需要钱,钱哪里来?这就需要资产阶级或者第三等级的上层人士(工商业者等等)提供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过得不错,因为国王需要笼络他们,为他们提供了一些以前没有的升迁渠道。当时的资产阶级无论是通过购买官职或者建功立业,还是通过获取土地,都可以成为贵族,获得贵族的头衔。这个情况对当时资产阶级起了很好的安抚作用,所以他们少有造反意识。
但是情况到18世纪末突然发生了变化,就是大革命前的三四十年中发生了变化,那时贵族和资产阶级在财富上此消彼长的趋势越发明显,贵族陷入了贫困化,很多人濒临破产,可越是这样,他们就越是强烈地要求恢复传统的封建权力。就出现了所谓的“贵族反动”,表现在政治上这些贵族要求重新垄断国家、教会和军队的所有重要权位,比如,路易十四时期平民可以通过花钱买个贵族爵位或官职,而现在贵族控制的高等法院就规定,今后平民要买个高官至少祖上得有四位贵族才有资格。1781年还有个国王敕令,规定军队中只有三代都是贵族的人才能当军官,第三等级分子只能做士官,等等。
另外还发生一个“领主反动”,指的是破落的乡居贵族要求恢复过去的生活水平。
这两种“反动”完全背离了当时的时代潮流,因为18世纪正是启蒙时代,启蒙运动如火如荼,自由平等思想已深入人心,可就在这个时候贵族们开起了历史的倒车,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说这个时候法国最令人愤恨的就是这种封建势力复辟的问题:情况本来已经改善了,突然那些特权等级、贵族势力要把已经给了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好处再收回来,这样就很危险。
我觉得从这段历史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示:第一,历史潮流不可逆转,开倒车肯定会激起众怒,酿成革命。第二,特权阶级在行将灭亡的时候,会以某种疯狂的劲头拼死维护他们的特权,但是这种维护只能是一种垂死挣扎,后果很严重,它会引发大革命,而大革命不但会毁灭这个特权等级本身,也还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磨难。(《<旧制度与大革命>给我们什么启示》,《中华读书报》2013年02月27日,第9版)
高毅: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之所以令人感兴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发现了两个看似很蹊跷的历史现象:其一,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旨在消灭中世纪的残余制度,但它没有发生在当时中世纪苛政最严重的一些欧洲国家(比如说德国),而是发生在中世纪苛政早已减轻了的法国;[1]其二,大革命没有发生在法国经济情况比较糟糕的18世纪前半期,而是发生在经济比较活跃的18世纪后半期,因而是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由于托克维尔的这些“发现”,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界后来就多了一个习语,称作“托克维尔悖论”(Tocqueville paradox)或“托克维尔效应”(Tocqueville effect);意思是说,人们主观上的不满情绪(通常是革命的起因)和导致这种不满情绪的客观原因会以逆反的形态相关联。在最近的“托克维尔热”中,我国一些读者也表现出浓厚的理论兴趣,试图把这种“托克维尔悖论”解说成一种“松动崩溃”意义上的“托克维尔定律”。好像很多人都已经相信,托克维尔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并没有客观的现实基础,只是缘于某种虚幻的心理效应。
……
事实证明“托克维尔悖论”的两种表述都不足以充分说明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机理。它们只能反映某些在大革命生成过程中起过某种促进作用的心理因素,而这些因素终究没有决定性的意义。实际上,无论是“革命在苛政较轻的地方发生”,还是“繁荣加速革命到来”,显示的都只是一些较浅层次的、看似矛盾的现象,而在更深更广层面上发生的事情仍然是符合逻辑的,那就是人们在普遍遭受一些新形式的压迫。这些压迫不但在物质意义上可能较以往并不稍减甚至更加沉重,而且还多了一个能大幅度加重其严酷性的精神维度。其实,“托克维尔悖论”所凸显的正是这种压迫的精神或心理维度,这种揭示是深刻的和必要的,能够丰富和深化我们对于大革命起因的认识。但是,如果我们仅将眼光局限在这一点上,并由此贸然作出“改善引发不满”或“松动导致崩溃”之类的结论,甚至因此不敢再推动某些必要的改革,那就难免要犯违背常识的低级错误。毕竟,“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重反抗愈烈”这条人所共知的古老真理,不是谁想推翻就能推翻得了的。
……
但托克维尔毕竟是诚实的。不论好歹,他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主要还是想讴歌“自由”,即那种他认为在现代社会或现代化时期尤其必须悉心呵护的政治自由。这一主旨决定了他关于大革命起因的基本认识,那就是旧制度王朝政府取消政治自由的行政集权政策。在他看来,导致旧制度崩溃的一切弊端归根结蒂都是这种行政集权造成的恶果。他坚信,如果不取消政治自由,贵族就不会反叛,资产阶级就不会嫉妒,农民也不会仇恨,社会更不会全面碎裂。是贵族的反叛点燃了革命的导火线,是资产阶级的嫉妒使革命由贵族革命转变为资产阶级革命,是农民(包括许多聚集到城市里的农民——无套裤汉)的仇恨接着又将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发展为“大革命”,而使这场“大革命”最终得以实现的环境条件则是社会的全面碎裂。这就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基本逻辑理路。至于“革命在苛政较轻的地方发生”、“繁荣加速革命到来”之类的“托克维尔悖论”,虽然对法国革命的发生也有某种重要的解释功能,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随笔式文字经常要使用的一些“话引子”。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勾起读者的好奇心,从而使读者对作者的叙说产生兴趣,因为托克维尔知道,只有这种“对叙说的兴趣”才能“引导读者从一种思考自然地走向另一种思考”。所以,对于这种“托克维尔悖论”,我们应该重视,但不可贸然迷信,更不可随意解读。(《“托克维尔悖论”评析》,《世界历史》2013年第5期)
詹兆平(时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托克维尔认为,革命并非起因于旧制度的残酷压迫,恰恰相反,正是因为统治者软弱无力,放松了对人民的控制。如路易十四远比路易十六专制,但路易十四时代的臣民要比路易十六时代的臣民驯服得多。政府为了迎合人们的愿望而进行改革,结果往往导致更多的不满。政府只好再改革,然而越改越乱,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秩序崩溃,革命也就成了符合逻辑的后果。他写道:“并非总是情况恶化才引起革命。相反,事情常常是这样,人民长期忍受压迫并无怨言,一旦察觉到政府放松了控制,就乘机而起反抗政府的统治。革命爆发时的社会状况往往较以前要好。经验告诉我们,对一个境况不妙的政府来讲,当它试图改革的时候,正是它最危险的时候。”
托克维尔还进一步指出,革命不仅是旧制度的结果,而且也是旧制度的延续。他说:“我越深入研究,就越是惊讶地发现,当今法国到处有着旧制度的特征。”旧制度强调中央集权,革命则加强并完善了中央集权;旧制度已削弱了封建势力,革命则完成了它未竟的事业。因此他认为,革命后的中央集权化政体本身就是旧制度的遗产。而法国人民要求平等和自由的愿望则是旧时代的另一遗产。他指出,法国历史表明,平等和自由并不总是并行不悖的。中央集权的强化固然扼杀了自由,但人们为了求得平等也往往牺牲自由而容忍了专制。极端平均主义往往导致专制,因为平等的鼓吹者往往激进固执,为了达到平等的目的时常盲目地不惜作出种种牺牲。而中央集权得到强化、平等的愿望得到迎合之日,往往是自由的呼声微乎其微之时。但是,法国人民要求自由的愿望不可能永远被扼杀,它沉默片刻之后又会卷土重来,这也就是人类自由和历史进步的希望所在。(《试论托克维尔的历史观》,《史林》1997年第3期)
陈仲丹(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通常学者们对这场震惊世界的大革命的起因解释较为一致,认为是法国旧制度的专横以及残暴统治导致了革命的爆发。按照习惯的说法是“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统治者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矛盾达到了极点。国家整个的财政负担都压在除贵族、教士外的第三等级身上,官逼民反,逼着人民揭竿而起,攻打巴士底狱,砍掉国王路易十六的脑袋。革命一步步深入,还树起断头台,大开杀戒,搅得周天寒彻。到今天这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标准解释。而托克维尔却通过自己的研究描绘了另一幅图景。他不是凭借想象而是依靠史料来揭示历史真相。他特别重视地方档案,查阅了许多地方的原始文献,阅读最高法院的法令和各教区的纪录,得出了与主流观点截然不同的结论。他的研究结果是惊人的:中央集权的行政制度是从旧制度传下来的遗产;旧制度并不像一般人想象得那样可怕。它具有很大的专横性,但很少真正的压迫。别人看到的是说明旧王朝与革命尖锐矛盾的东西,而托克维尔看到的是合理的延续。旧制度实行中央集权制;革命使行政制度进一步中央集权化。旧制度破坏了封建制度的大部分;革命又破坏了封建制度的其余部分。两者对于自由都不在意。革命的推动力是平等,而旧王朝在同封建制度长期斗争里所力求确立的正是法律面前的平等,革命突然粗暴地终止了过去十代人辛勤经营的工作。(《为什么要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唯实》2013年第1期)
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一个还不算最黑暗的国家,在并不是最黑暗的时代触发了反抗性最强的大革命,有长期原因,也有短期的导火线。长期的原因,托克维尔说,革命实际上并不是发生在受压最紧的时候,而是发生在原来压得很紧,然后逐渐放松的时候。这个道理其实很好理解。
好坏且不论,单就革命发生机制以及与专制压迫的关系来讲,从我们的体会也能证明二百年前托克维尔讲的是对的。真压紧了,无从反抗,一旦松开,危机可能反而来了。我并不是说以后不能松,或者松了是坏事,一开始就不应该松,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改革已经开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没有改的这一部分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讨厌,更令人无法忍受,或者说改掉的那部分与未改不改的那部分不匹配,后者坚持不改,这个时候革命就来了。(《出家、思凡、大还俗——朱学勤谈〈旧制度与大革命〉》,《南方周末》2012 年12年13日,第F31版)
三、评托氏的自由观
高毅:托克维尔所说的“自由”通常都是“政治自由”,即所有社会成员的个人参政议政权,包括思想、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托克维尔对这种自由的珍视和热爱,在他的所有著作中都随处可见,实际上构成了他的政治思想的灵魂。
生活在早期现代化社会里的托克维尔,凭借既是传统贵族又是深受启蒙思潮影响的“18世纪人物”这种双重身份所赋予他的特有敏感,对于“政治自由”在势不可挡地走向现代的社会里的特殊重要性,似乎有一种比他的几乎所有的同时代人都要强烈得多的深刻感悟。他看到,在这种社会里,人们相互间再没有传统社会里的那些“种姓、阶级、行会、家族”之类的任何联系,大家都只关注个人利益而完全不讲公德;而热衷于以行政集权为手段来实现政府集权的“专制制度”又在大行其道,这种制度非但不与这种狭隘的个人主义倾向作斗争,反而通过剥夺人们的政治参与权,通过一种“分而治之”的办法夺走人们的“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把他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之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澳若冰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这是一个多么腐败、萎靡、堕落、可怕的社会!那么怎样才能阻止这种沉沦?托克维尔认为别无他法,唯有自由。(《<旧制度与大革命>探析(上)》,《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李宏图:对于自由,就像对于民主一样,托克维尔并未在理论上给以过多的阐释。通过其著作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自由是与专制暴政完全对立的一种体制,也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是人的生存权利,这种自由包括公民自由、政治自由、结社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经济自由等等。从政治体制而言,必须做到制度性的安排,确保每个人的自由。如美国;就每个人来说,必须形成对自由的追求和热爱的心态。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专制暴政的出现,保证自由的实现。而对于法国来说,这将是多么的困难。
透过法兰西民族兴衰起伏的历史,冷静反思他身旁刚刚建立的第二帝国,托克维尔从历史中找到了法兰西专制制度不断重建的原因。这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作了详细的分析。人民在革命之中想挣脱专制的镣铐,但他们在学会自由之前也无法摆脱旧时的习惯、情感和心态。于是他们又使专制不断得以重建。马克思在第二帝国建立时也对此作过许多精辟透彻的分析。法兰西民族就是这样不断地陷入专制的摧毁与重建的循环之中,不断地失去自由。
其实,原因还不仅此,正如托克维尔已经分析得那样,一个民主的社会,是以平等为准则的社会,是以最大多数人的福利为主要目标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也是一个人人小康的社会,物质的社会。为了得到自身的福利,物质的满足和每天看得见的好处,他们甘愿牺牲一切,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愿意在奴役之中享用平等。这里,托克维尔提出了重大而严肃的命题,你为什么而追求自由,难道人们可以以物质的满足为前提而牺牲自己的自由,甘愿忍受奴役?换句话说,也许在专制制度的统治下,可以使经济得到发展,可以使人们得到物质的甜头,这是否就是人们应该过的正常生活和所追求的目标。
托克维尔曾经说过,我没有传统,没有党派,除了自由与人类尊严的事业,我别无事业。这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思想情怀,在专制主义的汪洋大海中,他如一叶孤舟,在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包括他很多熟悉的朋友都因为某种私利而奴颜卑膝地屈服于专制统治时,他却冷眼相视,认为对不热爱自由的平庸的人,就不必让他们理解自由了。自由的理想、自由的信念在支撑着他,尽管孤独,但不孤寂。也许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和追求超越了他那个时代,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法兰西民族的集体情感、意识和心态。但这个民族在后来毕竟选择和实现了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托克维尔成为了法兰西民族的自由斗士。我们可以象法兰西人民赞颂伏尔泰那样称誉托克维尔:他引导人民走向自由。(《孤独的自由—论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
崇明(任职于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大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在揭示国家主义的自我摧毁的逻辑的同时,所要传达的根本信息,是一个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进行改革的必要和艰难。没有改革,革命难免;进行改革,引发革命也并非不可能。然而,不改革则积重难返,凶多吉少,恰当的改革则可能再造一个自由的民族。我相信,读懂了本书的有识之士会理解本书的另一个根本信息:民众的自由能力对于一个民族的和平、繁荣和伟大至关重要。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前言中,托克维尔在描述了专制与物质享乐的结合所招致的堕落之后,也揭示克服这一堕落的拯救之路:惟有民众的自由才能克服危机与堕落。(《国家主义的逻辑——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南方周末》2013年2月14日,第24版)
刘泽刚(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托克维尔从未对自由做出清晰地界定。这是非常明智和符合自由的本性的。自由意味着摆脱束缚,其中也包括认识上的束缚。当然,自由本身也有规律,这就是自由规律、自律。但自律是不能够还原为因果律和自然界的规律的。因为一旦如此,人就会被降到物的层次,不再具有人的尊严了。因此,从根本上说,自由是不可认识的。自由不能被托付给任何权威,不管是制度上的,还是智识上的。因为这违反自由的本性。一旦我们以屈从权威的方式追求自由,那么最后到手的自由也就不再是真正的自由了。当然,托克维尔也不是一个“唯自由论”者。在反思法国大革命初期虚浮的政治风气时,他提醒人们铭记先辈“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的格言。(《认真对待“托克维尔问题”》,《社会科学家》2007年第1期)
甘阳(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托克维尔的中心关切是他所谓“民主人”即现代人的基本“心态”——追求“各种条件的平等”的强烈“欲望”——与民主社会的“制度”之间的持续张力。这种张力就在于:“民主的各种制度激发并讨好人们对平等的激情,但又永远不可能完全满足这种激情”。因为显而易见,任何社会再民主也不可能达成完全的平等,但是另一方面,“民主的各种制度最大程度地发展了人心中的嫉妒情感”,因此“人们越平等,他们对平等的渴求就越难满足”。
因此“当不平等是社会通则时,最大的不平等都见怪不怪。但当一切都已或多或少抹平时,最小的差距都引人注目。”民主时代的基本张力由此就在于“平等所激发的欲望”与永远不可能完全满足这些欲望的各种“制度”之间的“不断交战”。换言之,现代“民主”的一个基本悖论就在于,正因为民主社会提供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平等但又永不可能达到完全平等,人们对“各种条件的平等”的追求变得永无止境:“这种完全的平等总是在人们认为伸手可及时从人们的手指缝中溜走,就像巴斯噶说的已不断高翔而逃走;人们由此为追求完全平等而激动不已,尤其因为它既近在眼前又远在无边,就更让人锲而不舍。”
最近十余年来托克维尔在西方学界受到的重视日益有超出其他经典思想家的趋势,其原因实际也在于,托克维尔指出的这种民主永不会停步的诗性,即使在西方也只是在本世纪后半叶才变得越来越突出。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女性主义的挑战等等,可以说都是托克维尔所谓“文化民主化”问题的日益尖锐化表现,从而也就再次提示了“民主是否会有最后的极限”这一托克维尔当年自承无法回答的问题(“那么我们最终走向何方?无人知晓”)。(《托克维尔与民主》,《中国图书商报》2001年02月22日,第14版)
李宏图:大革命前,以王权为代表的行政权力一步步扩充,侵吞了农村与城市的独立和自由,形成了强大的集权化力量。本来,农村的领主、城市的自治以及各种中间团体均是起着分散和制约行政权力的力量,可现在,他们在与王权的较量中全部败北,“在旧制度下,像今天一样,法国没有一个城市、乡镇、村庄、小村、济贫院、工场、修道院、学院能在各自的事物中拥有独立意志,能够照自己意愿处置自己的财产”。中介力量的消失,使得社会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制衡政府的权力,也无法构建起公共空间,形成公共生活,人的独立、自由、权利被剥夺殆尽,从此,只能听任强大的国家权力为所欲为,肆意扩充。正如托克维尔所言:“政府把全体法国人置于管理监督之下;如果说这个蛮横字眼当时尚未造出,至少它在事实上已经存在了。”(《自由的失却与重建—论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崇明:托克维尔发现,很多法国人并不真正热爱自由;或者说,他们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只要一个强大能干的主子能让他们安心挣钱享乐,他们便会俯首帖耳,因为他们习惯于让国家和统治者替他们操心一切,从而让他们在自己的安乐窝里自在逍遥。
如果这个主子无能,不能满足他们的私人欲望,他们便会吵吵嚷嚷,甚至把他打翻在地,直到找到一个新的主子取而代之。即便是真正热爱自由的法国人,也因为长期生活在专制中,失去了运用自由的能力,在获得自由的时刻却因为滥用自由,而招致混乱,最后在对自由的失望中只好接受专制。
然而,法国人并非天生奴性或不具备运用自由的能力,而是旧制度剥夺了他们久已享用的自由,使之开始变得奴性,以至于在他们以为已经用革命一劳永逸地推翻了旧制度之后,他们仍然不知不觉地从中复制他们的思想和激情。于是托克维尔最终从对拿破仑的研究,转向了对旧制度的考察,他要探究法国人扭曲的革命精神和顽固的专制心态的病根。(《国家主义的逻辑——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南方周末》2013年2月14日,第24版)
四、关于“文学政治”的反思
高毅:托克维尔发现,18世纪法国社会的一个既不同于法国以往时代也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重要特点,是文人(也叫哲学家或哲人)表现异常活跃,地位迅速上升,最终竟发展为政坛的舆论领袖。
这种法国文人的特点,托克维尔认为有三:一是文学修养极高而且社会影响也大(因为法兰西民族是欧洲最有文学天赋的民族);二是从不卷人日常政治、毫无政治经验,却又特别关心同政府有关的各种问题;三是他们讨论的问题全都大而空,什么社会的起源和原始形式、公民和政府的原始权利之类,直至政治体制的基础,而且意见分歧严重根本无法统一,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认为,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时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也就是要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解决最复杂的问题。结果,一种被托克维尔称作“文学政治”的东西就四处泛滥开来,不仅程度不同地散布到当时的所有著作里,而且渗进了民众的头脑。(《<旧制度与大革命>探析(下)》,《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高毅:“文学政治”的问题,那是托克维尔在这本书的第三编第一章提出来的。托克维尔问道:到18世纪中叶,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后果如何?我觉得托克维尔在这里讨论的主要是法国革命那种特有的暴烈性或者空想性的文化根源,他觉得法国革命之所以那么暴烈或者充满空想,主要是因为文人或文学家掌握了革命的领导权。文人成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导致“文学政治”在法国大行其道。所谓“文学政治”指的就是一帮在旧制度下没有政治自由也没有政治经验的文人充当了政治领袖,而它的发生主要也是因为旧制度下政治自由以及与之相关的言论自由的缺乏。
旧制度的政体是绝对君主制,这种政体带有很强的专制性,有秘密警察,有书报检查制度,凡是跟天主教意识形态不符或批评政府的言论通通被压制,相关的著作要被焚烧,写这些书的人也会被送进监狱或被课以罚款,总之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文人总对政治问题感兴趣,而由于政府管理不善,问题极多,他们也有极强的批评朝政的欲望。可是他们有话又不能公开说,怎么办呢?就只好借助文学用曲笔来表达了,于是18世纪法国政治文学作品尤其是政治讽刺诗文特别流行,伏尔泰就是靠写这种东西起家的,结果法国的文人们就靠文学赢得了公众,成为舆论界的领袖。民众的革命情绪其实也是他们的政治文学作品煽起来的。及至大革命爆发,民众登上政治舞台,他们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公众推为政治领袖。可他们是一群只懂文学、不懂政治、毫无政治经验的领袖,只会用浪漫的、不切实际的文学语言来说话,“文学政治”就这么来了,大革命不切实际的空想性和暴烈性也就在所难免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给我们什么启示》,《中华读书报》2013年02月27日,第9版)
刘北成(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托克维尔发现,启蒙思想渗透着“抽象的文学政治”,主张“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这种文学化政治思维之所以形成和传播,是因为法国缺乏政治自由。与英国不同,法国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形成两个明确分割的区域,作家们没有参加社会实践,因此他们只会高谈阔论。热衷普遍性的理论,对于文人来说可能是美德,但对于政治家来说则很危险。至于为什么这种文学化政治思想会支配法国的政治生活,托克维尔则主要不是分析启蒙思想家和其他文人的作用,而是强调旧制度下法国人的普遍精神特征。在缺乏自由政治制度的国度里,普通人身受旧制度种种弊端之苦,但看不到医治具体社会病的药方,因此很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思维:“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贵族、资产阶级因长期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缺乏政治经验,因此对于那种文学化政治理论的危险性毫无所知。贵族甚至把那些文人待为座上宾。国家高级官员也只精通行政事务,而不懂得治国安邦的根本法则,不能理解和预见社会潮流的动向及后果,因此也盲目地接受时髦的政治言辞。结果,全体法国人都“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终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里了”。(《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起因的解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许平:法国大革命进程激进浪漫、翻云覆雨、血雨腥风,这一特征与旧制度下法国特有的政治文化的指引有关。在旧制度下,既没有政治自由也没有从政经验的文人“更热爱普遍的思想和体系,更蔑视古代的哲理”,他们认为应该用“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社会的传统习惯。他们的思想主导了革命前的公众。“凡是受到不平等军役税摊派损害的纳税人,无一不被人人均应平等的思想感到振奋”,“听说一切特权概应受到理性的谴责,无不为之雀跃”。托克维尔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根本原因不仅在于旧制度的社会不公平,还在于旧制度言论自由的缺失。“政府的种种罪恶所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对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开场合表现出来,就只能潜藏在文学之中,而作家已成为旨在推翻国家全部社会政治制度的强大政党的真正首领。”“伟大人民的政治教育完全由作家来进行”,“这种情况也许最有力地决定了法国革命本身的特性,并使法国在革命后呈现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容貌”。(《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一本怎样的书》,《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年第2期)
黄艳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托克维尔提出了两个很有意思的概念:“文学政治”和“知识疗法”。他这样评论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与英国不同,这些文人从不卷入日常政治,相反,他们的生活从未比这个时期更超脱;他们没有丝毫权力,在一个充斥官吏的社会里,他们不担任任何公职。”“他们的生活远远脱离实际,没有任何经历使他们天性中的热忱有所节制;没有任何事物预先警告他们,现存事实会给哪怕最急需的改革带来何种障碍;对于必然伴随着最必要的革命而来的危险,他们连想都没想过。”这些缺乏实际经验的人却有着一套能自圆其说、颇能打动人心、唤起民众激情的理论,“他们都认为,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思想”。“人们研究法国革命史就会看到,大革命正是本着卷帙浩繁的评论治国的抽象著作的同一精神进行的:即本着对普遍理论,对完整的立法体系和精确对称的法律的同一爱好;对现存事物的同样蔑视;对理论的同样信任;对于政治机构中独特、精巧、新颖的东西的同一兴致;遵照逻辑法则,依据统一方案,一举彻底改革结构,而不在枝节上修修补补的同一愿望而进行的。这是何等骇人的景象!因为在作家身上引为美德的东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时却是罪恶,那些常使人写出优美著作的事物,却能导致庞大的革命。”(《“自由”的丧失和平等的起源——托克维尔论旧制度时代的贵族和王权》,《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周政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尽管托克维尔认为贵族仍是最有教养、有知识的阶级之一,但是随着他们政治权利的衰落,精神领域一向占有的统治地位已成真空。填补这个真空的则是作家们。这些作家们并无实际的政治经验,试图凭借从理性和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传统习惯。对于文人治国的传统,托克维尔向来是颇有微言的。他指出这些作家著书立说,并在群众间吸收了大量信徒,逐渐地,群众的想象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里了。而就是在作家这些优美的理想鼓动下,庞大的革命在群众中爆发了。当然,导致大革命产生的原因不止这些。(《屋顶上的骑兵:法国大革命前夜的贵族——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民主与科学》2005年第5期)
五、“改革与革命”及其启示
刘北成:旧制度政府推行不彻底、半途而废的改革反而刺激大革命的爆发,这是托克维尔的一个独到而重要的发现。他指出,路易十六统治时期作为末代王朝却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他认为,尽管整个社会机器破旧简陋,但是这背后有两台发动机在推动公共繁荣,一是以上层阶级为标志的整个民族的觉醒,二是“依旧强大却不再实行专制、到处维持秩序的政府”。与我们的“常识”相反,在托克维尔笔下,路易十六政府乃是一个开明君主政府:国王实际上尊重和服从公众舆论;政府鼓励经济发展、实施公共工程;路易十六还尝试改革,屡试屡败、屡败屡试。但是,恰恰是路易十六政府的局部的开明和改革措施加速了大革命的爆发。托克维尔描述了这其中的微妙之处:
政府发起各种公共建设事业,与政府有金钱关系的人数惊人地增长,许多人萌发了发财暴富的欲望。但是,专制政府的财政管理不善使得宫廷的劣迹变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与政府关系最密切、最维护政府的那批工商业资产阶级也就变成了最激进的改革要求者。国王和政府官员公开讨论社会政治弊端,国王屡屡试图减轻下层民众的负担,如废除农民的劳役制和手工业的行会,再如为消除额外增派而实行军役税公开措施,甚至要废除贵族的免税特权,这些口惠而实不至、半途而废的改革只是起了唤起民众不满情绪的作用。
波旁王朝任意侵犯民众的私有财产,对所欠私人借款拖延抵赖,在饥荒时期强行实施征集制、食品强制出售和最高限价等措施,对穷人实行严酷而不公平的司法措施等等。这些都是政府以滥用权力的方式实施改革,其结果,不但激化了矛盾,甚至对民众以同样的方式举行革命产生导向和推动的作用。
大革命前夕(1787年),路易十六政府对司法部门、省级行政机构进行改革。这项改革“希图一举变革旧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积年沉疴”,但是改革打乱了原有的权力秩序,使得每一个公民仿佛觉得“国家政府突然间更换了所有官员,更新了所有准则……所有法国人感受到了一种微小的特殊波动。”在这种人心普遍浮动不安的情况下,“最后一击便使它(国家)整个动摇起来,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
托克维尔总结说:“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起因的解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洪庆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大革命是法国现代历史进程的中心节点,重构性的历史学围绕着它前推后溯,因此让人感觉似乎1789年之前法国社会发生的一切都指向革命。事实并非如此,18世纪法国社会发展不是必然导向革命,它也存在着通过改革调整走向另外轨迹的可能。早在1750年左右,一些有识之士就已认识到,法国的国际地位乃至政治体系的续存,都取决于进行彻底的结构性变革。可以说,从18世纪中叶到1789年革命爆发,法国的现代化改革尝试相继而来,从四五十年代的马肖、贝尔坦直至七十年代的莫普、杜尔哥,政府大臣们接连改革,涉及财税、贸易、生产组织、司法、军队和地方自治等方方面面,但几乎都以失败告终。及至启动新一轮改革的1787年,王国政府已是穷途末路,合法性资源和权威尽失,难以掌控事件的发展进程,这是革命发生前的基本情况。
那么,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历史的结果是革命而不是其他?欲解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弄明白为什么旧制度末期长达40年的改革都没有成功。第一,国家被贪婪自私的上层阶层把持,君主从未就国家建设方向凝聚起基本共识。第二,既得利益集团具有强大力量,能够有效阻止任何结构性的改革尝试。第三,集权体制因其运作方式会衍生出难以克服的惰性。第四,官员的升迁与否由君主独自决定。
当然,历史纷繁复杂,我们不可能囊括妨碍一个社会革新的所有要素,但这些较为显见的因素,依然能够让我们领略到社会转型和改革的复杂和艰巨,也让我们从200多年前的历史中得到了一些有益的启示。(《18世纪法国社会政治张力与改革尝试》,《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27日)
傅铿(旅美独立撰稿人,美国花旗银行高级系统工程师):路易十六是位运气最坏的国王。1774年5月10日从祖父路易十五手中接过王位时,他才二十岁。路易十六并不是一个天生的国王,他没有政治雄心,伟大的气魄,他的爱好是锁钥的制造和狩猎。他甚至对女人都不是很感兴趣,是很少有的一个没有情人的法国国王。他和王后安东妮特结婚八年后才生下第一个孩子,原因是两人对做爱都不那么热情。可是这么一个“碌碌无为”的国王却在幕僚的指引下,发起了一系列的改革。先是在财政大臣杜尔阁(Turgot)的建议下,路易十六于1776年下诏改革税收和行会制度,试图让从来不需付税的法国贵族阶层承担一部分土地税的义务,同时废除行会的某些限制。由于贵族群起反对,杜尔阁只好去职,税制改革也不了了之。法国贵族与英国贵族截然相反:法律规定法国贵族不可经商或从事任何第三等级的行业而谋生,不然就会失去贵族头衔。他们靠土地收入和各种利息年金为生,不缴收入所得税是其特权。当时的社会风尚就是以贵族的有闲为荣;那些以年金为生的人被称为Rounder,是社会上所羡慕的人。法国的1776改革、美国的《独立宣言》以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现于同一年,结果法国却错过了这一机会。之后,路易十六启用大臣纳克尔(Jacques Necker),他在1776-1783年当政时支持美国革命。最后路易十六又任用了柯龙(Charles Calonne),企图以增加公共开支来解决国家债务。在这之后又引出了一整套的政治改革,比如1787年在省级政府由选举产生省议会以约制省长权力,1788年全面改革司法体制,让第三等级有更多的司法参与,等等。但是路易十六是一个典型的没有魄力和决心的人,一旦改革出现问题,他竟全面倒退到过去的做法,以致前功尽弃。这是法国的不幸。(《托克维尔随想》,《史林》2010年第1期)
倪玉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到旧制度末期,法国已经确立起一个由国王任最高行政官员,由总监、总督、总督代理等不同层级的行政官员构成的行政机器,负责掌管全国性和地方性的事务。托克维尔举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来说明旧制度末期行政权力的扩张:在中世纪,法国的农村教区由全体居民选举官员,管理教区内部事务;然而到了18世纪,一个农村教区想要修补被风刮坏的教堂房顶或者仅仅是想要开支25里佛,必须获得作为最高行政委员会的御前会议的批准。那么,由行政权力包办纯属地方乃至个人的事务会带来何种后果?
首先,它导致了社会自组织能力的丧失。正如重农学派经济学家杜尔哥观察到的,旧制度末期的法国教区只剩下“一片茅屋和与茅屋一样被动的居民”。托克维尔也注意到,不少法国人把政府视为上帝,认为只要政府不介入,什么重要的事都办不好。他们凡事都祈求政府的帮助,反过来,当他们遭遇不幸时,也把一切归咎于政府,甚至连季节气候的异常,也责怪政府。社会自组织能力的丧失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当政府遭遇危机时,缺乏自组织能力的社会和缺乏自治能力的人民无法给予它必要的支援。因而一旦行政机器运转失灵,社会迅即陷入动荡。
其次,它导致了社会公德的丧失。由于没有机会参与公共事务、甚至连个人事务也经常由行政权力包办,旧制度末期的法国人对公共事务十分冷漠。他们像陌生人一样生活在自己的国度,“对自己村庄的遭遇、街道的治安、教堂教士的处境,都无动于衷”。他们认为这一切都与他们没有关系,应当由政府来管理。
第三,它导致了社会的分裂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冷漠与仇恨。在中世纪,地方性的政治生活为不同等级的人们的相互往来与彼此协作提供了机会。当地方性的政治生活被摧毁之后,人们开始相互疏离,各等级彼此之间的冷漠和仇恨也随之增加。贵族和资产者不再需要经常性地彼此接近、和衷共济,他们现在只是竞争对手。贵族不再享有对领地的统治权,因而不再愿意承担庇护农民的义务。社会的分裂解释了大革命中惨烈的阶级厮杀及政治和解的困难:当被社会分裂长期隔离的各个阶级在大革命中彼此重新接触时,“他们首先触到的是他们的伤痛处,他们重逢只不过是为着互相厮杀。甚至到今天,他们虽已不在世上,但其嫉妒和仇恨还留在人间”。(《解析旧制度反思大革命》,《光明日报》2013年4月4日,第5版)
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社会期望攀升律”和“治权特权合一律”虽然富于启示,却并非《旧体制与大革命》所要论证的重点。托克维尔真正想要着力论证的是第三点,那就是法国大革命的根子在于中央集权专制。“大独裁者”路易十四众人皆知,但作者的雄心是要追根求源,找到法兰西文明的集权文化基因。他最终因为身体等原因,并未完成这一自我赋予的使命,但书中已经揭示了路易十四之前的种种集权主义端倪。托克维尔致力论证,中央集权是万恶之源;它导致法国社会严重割裂,而社会割裂正是革命的前兆。他花了很大篇幅论证法国社会的割裂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贵族、平民和新兴资产阶级变成了“老死不相往来”的陌路人。在他笔下,当时的法国已经变成一个各自为政的社会,每个人只想着怎么去得到更多的特权和好处。法国贵族这样的既得利益阶层变本加厉地为自己捞好处,很容易遭到社会底层的憎恨。税收体制之所以在大革命前变得越来越不平等,就是因为贵族等富裕阶层都只想着自己从这个国家得到好处,却不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以前在封建体制下过着一种贫困但有保障的生活,有点像我们以前的“大锅饭”时代。到了18世纪工业化革命以后,他们不仅没有分享工业革命带来的财富,而且基本生计、教育越来越得不到保障。这样导致富人和穷人之间越来越没有共同利益、交往和相互同情,造成彼此不能相互理解、共同生活的局面。这种局面本来是集权体制造成的,现在反过来加固集权专制。一个严重割裂的社会不能自治,只有依靠一个更加集权的政府来统治社会。(《重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华读书报》2013年3月27日,第10版)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对既得利益阶层而言,改革往往是避免革命的最佳手段——尽管他们采取的一些改革举措并非全然出于自愿、而是为形势所迫。英国之所以在1832年出台首个议会改革法案后不断扩大选举权范围,是因为统治阶层认识到,不这样做,体制就有可能崩溃。身为中国最高领导层成员的王岐山,建议党员阅读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该书探讨了君主制倒台的原因和推动力。这件事可能意味着,中共已经意识到,不改革就有可能爆发革命。
谈到既得利益阶层时,我们往往会错误地认为,这些人铁板一块、目标明确。但统治精英内部的利益冲突,往往比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更激烈。因此,出于自身安全考虑,精英阶层或许最终会有动力建立起法治,就像英国在19世纪前的转型期发生过的事情一样。(《改革前景仍充满变数》,《哈尔滨日报》2013年4月1日,第8版)
朱学勤:路易十四大致和康熙同一个时代,在位时间都很长,都长达五六十年,王权专制达到极点,“朕即国家”。路易十四对外扩张,拓展疆土,对内扫平豪强,迁天下贵族富户三千家于凡尔赛,类似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六国,定都咸阳,迁天下富豪于咸阳,收天下兵器铸十二铁人,立咸阳道旁。凡尔赛之奢华和气派,远超过故宫。凡尔赛成为全法国的销金窟,贵族、富户、全国的财富也都集中在那里。
那么他后来对整个巴黎的影响、对整个法国的影响大致是什么呢?吸空了地方财力,一旦倾覆,全国即刻瓦解,这个局面实际上是路易十四时代奠定下来的,只是到路易十六爆发。一场大革命为什么能把全法国搞得天翻地覆,最后弄出那么个悲剧结局?原因多多,其中有一个则从来没人提,但托克维尔在这本书里说到了:你把文化中心、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叠加在一个首都,三中心叠加,有一个中心发生危机,立刻引起另两个中心共振。(《出家、思凡、大还俗——朱学勤谈〈旧制度与大革命〉》,《南方周末》2012年12月13日,第24版)
高毅:就中国当下的形势和问题而言,《旧制度和大革命》主要能为我们提供这样几点启示:
第一,旧制度最大的弊端是统治者的腐败,只是在旧制度末期的时代条件下,这种腐败没有带来经济的凋敝,相反却促成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因为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专门从事生产活动的被统治者即第三等级创造财富的效能的增长),然而也正是这种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腐败的旧制度下的经济繁荣就这样成了大革命的催生婆。
第二,旧制度统治者的腐败,主要表现为贵族阶级的没落——这个中世纪以来的社会统治阶级,此时已随着王朝集权(绝对王权)的发展失去了它过去的社会管理职能,脱离了人民,却仍保持着种种令人憎恶的特权(主要是免税特权)和占据着高官显爵的尊崇地位,而且还越来越顽固地维护之,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这个旧制度的顽症,而这也正是引发法国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第三,法国大革命的激越浪漫、血雨腥风,很大程度上缘起于其间法国特有的“文学政治”——即一帮在旧制度下没有政治自由也没有政治经验的文人掌握了权柄,这些人无知无畏,勇于标新立异,也“更热爱那些普遍的思想和体系,更蔑视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们个人的理性”,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又应归结为旧制度言论自由的缺失——按托克维尔的原话来说,就是“政府的种种罪恶所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对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就只能潜藏在文学之中,而作家已成为旨在推翻国家全部社会政治制度的强大政党的真正首领”。(《托克维尔的历史忧思:从民主政治到“多数人暴政”——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高毅解读〈旧制度与大革命〉》,《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12月13日,第6版)
高毅:《旧制度与大革命》最突出的特点,是它实际上在对“如何避免革命”这个问题做一些开创性的思考,并试图通过探讨法国大革命这个典型个案来揭示一些历史教训,为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避免革命动荡指出某些可能的路径。这种研究,应该说是符合人类社会的正常要求的,也有显著的现实意义,而它恰恰又是左派大革命史学最薄弱的方面。左派大革命史学往往只讲革命的必然性、必要性、不可避免性,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阶级矛盾不可调和、阶级斗争激化不可避免,而从不会考虑如何避免革命的问题,仿佛任何相关的思考都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背离。托克维尔是右派,又极珍视思想自由,故而能够随心所欲浮想联翩。他其实也有一定的历史唯物主义思维,表现为他承认社会经济运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对时代发展的决定意义,那是长期的社会学研究为他准备下的理论功底。因而他能承认革命有某种历史正当性,也能承认已经发生了的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只是由于他同时还“坚信人的自由,坚信人类群体的力量与独立性,坚信在历史的任何时刻都存在选择的可能性”,他不承认革命的绝对不可避免性。他指出旧制度时代种种在他看来是大革命的直接或间接导因的做法和行为,其实就是在告诉人们,只要大家不再犯类似的错误,就有可能避免未来的革命。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要旧制度时代的法国人不犯托克维尔所说的那些错误也许是不可能的,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后人了解了这些情况后作出别样的选择终究还是可能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探析(下)》,《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责任编辑: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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