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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王仲荦:回忆、评价和研究集成

发布日期:2014-8-4    作者:郑宜秀 齐涛等 解玉军 孙齐整理    来源:《中国历史评论》第二辑    阅读次数:2494

【引 言】2013年是著名历史学家王仲荦先生诞辰100周年,王仲荦(1913-1986),浙江余姚人,曾任上海太炎文学院教授、中央大学副教授,1947年起任山东大学副教授、教授。著有《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㟙华山馆丛稿》及《续编》、《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金泥玉屑丛考》和《西崑酬唱集注》共七部著作,主持点校中华书局“南朝五史”,其中的《宋书》和《南齐书》由王先生本人点校。作为章太炎先生高足,王先生具有深厚的国学造诣,后来又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现代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旧学与新知熔于一炉,在古史分期、古籍整理、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等研究领域树立了丰碑。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王仲荦与陈寅恪、唐长孺、周一良、何兹全诸先生共同把我国的中古史研究推向了前无古人的巅峰,铸就了一个时代的学术辉煌,迄今未被超越。在73年的生命旅程中,王先生于山大手植桃李,春风化雨,执教鞭凡39年。他是山东大学历史学系的建系元老,后曾任系主任,是山东大学“文史见长”学术特色的主要缔造者和历史学科的代表性人物。

王先生遗孀郑宜秀教授的回忆文章解读了王先生作为生命个体的内心世界,带读者一起去寻找王先生“灵魂的恒基,那些非常美丽的痕迹”。王先生弟子齐涛教授总结了王先生融合学统与新知、兼领考史与著史以及淹通文史的治学特点。

另外,我们选编了周一良、缪钺、启功、吴大琨、汤志钧、李希泌、张忱石、李凭、袁英光、郑佩欣、蒋福亚、尹韵公、李洪岩、刘统、黄朴民、王大建和周应奇等王先生的生前友好、及门弟子和学界同仁悼念、回忆或评价王先生的若干片断。这些文字,或长或短,体裁各异,都有助于我们全面地了解王先生的为人为学的特点。另一方面,王仲荦先生其人其学又是一座无法环绕的大山,读罢这些文字,反令人顿生一唱三叹、意犹未尽之感。

朱子尝言:“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西酬唱,虽成绝响,但今日山大的菁菁校园中,王仲荦先生的青铜雕像,一如他本人盛年时的儒雅与执着,散发着迷人的光辉,他的目光在期待着后世的学人达到并超越他的高度。学习先生,认知先生,克绍其裘,再造巅峰,是对王先生最好的纪念。

 

【一】 郑宜秀:仲荦灵魂的恒基,那些非常美丽的痕迹

【二】 齐涛:王仲荦先生的三大学术特点

【三】 其他重要的回忆、评价与研究集成

【编稿随笔与图文互动】 家庭照 / 师生照 / 淹通文史 / 启功挽联 / 《文汇报》纪念王先生百年诞辰文章 / 王先生在㟙华山馆 / 点校《宋书》手迹

 

郑宜秀:仲荦灵魂的恒基,那些非常美丽的痕迹

 

感谢中华书局的诸位先生,能够给我这个机会来向读者介绍这套著作集的作者王仲荦先生。这套著作集里的大部分书的第一版是在二十七年前,一九八O年的十二月。这些书最初的写作时始于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后几经修改加工,终于在文革以后的那个灿烂的春天里得以出版。全集里的这部《西崑酬唱集注》对于王仲荦先生而言,确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是他的第一部专著,也是他唯一一部关于文学方面的专著,而从这以后,他便开始将自己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到历史方面去了。从王仲荦先生众多的专著,如《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㟙华山馆丛稿》、《㟙华山馆丛稿续编》等等,我们可以看见王仲荦像每一个史学家做的那样,做他认为该做的事情:历史就是这个样子的,它既无所谓对,也无所谓错,把它再现出来少加评价吧。而通过这套著作集,我们却可以看见王仲荦先生的另一面:七十年前那个开始写作这本书的二十岁青年,是怎样让自己灵魂在中国最灿烂的文化里翱翔。那时的他在上海,踱步在他少年时走过的石板路上,透过十里洋场纷繁的欲望,看着家门前的松柏青翠依旧,初经人世的他感喟着生命的无常,是否也像当年的苏轼一样考虑过鸿飞那复计东西的人生意义呢?   

    王仲荦先生生于一九一三年。早年师承章太炎先生,后在三十年代末期就职于当时的中央大学讲授国文。四十年代中期由于人事倾轧,离开中大赴青岛任山东大学教授。说起由于人事原因而离开中大似乎与他的为人颇不相符,他在生活中属于那种为人笑容可掬而不失头脑的读书人,读书人微笑里含着的睿智与超脱往往是很动人的,尤其是当时这种微笑面对着人事的磨难与困苦的时候。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青岛的山大,海边的天空很蓝,岸边紧靠着海水浴场的鱼山路常有马车走过的踢塌声,这声音和音乐的海浪声交织在一起,会把阳光里的宁静衬托得很美。从海洋深处传来的清馨会从窗台上一直流到你的心里去,从这里,沿着漂浮在海面上的阳光,你不仅可以感受到遥远天边透着深蓝色的内涵,更可以让你跨越时空去考虑在这颗渺小如尘埃的星球上所发生的历史。在这期间他开始整理《西崑酬唱集注》,北周的六典与地理及动笔写魏晋隋唐的断代史。   

    启蒙老师任堇先生于书法的教诲此时像刀刻一样明晰:学书从篆隶入手,无他道也,取其一直一横而已。取篆之一直,取隶之一横,直不挠曲,横不欹斜。思之思之。这些话成为王仲荦作史的主要原则。“历史是自己谱写的。”王仲荦在后来曾这样说过,历史不是史家随意做出来的,如果在历史上加油加酱,其结果就会出史界,这样的历史就不能成为史。在断代史的写作中,在当时的情形下写作往往变得更加艰难,最让他感到愉悦的是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文化与佛教。而后者是由外邦传入中国后融合入中华文化,实际上已成为我们这个一心向善民族传统思想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在关于文化方面,他最喜欢的诗人是李商隐,李商隐的诗如人,空明而圆润,在历史繁杂的嚣声里,曲高和寡的李商隐显得名利而又大器,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能够创造出一个非常完美的世界。而这个完美世界又常常在那个时代的黑暗衬托下,诚如雨天里的布谷鸟,近处听着,它的叫声没有别的鸟儿响亮,然而,只有它的啼唱才能在南国秋雨的烟朦中传得很远。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是这样的轻松。在我们的历史中,有着太多的遗憾与残酷,在这里,王仲荦先生作为一个史学家当然无法回避,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对这些专著的写作,的确给他提供了一个可以回避的场所。

    作为一个浸润于我们祖国传统文化的文人,王仲荦以他特有的倜傥与潇洒来面对他自己的生活:他平安度过五十年代末后,被借调入北京标点二十四史共十三年。十几年的时间里他独自生活在北京,对这段生活笔者也无从了解,而只有它自己的诗句“十年踏破万街尘,老至愁经客子春”能够说明他的情况,而这的确意味着他能避开“文革”冲击的喧嚣,让他在工作之余,在这份难得的平静里得以整理自己的旧著。作为近代的史学家,像王仲荦先生著作之丰硕是不多见的,这要得益于这段平静。

    一九八六年,王仲荦先生溘然长逝在他自己的书房里。而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从这套著作集的字里行间,去寻找作者灵魂的恒基,那些非常美丽的痕迹。

                                                                                00七年六月郑宜秀于济南山东大学华山馆

 

齐涛:王仲荦先生的三大学术特点

 

学界论及王仲荦先生之学术,每言及古史分期之魏晋封建说以及先生所著《魏晋南北朝史》与《隋唐五代史》,对于先生的其他著述,论之者不多,而对于现有著述之外的胸中学问更是知之甚少。王先生自20世纪30年代初入于章太炎先生门下,在五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实现了学统与新知的融合、考史与著史的兼领,是淹通文史的一代方家。

    第一,学统与新知的融合。到章太炎先生门下后,王先生一方面陪侍他在苏州和无锡等地讲学,同时潜心攻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和章太炎先生的《国故论衡》、《文始》等;另一方面,则在章太炎先生指导下,初步完成了《北周职官志》与《北周地理志》两部书稿。这两部书稿奠定了王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学术基础。

   在学问与阅历的砥砺中,王先生愈加领会到章太炎先生学问之精髓。多年后,他曾这样总结道:“第一,章先生继承了浙东学派‘六经皆史’的说法,认为讲经学就是提倡史学;第二,认为经学也好,史学也好,多多研究,可以作借鉴,‘保国性’,也就是发扬爱国主义,提倡民族主义精神,严夷夏之防,劝人不要当汉奸。”这种体认,既是对自己学统的总结,又成为前往新的历史时期探求新知的津梁。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王先生改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新的社会、新的时代,万象更新,马克思主义全面进入史学领域,史学研究出现了一片新的天地。在这方新的天地中,有的学者固守学统,仍旧在原有的天地中默默耕耘;有的学者幡然求新,在新天地的风云变幻中得心应手;还有的学者在继承与求新上上下求索,实现着学统与新知的融汇。王先生属于后者。这些学者们的共同努力,加之特定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使史学研究成为盛极一时的显学。

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中国历史具体问题相结合,既要熟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又要精通中国历史上的具体问题,这样,才能真正进行有价值、有意义的研究。王先生在这种结合上走在了史学界的前列,也正因为此,在古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轰轰烈烈的大讨论中,他都能独树一帜,成一家之言。

在这场大讨论中,王先生除《春秋战国之际的村公社与休耕制度》一文外,还先后完成了《两汉奴隶社会说》、《魏晋封建论》、《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等论文,并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一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连载于《文史哲》1956年第345期的《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这篇长文。

在积极参与古史分期和亚细亚生产方式大讨论的同时,王先生还就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多次发表论述,先后发表了《从茶叶经济发展历史看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特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前的江南丝织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前的江南棉纺织业》等论文,是建国后较早进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者之一。王先生发表于《文史哲》1953年第2期上的《从茶叶经济发展历史看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特征》一文,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大讨论中的重要代表作。这篇文章被严中平先生誉为研究明清经济史的创新之作,具有很强的方法论意义。

数十年前风起云涌的这场大论战似乎已尘埃落定,不论史学史将如何评价,我们坚信,这场大论战所蕴含的学术内核弥足珍贵,所带来的学术繁荣与学术进步同样不容忽视。中国的相关史学家们体现了一种强烈的经世致用的责任驱动,在新中国的召唤下,要写出“和国家民族息息相关的著作”。在王先生的学术活动中,这一点也表现得十分明显。除了在大量的讨论中蕴含着这一责任外,他还专门著有《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一文,从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思想文化等方面,对中国古代社会与西欧古代中世纪进行了全方位的比较研究,试图阐明中国式道路的由来与走向,这也是建国后比较史学的代表作,惜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第二,兼领考史与著史。章太炎先生曾将清代史学分为“考史”与“作史”两种类型,后人又将清之后的史学延伸为史料考订派与史观派或者是考史派与著史派,其划分大同小异,故而我们仍以考史与作史区分之。就清代史学而言,考史派占绝对优势;进入民国以后,虽然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但在乾嘉范式和西方实证主义结合下形成的新考史派仍占据优势地位。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代表的作史派自然成为主流流派,而考史派在经历了批判胡适与古史辨的学术运动后一蹶不振,考据之学似乎也难以再登大雅之堂。

在这样一种学术变迁中,王仲荦先生之治史,实现了作史与考史的兼领,进则作史,退则考史,作史中不乏考据实证,考史中仍见理性思辨,进退自如,在两大领域都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

王先生作史的代表作当为《魏晋南北朝史》与《隋唐五代史》,两书的前身则是1961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

《魏晋南北朝史》一书的影响力自不待言,尤其是在青年学生和青年学者中更是如此,是学习和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首选入门著作。该书在学术史上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它是建国后第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系统完整的断代史著作,在断代史的研究范式、基本架构以及史论模式上进行了全新的探索,成为断代史著作的经典之作。

其次,它大面积地填补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许多空白,提出了相当数量的“新论”,是一部创新之作。比如,这一历史时期江南经济的发展史、军事与战争史、少数民族史、中外关系史上的许多空白被填补;在世家大族制度、人身依附关系、屯田制、占田制以及思想文化领域中都提出了新的见解与结论。特别是对魏晋南北朝历史地位的把握,更是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再次,这部断代史是一部史作,在这部著作中,王先生清新的文采、缜密的分析称誉学界。但它同时又是一部实证性史作,王先生继承了考史的传统,注释与考证的分量是此后许多断代史著作所不及的。这部著作所引史料都是随文而注,除此之外的专项注释部分仍占到全书总文字的20%以上。这些注释或补充史料,或考订史实,许多注释的文字已大大超出了相关正文的文字。

王先生考史的代表性工作有四个方面:一是对敦煌文书的考释;二是对鲜卑与代北姓氏的专题考证;三是参与二十四史的校点;四是综合性考证之作,如《北周六典》与《北周地理志》。这些工作除了第四项外,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进行的。

对敦煌文书的考释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对谱牒残卷的考释,包括《〈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敦煌石室出残姓氏书五种考释》等。二是对地志残卷的考释,包括《唐天宝初年地志残卷考释》、《〈贞元十道录〉剑南道残卷考释》、《〈诸道山河地名要略第二〉残卷校释》、《〈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考释》、《〈沙州志〉残片三种考释》、《〈敦煌录〉残卷考释》、《〈寿昌系地镜〉考释》、《〈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考释》、《〈西州图经〉残卷考释》、《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卷考释》、《〈西天路竟〉释》等多种。前一部分收录在《㟙华山馆丛稿》中;后一部分则汇为《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一书,经夫人郑宜秀先生整理后,199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对鲜卑与代北姓氏的考证属专题性考证,有《鲜卑姓氏考》、《代北姓氏考》两文,意在条理北魏、西魏时代,在鲜卑先改单姓又转用复姓的大变动中,各姓氏及相关集团的沿革、变化状况。这两篇考证文章合计10余万字,均作于王先生的晚年,无论是对史料的网罗式搜寻,还是考辨中抉疑探隐的功力,都属考证文字中的上乘之作。王先生本人对其也很看重,有几家杂志多次索稿,均未果。他多次说,这两篇文章要收到《㟙华山馆丛稿》的续编中,一部论文集应当有相当数量的未发表过的有分量的文章,不能只炒冷饭。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华书局对二十四史的校点为建国以来最为宏大的学术工程,王先生是主要参加者与组织者之一。对这一工作的学术与文化意义,学界早有定论,兹不赘述。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王先生在点校《宋书》的同时,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积十数年之功,完成了洋洋百余万字的《宋书校勘记长编》,全书共出校9100余条,无论是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远远地超过了前人,成为《宋书》整理史上的集大成之作。

《北周六典》与《北周地理志》是两部重要的综合考据之作,其缘起是补《周书》无志之缺失,但经过王先生近四十年的反复考订,其意义已远过于此。《北周六典》凡六十余万言,即是一部北周“通典”,又是北周一朝制度史料的汇编与考订;《北周地理志》凡七十余万言,既是一部“北周郡县志”,又是北周地志史料的汇编与考订。两书的学术价值自不待言。

在作史与考史方面还值得一提的是王先生关于“中国古代物价史”的研究工作。自20世纪70年代初,在进行着若干考史工作的同时,王先生也开始了对中国古代物价史料的收集与考订,这些考证或资料已由郑宜秀先生汇编为《金泥玉屑丛考》一书,中华书局1998年出版。这一未竟工作的方法论意义,丝毫不亚于它在经济史研究中的贡献。

第三,文史淹通与学者风范。王先生自小学入门,又偏爱诗词,建国之前一直任教于国文系,因此,对古典文学造诣颇深,其本人也工于声律,咏唱酬答,清隽自然。但是,由于到山东大学后一直从事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除了反复修订于1980年出版的《西崑酬唱集注》外,再无其他有关古典文学的著作。不过,王先生在史学研究中却大量引入了古典文学的元素,把文学史与文化史作为断代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以诗证史、以史论诗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以《隋唐五代史》为例,全书洋洋百万余言,文化史部分占了13强,其中,诗史词史又占了文化部分的25,达15万字左右,仅完整引述的唐五代诗词就有千首以上,若单独成册,是一部完整的唐五代诗史。讨论史实之时,王先生能以诗为证,引诗入史,解决了若干疑难,在讨论诗人诗作时,则以史证诗,大大加深了对诗作的认识,甚至厘正了诗人与诗作中不少传统问题。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对韦庄其诗其人的研究,限于篇幅,此不具论。

以上所述,仅是作为学生对先生的一知半解,王先生本人从未讲过什么文史兼通,也未曾讲起他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造诣,只是说自己是一个爱好者。对先生的“爱好”笔者深有感触,自1982年,笔者有幸忝列先生门下,先生给笔者确定的学位论文是他所喜欢的韦庄诗词笺注。笔者每周一都去先生的书房听先生讲评,先生对所讲之诗篇篇吟诵,常常啧啧称道:“好诗!好诗!”这种境界其实就是做学问的最高境界。也正是由于对学问的热爱,王先生真正做到了视学术为第一生命,终毕生之力贡献于自己所热爱的事业。

 

其他有关王仲荦先生的重要回忆、评价与研究集成

 

一、关于王先生的“魏晋封建论”

 

   ■ 在中国古史分期论争中,王仲荦以魏晋封建说而独树一帜。《文史哲》于1956年曾连续三期刊发王先生《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一文,在这一篇论文中,王先生将唯物史观与魏晋史的研究相结合,系统全面地提出并论证了著名的“魏晋封建论”。同年,《人民日报》又以一个整版的篇幅,介绍了他和尚钺先生魏晋封建论的观点。这也把他的魏晋隋唐史的研究推到了当时的学术前沿,我院也因此而成为学术界所公认的魏晋隋唐史的研究基地之一。(王育济:《我们的学术年轮》,《山东大学百年学术集粹•史学卷》前言,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

 

   ■ 上世纪50年代,学术界展开了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汉魏之际封建论(又被称为魏晋封建论)的代表人物是尚钺和王仲荦。

    王仲荦先生的文章,起初是投到《历史研究》的。当时,编辑部要求王先生加以修改。王先生在原文的基础上,增加了大量内容,写成《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分三期在《文史哲》1956年第三、第四、第五期刊发。这是新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大讨论中,第一篇全面系统旗帜鲜明地阐述汉魏之际封建论的文章,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

    解放后,苏联学者的观点对山东大学历史系的老师们影响很大,在系里组织讨论古史分期问题时,童书业先生就持魏晋封建论的观点。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童先生没有撰文发表自己的观点。相比之下,王仲荦先生就比较有胆识,成为了在解放后古史分期问题大讨论中第一个旗帜鲜明全面阐述魏晋封建论的学者。(王大建:《王仲荦、何兹全先生与魏晋封建论》,《中华读书报 》20121212日第7版)

 

   ■ 在当时王仲荦教授所发表的许多文章中,我认为发表在19544月号《文史哲》上的《春秋战国之际的村公社与休耕制度》一文,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他第一次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探讨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村公社制度的性质和作用。仲荦教授在文章中说:

许多世纪中,村公社的继续存在,成为古代专制国家停滞性的坚强基础。所有村公社的社员,只能成为土地的使用者——他的占有,也是经由劳动实践过程为前提之下发生的——而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公社社员既不是公社土地的所有者,那么,他本身就会变成公社的财产,也就会变成专制君主变相的奴隶。他们把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了起来,完成着自给自足的生产,他们要经常地向他们的统治者贡献力役,也贡献物品。这些公社成员们,在身份上虽是“自由”的,在经济生产上也是独立的,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些公社成员们所受的剥削和压迫就比较奴隶或以后的隶农们来的轻,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所遭受的压迫和剥削,也许还重得特别厉害。在这种特殊生产形态里,自由人生产还是占重要的地位,奴隶的劳动不能尽量代替自由人的劳动,这样,不但阻碍了奴隶形态的发展,也会阻碍了以后农奴形态的充分发展。

我认为仲荦教授这段话是十分精辟的,他所说的“特殊生产形态”,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所以,我认为,王仲荦教授应该说是中国历史学界第一个以他独立的研究证明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适合于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他的这一贡献,在学术上的意义是很大的,尽管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吴大琨:《回忆<文史哲>初期的王仲荦教授》,《文史哲》1986年第5期)

 

   ■ 王仲荦的历史理论主张集中表现在中国古史分期上。他是魏晋封建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50年代中期发表《春秋战国之际的村社与休耕制度》、《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两汉奴隶社会说》、《魏晋封建论》等论文,从社会结构、阶级成分和生产力状况等方面,分析两汉魏晋社会,全面阐述魏晋封建论,认为从夏商到战国时中国奴隶社会的第一个阶段,有两种社会基本结构,即氏族及农村公社的基本残余与早期奴隶制同时存在;从战国初到东汉末,是第二个阶段,特征是农村公社已经瓦解,较发展的奴隶制开始占统治地位,即盛行着债务奴隶制。魏晋以后,奴隶制生产方式终于为封建制生产方式所代替,国有奴隶制的残存也通过隶农制即屯田制的过渡,向封建制的剥削形式过渡。此外,他在孔子思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史料学和史学方法等方面也有相当的研究深度。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应与中国史实相结合,重视史料的整理与系统研读,主张以精读带动博览,在实证的基础上引出结论。(李洪岩:《王仲荦》,蒋大椿、陈启能 主编:《史学理论大辞典》,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

    

   ■ 仲荦先生善于思考, 勇于开拓创新。五六十年代,当“西周封建论”和“春秋战国封建论”风靡国内史坛,被认为是权威观点,在古史分期问题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他敢于大胆地把自己通过认真研究所得出的不同结论发表出来,供人们讨论,终于成为一家之言,显示了大胆求新的学术品格。更可贵的是,他能对自己的史学思想加以总结,并形成自己的体系。正如日本学者评价的那样:王仲荦教授的历史研究,不仅仅是局限于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领域,而是对中国历史的全体有着自己独特见解、自成体系的卓然大家。(汪逵、唐燮君:《生命不息,写作不止——王仲荦史学成就述略》,《历史教学问题》2003 年第4期)

  

   ■ 杨向奎谈到五十年代山东大学的历史系时,说:“五十年代山东大学历史系拥有王仲荦、童书业、华山先生等一批学者,学术力量很强。仲荦在教学、科研上成绩卓著,对山大历史系建设有很大的贡献。他的学问渊博,品德高尚,同事们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现在山大应该发扬传统的文史学科,把王先生的事业继承下去。”这一段话同样说明纪念一代史学大家的学术精神,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总结他们的业绩,发扬他们的优良学风,推动我们时代的史学向前发展。(吴怀祺:《要认真总结王仲荦先生的治学成就》,《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3)

 

   1957年出版的《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一书,是他的第一本专著,也是第一次提出魏晋封建论的观点。在1961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中,有“封建关系的加强”一章,再次叙述这个观点。1980年《魏晋南北朝》上卷出版,对魏晋封建社会的形成的历史背景和主要特点,又作了更为详细和全面的论述。我们来读一下这三个时期的著作,可以看出先生的见解是如何逐步走向成熟的。当年提出这个论点时,先生在史学界属于“少数派”。但是先生认为自己的观点有科学根据,不随波逐流适应别人。他不断在研究过程中丰富、完善自己的论点,现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史学界同仁的认同。(刘统:《怀念先师王仲荦教授》,《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2期)

 

   ■ 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不失为最早以专著的形式系统论述魏晋封建说的研究成果。如果从我们所要探讨的主题即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来看,明确地把中国奴隶制的发展道路及其向封建制过渡的路径问题与魏晋封建说联系起来,则应以王仲荦为代表。他于1956年在《文史哲》发表了《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的长篇文章,系统阐发这一看法。(卢钟锋 :《新中国历史学创建时期历史研究的新进路》,《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

 

二、关于王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与《隋唐五代史》

 

   ■ 仲荦先生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是始终如一的。一九六一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下册因“文化大革命”暂时停止排印。摧残科学事业的“四人帮”粉碎后,上海人民出版社表示要重印《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并且还要出版下册,这本来是件好事,但他感到很为难,他说:“因为这部书是在一九五二年着手编写的,实际已经经历了二十五个年头。我这部书,外界对它可谓毁誉参半;而在二十五年内,历史学界对这段历史的许多重要问题,争论甚烈,进展甚快,我不能把二十五年前的旧作,原封不动地重新印出来,势必大加修订。于是我征得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同意,决定抽出两三年的时间,重新写定。并决定把原书改写成为《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两部书。”仲荦先生仅用两年多时间完成了《魏晋南北朝史》,又用两年余写完了一百二十万字的《隋唐五代史》。(张忱石:《我所知道的王仲荦先生》,《学林漫录 十三集》,中华书局,1991年)

 

   ■ 先生的勤奋也体现在教学上。建国后,他到青岛山东大学历史系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课程,在很短的时间内写成八十万字的讲义。我也读过六十年代几位先生撰写的断代史教材,一般都在二、三十万字之间。后来我问先生为何要写这么厚的讲义,他风趣的说:我讲课不如童书业先生,他上课只带粉笔,《春秋》、《左传》倒背如流,一口京白侃侃而谈,下课铃响恰好讲完。我没这个本事,就下笨功夫。其实并非如此,据当年听过先生讲课的老同学说:先生一口上海话,唯恐北方学生听不懂,因而讲义写得极为详尽,为的是让学生真正学到东西。先生的敬业精神,由此可见。(刘统:《怀念先师王仲荦教授》,《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2期)

 

   ■ 《魏晋南北朝史》是仲荦师影响最为巨大的著述之一,许多人正是通过这部书才知道仲荦师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学历史的,没读过甚至没听说过《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的人也许不在少数,但没读过仲荦师《魏晋南北朝史》的人恐怕不多。教育部评选首届优秀教材奖,获奖的历史学教材仅两部,一部是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另一部就是仲荦师的《魏晋南北朝史》。应该说,以此书的学术价值与社会影响而言,它获此殊荣,乃是实至名归,理所当然。可是仲荦师面对这份荣誉,却绝无半点的激动,只是淡然说上一句:这不就是一部教材吗。旷达恬然的心态,彰显无遗。(黄朴民:《忆业师王仲荦先生》,《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

 

   ■ 《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伐史》分别于1980年和1981年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付出了很大努力写成的一部有系统、内容充实的大篇幅断代史,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论点,是成一家之言的、具有特色的史学专著。

    《魏晋南北朝史》的编撰和出版,是我国多年来历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已经引起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重视,对学术研究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特别是王仲荦教授在打倒“四人帮”后改写的部分,注意到记取历史的教训,提出“取乱侮亡”的问题,告诉人们:“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如果内部安定团结的话,无论敌人势力怎样强大,也不见得会被消灭掉”,“相反,兵力虽然强大,如果内部充满矛盾,象前秦主苻坚统率八十七万人大举南下,同只有八万人的晋兵会战于淝水,也会一败涂地。”这样做,使研究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发人之所未发,给人以启发和深省。本书作为高校教材,对于史学研究者,尤其是年轻同志,无疑是大有帮助的,是能够满足他们进修的需要的。(袁英光:《王著<魏晋南北朝史>评介》,《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

 

   ■ 《魏晋南北朝史》是王仲荦先生毕生从事这一历史时期研究和教学的结晶。作为断代史,它具有完备的内容和严整的体例;作为学术专著,它汇集了这位史学大师对于该时代的整体观点、诸多研究心得以及支持他的认识体系的依据。在王仲荦先生的笔下,魏晋南北朝是大开放的时期。当时, 中国和四邻的友好往来是非常频繁的。它们相互派遣使节进行访问,推动了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各自的经济繁荣。王仲荦先生不仅认为魏晋南北朝各代与四邻发展友好关系的史实是值得阐扬的,而且还力图将这一时期的中国和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联系在一起,通过对比进而说明,36世纪的东方,并不像以往人们想当然的那样,尚处于蒙昧落后的状态, 其实已经具有了相当高的文化。(李凭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的学术贡献》,《许昌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三、关于王先生的《北周六典》与《北周地理志》

 

   ■ 《北周六典》和《北周地理志》分别为论述北周宇文氏朝的职官和地理专著,可谓姊妹之作,是太炎先生定的题目,前者动笔时先生仅二十岁,后者起草时也只有二十二岁,初稿完成后,先生总是孜孜以求,锲而不舍,精益求精,前后作了四次较大的修改,直到七十年代出版前夕,才正式定稿。他说:“四人帮倒,天日重光,我就把这三部稿子交付中华书局。中华书局接受后,很快把我这三部书陆续印刷出来。这三部书都是我二十几岁时起草稿的,到六十多岁,才见成书,稿藏四十多载,没有被蠹虫蛀掉,没有被四旧烧掉,总算万幸了。”我有幸担任《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两部著作的责任编辑,虽四易其稿,但交给我时,先生用工整的楷书,重新抄录一遍。先生渊博的学识,使我受益匪浅,更使我看到了老—辈学者一丝不苟、笃实严谨的学风。这与一些人急功好利,杜撰一些写得快、出得快、忘得快的东西,真有天壤之别。(张忱石:《我所知道的王仲荦先生》,《学林漫录  十三集》,中华书局,1991年,第37-51页)

 

   ■ 王师的《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西崑酬唱集注》三部著作都是在二十多岁写出初稿的,抗日战争时期,他流落云南、四川,以后回南京、调山大,都随身带着这三部稿子,一有时间就进行补充修改。直到“十年动乱”时期,许多人都不搞学问了,王师不为所动,仍潜下心来对他这三部著作进行最后一次通盘整理,抄写得整整齐齐。所以一到“四人帮”被粉碎后,他这三部著作很快就由中华书局出版了。(郑佩欣:《王仲荦传》,载《山大逸事》,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

 

四、王先生的校史岁月

 

■ 南北朝几部正史,分工由山东大学和武汉大学承担。山大以王仲荦先生为首,参加工作的还有卢振华、张维华两位先生;武大以唐长孺先生为首,还有陈仲安先生。在中华书局称之“南王北唐”。仲荦先生具体负责点校《宋书》、《南齐书》,并和卢振华先生合作点校了《南史》,从五十岁生日刚过即来中华书局,直至一九七六年工作完毕,历时近十年,他和唐长孺等先生点校的南北朝几部史,无论是标点和校记等方面,在二十四史点校本中都属上乘,成为古籍点校的范本。(张忱石:《我所知道的王仲荦先生》,《学林漫录  十三集》,中华书局,1991年)

 

■ 唐先生,姓唐名长孺。长孺是中国古代常见的名字,汉代有宰相汲黯,字长孺。唐代名相刘晏的儿子刘执经,其字长孺。《唐御史台精舍碑》有监察御史辛长孺。长孺者,长子也,唐先生是长子,其弟名仲孺。长孺之“长”当读zhǎnɡ不读chánɡ。整理二十四史时,我们总是称“唐先生”,从来不提及他的名字,只有王仲荦先生称“唐长孺同志”,有意将“长”(zhǎnɡ)字的声音读得很重,仿佛强调一下,唐先生的名字可不要读错呀。可是不少人,有的甚至还是学者教授,误读为唐长(chánɡ)孺。唐先生常笑嘻嘻地说:“不少人叫我名字都叫错了,只有王先生叫得最对。”(张忱石:《唐长孺先生琐记》,《文史知识》2011年第11-12期)

 

   ■ 二〇〇九年三月,中华书局将王仲荦先生遗稿《宋书校勘记长编》列入“二十四史校订研究丛刊”影印行世,是一件非常值得欣慰的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示和部署下,中华书局组织全国百余位史学工作者进行了《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点校整理工作,被誉为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事实上也是中国古籍整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其中,《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南朝五史由山东大学负责,王仲荦先生主持其事。《宋书》由王仲荦先生亲自点校,自一九六二年始,至一九七四年出版,历时共十三年。此次印行的《长编》手稿,即是王先生十三年心力的结晶。

    王仲荦先生以十数年时间撰写的《宋书校勘记长编》,无论是在版本的对校上还是在相关史书的利用上,都已经远远超越了前人。《长编》在融汇了历代学者相关考订成果的基础上,对《宋书》作了全面的校勘和整理,创获空前,体例完善,已经形成了一部独立的专著。与其说它是一部记录文字异同的“校勘长编”,不如说是一部《宋书校注》的雏形。《长编》作为《宋书》整理的集大成之作,其将传世而不朽,就是势所必然了。(杜泽逊、孙齐 :《读王仲荦先生<宋书校勘记长编>》,载《书品》2010年第4期)

 

   ■ 七十年代中,牛兄(按指王仲荦先生)来京校点二十四史,住在中华书局。每逢休闲日我便去看望他。我们经常在一起谈古论今,尤其对一些历史人物的功过更是我们的热门话题,有时谈到吃晚饭时,牛兄就将他存储的火腿鸡棕罐头取出,作为晚饭佳肴招待我。每一忆及辄为神往。(李希泌:《深切缅怀王仲荦教授——在王仲荦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文献》1996年第4期)

 

■ —九七二年夏天,因为整理二十四史是毛主席交下来的任务,出版局来了一位领导召集在京整理二十四史的专家开了一次座谈会,了解点校进度,顺便讯问一下工作和生活上有无困难,以示“领导关心”。许多老先生刚刚“解放”不久,慑于“四人帮”的淫威,都不想多说话,有的干脆沉默不语。仲荦先生毫无畏惧,仗义直言,他说:“《陈书》出版多时了,可是我连一本样书都没有,为什么?”那位领导打着官腔:“这个问题我得带回去研究研究。”仲荦先生大声疾言:“一部《陈书》才一元多钱,这么一件小事,还要出版局领导研究研究。这完全是不尊重劳动!”我从来没有见到他这么大的脾气,脸涨得通红,前胸起伏,激动异常,弄得这位领导无言以对,尴尬不堪。《陈书》是张维华先生点校的,“文化大革命”前已整理完毕,出版前又经仲荦先生复审一遍。给作者及责任编辑样书,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四人帮”把这种合理的规章制度当“四旧”破了,还抬出一个歪理,说什么“难道卖肉的还要自己留一块肉吗?”在黑白颠倒的年月里,发生这类事是司空见惯的,我写这些并非责难这位领导同志,他也是代人受过,后来也受尽“四人帮”的摧残迫害,仲荦先生的发言是对“四人帮”胡作非为的有力抗争,也并非为个人所发。当年参加座谈会的老先生仍有不少健在,他们对仲荦先生语惊四座的正直言行,一定是记忆犹新的。(张忱石:《我所知道的王仲荦先生》,《学林漫录十三集》,中华书局,1991年)

 

 

五、王先生的生平、交游与志业

 

1.早年治学与章门弟子

   ■ 仲荦先生治学谨严,志向远大,有不少书稿都是他年青时就选定的项目。一九三〇年先生才十八岁,还在大学学习,“很喜爱李商隐、温庭筠这一流派的诗。要学他们的诗,首先要多记典故。”“诗家总爱西崑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于是选择了“使用典故多而卷数却又较少的《西崑酬唱集》来加以笺注”。那时除《佩文韵府》外,工具书很少,要找故典,就得经史子集一部一部书去翻检,日久天长,“不但解决了注释问题,也充实了自己,打好了基础”。此稿仅用两年写成,但先生持之以恒,良工不示人以璞,不断修改完善,直到一九八〇年才同读者见面。(张忱石:《我所知道的王仲荦先生》,《学林漫录十三集》,中华书局,1991年)

 

   ■ 《西崑酬唱集注》是先生年青时完成的第一部著作,1945年在中央大学中文系申报副教授,先生将这部稿子送审。当年的系主任伍叔傥先生阅后,对先生的学术功力大为赞赏,感慨地说:“用这本书升教授也可以了。”但是有几条典故总找不到出处,先生总觉得不安心。十几年后,在阅读《山海经》时,从郭璞注中发现了这几条典故的出处,不觉大喜。随着这些疑问的解决,《西崑酬唱集注》也终于交付出版了。(刘统:《怀念先师王仲荦教授》,《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2期)

 

   ■ 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流落云南,因手头无书,只有一部《资治通鉴》,就反复读了多遍,觉得大有收获。以后常对人说,他的治学得益于《通鉴》匪浅。他经常教导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在有一定基础之后,要熟读几部书,这是推动在治学上“更上一层楼”的重要手段。王师曾要我熟读基本理论和基本资料,他是这样说的:“打仗要有基本队伍,能征善战的岳家军、杨家将都有自己的基本队伍,他们是通过基本队伍来控制千军万马的。每个搞学问的人都应熟练地掌握基本理论和基本资料,建立起自己的基本队伍,这样在学术阵地上才能无往不胜。”王师这些话当然都是他自己治学经验的总结。(郑佩欣:《王仲荦传》,载《山大逸事》,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

 

   ■ 我与牛兄(按指王仲荦先生)论交是在1932年,牛兄伴随太炎先生来苏州讲学,住在我家中。当时我二人都是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牛兄对太炎先生起居照顾得细微体贴,周全备至,而且每天破晓都见牛兄在灯下读《昭明文选》。他那种孜孜以求的好学精神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听说他回到浙江余姚故里,闭户读书,潜心学术研究。直到抗战后在昆明我们才有了见面的机会。此后在重庆在南京都再见过。据我所知,牛兄生前用功最深的是一部《资治通鉴》。当时他用的本子是世界书局出版的精装本两册。他在昆明时,规定每天阅读《资治通鉴》三卷,他在每一条记事上都做了不同形式的符号,这对我们使用《资治通鉴》史源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李希泌:《深切缅怀王仲荦教授——在王仲荦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文献》1996年第4期)

 

   ■ 对于自己的恩师章太炎先生,仲荦先生一生仰慕和尊敬,即使到了晚年,仍然对恩师有着深沉真挚的怀念之情。他认为“太炎先生是一个被台湾海峡两边政治家和历史家误会、冷淡了许久的历史人物”,“现在对太炎先生的评价,有许多不实之处,不公之论,是应当矫枉的。”为了澄清事实,他不辞辛劳地撰写了《太炎先生二三事》,后又参与编辑《章太炎全集》,在去世前十余天,还在病榻上与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沅教授谈《章太炎全集》出版和章太炎先生的家事。(姬妍、周应奇:《一代史学宗师——王仲荦》,载《我心目中的山东大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

 

   ■ 王仲荦先生是章太炎的晚年入室弟子,泛滥群籍,尤精乙部,除留下《魏晋南北朝史》等大量著作外,对章太炎遗著的整理、出版也关怀备至。《章太炎全集》就是在仲荦先生的精心擘划、辛苦经营下得以问世的。

    仲荦先生有心脏病,为了《章太炎全集》,还是抱病来沪。在上海,我陪他先后拜访了陆志仁、蔡尚思、谭其骧、朱东润、吴泽、顾廷龙、魏建猷、潘景郑等先生,晤见了朱维铮、姜义华等同志。太炎夫人汤国梨先生已97高龄,看到仲荦先生鬓发皆白,戏语我日:“还是他(指仲荦先生)大,还是我大。”章导同志特设蟹宴,并将珍藏多年的章太炎手稿出示,包括函札和佛学、医学著作等没有收入《章氏丛书》正、续、三编的遗著,还有《刘子政七略别录佚文征》等未刊手稿,汤国梨先生还撰有《章氏丛书序例》及目录。当发现章太炎《致报社书》,申明外间流传的挽联多有伪作,“语句猥杂”,联系到《挽孙中山联》的真伪问题,仲荦先生嘱我迅速撰文。三天后,我写了2000字,经他寓目后送出,这就是1980429日《光明日报》上的《章太炎挽孙中山联辨伪》。在苏州,我们又晤见了朱季海、沈延国、王乘六几位先生。

    仲荦先生认为章太炎著作,除手稿、抄稿外,很多藏书上有眉批,是章太炎的读书心得,很有价值,也应该录存。他率先将“藏之箧笥,盖四十余年矣”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校评》整理出来,发表在《历史论丛》第一辑。还把太炎先生讲授《尚书》时的笔记写出。他笃于师门,对太炎先生的片言只字,无不珍惜。

    从苏州回沪后,山东大学殷孟伦、南京师院徐复、杭州大学蒋礼鸿三位教授先后来到。经过几次座谈,并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反复磋商,拟出了《关于整理出版<章太炎全集>的几点意见》。这份意见也是仲荦先生发凡、审定,用出版社的名义印出的。(汤志钧:《王仲荦和<章太炎全集>》,《文史哲》1989年第3期)

 

2. 同仁交谊与奖掖后进

   ■ 挚友王仲荦教授于1986年夏遽归道山,余闻讣惊恸,作诗悼之曰:

青岛论交意气深,十年惊见海扬尘。著书何止三千牍,立说能传百代新。

锦里从游犹可念,㟙华修禊更无因。年来耆旧多零落,又向天涯哭故人。

 

    仲荦先生史学精深,所著《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北周六典》、《㟙华山馆丛稿》、《西崑酬唱集注》诸书,考订精核,识解闳通,久为海内外士林之所推重。1954年夏,余与先生相识于青岛山东大学,晤谈论学,甚为投契。1956年,聚首京华,讨论大学文科教学大纲,先生所见与余多针芥之合。1983年秋冬间,先生来成都出席唐史学会年会,曾邀余作济南之游。因循未果,而先生已长辞人世矣。难践范式鸡黍之约,空怀休文梦中之路,衷怀伤痛,其何能已!所以有“㟙华修禊更无因”之叹也。(缪钺:《王仲荦先生遗诗》序《文献》1992年第4期)

 

   ■ 我是在50年代初期,到青岛山东大学以后才认识王仲荦教授的。一见面,王仲荦教授就给我留下了一个待人热情、诚恳,同时又非常好学深思的学者印象。当时的青岛山东大学,在华岗校长的领导下,有一个优点,就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气氛很浓厚,同时教授们之间又都能各抒己见,互相积极探索问题,学术空气也是很浓厚的。当时仲荦教授对中国古史的分期问题,已经有他的独特看法,他的看法和我的看法并不相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探讨。那时他住在青岛鱼山路的山大宿舍,我则住在信号山路,承他不弃,常常上山来与我畅谈。我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教学研究工作者,是第一次从他那里才认识到应当怎样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重要性的。那时候,仲荦教授和我都是《文史哲》的积极撰稿者,我们讨论过的一些问题,或者在讨论中想到的一些问题,事后把它写下来,就成了《文史哲》上的文章。(吴大琨:《回忆<文史哲>初期的王仲荦教授》,《文史哲》1986年第5期)

 

   ■ 在山大,先生和童书业先生过往甚密。童先生很喜欢吃蛋炒饭,仲荦先生就经常亲自做给童先生吃。“文革”时先生和童先生都遭到批判,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两个人相互扶持,共同经历了风风雨雨,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68年童先生因病逝世,先生悲痛不已。(姬妍、周应奇:《一代史学宗师——王仲荦》,载《我心目中的山东大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

 

   ■ 仲荦师对同行怀有深厚的情谊,尤其是对那些英年早逝的同系教授怀有无穷的追思和不尽的眷念,于是他把搜集整理亡友的论著,并向出版社推荐出版作为系主任任上的一项重要事业。有一次,我在先生家汇报读书进展情况,先生突然提及山大历史系已故教授卢振华生前曾撰著过一部关于《论语》的著作,但因未整理而无法出版,所以他希望我留意此事,争取日后有机会参与整理,使卢教授的著述得以出版。这事虽然最终不了了之,但仲荦师关心系里已故老师的学术成就总结,并积极予以推动,乃是客观的事实。就是在他的主持之下,并由他本人作序,童书业先生的《先秦七子思想研究》、陈同燮先生的《希腊罗马简史》、华山先生的《宋史论丛》等著作才获得顺利出版,告慰了亡友们的在天之灵。(黄朴民:《忆业师王仲荦先生》,《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

 

   ■ 读研第一年下学期,领导分配我编写隋朝部分讲义,说所有讲义都得重写,这是对我的培养,怎么写可以请教王先生。在先生的指导下我日以夜继,岂知初稿交上去的第三天早晨,食堂里便贴满了批判我的大字报。联系几天后才召开的动员会上,我才知道这是一场以拔白旗为宗旨的教育革命。我迷茫惶惑,一夜之间竟成了“白旗”,焦虑万分。先生却平静坦然地对我说:你急什么。根本就不是对你的。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指你的名,实际上是批判我。只要你反戈一击,贴大字报揭发我,批判我对你的毒害,你立刻就是左派。真的,快回宿舍去写吧。数天后,先生又亲自来到我宿舍,责问我为什么不揭发,不批判。先生只是教我如何读书和思考,我还没有入门,什么都不懂,难以遵命,但其苦心却久久震撼着我。

    三年过得很快,我又面临毕业分配了。在先生家里,他对我说:你的论文答辩通过了,有的先生认为你守成有余,创新不足。这是很中肯的,希望你牢牢记住,今后在创新上多下功夫。接着以我从未见到的严肃态度说:有两条你一定要记住。第一不准要求留校工作。第二出去后,不准说是我的学生。当我离开山大前往告别时,先生又严肃地重申了禁令。我怀着被逐出师门的悲伤走上了工作岗位。先生来北京点校《宋书》和《南史》,我经常探望,碰到其他人在场,他也只说我是北京师范学院的教师,来这里聊聊。先生离开北京,我也致书问候,但当山大研究生中造反派一再来通知,叫我揭发读研期间深受的毒害时,这个联系也切断了。“文革”后在京西宾馆召开中国史学会代表会,先生又来到北京,师生重逢,都难以压抑内心的喜悦。先生劈头第一句话是:你没有出什么事吧?!当得知一切都好时,哈哈大笑,并将我引见给在他房中聊天的其他老先生说,这是我的学生。我高兴极了,这无疑是先生自己解除了禁令。当我向郑宜秀先生请安问好后,她将我拉向一旁说:王先生一直很想你,特别是你一个师弟在“文革”中死去以后,经常说不知蒋福亚怎么样了?他常说,过去的学生我一个都没有留,统统赶走了。因为我是猪八戒,他们要留下,一个个都是小猪八戒。他对你们没有其他要求,平安,平安就是他最大的心愿。你看,听到你一切都好时,王先生笑得多开心啊!听着听着,我的双眼不由得湿润了。(蒋福亚:《往事追忆》,载《魏晋南北朝经济史探》,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

 

   ■ 使我永远难以忘怀的是一九七二年深秋夜晚的一次谈活。那时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还合在一起,绝大部分同志尚在五七干校,机构很不健全,一到晚上传达室要职工轮流值班。一天晚上正遇上我值班,八时许仲荦先生悄悄推门进来,他笑吟吟地说道:“早睡也睡不着,我来陪你聊天。”他询问了我的经历、家庭和学习情况,而且问得很细。

    我说:“在大学学习期间,兴趣在文学,喜欢诗词戏曲,毕业论文是与几个同学校注明传奇《浣纱记》。现在因工作需要点校二十四史,但我对历史不熟悉,今后倒底是搞历史还是文学呢?

    他说:“还是搞历史好。搞历史比较实在,可搞的面也比文学要宽。”又说:“搞历史也可以搞文学,文史不分家嘛!我过去也是搞文学的,在中央大学教的是国文,后来到山东大学才搞历史。”

    想不到与仲荦先生的一席谈话,决定了我以后的专业道路。一九七三年中华书局重新划分编辑室时,我毫不犹豫决定留在古代史编辑室。仲荦先生知道我的决定后,很高兴,在一九七四年回济南欢度春节之际,写了封热情洋溢的长信,足足有八张稿纸,信中第一句话就说:“欢迎您参加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接着说:“魏晋南北朝史比较容易研究的地方是参考书籍比起元、明、清来,究竟少得多,除了北朝碑志以外,总共不到五十部书。”详细开列了五十种必读书目,并告诉我研究这段历史的方法。(张忱石:《我所知道的王仲荦先生》,《学林漫录  十三集》,中华书局,1991年)

 

   ■ 我要特别提到一位恩师,他就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仲荦先生。1980年,大学二年级时,我写出《赤壁之战辨》和《从荆州争夺战看三国前期的外交斗争》两篇论文,斗胆寄给了著名历史学家王仲荦先生。两个月后,我收到了王先生的回信,他在信中写道:“二十多年来,未见此文,为之拍案不置。不但分析入理,而且文笔精炼有力,是好文章!……不图暮年,见此英才。”1981年夏季,趁暑假旅游大连、烟台之机,我专程到济南山东大学拜访了倾慕已久的王先生。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在这位章太炎的“小门生”面前,我真正读懂了渺小的含义。在他身上,谆谆教诲、奖掖后辈的殷殷情、拳拳心对我影响至今。记得我临出门时,因为我没有钱买回北京的车票而局促不安,王先生当即慷慨解囊。王先生希望我改行,考他的研究生。可惜我当时热心于当记者,不愿静心做学问。这一点,我有负师望,愧对现已作古的王先生。(尹韵公:《读史•治史•鉴史》,2004109日人民网)

 

3. “生命不息,写作不止”

   ■ 仲荦先生年幼时师太炎先生,旧学底子深厚,读的书也多。二十四史整理后期,较为空闲,他常开书单叫我上图书馆借书,读书速度极快,记忆力也惊人,一百卷的《说郛》,没有多久便看完了,又催我借别的书,我起初怀疑先生仅仅是查点资料。但他说看完了,讲起其中内容情节,简直背述如流,使我不得不骇服。借了一阵子,他却不叫我借了,说:“这里的书我全都看了,苦于无书可看。”中华书局图书馆藏书几十万册,远远抵得上一个大学图书馆,先生却感叹无书可读,其学问之渊博,可以想见。(张忱石:《我所知道的王仲荦先生》,《学林漫录  十三集》,中华书局,1991年)

 

   ■ 王师何以在学术上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呢?首先是因为他基础雄厚,知识十分广博。王师原来是学中文的,以后在章太炎的指导下着手研治先秦典籍、职官制度、历史地理等学问,开始跨入史学研究领域。1951年,他由山大中文系转入历史系后,始全力从事史学研究,重点攻魏晋隋唐史。同时他对经济史、古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先后写出多篇论文。70年代,他在北京参加点校“二十四史”期间,又对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发生了兴趣,以后逐渐写作,积累达三四十万字。可见由于王师知识广博,所以能不断地开拓对新领域的研究,不断地取得新成果。

    他常对学生们说,治学要有蚂蚁啃骨头精神,慢慢来,持之以恒,那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绝对搞不出成绩的。(郑佩欣:《王仲荦传》,载《山大逸事》,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

 

   ■ 一九八五年夏,我到青岛度假,途经济南去看望仲荦先生。我们已多年未见,先生很高兴,也很激动。我告诉他《㟙华山馆丛稿》已经发稿了,顺便问问他的研究情况。他说:“刚写完《敦煌石室出地志行记集录》。现在出版学术著作,出版社要赔钱,我的书在中华书局出了不少了,不能老叫你们赔钱,所以这本敦煌学的书想交上海古籍出版社了。”接着先生滔滔不绝谈论着他宏伟的研究计划,他说《㟙华山馆丛稿》都是发表过的文章,准备再写些论文集结成集;定名为《㟙华山馆丛稿二集》,约三、四十万字,全是没有发表过的论文。还拟写一部中国古代物价史的著作,名为《金泥玉屑丛考》,这部稿子的资料,是二十七岁时就开始收集的,因明清两代物价史料多,需专门论述,故只计划写到元代为止,约八十万字,另外还想写一部《古史通考》的稿子。先生感慨地说:“我的余年已不多,古籍整理就不搞了,只想写点文章,要加紧写啊!”《金泥玉屑丛考》是开拓性的项目,先生每天要执笔三千字,本来今年春节就可以定稿,天不假年,可惜只写到唐代,大约完成十万字。仲荦先生生前说过“生命不息,写作不止”,他是在他的书房㟙华山馆里倒下去的,实现了庄严的誓言。(张忱石:《我所知道的王仲荦先生》,《学林漫录十三集》,中华书局,1991年)

 

   ■ 先生一生最大的乐趣是读书。我给他作助手后,每个星期日的固定任务就是去城里书店买书。先生年高体弱,不能出远门,经常在报纸刊登的新书预告上勾画一番,要我去把书买回来。先生的兴趣极为广泛,新版古籍、学术专著、名人传记、古典文学、民国轶事、文物考古、书法字画,他都尽量搜集。开始每次给我一些钱,后来索性每月给我一笔钱,花完了再“报帐”。每次我买回书来,他都要问:“还有什么好书?”后来我也掌握了他的兴趣所在,看到好书就买回去,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跟他几年,经我手买的书总不下千余册吧。后来我到复旦大学读书,先生在去世前一个月给我写的最后一封信,还托我代购新出版的《艺苑掇英》,并瞩咐我“勤学勿怠”。我还没来得及将书寄出,便传来先生去世的消息,真是令人痛心。(刘统:《怀念先师王仲荦教授》,《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2期)

 

4. 高尚人格

   1940年上海沦陷前,他因不甘做亡国奴而辗转到了昆明,被我父亲李根源先生聘任为云贵监察使署的秘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从缅甸攻入滇西,战火烧到腾龙,西南边陲告急。我父亲毅然请缨前往保山抗敌,牛兄(王仲荦先生)随同前往滇西前线。当获悉日军已有小部队偷渡怒江,逼近保山,情势危急时刻,牛兄力排众议,建议坚决抵抗,不可后撤。当时驻保山的龙云的侄子龙奎烜部队自乱国门,趁火打劫,抢掠侵扰民众。我父亲目睹此情极为愤慨,嘱牛兄起草弹章,弹劾龙云放纵部属扰民之罪共七条。弹章由宋希濂派专机送往重庆。我读过由牛兄执笔的这篇弹章草稿,写得义正词严,掷地有声,真是一篇绝好文章。(李希泌:《深切缅怀王仲荦教授——在王仲荦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文献》1996年第4期)

 

   1959年,全国高等院校搞起了反右倾“插红旗,拔白旗”的运动,打击的对象是学术界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山东大学历史系把童书业先生和王先生当做“白专道路”的典型来批判。我在山大历史系资料室的角落,曾找到一本当年出版的大字报选编,从那无知又不讲理的语言中,领教了那场运动的严酷。一些积极投身运动的学生给王先生贴大字报,辱骂先生是“抄书教授”。甚至有一份大字报恶意中伤,说先生写的《曹操》这本人物传记是抄袭某个学生的作品云云。这是对先生人格和学术的莫大侮辱,先生气得大病一场,很长一段时间不进历史系的大门,表示无声的抗议。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沉,用他自己的话说:“每每遇到不如意的时候,我总想沉下心来,整理旧著。”六十年代初,除了到北京参加二十四史的点校,他都是在寂静的书斋中整理他的几部书稿。然而这些挫折也有“塞翁失马”的味道,先生不再任教,学校似乎也遗忘了他。1966年“文革”风暴,系里的老先生个个在劫难逃。然而学生中大多数不认识王先生,出于好奇一伙人去抄家,只抄走了他们感兴趣的《金瓶梅词话》等小说,便呼啸而去。先生的古籍和专业书均保留完好。后来先生跟我谈起这段往事,还是感觉很庆幸的。如若将书籍扫荡一尽,学问就作不成了。(刘统:《怀念先师王仲荦教授》,《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2期)

 

   ■ 一九七六年是“四人帮”最猖獗的一年,也是他们灭亡之时。尽管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已基本结束,这年春天仲荦先生又来京小住。凭着丰富的社会阅历,先生已预测到一场群众运动的暴风骤雨即将爆发,他多次对我说:“清明节准会发生事情,你到那时瞧吧!”三月底先生突然患病,住进了同仁医院。不久“四五”运动爆发了,“四人帮”控制着舆论,报纸上是看不到这场群众运动的真相的。每当我去医院看望他时,他总喜欢寻根刨底问这问那。先生得的是心脏病,禁忌情绪冲动,我只好支支吾吾用其他事情来搪塞,他却笑笑说:“你别瞒我,我早从医生护士的聊天中知道了。”十年后,笔者在济南清检先生遗稿,一笔记本中有先生诗数十首,其中有名为“无题”一首,云:“天安门外花如雪,烈士碑成堕泪碑。总理有灵应喜甚,中华个个好男儿。”(按诗后原注云:“此诗原有三首,天安门事件发生,遂毁而不作,今存一首。”)即使在病中,他仍然关心着国家的命运。(张忱石:《我所知道的王仲荦先生》,《学林漫录  十三集》,中华书局,1991年)

   20世纪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鲜活时代,史学研究的范式也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发生转换。当时我们这些年轻学子一度痴迷于用系统论等“老三论”和信息论等“新三论”来探讨历史,对老一辈学者的治学方法多少有些疏离。记得山大历史系曾举行过一次学术方法论座谈会,由老师们向我们这些年轻的博士生、硕士生介绍如何学习与研究历史的方法。仲荦师也出席了这次座谈会,讲话时仍秉持他治学的基本理念,强调打基础、搞史料的重要性。与会中有一位陈姓的教世界史老师,他接着仲荦师发言,大意是王先生所讲原则都对,但是在这个变化剧烈、急功近利的社会里,再按传统的路径治学,不免有些远水不解近渴了,其言外之意,是仲荦师所坚持的治学理念有些“迂远而阔于事情”。仲荦师是何等聪慧之人,哪里听不出这番话的弦外之音?然而,他并不以为忤,只是宽厚地一笑,不再说什么。(黄朴民:《忆业师王仲荦先生》,《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

 

   ■ 一次开会,领导处理一件事不公平,先生马上就站起来:“给我找车子,我身体不好,要回家了。”先生并不怕因此而得罪领导。因为王先生德高望重,许多领导经常看望他,他也从来不回访,有人贴大字报说他架子大,称宣他为“祖师爷”,他也一笑置之。(姬妍、周应奇:《一代史学宗师——王仲荦》,载《我心目中的山东大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

 

   ■ 山东大学原学生会主席乔幼梅,在1957年被屈打成“右派”,下放县里蒙冤二十年。后来落实政策,被调到山东工学院当图书管理员,依然不对口。先生得知后,将他们夫妇二人都调回历史系任教,让他们得以发挥专长。乔幼梅后来历任山大领导职务,被评为博士导师,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象这样的事,先生作了很多。

    先生曾经帮助了一些人,也得罪过一些人。在任系主任时,他对工作是很认真的。每年评定职称,都有人来登门拜访。先生总是一句话:只要学术水平够,不求我我也赞成晋升。但若是不好好研究学问,专门走关系,我是不会投赞成票的。他还真否决过几个人晋升教授资格。有一次先生的长子王方回对我说:“不能让老头子再干这个系主任了,他一点灵活性也没有,这样下去要得罪多少人!”(刘统:《怀念先师王仲荦教授》,《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2期)

 

   ■ 先生对山大也很有感情。当年北大三次来邀请王先生去北大任教,先生都拒绝了,毕竟在山大已经呆了几十年,有了感情,用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山大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乡了”。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先生又怎么舍得山大呢! (姬妍、周应奇:《一代史学宗师——王仲荦》,载《我心目中的山东大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

 

     我给先生当助手时,经常为他复印手稿。先生的手稿可以称之为艺术品,完全是工整的楷体字,一笔一划,清清楚楚。修改过的地方,可以看到稿纸的剪接,但绝没有涂抹的痕迹。先生说这样是为了让编辑和排字师傅看得清楚,实际上这也反映了他的严谨作风。先生的认真有时甚至到了“固执”的地步,他一生的作品都是用繁体字写成的,从不用简化字。有人曾劝过他:用繁体字,只有少数几家出版社具备这种出版条件,限制了出书的渠道。另外写繁体字比简化字要付出双倍的劳动,工作量无疑要加大许多。先生认为:搞古代史的学问必须尊重历史,它原来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有许多古代专用字词,是简化字不能取代的。如皇后的“后“和後来的“後”,在简化字中是一个“后”字,但在古文中这两个字是不可通用的。所以不管别人怎么说,他只是坚持用繁体字写下去,终生不改。(刘统:《怀念先师王仲荦教授》,《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2期)

 

责任编辑:吕冬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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