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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冕堂教授的明清史研究

发布日期:2015-5-20    作者:黄晓静、张熙惟等    来源:《中国历史评论》第一辑    阅读次数:627

黄冕堂先生,湖南湘阴人,1924年生。1948年考入青岛山东大学中文系,后转入历史系。1952年毕业留校任教,1990年退休。曾任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明史学会顾问、山东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是享誉海内外的明清史名家。

一、黄冕堂自述(黄冕堂口述,黄晓静整理)

1924年春天,我出生在湖南省湘阴县樟树港田家桥一个富农家庭里。我的父亲和三个兄长都是种田能手,但饱尝了没有文化的苦头,把我培养成读书人、将来光宗耀祖成为黄氏家族的强烈愿望。我5岁发蒙接受了私塾教育8年,16岁时插入湖南湘乡杨家滩文艺中学初二班学习。毕业时因历年成绩优异,学校曾特许我免试升入高中,但我坚持参加考试,被湖南名牌中学明德中学录取。19446月,日寇发动第四次湖北大战,湘谭陷落,学校解散,我被迫开始了逃难生涯。同年8月,我在桂林难民所考上了国民党公立的汉民中学。1948年,我在上海考取了山东大学中文系,次年转历史系。195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我拥有8年的私塾功底,当年的湖南文艺中学又十分重视语文和古汉语教学,重视传诵古代哲人和仁人志士的遗文懿德,嘉言善行,这为我日后学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颜真卿的劝学诗“三更灯火五更鸣,正是男儿发愤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头方悔读书迟”是我的座右铭,我常常挑灯苦读至次日清晨。山东大学以文史见长,众多博学明达之士笔耕执教,如带有浓厚古代博学鸿儒色彩的黄云眉教授,以博通经史、学贯中西自期的杨向奎教授,博闻强记,以深造古代史堂奥而成为“古史辨”派功臣的童书业教授,自成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一家之言的王仲荦教授等,他们的教诲仪范对我的身心涵养和学业增进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我虔诚地景仰,倾心地向往诸师辈的道德文章,切望能继承一二。我一生唯一的信条就是“拼命”。我相信“勤能补拙”,崇信“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笃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的格言,欣赏前辈学者“于书无所不读”的风格。打基础需要博学多闻,作学问讲究研精沉潜。我治学严谨,重视资料积累,不随便浅尝辄止追求论著数量。为撰写《清史治要》,我曾花费了8年时间(有时也带学生同去),冒着严寒酷暑,住在简陋的地下招待所里,放弃午休,经常带病工作,阅抄了北京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刑科档案7000卷,积累了资料300万字。

我做学问有六个特点:一是主张理论与史料并重;二是提倡史籍与近著并重;三是重视精读与博览并重;四是推崇继承与创新并重;五是赞赏书本学习和社会调查并重;六是注重学与习并重。我遵循笃实艰辛的金字塔式修学道路,也坚持用这种教育方式指导学生。我从197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至1988年止,共指导培养14名研究生。

我虽然出身于富农家庭,但父兄的劳作艰辛,个人颠沛流离失学失业之苦,使我对国民党的腐朽统治有着深刻的体会和认识。在青岛解放前的1948年冬天,我就投身了当时山东大学地下党和一些进步社团如“长风社”的活动。解放后,我目睹了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深深感到新旧社会两个世界。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举国上下掀起学习苏联和向科学进军的热潮,这阵阵强劲的东风,使我激奋不已,思绪万千。我崇敬华岗校长的远见卓识和高深的马列水平,自惭知之甚少,于是我发愤苦读。当时我刚留校任教,经济拮据,却借钱购买了《资本论》、《列宁文选》、《毛泽东选集》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单行本等一大批原著和《廿四史》、《十通》、《历朝通鉴》、《历朝会要》、各家文集、笔记、野史等近万卷古籍。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阅读,直到深夜,坚定着自己对理想的追求和对事业的信心。从1953年我第一次提出入党申请,卅多年来,虽然经历了数不清的坎坷,但是我的追求始终如一。我坚信,我热爱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积极要求加入共产党是我政治上的追求,不管遇到多大的挫折都动摇不了我的决心。终于,1985年,我被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实现了卅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

作为一名人民的教师,我深感责任重大。从当助教起直到成为教授,我一直在教学第一线,长期为本科生讲授基础课。80年代完成的《宋元明清史自学辅导书》约10万字,深受同学们欢迎。学生在校报上发表文章说:“这本书对于我们的课堂学习有很大帮助……在目前多数教授还没有走上讲台的情况下,我们迫切希望教授、老师给我们多写些象黄老师那样的辅导书。”在课堂教学上,我坚持既教书又育人,始终遵循四项基本原则,努力培养社会主义的合格人才,因而获得学生赞誉,1990年学生以“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为题作了关于我的报道。截至1990年,我在认真搞好教学的同时,大力开展科研工作,共岀版了《明史管见》、《清史治要》两部专著,发表论文22篇。

1991年,我带完最后一届研究生就退休了。但我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坚持退而不休,老有所为。退休十多年来,在科研方面共出版了《朱元璋评传》、《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黄冕堂晚学集》三部专著。发表论文21篇。在教学方面,虽未正式上课或带研究生,但仍有不少本科生研究生来家走访。我为学生作了下列几项义务辅导。(1)提供有关科研课题的阅读书目;(2)解答疑难问题;(3)向学生赠书或岀借家藏图书;(4)指导本科生或研究生撰写论文;(5)作学术报告或参加座谈;(6)帮助学生升学或解决就业难题;(7)接待校外学人和留学人员来访。

二、黄冕堂教授的明清史研究(王育济、张熙惟 )

黄冕堂先生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涉猎范围较广,早年发表过研究魏晋史、隋唐史的论文,受到老一辈史学家的好评。后来主攻明清史,在这个领域勤奋耕耘,孜孜不倦,已50余年,获得了累累硕果。尤其是文革结束后的十余年间,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他连续出版了篇幅达76万言的《明史管见》、《清史治要》两部专著,全部著述在100万字以上。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92年黄先生从教学一线退休后,除完成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课题《清代乾嘉道三朝刑科题本研究》外,又出版了《朱元璋评传》、《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黄冕堂晚学集》,是有名的“学术常青树”,成为明清史领域中公认的学术大家。

1.《明史管见》的学术影响和贡献。19853月,黄冕堂先生的《明史管见》一书由齐鲁书社出版。全书共包含十二个论题,由著者按其内容类分为四卷:第一卷,元明之际的政治与朱元璋的评价。第二卷,明代的贵族庄田与地主田庄。第三卷,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第四卷,明帝国的中衰与社会危机。此书以明史的整体为目标,从具体的课题入手,对元末红巾起义至明后期各个时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剖析论证,其中尤以经济史的内容最多,占了全书篇幅的六成以上。在考察明代经济问题时,著者一方面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各个侧面,诸如封建土地制度、人身依附关系、王朝经济政策、赋役制度、各种封建剥削、奴婢问题、高利贷问题、官营商业等等,都一一作了寻究;另一方面,对当时与封建自然经济相对立而发展的商品经济、农民的自由化倾向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也给予了精心的探讨与辩明。

此书出版后,曾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1986320日的《新书报》、1987年第3期的《文史哲》、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明史研究备览》等,都对该书做过佳评。综合著名史学家潘群、冯尔康等人的观点,有关此书的学术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以明史的整体研究为目标,是第一部以具体专题史的方式通解整个明代历史的学术力作,因而也在整体上带动和影响了明史研究的进步。

第二,在前人研究较多的领域,如明代的“一条鞭”法研究中,做出了总结性的整理和创新性的补充。

第三,在元末红巾起义和朱元璋所以能成功地建立明王朝、明代农民的自由化趋势、明代商业资本的二重性、明代的物价与社会等领域中做出了拓荒性的贡献。

以明代农民自由化的研究为例。明代农民在法律上所确立的“凡人”地位,“主佃两业”的岀现和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明显分家,货币地租的萌生和自由租佃制度的发生、发展,这些都是明代特别是明后期的农村所岀现的新事物,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提示岀明代农民的自由化已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反映明代农村经济发展变化的具有一定程度普遍性的社会潮流。但以往学术界对这一变化缺乏应有的关注,对这些变化的意义更是缺乏深入的讨论。黄冕堂先生在《明史管见》中明确提出,明代农民自由化与西欧废除农奴制一样,是具有全社会深远影响的历史性大事,同样应视为明代后期资本主义萌芽赖以岀现的历史前提。农民自由化给货币转化为资本和解放了的劳动力变为商品大开了方便之门,打击了自然经济,发展了小商品生产。因为,小商品生产隨时可生长岀资本主义,这一变化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准备了土壤。同时获得自由的农民流入城市,冲击了城市行会手工业,迫使封建行会解体,也为城市工场手工业提供大量劳动力,使新型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工场手工业应运而生。其中,“主佃两业”所反映的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途径,它使农民获得经营土地的充分自由。过去农民是土地的附庸,地主的奴隶,现在是土地实际操纵者和生产上的自由人。这既是资本主义农业资本家赖以产生所必需的,也是资本生义萌芽在农业中岀现所不可少的条件。而货币地租的发生、发展对于旧的封建经济是一种腐蚀剂。对资本主义萌芽则是一种催化剂。明代后期,租佃自由,势不可挡,自由租户中已经分化岀少数“家享饶给”的富裕户,他们已不是传统的封建地主控制的奴隶。明代农民的自由化是明代封建经济结构趋向解体的重要标志,也是明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条件之一。  

2.《清史治要》的学术贡献及影响。199012月,黄冕堂先生的第二部力著《清史治要》再度由齐鲁书社出版。全书37余言,共分四卷计十六个篇目:卷一,清代政治文化史稿;卷二,清代农业租佃制诸问题;卷三,清代雇佣劳动制辨疑;卷四,清代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考录。

《清史治要》出版后,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学术赞誉。先后有中国社科院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11期)和《中国史研究》(19922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19913期)、山东社科院的《东岳论丛》(19916期)和日本东洋文库的《明代史研究》(特20号)等刊物给予高度评介。学界一致盛赞此著独出心裁,既继承了我国传统史学博大精深的优点,又体现了近年史学研究的时代特色。

清史名家周远廉先生发表在《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11期上《评<清史治要>》一文,是对《清史治要》的第一篇书评。他认为“这部力作可以说是近些年来清史研究繁荣的一个明证。”

周远廉先生在这篇要书评中还专门讨论了黄冕堂先生的这本著作与山东大学学科建设之间的重要关联:“冕堂同志为人朴实无华,踏实进取。有道是文如其人,他的学问之道确实也是如此。原先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明史的探讨上,专攻清史是近十年间的事。七十年代末,他与二三同仁深感山东大学清史研究力量薄弱,于是追随方兴未艾的清史研究热,奋起直追,迎头跟上。他所选定的道路是从基本资料建设入手,认真读书,日积月累,通过苦学精研,出人才,出成果。这是一条艰苦耗费时日的路,然而实践证明,这也是唯一正确的成功之路。读一读《清史治要》,我们就能领悟作者十年来的甘苦。”

关于《清史治要》的学术贡献,周远廉先生具体例举了以下几个领域:

第一,譬如在《再论清兵入关与关内军民抗清之所以失败》中,作者从总结迄今研究这一重大课题的得失入手,对问题的主客观因素进行了立体的和多方位的透视,以此论证了明清之际历史递嬗和清王朝所以能取代明王朝,并战胜大顺大西农民军,而确立其在全国统治地位的必然性。以往清史学界对这一问题虽有研究,但这些研究几无例外地都是从一个局部以至一线一点的微观角度把握问题,把各派抗清力量失败原因相加,作为整个抗清事业失败的总因素,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全面论断,但实际对真谛的认识,仍停留在量的增进上,而未达到质的飞跃和应有的理性高度。正是从方法论的优劣分析入手,《清史治要》“探幽入微,层层揭示了兴者之所以兴和足以主宰天下的奥秘,以及败亡者所以败亡的社会综合性病根。这样的研究论述,极见功力,特别是对青年同志掌握做学问的方法,更是极富启迪。”

第二,对清代农田的单位面积产量的考辨,则是《清史治要》另一类型的学术贡献。因为古代农田单位面积产量,是关系到农业生产力水平、地区经济发展、租赋徭役乃至国家财政的重要问题,也是经济史学者感到头痛的问题。所以,不少教科书或专著论文大都只能止步于一些笼统的数据。而《清史治要》“则注意到农田计积、土地等级、度量衡制度和粮食品种的不同,对江浙地区、两湖、闽、广、江西、四川、以及长江以北、长城以南等地区的单位面积产量,分别作了细致的分析统计。在这里,同样显示了黄冕堂同志在学问上对待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力求克服片面性的那种求实作风和不惮劳苦的坚韧刻苦精神。正因为如此,他对一些问题的新观点和见解,就有很大的说服力。”

第三,关于《清史治要》所涉及的资料和由此反映出的学风,周远廉先生认为,这是最值得总结和表彰的一个方面:

 

周远廉先生还特别指出,《清史治要》在运用档案资料时值得人们取法的一点是,不把档案作为一种死的材料,而是比勘分析,灵活运用。例如在研究清代的物价问题时,“作者(黄冕堂)了解到从康熙中期开始,清廷建立了一种每年逐月由地方督抚向中枢奏报粮价的制度,这显然是了解清代各个时期各个地方粮价的一个最为系统完整的珍贵资料,但是这一资料与刑科题本所记载的物价不相吻合。他经过分析,认为后者更为可信,而前者地方官上报的粮价往往偏高,是由于弊政恶习所致。他的这种科学分析,大大扩充了档案资料的适用范围,提高了它的可靠程度。”

黄冕堂先生在《清史治要》中对故宫档案资料的开拓性使用,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知道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和史料取向的影响,孟森、萧一山等老一辈清史名家对明清档案资料的关注和使用都不是很多。真正重视并真正系统使用清代宫廷档案者,黄冕堂先生实为第一人。因而,《清史治要》在这一方面的开创、带动和示范之功,正是黄冕堂先生对近30年来中国史学发展的一项深具本质意义的贡献。

3.《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的学术影响及贡献。20081, 由山东大学硕果基金资助、齐鲁书社出行的《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一书,是年逾八旬的黄冕堂先生推出的又一部飨世力作。

该书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承统接代、祈详考全,把秦统一中国以来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制度下以及晚清民国的物价概貌,系统全面地考证、著述,展示世人。”在以往的研究中,虽然不乏学术力作,但大多采用断代体裁进行叙录,物考币史、钞丛史稿,或一题一记、或一朝一代,读者难以从中获得历代各种物价的上下连贯的知识。《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采用通史体裁,全书上起秦汉,下迄民国,长达2000多年;按金银钱钞、粮食、服用制品、田亩、雇工、六畜、肉鱼蛋、蔬菜水果、油盐酱醋、烟酒糖茶与五金文具杂货,共11个门类;提供了一套详实而系统的历史参考资料。

在晚年的这部学术力作中,黄冕堂先生充分展示了他在中国古代史领域中贯通古今的学术功底,如谈及历代粮价,他认为:“从粮价看,除西汉初年关中大饥、东汉灵帝朝益州边民叛乱石火万钱外,直到元世祖朝,石米市价大多为几百钱。少的几十钱,多的也不过数千钱。纵观历代,两汉初期、初唐至盛唐时期、北宋初年、明代前中期和清代顺康年间,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包括粮食价格在内的各种物价都比较低廉和平稳。”在物价问题中关注民俗、民生,使这本严肃的学术考证性著作中又充满了新知,极富可读性。例如,家有凶丧,子孙为何“披麻戴孝”穿极粗的稯布衣呢?黄先生是这样考证的:父母身亡,子孙哀痛前辈,归土归草,衣食住行都要力求简朴。“禽砖枕块(草),哀父母之在土”。既讲清了居丧期间禁奢侈的戒律,又考证了亡故居“寝砖枕块”的丧葬习俗。黄先生在对服用织品通考中,发掘出的“芦衣”资料非常珍贵。如果说平民百性以低档麻布中最粗稯布为衣料,已让人体会到旧中国穷人生活的水深火热,那么,黄先生关于穷苦百性冷天御寒多用芦絮制作“芦衣”的考证,则更让人潸然泪下。再是,当年关内的穷苦百性为什么闯关东?既有土肥水美、物丰地广的原因,又有作为新开化区的东北工价高、较关内稳定的直接因素。

第二,明清史的研究,是《物价考》中的重点内容,所以这一部著作仍然可以视之为黄先生在明清史研究中的重要著作之一。

例如,黄先生在考略明代田亩价格时有这样一段分析:社会稳定,赋役不重,农人乐耕,虽田价高也竟相购买;赋役繁苛,卖田尚不够输赋,虽亩价贱,百姓亦相率弃田逃走。人祸兵灾的元朝末年,石米价由67贯暴涨到300500贯以上。黄先生引用王冕“江南民,诚可怜,疫疠更兼烽火燃。军旅屯驻数百万,米粟斗值三十千”的诗句,印证当时战火纷飞、粮价腾踊、瘟疫肆虐、民不聊生的真实景况。明末启祯年间,人祸加天灾,石米值银一两以上至数十两,社会经济陷入全面崩溃的深渊。据黄先生考证,历代封建帝王,越是在国事危殆、经济凋敝时,越爱夸大。元代武宗朝发行的大元通宝,适值元朝币制崩溃,“大元”已是朝不保夕;大明通宝,是崇祯十七年清军入关,天下大乱时局下,由鲁王在南京铸造发行的,朱家子孙企望“大明”,结果也没有逃脱覆灭的命运。

从物价、货币史的角度观察明清政治,无疑为讨论明清社会提供了一个更切实的视角,也是黄冕堂先生对明清史研究的重要贡献之一。

4.《朱元璋评传》的出版和再版。

199812月,黄冕堂先生的《朱元璋评传》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朱元璋是明清史研究中最重要也是存在诸多争议的重要历史人物,他有着从小行童到乱世英雄再到开国皇帝的复杂经历,特别是他当皇帝三十多年,推行“与民休息、藏富于民”的农业政策,“整肃吏治、重典重刑”的吏治政策,“惟才是与、虚心纳谏”的用人政策,“威德兼施、德怀为主”的民族政策,对明代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于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如何才能全面公正的评价?一直是史学界备受关注的事情,有关朱元璋的学术研究较多,评传亦有数十部之多,但黄氏《朱元璋评传》出版后,很快就被学术界认定为是有关朱元璋传之中最重要的几种之一。例如,苏州大学余同元教授在讨论近百年来有关朱元璋研究时,即依次列举了吴晗的《朱元璋传》,黄冕堂、刘锋的《朱元璋评传》,孙正容的《朱元璋系年要录》,吕景琳的《洪武皇帝大传》四部著作。目前,黄、刘本的《朱元璋评传》已再版两次,并被南京大学出版社选定为外译本。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现出《朱元璋评传》的学术贡献和影响。

三、黄冕堂先生主要著述(张熙惟、苏维智整理)

一、学术专著

1. 《明史管见》,齐鲁书社,19853月出版

2. 《清史治要》,齐鲁书社,199012

3. 《朱元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12

4. 《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齐鲁书社, 20081

5. 《黄冕堂晚学集》,齐鲁书社,20081月出版

二、学术论文:

1.《论唐代河北道的经济地位》(1957年《山东大学学报》文科版1期)

2.《明帝国的建立与朱元璋》(《文史哲》19586期)

3.《怎样评价曹操的历史作用》(《山东大学学报》历史版19592期)

4.《论十七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前期中国封建社会内商业资本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山东大学学报》历史版196034期)

5.《论清代前期的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江宁五府的农业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山东大学学报》历史版19631期)

6.《论明代后期的社会危机和明末农民起义的历史背景》(《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791期)

7.《论清代前期的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四府的农业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论文集》)

8.《略论清代苗疆地区与中原关系的新发展》(《文史哲》19802期,选入国家民委编《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上,1982印)

9.《论明代贵族庄田的土地问题》(19812期福建人民出版社印《中国古代史论丛》)

10.《论朱元璋的起兵及其渡江前的几个问题》(《山东大学报》198313期)

11.《论明代农民自由化倾向及其社会意义》(《文史哲》19834期)

12.《略论清代农业雇工的性质与农业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社科院编《清史论丛》第51984年出刊)

13.《明史学记》(《文史哲》19873期)

14.《清代“雇工人”问题考释》(《社会科学战线》19881期)

15.《感慨与沉思》(《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3期)

16.《论明代商业资本的二重性》(《平淮学刊》19903期)

17.《清代货币地租概论》(白寿彝主编,19908月辽宁人民岀版社《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18.《论清代前期的货币地租》(《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2期)

19.《清代农田的单位面积产量考辨》(《文史哲》19903期)

20.《论明代的京营》(《史学集刊》19923期)

21.《清代农村长工工价纵横谈》(《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3期)

22.《老树新花―记我的老师杨向奎先生》(《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3期)

23.《清代农业长工工价纵横谈提要》(南京大学编纂19933月出版《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24. 《论朱元璋的天道观》(《北方论丛》19941期)

25.《清代粮食价格问题探轨》(王戎笙主编《清史论丛》1994年辽宁古籍出版社出版)

26.《论朱元璋的经济思想及其历史地位》(《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1期)

27.《明代中外关系研究序――谈清代乾嘉学派的学风和传统问题》(《史学集刊》19952期 

28.《朱元璋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解说》(19979月齐鲁书社出版《张维华纪念文集》)

29.《怀念童书业先生》(《文史哲》19986期)

30.《杨向奎先生》(《文史哲》19944期)

31.《评《中华古典行政管理制度研究》(《中国史研究》19901期)

32.《论朱元璋的实学思想》(林甘泉主编,199812月出版《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周年论文集》 

33.《博通经史,诲人不倦――纪念韩连琪先生诞生90周年逝世10周年》(《文史哲》20002期)

34.《光风霁月,老树新花――记杨向奎先生》(辽海出版社《山大逸事》)

35.《一代宗师黄云眉》(《山东大学报》20001225日)

36.《中国历代粮食价格问题通考》(《文史哲》20022期)

37.《为祝贺安作璋教授从教50周年献词》(《安作璋教授从教50周年纪念文集》20019月泰山出版社出版)

38.《博学卓识,不倦追求――记赵俪生先生献身教育的一生》(《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3期)

39.《为纪念孙良文教授70周年冥寿献词》(《明清史论丛》――孙文良教授冥寿70周年纪念文集。2004年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40.《黄云眉与《明史考证》》(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五卷,20062月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41.《纪一位德艺寿三全的老共产党员》(《孙思白纪念文集》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3月)

42.《张知寒教授逝世10周年献词》(《山东大学报》20069月刊用。又载《风徽永存――张知寒诞生八十周年纪念文集》20089月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王梁)

 

检阅《清史治要》,可以发现黄冕堂同志研治清史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对档案材料的高度重视和大量引用。研究清史与研究唐宋以前的历史有所不同,文献史料浩如烟海,这是研究清史的优势,但与此同时,也使不少研究者坠入误区,即对档案的忽视。早在十年前,冕堂同志就敏锐地觉察到档案对清史研究的极大的重要性。他认为,数以千万计的巨量清档,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料海洋,是研究清史的头等重要资料,舍档案而谈研究清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识小遗大。为此,他把系统阅读大量摘抄档案,当作积累资料的突破口和必作之事。十年来,他与山东大学的同仁和外单位合作,整理了山东曲阜的孔府档案,而他用力最勤的则是摘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刑科题本。他和本校几位同仁阅读了乾嘉道三朝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的档案七千卷,摘录各类资料300多万字。从《清史治要》中可以看出,冕堂同志在剖析清代的农业租佃关系、实物分租制、货币地租、农业雇佣关系等等重大的经济史问题时,结合其他文献,运用了大量的档案材料。他还将各类档案材料制成表格,进行数量分析统计。一个上万字的专题论述所包含的信息容量,以及为此所付出的劳动,显然要比一般借助其他文献资料的论文要大得多,而读者从中所得到的教益也就自然而然地不可等量齐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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