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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官方日志(五)

发布日期:2016-4-8    作者:《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    来源:    阅读次数:416

     前言: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圆满落幕,《中国历史评论》作为大会的筹备者,全程参与并见证了这一举世瞩目的世纪盛会。现在整理出大会期间重要的会议记录或有趣的花絮故事,按时间顺序依次发布。

本“官方日志”的内容主要依据大会召开期间每日编印的“会议简报”。在大会期间编发“简报”,是由《中国历史评论》建议实施的,该方案实施后,因简报刊印及时、内容丰富,受到了大会主席、秘书长,及广大参会学者的一致好评,会议简报的主编为《中国历史评论》的两位执行主编: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郑群教授、解玉军教授

 

主题会议“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举行

 

2015年8月25日9:00-12:15和14:00-17:15,主题会议4“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在山东大厦影视会议厅召开。会议分两场举行,上午场次的分议题为“数字化历史:挑战和可能性”,下午场次的分议题为“新工具、新叙事、新历史”。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Tom Dublin担任全天会议的主持人和评议人。协办单位美国史学会派代表出席。

 

上下午场次的发言人各有六位。其中,上午场次的发言人有Tom Dublin,Kathryn Sklar(纽约州立大学),Patrick Murray-John(美国乔治梅森大学Roy Rosenzweig历史与新媒体中心),Serge Noiret(意大利欧洲大学研究院),Alla Kovalova,Yvan Combeau(留尼汪岛大学),他们的发言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分议题题目中的“挑战”一词,无论是历史学家主动利用的数据库的搭建和调整,还是外界网络环境对历史学自身的冲击,数字化转向意味着史学家必须调整传统的研究思路。下午场次的发言人有Adam Kosto(哥伦比亚大学)、Silvia Orlandi(罗马大学)、Andrea Nanetti(南洋理工大学)、Guido Abbattista(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大学)、Jean-François Sirinelli(巴黎政治学院)、Leonid Borodkin(莫斯科国立大学),相较于上午的会议,本场诸位发言人的侧重在于历史研究中新工具的适应和使用。借用Tom Dublin的一句点评,上午会议场次的发言是站在“传统人文学科的角度”,而下午场次的发言主要围绕着“新技术带给我们什么帮助”而展开。

 

【主题会议4的三个花絮】

由于这是历史科学大会首次在亚洲、在中国举办,部分学者在发言开始或结束时会尝试使用简短的中文向与会学者致意。Yvan Combeau则将发言的PPT使用中、法两种语言进行展示。Adam Kosto在解释发言题目中“Medieval”一词时,说这相当于中国的“唐宋元明”。

 

观众提问环节,一位来自挪威的历史学爱好者赢得了在场观众的掌声。他与在场的所有人互动,用一个划分会场区域的游戏比喻各类档案的处境,分享了自己关于档案数字化的看法。他认为,在对档案进行分类后,我们可以发现进入研究者视野的档案材料往往不是依据的档案本身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而是依据的人们处理档案时的实际用途,这就可能导致人们使用数字化途径得到的材料可能并非真正需要和有效的材料。Serge Noiret回应,数字化处理的信息是庞大的网络,我们可以在广阔的环境中挑选适合的材料,而且要加强对那些目前暂时未数字化处理的档案材料进行数字化处理。从事数据库技术工作的Patrick Murray-John回应,“我想我是被数字化处理的,但是我是在很大的一个磁盘上存储的。”

 

Guido Abbattista的生日正是今天。他在发言正式开始前介绍到,“为什么我到这里发言?我想这并不是一个礼物,因为我的生日实际上就是今天。”

 

妇女史:构建文献数据库的挑战

Tom Dublin / Kathryn Kish Sklar (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大学)

  

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大学的Tom Dublin 教授以《妇女史:构建文献数据库的挑战》为题做了第一场演讲,他是这篇论文的联合作者,也是本场会议的评议人。Dublin教授以妇女和社会运动网站的建设历程为例比较了免费利用和订阅利用两种模式的优势和局限性,并简要介绍了他和Kathryn Sklar所领导的两个网站——美国妇女和社会运动(WASM in the US)与国际妇女和社会运动(WASM International)——的发展过程和现状。

 

    网站的建设开始于1997年春季的学生项目,学生们花费了大量精力整理缩微胶卷,并将其编辑成HTML文档。他们申请了项目基金的支持以扩大网站的建设。截至2003年秋,WASM in the US已经推出了45个文献项目。但项目基金和技术支持很快已不能满足网站发展的需要.他们开始与小型线上出版商合作,由对方负责技术和图书馆订购事宜,以获得资金支持网站的发展。出版商的加入使更复杂的文献搜索成为可能,并将WASM发展为一份线上期刊. WASM的成功发展促成了第二个数据库WASM International在2007年的建立.两个数据库的建成都离不开妇女史学界的大力支持和协作。Dublin教授指出,订阅模式的数据库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学者们意识到其价值并愿意为需要的那小部分资源付费。这尽管不同于传统,但同样为妇女史学界建立丰富的线上资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新的数字媒体和人权的新历史

Kathryn Sklar(纽约州立大学)

 

来自纽约州立大学的Kathryn Sklar教授在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新的数字媒体和人权的新历史的演讲。她同会议上的另一位讨论者Tom Dublin一同对人权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编辑了相关网络数据库。Kathryn Sklar教授此次的演讲的内容主要为利用数字技术来产生新的史学知识。她对网络杂志和数据库进行了介绍,该杂志和数据库主要涉及美国的妇女和社会运动。这本杂志每年出版两期,其中由学者搜集并且撰写简介的文件项目对新的史学知识做出贡献。Kathryn Sklar教授以最近的文件项目为例来进行数据库介绍,该文件项目为80个主张女权运动的黑人妇女撰写的1500篇文章。与此同时,她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关于女权大会议程的主要论文集的搜索结果页面。

 

之后,Kathryn Sklar教授通过对所有18个女权大会议程进行人权这一术语的搜索,向我们介绍了如何利用数据库来产生新的史学知识。她指出,通过这个搜索获得的发现使我们对人权历史的了解有了新的认识,同时她还指出人权是在1870年之前的18个女权大会上使用频繁的一个术语,这证明了Moyn学者的观点是错误的。在演讲的最后,Kathryn Sklar教授认为数字技术不仅是一项编辑工具,同时也是释义手段。

 

Omeka,一个(部分)国际平台

Patrick Murray-John(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历史与新媒体中心)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Patrick Murray-John教授介绍了他对Omeka的研究成果。Omeka是一个为文化遗产组织提供互联网出版业务的开放性应用。Murray-John教授的发言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着眼于数据库的设计,在元数据领域没有一种语言的标示,这就导致了Omeka现在操作的非简易性。在接下来的部分,他讲解了Omeka的翻译生成系统,志愿者们为这一系统提供了各种语言版本使其得以运行。在第三部分,教授谈论了Omeka的受众假设的局限。最后,Murray-John教授提出来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什么是多语言网站?教授认为网站制作者的责任似乎不是去传递一个文本的多种语言,而是应该去传递多种语言下的原创文本。

 

谁在网络上掌握着历史?数字化公共史学的挑战和可能性

Serge Noiret(意大利欧洲大学研究院)

 

Serge Noiret教授从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历史2.0、跳出这个建筑去思考、每个人的数字化历史、数字化公共史学的角色等五个部分讲述了数字化转型以及谁拥有网络上的历史和记忆。

 

现在许多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法已经发生了根本地改变,历史学中出现了数字化的转向。当今网络2.0技术的出现使大众可以在网络上储存下自己的记忆。新设备的产生提供了一种可能:每个人,无论是专业的历史学家还是非专业的人士都可以在网络上创造自己的历史和记忆,使公众能够参与到历史和记忆的过程中去。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公众可能会在网站上找到错误的历史,还有一些网站并不是记录历史的很好的方式,它们可能会带有一定的政治意味,想重新构建历史,企图影响主流社会的文化和历史观点。数字化的公共史学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融汇学术知识和日常交流的实践,有助于知识的分享。

 

Tom Dublin教授在评议中说:虽然数字化转型存在一些问题但还是很有前景。

 

历史著作数字化与著作之权利:挑战与前景

Alla Kovalova

 

Alla Kovalova来自乌克兰,发言的题目是《历史著作数字化与著作之权利:挑战与前景》。她首先介绍了著作权的起源和定义问题,这个名词起源于18世纪,至今还没有普遍的定义。Kovalova随后指出在数字化时代随着网络出版的发展,著者身份的确认和保护著者之权利面临着新的挑战,有几个问题需要考虑:传统著作权的定义,两方面的革新——著者身份和著者之权利,及其对历史著作数字化的影响。最后总结提出网络出版需要重新考虑著作权的定义问题,以及建立法律框架来保护著者之权利。

 

Tom Dublin教授作了精彩点评,指出网络出版的普遍性以及新技术的出现会帮助应对这一挑战。

 

荧屏和数字化档案

Yvan Combeau(留尼汪岛大学)

 

Yvan Combeau的论文首先描述了历史学家工作条件的改变:从昨天的工作坊到今天的工程化的资源查找,而仅仅需要10分钟就可以展现出数十页关于过去历史的发展。他认为数字的革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当大的机会范围,比如说世界范围内的合作项目,当然也包括历史学的数据库和档案等等。他还强调了大学里的学生培训的重要性,要让他们有能力面对大量的数据,并能做到自己去评估并形成观点。随后,教授谈了以下三点:第一是有关屏幕上的,他认为历史学家在屏幕上能看到更广阔的空间,把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第二是想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更好地保存关于印度洋这方面的历史。第三是强调了关于档案数据化以及全球数据化方面的一些关系。

 

最后,Yvan Combeau教授希望大家能够更好地利用数字化的技术,并且要确保这些数字化的技术不仅仅属于工程师或者是计算机方面人才的,历史学家也能利用这个技术进行历史的研究。

 

数字发展:中世纪欧洲外交史料

Adam J.Kosto(哥伦比亚大学)

 

作为本场会议的第一位发言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的Adam J.Kost教授给大家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演讲。会议上,Adam J.Kost教授向大家介绍了他在中世纪欧洲外交史料数字化发展方面的研究,题目是“中世纪欧洲外交史料的数字化进展”。他回顾了半个世纪以来在中世纪研究领域中数字化人文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发展,尤其在数字化外交史的研究中。他通过介绍一些目前正在研究的项目,并细致地讲述了他目前正在参与的一个项目,最终指出历史学从第一、第二、第三代向第四代的数字化转向是未来历史研究的方向。

 

古希腊与拉丁文铭文欧洲网络数据库(EAGLE):

数字时代的古老铭文

Silvia Orlandi(罗马大学)

 

Orlandi教授首先引用了哈佛大学首席数字化官员的一句话来阐明数据化的原则:“不要为了数据化而数据化”,并且具体提出了需要遵循的四个原则:可靠、及时、完整、易改善。随后Orlandi教授介绍了她运营的EAGLE数据库项目的运作方式,以及发展历史。这一数据库从2003年由国际希腊和拉丁金石学协会金石和信息技术委员会决定创始,到2013年加入欧盟数字图书馆项目,目前成为了一个包含19个成员的跨12个欧洲国家的项目。最后Orlandi教授强调了协作的重要性,并以“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完美邂逅”结尾。

 

Tom Dublin教授作了精彩的点评。他对比了在美国进行的与此类似的项目,并呼吁美国学者与欧洲学者在这一方面进行更多的合作。

 

基于自主叙事的互动全球史网络:

1205-1533年海上丝绸之路

Andrea Nanetti(南洋理工大学)

 

发言人主要以1205-1533年的海上丝绸之路为例介绍基于自主叙事的互动全球史网络项目,这一项目是从2013年开始,由南洋理工大学与北京微软合作研究。会上发言人主要介绍这一项目的框架、团队和挑战。团队成员除了南洋理工大学的Siew Ann Cheong等专家外,还有北京微软研究中心的Chin-Yew Lin、新里斯本大学的Angelo Cattaneo。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与机器的合作正在进行。发言人以1457年的地图为例,让我们知道人们可以通过操作数据来改变世界。

 

发言人的结论是利用编年史和地理信息系统在全球世界历史上进行自动化的数据提取,用计算机来自动识别重要事件的发生。然而受制于知识的局限性,研究进程会面临挑战。我们需要的是更好的协作和信息的分享。

 

近代史研究的数码化前沿:史料来源和方法论

Guido Abbattista (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大学)

 

第四位发言的学者是Guido Abbattista认为,数字化在历史学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并指出在专业研究数字化历史方面尤为重要的四点,第一,全世界的大数据中文件分散性以及与背景脱离的特点;第二,动态和静态之间的矛盾;第三,从文本的角度以及从讲述、叙述的角度来讲,如何对在形式上及表达方式上不同的信息进行一致化的处理;第四,全球数据和文本指向“大历史”和诱导回归“长期”的观点。

 

最后他对历史数据化的处理给了三个建议,第一,用不同的形式的历史文件进行不同的实验;第二,寻找使用新型的设备的方法,并且确保新的数据平台能够不断使用新的工具;第三,让数据和信息能够让更多的人获得,并且能完整地呈现给大家。

 

评议人Tom Dublin 对Guido Abbattista 演讲中的亮点进行了概括,并且非常同意他提到的现代数据化的局限以及确保信息被公众熟知和利用等观点。

 

历史学家、政治和数字化转向:三者的复杂性

Jean-François Sirinelli(巴黎政治学院)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史学家就将研究目光投向了数字化转型。这种文化转型有自己的同时性,在社会文化转型进程中既是因素、又是结果。我们也会注意到这种转变在政治领域的共振。

 

数字化转型从实践和社会性两方面深深影响历史学家的专业性。技术联系的不断加强,不仅推动学术之间的交流和学术讨论,也有助于广泛的学者群体的形成。不断加强的联系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共同价值观。

 

谈及历史学家也就是谈及历史学家的专业性和社会性框架,谈及史学家群体和史学家与世界的联系。我们强调历史学家之间的交流环境,因而,可以说政治必然存在于世界当中。

 

数字化转型是现在全球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历史学家之间的联系逐渐加强,而这种加强也有助于进一步构建职业价值观。

 

但是,科学之间的交流不是一个客观过程。技术和经济方面的数据是对史学家群体的一种扭曲。随着数字化重要性的不断加强,史学家群体也越来越数字化和全球化,也开始面临种族和认知方面的挑战。

 

历史学研究中的前沿科技工具:从数字化到分析论

Leonid Borodkin(莫斯科国立大学)

 

在过去的十年中,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促成了四类课题的产生:历史学研究数字基建的发展,数字化公共史学的发展,历史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和保护,以及出于分析的目的对数字化工具的使用。数字化工具使得科研的境况更加复杂。一方面,经过数字化的历史数据逐渐延展、种类变得丰富。另一方面,对基于数字化工具的研究结果的验证变得更加繁琐。

 

Borodkin分享了一个数字化工具应用的项目实例——对20世纪俄国损毁修道院的虚拟重建。他在论文中还讨论了有关后续验证的问题。

在3D建模和GIS技术的帮助下,莫斯科国立大学历史学院实施的这个项目,已经完成了对17世纪、19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早期三个时间段Strastnoy修道院形象的虚拟重建。Strastnoy修道院曾经矗立在莫斯科城市的中心长达近三个世纪,因此其建筑和用途的变化是莫斯科历史中绕不过的部分。项目组的跨学科团队囊括了人文学科和科技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为该修道院的虚拟重建搜集了超过300件数字化的文档。目前,虚拟重建的Strastnoy修道院已可以在线全景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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