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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隆中对》—近30年史学研究的重要突破

发布日期:2014-8-3    作者:王建峰整理    来源:《中国历史评论》第一辑    阅读次数:2818

【引 言】 “三顾茅庐问,高才天下知”,诸葛亮的《隆中对》在分析当时天下三分大势的基础上,为刘备规划了先割据自守后一统天下的战略蓝图。这一千古绝唱成就了诸葛亮天才预言家的美名,也成为历史学家持续关注的研究课题。

  近30多年来,有关《隆中对》的研究主要围绕着“《隆中对》与西蜀偏霸之业”、“《隆中对》‘跨有荆益’之得失”,以及“《隆中对》产生的背景”、“《隆中对》的提出:三顾还是自荐”、“隆中究竟在何处”等方面展开。其中,1984年青年学者傅克辉的《论隆中对的成功与失误》,首先讨论了《隆中对》中“跨有荆益”的战略失误,是相关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并为田余庆等史学名家所认同。1989年田余庆先生在《历史研究》刊发《对<隆中对>的再认识》,完成了对《隆中对》的里程碑式的研究。

 

【一】 1984年:傅克辉论《隆中对》的成功和失误

【二】 “隆中对”与刘备的巴蜀偏霸之业

【三】 跨有荆益之得失

【四】 《隆中对》产生的背景

【五】 《隆中对》的提出:三顾还是自荐

【六】 隆中究竟在何处

【编稿随笔与图文互动】 古绘诸葛亮、刘备肖像 / 古绘关羽、孙权肖像 / 三国鼎立形势图 / 刘备茅庐访孔明 /

 

 

一、1984年:傅克辉论《隆中对》的成功和失误

 

    《隆中对》使诸葛亮赢得了世世代代的仰慕和赞颂。归纳起来,它的基本设想可以分为两点:第一,分析了当时的天下大势,提出了三国分立的思想;第二,规划了刘备集团以“跨有荆、益”、“外结好孙权”为核心内容,北伐曹魏、兴复汉室为奋斗目标的立国大计。

    数十年的三国纷争,证明了《隆中对》“三分天下”思想的合理性,同时也证明了“跨有荆、益”思想的不合理性,《隆中对》的设想最终只实现了一半。它的成功和失误引起了古往今来的人们的反复思考。“三分天下”的设想为什么能与以后历史的发展相吻合?也就是《隆中对》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三国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少见的,在完全没有外族入侵的情况下,由于社会内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典型的分裂时期。因此,考察一下汉魏之际的经济形势,应该是解决我们前面所提出的问题的关键。

    由于优越的土壤和灌溉条件,关中和山东地区一直是秦汉时期中国经济的重心所在。秦、汉帝国都是以这一地区作为自己的基础的。张良说,关中“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占据关中可以“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楚汉战争的时候,萧何在关中辛苦经营,“给食不乏”,终于使刘邦取得了最后胜利。两汉之际,山东地区的经济得到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光武复兴以后,即使关西之人把关中吹得天花乱坠,刘秀最后还是定都洛阳,依靠山东地区建立了自己的统治。由此可见,秦,汉帝国,主要是依靠关中和山东地区来对其他地区,特别是对当时还处于“火耕水耨”的落后状态的长江流域进行统治的。这两个联结在一起的地区构成秦、汉大一统帝国的支柱。

    但是,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却使北方特别是关中和山东地区的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汉末,“三辅民尚数十万户”。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放兵劫掠,攻城剽邑,结果“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山东地区由于是军阀混战的主要战场,所遭破坏更为惨重。董卓挟驾西迁时,一把大火,洛阳及周围二百里被夷为废墟,千年古都,毁于一旦。此后“关东诸州郡起兵,众数十万,……诸将不能相一,纵兵抄掠,民人死者且半。”东汉时徐州殷富,“户口百万”,曹操攻破陶谦,肆行杀戮,自泗南以至夏丘,鸡犬不留,“墟邑无复行人”;青州刺史焦和参加内战,“州遂萧条,悉为丘墟”。战乱和疾病使北方人口急剧下降,“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一直到曹魏立国以后,当时人还说“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与此同时,土地大量抛荒,中等的土地都没有人耕种。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平民百姓的生活没有保障,甚至军阀部队的粮食都难以维持。“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连曹操也常常乏食,以至于到了寻三日粮而不可得,不得不杂以人脯的地步。

    就在北方地区经济遭到巨大破坏的同时,长江流域特别是荆、扬两州,却得到了较迅速的发展。西汉时,长江以南还是相当落后的,所谓“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及至东汉,牛耕技术传入南方,芍陂镜湖等一系列水利工程的兴修,极大地改善了江南地区的生产条件。江南地区的人口东汉较西汉也有大幅度增加,如三吴地区增加了近十五万,丹阳郡增加了二十二万五千,零陵郡增加了八十二万三千,而豫章郡竟增加了一百三十一万六千之多。黄巾起义以后,北方兵戈相寻,江南地区却相对平静,因此北方人民纷纷渡江避难。《三国志•魏志•卫觊传》:“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山阳王粲、琅邪诸葛亮、颖川司马德操以及徐庶等大批名士也都纷纷避乱荆州,遂使荆州人物荟萃,学风蔚然。“沃野千里”的江东,江北士民流入者更不可胜计。查孙吴名臣中系汉末避难渡江者,就有吕蒙、胡宗、周访、诸葛瑾、徐盛、是仪、滕胤、张昭、严峻、步隲、濮阳兴、赵达、刘惇、孔愉及周瑜、鲁肃等人。他们往往携带宗族,甚至部曲家兵。如鲁肃渡江时就是“使细弱在前,强壮在后,男女三百余人行”。大量北方士民渡江南下,不仅使南方增加了劳动力,也带去了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这对江南地区的开发,有重要的意义。

    东汉末年,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它的富庶引起了人们的普遍称羡。鲁肃说:“荆楚……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左思在《吴都赋》中则这样描绘江东地区的繁荣:“四野则畛畷无数,膏腴兼倍,原隰殊品,窊隆异等,象耕鸟耘,此之自与。穱秀菰穗,于是乎在。煮海为盐,采山铸钱,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这说明当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具备了割据自守的经济条件。

位于长江上游的益州,它的开发比荆扬地区还要早些。战国末年,秦将司马错曾以“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为由,建议取蜀以为伐楚之资。自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以后,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东汉末年,中原大乱时,蜀土比较安静,社会经济没有遭到大的破坏。“蜀土富实,时俗奢侈,货殖之家,侯服玉食”。所以,许多高明之士多劝刘备图取益州作为立国的基础。庞统劝刘备说:“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也说:“益州险塞,沃野万里。”可见,在当时人的心目中,益州之富,不下荆扬。

    总而言之,东汉末年迄三国初年,南北两方的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特点。关中和山东作为一个基本经济区曾经支配长江流域达几百年之久。但是,经过残酷的战争破坏之后,这里的经济处于崩溃状态,使任何一个社会集团都暂时无法利用这一地区去支配和控制其他的经济区,从而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帝国。而长江流域的益州和荆、扬地区,社会经济都在东汉以来的基础上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这两个地区的开发,削弱了占统治地位的北方地区的经济霸权。虽然益州和荆扬这两个经济区域在当时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与中原抗衡,但二者的联合却足以造成一个攻虽不足、守则有余的局面。从总体上来看,益州、荆扬和中原这三个相互对抗着的经济区已基本上形成,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产生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

    《隆中对》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诸葛亮透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形势,预见到了三分天下局面的必然产生,并要求刘备集团站在时代潮流前面努力争取这种局面的实现。这反映了诸葛亮所具有的第一流政治家的非凡的洞察能力。

    但是,三足鼎立刚刚实现不久,历史的发展就脱离了《隆中对》所设计的轨道。荆州丢失于前,夷陵大败于后,诸葛亮没有实现“跨有荆、益”的计划,从而他的两路出兵、北伐曹魏、兴复汉室的远大抱负也未能实现。诸葛亮虽然壮志未酬,但却吸引了人们反复探求:酿成这一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呢?

不难看出,“跨有荆、益”是《隆中对》所规划的全部立国大计的支点。“外结好孙权”也好,出师北伐也好,都是以“跨有荆、益”为基础的。然而恰好这个支点,正是《隆中对》的失误之处。表面看来,荆州的丢失是因为关羽的刚愎自用,骄傲轻敌。其实,这里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荆、益两州并不是联结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区域。当时,这两个地区基本上是处于对抗的状态,任何一个社会集团都无法利用荆州去控制益州,或者反过来利用益州来控制荆州,从而把自己的政权建立在两州之上。

    首先,益州是一个险固四塞的独守之国,益州地区的地理形势使它成了一个几乎与外界无缘的孤立世界。西面的邛崃山、大雪山,南面的娄山,特别是北面的秦岭、大巴山和东面的巫山,象一围高耸入云的墙壁环抱着四川盆地,隔断了它与中原和长江中下游的联系。同时,这个地区气候适宜,土壤肥沃,资源丰富,经济发达。易守难攻的地理形势和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使四川很容易以独立的和自给自足的方式而存在。梁启超说:“以政治地理细校之,其稍具独立之资格者有二地,一曰蜀,二曰粤。……蜀,扬子江之上游也,其险足以自守,其富足以自保。”因此,四川“每天下乱,则常独立,而其灭亡最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建立于四川地区的割据政权是很多的,西汉末年的公孙述,三国时期的刘备,西晋末年的李特,五代时期的王建和孟知祥,元末的明玉珍和明末的张献忠,都曾在这里建立过自己的独立王国。这些事实,足以说明它基本上是以一个独立经济区的姿态而存在的,其他地区要想支配它,把它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其次,荆、益之间的交通极为不便,也是不能形成“跨有荆、益”局面的重要原因。在两州之间,横亘着著名的巫山山脉。那里是崇山峻岭,没有陆路可通。当年吴蜀夷陵大战时,刘备败归白帝,镇守江北的黄权就因为退无后路而不得不投降了曹魏。本来长江横贯荆、益,可以成为两者之间的交通孔道,但从益州东部重镇永安,到荆州西部重镇西陵,其间长达二百余里,长江横切巫山山脉,形成了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山峡两岸崖壁峭立,江面奇窄,水流湍急,加上崖壁崩塌严重,江中滩礁纵横,航行十分困难。特别是瞿塘峡西口的滟滪滩,横锁江心,更为航运大患。有人说,三峡是世界上航行最困难的一个地区,这并非夸张之辞。交通的方便与否,是一个地区能否有效地控制另一个地区的先决条件。荆、益之间复杂的地理和水文形势,给用兵、运输等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其郊境之接,重山积险,陆无长毂之径;川阨流迅,水有惊波之艰。虽有锐师百万,启行不过千夫;舳舻千里,前驱不过百舰”。因此,表面看来,荆、益二州接境毗连,经济富庶,是一个争王图霸的理想场所。但由于交通如此不便,实际上这两个地区却很难互相联系,桴鼓相应,而成为两个天然的对抗地区。

    可见,“跨有荆、益”的计划只不过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如果蜀国奠都江汉,用荆州作为基本经济区来支配益州的话,其无法成功是很明显的。因为,益州既然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对抗强大的中原王朝,自然也完全有力量来对抗一个势力要弱得多的荆州。还在刘备驻兵公安的时候,孙权向他建议共取巴蜀。刘备以“益州民富强,土地险阻,刘璋虽弱,足以自守”为由,“拒答不听”。《九州春秋》说这是刘备“欲自图蜀”的借口,固然不错,但刘备所说也并非全是谎话。假如不是张松、法正出谋划策,“里通外国”,假如不是刘璋愚蠢至极,开门揖盗,刘备以荆州一地,数万之兵,图取益州,真是谈何容易。刘备打败刘璋,取得益州的统治权以后,立即把自己的战略重心从荆州转移到了益州,留下关羽一支孤军镇守江陵。这并非刘备、诸葛亮不重视荆州,而是不能以楚制蜀这一客观形势使然。诸葛亮把战略重心转移到益州后,一方面由于益州的地理形势“于进取不甚宜”,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荆州“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号称“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经济力量并不比益州弱多少。诸葛亮在益州南征北战,大小战争以百数,而所动用的兵力,最多不过十来万人,与荆州的兵力基本相等。因此,要想以益制荆,从而形成“跨有荆、益”的局面,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说“跨有荆、益”是《隆中对》的失误,除去荆、益两州在经济上的对抗之外,还因为“跨有荆、益”和“外结好孙权”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当时的形势下,吴蜀联盟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两家的生死存亡。对这一点,当时不少人都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如蜀汉大臣宗预对孙权说:“蜀土僻小,虽云邻国,东西相赖,吴不可无蜀,蜀不可无吴。”对此,孙权极为叹赏。公元229年,孙权在建康称,遣使报蜀。以兴复汉室为己任的诸葛亮对孙权这种大逆无道的犯上行为不仅没有奉辞伐叛,反而以“权有僭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衅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之词来劝慰要求“断其盟好”的部下,并“遣卫尉陈震庆权正号”。可见,联吴政策在诸葛亮的头脑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纵观诸葛亮一生,可以说他是始终积极奉行这一政策的。然而,荆州却是处理吴蜀关系的焦点。这是因为荆州“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东吴〕国之西势”,东吴若不占据荆州,就很难立国。早在孙坚、孙策时期,东吴就已经开始规略荆州。赤壁之战以后,刘备以荆州牧屯据荆州要地公安,不过拥有几万兵力,已使“占据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的孙权心怀畏惧,“进妹固好”。从历史上来看,东晋时期的数次“荆扬之争”,总是上游打败下游。占据荆州的权臣,不必担任中央的要职就可以遥制朝政,专权自恣。晋代何充曾经说过:“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强胡,西邻劲蜀,经略险阻,周旋万里,得贤则中原可定,势弱则社稷同忧,所谓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者。”这些充分说明,荆州对于奠都建康的东吴来说,“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可谓决定生死存亡之要地。如果蜀汉“跨有荆、益”,吴蜀两国之间就失去了平衡,对这样一个重要地区,孙权当然不会掉以轻心,而是必定要下死力争夺的。如果东吴不能占有荆州,那么西部门户大开,最大的威胁乃是刘备而不是曹操。所以,夺取荆州是孙权实行联蜀抗曹政策的根本前提。这样,《隆中对》的“跨有荆、益”就和“外结好孙权”的政策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所以要实现吴蜀联盟共抗曹魏,就必须让荆州归属东吴。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诸葛亮毕竟是高明的。在“跨有荆、益”和“结好孙权”不能并存的时候,他没有固执己见。在刘备集团入主益州以后,诸葛亮似乎就已经意识到荆州非蜀汉可能统属。所以,当关羽发动旨在巩固荆州的襄樊之战的时候,诸葛亮没有派一兵一卒前去增援。章武元年,刘备发动了争夺荆州的夷陵之战,结果猇亭大败,逃回白帝,不久病死永安。对此,诸葛亮无可奈何地说:“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可见诸葛亮对争夺荆州并不抱积极态度。刘备刚刚死去,诸葛亮就派邓芝使吴,承认了孙权对荆州的占有,恢复了联盟关系。从此以后,蜀汉再也没有夺取荆州的打算。荆州成了孙权的实力范围,吴蜀联盟也就一直维持到蜀汉灭亡。诸葛亮之所以要这样做,乃是因为“结好孙权”毕竟要比“跨有荆、益”重要得多。失掉荆州,还可以立国巴蜀,但若不同东吴结盟,共抗曹魏,三国鼎立的局面就很难维持。

    总之,对蜀汉来说,荆州的丢失,并非由于关羽的麻痹大意,而是当时“跨有荆、益”完全没有实现的条件,以此为基础的两路出师北伐的计划当然也只能落空。因此,诸葛亮的悲剧是从《隆中对》开始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二、“隆中对”与刘备的巴蜀偏霸之业

 

    田余庆:有入蜀的成功始有三国鼎立,始有诸葛亮治蜀业绩,始有西南腹地的开发,始有巴地与蜀地更紧密的联系,始有长江上游与中下游之间的豁然贯通。这些都是极重大的历史成果。如果说刘备在荆州占有地盘是《隆中对》开拓性设想第一步的实现,那么进据益州就是《隆中对》开拓性设想第二步的实现。客观进程就是这样。

    但是诸葛亮可能没有想到,进入益州以后,《隆中对》的进取就达到了极限,此后的任务,只是如何保据守成而不是如何进一步开拓。

    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国,为地理、财力、人力、军力等条件所限,是难图境外发展的。当年刘焉入蜀,据《三国志•蜀书•刘焉传》,本来就是为了“避世乱”而求“保州自守”。范晔于《后汉书•刘焉传》后论曰:“刘焉睹时方艰,先求后亡之所,庶乎见几而作。”蜀中的保据者凭借剑阁、汉中之守,夔门、扞关之险,闭门自帝,经营有当,可以小康。至于境外之争,就要看其时的外部条件如何了。当秦岭以北、扞关以东有强敌扼守时,益州保据者欲逾岭、出关以求竞逐,是十分困难的。即令无强敌扼喉,欲求秦岭南北、三峡内外的兼守,也是困难得很。刘备入益州后,本来是应当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他自己只有善保边境、经营益州的事情可做。《隆中对》中自宛洛、秦川北伐之事,如果不是书生议政,纸上谈兵,就只能是虚张声势,以进为退。如果是后者,还不失为一种策略;如果是前者,那就要误事更多。刘备出峡,全军覆灭;诸葛北伐,积年无成,在当时蜀国的条件下,结果只能如此。

    古人意识到这一点并作出比较完善的评价的,要算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论诸葛亮资益州形势以为制胜之略,曰:“蜀汉之保有宗社者数十年在此,而卒不能与曹氏争中原者亦在此。”又曰:“当先主飘零屡挫、托足无地之日,据益州以为资,可也;从此而画宛洛、秦川之两策,不可也。陈寿曰‘将略非其所长’,岂尽诬乎?”王夫之以刘备托足无地而不得不入蜀,既入蜀则不足以言宛洛、秦川两策,这两层说明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诸葛亮本人随着形势变化和地域迁徙,对北伐路线的考虑必然有所改变。《隆中对》中北伐的宛洛、秦川二策,在《出师表》中不再出现,他力求实行的只剩下奋力秦川一策,而且还只能迂回进行。王夫之所说:“从此(按指据有益州之后)而画宛洛、秦川之两策”,也是不准确的。(《对<隆中对>的再认识》,《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

 

    张大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隆中对》分析荆州是“用武之国”而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是立国根本。薛(国中)文认为这个分析“已经包含着重益轻荆的思想萌芽”,在战略上是“错误”的。我们的看法与此相反,认为诸葛亮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在战略上是完全正确的。刘备在未得益州之时,“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三国志•蜀书•法正传》)。在战略位置上,荆州就是“用武之国”,四战之地,为刘、孙、曹三家所必争。倘若没有益州做为可靠后方,刘备没有回旋余地,难以立国。益州是立国根本,荆州是前进基地,轻重次序是客观存在,怎么能说是诸葛亮的主观安排呢?按照《隆中对》制定的北伐计划,荆州之兵直向宛、洛,吸引曹魏主力,刘备亲率益州之众出秦川,就能够收到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效果。从战术上看,荆州之兵是主力,直插曹魏心脏,出秦川之师是侧翼配合。但从全局的进退来看,北伐不可能一战成功。所以在战略上,荆州之兵是用奇,出秦川之师是正,因这一路较易广境拓土。公元二二八年,诸葛亮一出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诸葛亮传》),完全应了《隆中对》的分析,就是明证。若果刘备一旦占有关中,则可迁都长安,居高临下东向以争天下,走高祖创业的道路。所以诸葛亮设计要刘备亲出秦川,命一上将出击宛、洛,呼应配合。因此益州得手后,诸葛亮驻留成都,着手兴创国家,刘备担当征伐之任,带兵在外,积极地实践隆中路线,这不能说是重益轻荆。(《诸葛亮并非“重益轻荆”》,《江汉论坛》1981年第2期)

 

    王汝涛(临沂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有人认为,《隆中对》作为战略性的决策,是不可取的,因为在主要问题上,指导方针错误,因此,导致了一时的偏安及终局的灭亡,收不到“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之效。

    详细考察关羽北伐的原因、出兵时间与樊城之战的全过程,旨在说明一个问题,即《隆中对》中所设想的“跨有荆益”及两路出兵而以“出秦川”为主的方案,俱是可行的,亦即不存在计划之失误。只要不以后来之成败作为评价之依据而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评价,即应承认《隆中对》的论点是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实际。试想,关羽所根据的“变”(天下有变)尚是小变而非大变,关羽以荆州偏师北争中原尚导致“威震华夏”、曹操议迁都。曹操动用了征南将军曹仁和五大名将之二的于禁、徐晃的兵力,尚不足以全面解围,还调动了另一名将张辽的兵力,倘不是孙权偷袭荆州破,双方还不知相持到几时。如果真如诸葛所说的:“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这一切条件都成熟了,再两路出兵,那末,“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的可能性是极大的。(《〈隆中对〉平议》,《临沂师专学报》1990年第3期)

 

    田余庆:入蜀是刘备唯一退路,入蜀后只能成偏霸而无兴复汉室之可言。虽然如此,比起逃奔苍梧,这毕竟是较好的选择。不过,强敌环伺,入蜀亦应图强,因而有诸葛亮不计成败利钝,驱民北伐之举。历来对此的评论,大抵以叹息为主。诗人咏此不乏名句。在我看来,杜甫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句,缺乏历史内涵,比起温庭筠的“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来,识见上要差一些。当然,这些毕竟都是文学语言,不必过于从史识高低上去推敲。《邓艾传》注引《袁子》论蜀北伐事,曰:“小国之虑,在于时立功以自存。”《华阳国志•后主志》亦作如是判断,曰:“以弱为强,犹可自保。”这种历史的估量,比起英雄不遂其志的慨叹,比起王业不得偏安的议论,都要实际得多。《后出师表》曰:“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这不论是诸葛亮本人之言,还是时人托为诸葛亮之言,都说明王业云云不过是诸葛亮欲求立功自存的一种自饰之词而已。以其时蜀魏形势度之,以攻为守者或有可守,坐守待人之攻者守亦不能。清人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一直谓诸葛亮北伐不过是“以攻为守”,“不如此,欲求三分,不可得也。”这个说法我认为是有历史见识的。如果认为连这种估计也委屈了诸葛亮的话,那就必须说诸葛亮北伐之师与刘备当年出峡之师一样,都只能一概视之为《孙子》所谓的“縻军”了。(《对<隆中对>的再认识》,《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

 

 

 

三、跨有荆益之得失

 

    薛国中(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荆州的丧失是诸葛亮重益州而轻荆州的指导思想所造成的后果。在《隆中对》中,他认为荆州在统一天下的战略位置上只不过是“用武之国”,只有军事上的价值,而且在军事上也是侧翼地位,所以只须“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就行了,主力应放在益州,由刘备亲自率领“出于秦川”以图关中。对益州的看法则不同。认为是地形险要,“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的地方,政治上军事上都非常重要,是“复兴汉室”的根本所在。显然,这里已经包含着重益轻荆的思想萌芽。王夫之一再批评这一战略思想的错误,他认为这是不从当时政治形势出发,而仅依据地理形势“以为制胜之略”,是靠不住的,其结果是“得则保其疆域,失则只成乎坐困”。蜀汉在四川经营了几十年“而卒不能与曹操争中原者亦在此失”(《读通鉴论》卷九)。(《诸葛亮与〈隆中对〉》,《江汉论坛》1980年第1期)

 

    田余庆:诸家评论入蜀,多有一个共同前提,即以弃荆州而不守,没有完成《隆中对》中“跨有荆益”之业为失策,因而寄以惋惜之情。他们似乎并不怀疑跨有荆益的正确性和可能性。

    荆州本是四战之地,赤壁战后纠纷迭起。后来孙刘妥协,刘备所得不过长江以南、湘水以西郡县,这并非荆州的发达之区,不能凭以抗拒孙吴用扬州为资而随时可能发动的攻击。刘备主力入蜀后,孙权不会长久容忍留在荆州的刘备势力,刘备也难于长久维持在荆州的军事存在,这是很清楚的事。关羽攻樊,不过是自启衅端,给孙权以可乘之机,加速了刘备据荆力量的覆灭。所以,问题不在于刘备之弃荆州,而在于荆州之不得不弃。这种荆益不可兼得的情况,估计刘备有所觉察,但又不能心甘情愿地接受。

    关羽自围樊以至败死,首尾半年。其时刘备得汉中而王之,并控制了沔水以通襄樊。孟达在上庸,刘封受刘备之命自沔水下统孟达之军。关羽急时,连呼刘封、孟达支援,而刘封、孟达竟托词不承关羽之命。关羽败死,孟达降魏,刘备赐刘封死,以正其不救关羽之罪,但这只是一种姿态而已。在荆州形势紧张的半年中,刘备并未主动发兵自沔援荆,也未遣军自长江顺流策应。看来刘备虽未必忘怀荆州,但又无法分兵以固荆州之守。所以他态度暖昧,犹豫多时,对关羽之死是负有责任的。至于诸葛亮,没有资料证明他曾受到刘备咨询,对此没有关系。

夷陵之战,是刘备重图跨有荆益的一次尝试。刘备对这次战争的部署和指挥意图,令人难解。战争开始,蜀军尽出三峡,占领巫、秭归,至于夷道猇亭,武陵蛮夷闻风归降。形势于蜀是颇为有利的。蜀自出军至覆败,整整一年;兵屯峡口,亦历七八月之久。蜀军连兵立屯,作固守状,并未试图强攻。《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魏文帝静观夷陵战局,谓群臣曰:“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陆机《辨亡论》论蜀吴郊境形势说:“重山积险,陆无长毂之径;川厄流迅,水有惊波之艰。虽有锐师百万,启行不过千夫;舳舻千里,前驱不过百舰。故刘氏之伐,陆公喻之长蛇,其势然也。”魏文之讥,陆逊之喻,的确说明了蜀军的致命弱点。克服弱点的方法,只有以高屋建瓴之势,乘流急进,变弱点为强点,才有可能破吴军峡外之守。但是刘备虑不及此,而是持续地作长蛇状的静态屯驻,置自身于被动防御地位,以致意沮兵疲,一朝覆没。(《对<隆中对>的再认识》,《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

 

    田余庆:还可以进一步推论,诸葛亮于关羽败死后已认识到守荆之不可能,放弃了《隆中对》中跨有荆益的设想。所以他不但不同意出峡之战,而且在数年以后孙权正号之时,立即派遣陈震往贺,并相约剖分天下诸州。这样,蜀之与吴,就俨然以西帝、东帝相待,而所谓王业不偏安也就成为具文了。

    近读傅克辉先生《论隆中对的成功和失败》一文,于其以跨有荆益为失的论点,我有同感,只是想作一点补充。我认为跨有荆益之失,主要不是失在草庐对策之时,而是失在孙吴已成为荆州支配力量之后。

    诸葛亮作《隆中对》时,曹兵有压境之虞,孙吴又出太湖之侧,为刘备计,只有取代刘表、刘璋,才有出路。在这种形势下,《隆中对》提出了跨有荆益的主张,而对这一主张的可行性并没有作深入细致的考虑。这当然是一个失误。但是若因时论事,《隆中对》的这一失误是可以理解的,它也并未造成眼前的损失。其时刘备、诸葛亮身在荆州,断不容提出抛弃可能据而有之的荆州于不顾而侈谈入益之事。所以跨荆州益州而有之的主张就自然而然地被提出来了。据荆是当务之急,据益则是远景。以后的形势一变于赤壁战后孙权势力入荆,再变于刘备主力入蜀,三变于关羽失荆州之守。到了此时,跨有荆益之不可能才明显地暴露出来。所以我认为跨荆之失主要不是失在诸葛亮早先曾作此议,而是失在刘备无视已经明朗化了的形势而固执此议。至于此后,诸葛亮既不曾赞同刘备出峡攻荆,也未在他自己执政时继续从事跨荆之战。诸葛亮避免了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上举傅文在此问题上也说到诸葛亮毕竟是高明的,我认为是公允的评论。(《对<隆中对>的再认识》,《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

 

  方诗铭(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隆中对》是诸葛亮以其卓越政治家的眼光为刘备所设计的蓝图,“跨有荆益”是这个蓝图的关键。“跨有荆益”,不但指占据荆州和益州,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安定荆州和益州,即所谓“内修政理”。一旦“天下有变”则由荆、益两路出兵夹击曹操。如前所说,诸葛亮所谓“天下有变”,指曹操之死和魏国内部的混乱,否则不能轻举妄动。诸葛亮这个策划既立足当前,更瞻望将来,当前是守,将来才是攻,无疑是十分英明的。

    刘备入蜀是在窥伺刘璋统治下的益州,实现《隆中对》中“跨有荆益”的策划。当时留守荆州的主要是诸葛亮,待益州情况紧急,诸葛亮也率领张飞、赵云入蜀,关羽开始成为荆州唯一的统治者。按照《隆中对》当时刘备的任务是夺取益州,关羽则是安定荆州。但是,事态的发展全相反,刘备虽然据有益州,关羽却打乱了葛亮的策划,丢失荆州。

    在荆州关羽未能协调与刘表原有势力之间的矛盾,又对曹操挑起樊城之战,特别重要的是,关羽破坏《隆中对》的策略,既不与孙权“结好”,反而招致孙权与曹操的暂时联合,关羽的失守荆州,并为孙权所杀,从内外部矛盾来看,这都是必然的结果。但是,其间还有一个极为隐秘的原因,即关羽与刘备的矛盾,刘备意图假手孙权将关羽置之于死地。

    诸葛亮《隆中对》所策划的第一步是“跨有荆益”,这是十分英明的。后来荆州为孙权夺,蜀汉据有益州一隅之地,仅能自保。荆州之失,承担这个责任的,当然是关羽,但刘备更不能辞其责,这是蜀汉历史上一出最大的悲剧。(《〈隆中对〉“跨有荆益”的策划为何破灭——论刘备和关羽对丧失荆州的责任》,《学术月刊》1997年第2期)

 

  沈伯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历代也有人对《隆中对》不以为然,有人批评诸葛亮“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此策之下者”。然而,这其实是对《隆中对》的歪曲。诸葛亮说得很清楚:当时曹操已经统一北方,且有“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孙权据有江东(扬州大部),根基已经稳固。在此形势下,要寄人篱下、势单力薄的刘备盲目地“与曹氏争天下”,实属迂腐之见。刘备首先需要拥有自己的地盘,才能与曹操、孙权鼎足而立,进而联合孙权,讨伐曹操。而纵观天下版图,全国十三州,尚未被曹、孙两家控制者,仅剩荆、益、交三州(张鲁割据的汉中本是益州的一个郡)。其中交州远在荆州、扬州之南,刘备无法夺取(建安十五年,孙权控制了交州),剩下的就只有荆州和益州了。所以诸葛亮向刘备明确提出“两步走”的战略:第一步,先夺荆州,再取益州,形成天下三分。第二步,等时机成熟,从荆、益两州分兵北伐:一路“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夺取东汉首都洛阳;另一路由刘备亲自“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夺取西京长安和整个关中地区。应该说,这是对当时形势最正确、最可行的判断。

    现代有的学者因为《隆中对》提出的两路北伐的目标未能实现,便怀疑诸葛亮的整个战略规划行不通。有的学者认为“跨有荆、益”与“结好孙权”这两大原则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只有等孙权夺得荆州,刘蜀方面承认既成事实,才能与孙权重新修好,因而《隆中对》的基本国策是错误的。我认为,这些看法是片面的。刘备在“三顾茅庐”之前,奋斗半生而屡遭挫折,此后忠实执行《隆中对》,仅仅用了七年时间,即到建安十九年(214),便完成了由没有立足之地到“跨有荆、益”的巨大转折,形成了三分鼎立局面,实现了第一步战略目标;建安二十四年(219)夏又夺取汉中,其势力达到鼎盛。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证明《隆中对》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至于第二步战略目标未能实现,那是由于后来荆州失守,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能因此认为当初的规划不对。……由此可见,荆州之失系由多种因素导致,绝非命中注定,它恰恰从反面证明了《隆中对》战略构想之正确。(《隆中对》究竟对不对?》,《文史知识》2007年第1期)

 

    朱绍侯(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对于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跨有荆、益”的设想,有的学者认为是错误的,其理由是荆州为东吴必争之地,提“跨有荆、益”,必然影响吴蜀联盟。这种意见很难令人信服,道理很简单,不能因为荆州是东吴必争之地,而刘备就必须放弃荆州。事实上荆州岂止是东吴必争之地,而是魏、蜀、吴三国必争之地。孙、刘协议以湘江为界,中分荆州之时,孙、刘联盟并未破裂,而关羽失荆州之后,荆州北部始终控制在曹魏之手,与东吴长期保持共存的局面。这就说明如果刘备用人得当,处理好与吴国的联盟关系,蜀国占有荆州之一部,与魏、吴形成鼎峙之势,不是不可能的。如果关羽有西晋羊祜之才,在荆州“与吴人开布大信”,“令吴罢守”,营造边境的和谐环境,那样东吴未必袭击关羽。事在人为,蜀汉并非命定地不能占有荆州之一部分。(《试析〈隆中对〉兼论关羽之失》,《河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田余庆: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跨有荆益的主张,除因当前形势未显,不得不作如此设想以外,还有历史原因。我以为百余年前公孙述据益出荆的历史事实,给诸葛亮跨有荆益之议提供了认识上的根据。

    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至十二年(25-36),公孙述在成都建号立国,史称其时“蜀土清宴”。《后汉书•公孙述传》载李熊说公孙述称帝,有言曰:蜀地“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守巴郡,拒扞关之口。……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扬。”李熊所设想的割据境界,含汉中、巴蜀以及荆州西境,与《隆中对》所说跨有荆益大体相当。后来公孙述所遣将军任满果然从江州东下,至于三峡以外的扞关。建武六年,将军田戎、任满又曾“出江关,下临沮、夷陵间,招其故众,因欲取荆州诸郡,竟不能克”,云云。按临沮、夷陵在今当阳、宜昌,已经深入荆州。所以跨有荆益,公孙述时并非全不可能。

    《华阳国志•公孙述志》:“荆邯说述曰:‘……不东出荆门,北陵关陇,与之进取,则王业不全,子孙不久安也。’述悦之,乃出军荆门、陈仓,欲震荡秦、楚。”此事《后汉书公孙述传》记载,于时地均较准确翔实。《后汉书》曰:建武七年骑都尉荆邯说公孙述,宜及光武尚有事于山东、天下未平之际,“发国内精兵,令田戎据江陵,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令延岑出汉中,定三辅,天水、陇西拱手自服”,云云。《后汉书》谓公孙述本拟如荆邯所请出兵,后遂止,此点与《华阳国志》异。《后汉书》又载建武九年,“遣田戎及大司徒任满、南郡太守程汎将兵下江关,破虏将军冯骏等,拔巫及夷陵、夷道,因据荆门”,十一年始败退。由此可见,公孙述于益州立国,荆州西境在其势力范围之中,虽未长期驻兵,但随时可以发兵占领。说公孙述曾经跨有荆益,是可以的。

    上引常璩《华阳国志》及范晔《后汉书》成书在后,都是诸葛亮作《隆中对》时所不见。但据《后汉书•班固传》及《史通•古今正史》,知公孙述事迹已著于东汉时的《东观汉记》,布流于世。诸葛亮草庐作对,指画天下大势及于蜀中之时,昔年公孙述据益跨荆的历史,自然是他所知道而浮现于脑中的。所以我认为公孙述的事迹,正是诸葛亮跨有荆益之议的认识来源。而且公孙述诸将北上秦川之议以及所谓不进取则“王业不全”之语,《隆中对》与之符合,以后诸葛亮连年北伐之事也与之符合,或许它们之间同样有某种思想认识上的关联。(《对<隆中对>的再认识》,《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

 

四、《隆中对》的产生背景

 

  薛国中:就在诸葛亮向刘备提出《隆中对》前后,孙吴方面也有他们自己的“隆中对”。立场虽各不同,思路却是一致的。正当曹操打败袁绍统一北方的时候,东吴政治家鲁肃第一次会见孙权,密议“王霸之策”,分析当时形势时就说:“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建议孙权,乘北方多事之际,迅速剿除屯驻夏口的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三国志•鲁肃传》),明确提出把夺取荆州作为对抗曹操进而以图天下的重要步骤。曹军南下前夕,名将甘宁也向孙权献计:“今日汉祚日微,曹操弥憍,终为篡盗。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操。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三国志•甘宁传》)稍后,曹军南下,刘表病故,依附于刘表的刘备在荆州也站不住了,“惶遽奔走,欲南渡江”,形势非常紧张。这时鲁肃又进一步向孙权建议:联合刘备(包括刘表的部分实力),“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值得注意的是,鲁肃与甘宁在建议中都非常重视荆州的战略地位。鲁肃分析说:“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鲁肃传》)他们对荆州战略地位的认识,超出诸葛亮的《隆中对》之上。至于西取巴蜀的问题,甘宁的献策中也讲到了。“赤壁之战”以后,周瑜又进一步提了出来,并且请求孙权派他与奋威将军“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孙权)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三国志•周瑜传》)周瑜仍然把荆襄作为出击曹操的重要据点。

    以上说明,《隆中对》在当时的政治军事斗争形势下,是应运而生的,是使当时已有的一些零散的思想更加完整、系统化而成的。当然,不能否认,《隆中对》对益州战略地位的认识,超过了孙吴方面,这是事实。

    《隆中对》产生于襄阳。襄阳“跨连荆豫,控扼南北,三国以来尝为天下重地”,刘表于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一九○年)任荆州刺史,把治所由原来的汉寿移到这里(《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九),大力提倡儒学,兴立学校,延请名师(《后汉书•刘表传》),“关西兖豫学士归者千数”(乾隆《襄阳府志》),从这里产生出不少人才,其中许多人相继仕蜀。襄阳又一度成为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地当水陆要冲,是南北交通孔道,消息灵通,这里可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这些地理上的特点为《隆中对》思想的形成,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公元二○○年至二○七年间,正当北方战乱之际,在这里聚居着一批名士,著名的有司马徽(德操)、庞德公、黄承彦、徐庶(元直)、孟建(公威)、诸葛亮(孔明)、庞统(士元)、石韬(广元)、向朗、韩嵩(德高)等人。诸葛亮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和这些人之中,深受启发,这对于他成长为一个大政治家、军事家有着很大的影响。他的《隆中对》思想也必然是在这些人的帮助下逐渐形成起来的,也可以说是这些名士共同智慧的结晶。(《诸葛亮与〈隆中对〉》,《江汉论坛》1980年第1期)

 

    杨德炳(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今天我们读《隆中对》,无不惊叹诸葛亮对天下事是如此之熟悉,对中原、江东、荆益二州政治军事形势的分析是如此之精辟。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三点:一、诸葛亮出自汉代文化教学高度发展的琅邪郡,家学渊源,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二、家庭和社会关系使他具备了广泛吸收社会信息的优良条件;三、善于分析思考与集思广益。至于他在此基础上制定的乃是一条建立霸业、复兴汉室的战略方针而不是其它,则完全是由他忠于汉室的政治信念所使然。当时在荆州的其他名士如蒯越、韩嵩、傅巽等,由于他们本身就是军政界中人物,获取信息的条件甚至比诸葛亮更为优越,对中原、江东、荆州形势的看法与诸葛亮也没有什么不同,如都认为曹操处于绝对优势,孙权业已站稳脚跟,刘备弱小,刘表无能等。但因他们与诸葛亮政治信念不同,故得出的结论也就与诸葛亮截然相反即倒向曹操。(《从〈隆中对〉的形成看信息在汉末魏晋政治军事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武汉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

 

    王大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从《草庐对》的内容上可以明显看出,它包括对形势的分析和具体实施步骤两部分。其中具体实施计划的提出,诸葛亮个人的作用可能比较大;但前一部分对形势的分析,明显地带有受别人影响的成份。关于这一点,我们至少可以从两大方面找到根源。在诸葛亮隐居荆州的时候,在他的周围有一个名士群,他也是这一名士群中的一员。这些人大多是从各地避难而来,其中有些来自颍川、博陵、汝南等北方州郡,很了解中原的情况,有的家于荆州,谙熟当地的情形;有些与孙吴江东方面有密切关系。他们因为避乱才聚焦荆州,不能不十分关注时局的变化和发展;加上他们又都是有学问、有见识的人,对政治形势有相当深刻的看法;彼此又是密友、师生、亲戚,可以毫无拘束地纵谈阔论,抒发各自的政治见解和抱负。诸葛亮的《草庐对》所以能一鸣惊人,正在于他综合了各种信息,深刻把握了天下大势,从而提出正确的应对办法。早在建安五年,孙权的谋士鲁肃就为孙权提出过类似《草庐对》的计划。由于鲁肃“卧榻密议”的提出早于《草庐对》七年,以当时荆州人士灵通的信息看,他们对此有所了解不是没有可能,诸葛亮的《草庐对》受过它的影响也是有可能的。(《“三顾茅庐”和〈草庐对〉献疑——诸葛亮早年思想和生活考察》,《南都学坛》1995年第5期)

 

五、《隆中对》的提出:三顾还是自荐

  

    达观:三国时期刘备“三顾茅庐”一直被人们当作求贤若渴、尊重人才的典范,但是近来有的论者提出了新的看法。

    一、过去不少论者认为,刘备“三顾茅庐”实有其事,其主要依据是诸葛亮的《出师表》一文。该文写道:“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陈寿写《三国志》时也接受了《出师表》的说法。再说,刘备当时求贤心切,“三顾茅庐”,从情理上看完全是可能的。

    有的论者却认为,《出师表》的这段记载并不可信。诸葛亮是位胸有宏图之士,刘备请他出山,当然正合诸葛亮的心意。他岂能大摆架子,以致可能失去良机?当时诸葛亮不过是个无名青年,刘备也岂能对他低三下四?

    二、一种意见认为,可以证明“三顾茅庐”实有其事的,不仅有《出师表》,《隆中对策》更详实地记录了刘备三次往访,以及诸葛亮侃侃而谈。我国历代没有人对此文的真实性提出过异议。

    有的论者则认为,当时刘备正面临着曹操十几万大军南征的威胁,《隆中对策》对燃眉之急的现实问题只字不提,却大言“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益州之众,出于秦川”,仿佛曹操正在北方坐等挨打。更不用说刘备初见诸葛亮时,不会安排现场记录。所谓《隆中对策》,很可能是后人为了附会《出师表》中的“三顾茅庐”之说,加工杜撰而成。

    三、有的论者认为,历史的真相并不是刘备三请诸葛亮,而是诸葛亮主动登门自见。其依据是《魏略》中说:“刘备屯于樊城。是时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当受敌,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备与亮非旧,又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诸葛亮通过一番自我介绍,才逐步改变了刘备对他的冷淡态度。《魏略》为三国时魏人鱼豢所作,成书于《三国志》之前,系当代人实录当代史,颇为可信。西晋司马彪所著的《九州春秋》中关于此事的记载,也与《魏略》相同。从诸葛亮终生积极进取的性格看,《魏略》认为他“登门自见”也应属可信。(《“三顾茅庐”是否实有其事》,《解放日报》1987121日)

 

    丁宝斋(湖北省襄樊市文化局研究人员):诸葛亮出山是诸葛亮“登门自见”的最早说法,是三国时魏国人鱼豢。对于鱼豢的这种说法,后人也有不认真考辨真伪附会此说的。《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但是,这种“登门自见”的说法是错误的。其一,对于《魏略》诸葛亮出山是诸葛亮到刘备处“登门自见”的说法,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早就“矫妄”过。其二,记载诸葛亮“登门自见”的有《魏略》和《九州春秋》两书,实际上这只是一家之言。其三,鱼豢生活在三国鼎立时期的魏国,当时蜀、魏之间关梁隔绝,消息不通,他写诸葛亮以及蜀国的事情仅仅靠的是“异国传闻”,因而,他不仅把刘备会见诸葛亮一事记错了,他写下的其它蜀国的事情也大都与事实不符。裴松之注《三国志》共采用《魏略》一百六十余条,其中注《魏书》用一百四十余条,注《蜀书》用十二条,注《吴书》用五条。《吴书》所用的五条都是记与魏国人有关的事。《蜀书》所用的十二条中,有七条是记与魏国人有关的事,五条是记蜀国人物的事迹。这五条不是被裴松之斥为“妄说”,就是斥之为“盖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或者作为“怀疑”、“存异备录”视之。可见,鱼豢对蜀国的情况是非常生疏的,他的《魏略》关于刘备会见诸葛亮的记载是不可靠的。第四,陈寿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所记载刘备三顾茅庐的史实是可信的。作为历史学家的陈寿,是尊重事实的,前人对此评论颇多,分析情理也不应该脱离特定的历史时期。在东汉末年,登门访士和士人被访是一种风尚,当时的荆州牧刘表曾多次延请过庞德公;刘表的公子刘琦也曾登门拜访过司马德操。胸怀大志,不甘人下的刘备在屡遭挫折后,求贤若渴。在司马德操、徐庶向他推荐诸葛亮之后,他亲自“三顾茅庐”完全是情理中的事。(《诸葛亮出山是刘备“三顾茅庐”,还是诸葛亮“登门自见”?》,晋宏忠、丁宝斋:《诸葛亮之谜》,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59-62页)

 

    沈伯俊:《魏略》系三国魏鱼豢所撰。怎样看待它的记载呢?应该说,作为一部私史,《魏略》保存了有关曹魏的大量史料,同时也附带记载了有关刘蜀和孙吴的部分史料,总体上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其中很多内容为陈寿撰写《三国志》所采用。然而,由于汉末大乱导致的文献典籍的极大损失和公私记载的严重不足,由于三国鼎立局面对信息资料的分割、阻隔、遮蔽和传播者有意无意的失真,也由于鱼豢本人见闻和史识均有不足,《魏略》中有不少记载并不准确,有的纯属传闻流言,有的错得非常荒唐,与事实完全相左。相比而言,陈寿在全国统一的背景下,在全面占有三国史料的条件下,以公正求实态度撰写的《三国志》,其准确性和可信度,显然大大高于《魏略》。因此,不能把《魏略》的记载简单等同于史实;特别是在《魏略》的记载与《三国志》不同甚至相反时,更不能轻易地以之为据。

    还要看到,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主要特点是:重在对史事的补阙、备异、惩妄和论辩。他注引的材料,并非都是史实,更非他都赞同;其中一部分,“若乃纰谬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

同样,在《诸葛亮传》所引的那条《魏略》记载后,裴松之辩驳道:“臣松之以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於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则非亮先诣备,明矣。虽闻见异辞,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

这里说得非常清楚:“三顾茅庐”是明明白白的史实,决非诸葛亮“北行见备”,“登门自荐”,《魏略》的记载是错误的。鱼豢倒不一定存心作伪,这一记载对诸葛亮也并无恶意,只能说是传闻失实。

    有人别出心裁地说:“如果既要接受《魏略》和《九州春秋》,同时又不否定《出师表》和《三国志》,就只有一种可能,即两种说法都是事实,而且‘登门自荐’在前,‘三顾茅庐’在后。”这种说法,表面看来似乎很“全面”,实际上却犯了折衷主义的错误。按照《魏略》的记载,听了诸葛亮的批评和建议后,“备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礼之。”既然刘备已经将诸葛亮待为上宾,哪里还需要劳神费力地再去“三顾茅庐”呢?由此可见,两种记载,一真一伪,无法兼容;所谓“两种说法都是事实”,只能是一种主观猜想。(《为诸葛亮析疑辩诬》,《成都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六、隆中究竟在何处

 

    黎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在比较“宛县说”和“邓县说”之后,我以为应以“邓县说”为是。因为:首先从历史资料来看,“邓县说”的历史资料根据比较充分,而且基本上是可信的。其次,从邓县与宛县的地理形势和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来看,也应在邓县而不在宛县。第三,从诸葛亮的活动事迹及社会关系来看,也应在邓县而不在宛县。(《论诸葛亮“躬耕”地在南阳邓县隆中》,《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

 

曹文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蜀汉承相诸葛亮当年隐居躬耕的地点,究竟在今河南南阳的卧龙岗?还是在今湖北襄樊市郊的隆中?长期以来,这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两种意见之中,南阳说穿凿附会,漏洞百出,很难成立。比较而言,持今隆中地说者的理由则充分一些,但它在若干关键之处,又有重蹈郑书燕说之弊,因此不仅不能使对方服膺,甚至无法作到自圆其说。……其实,隆中说的大部分立论是有道理的,诸葛躬耕原址确实未出今襄樊辖区,只不过它不在今天的隆中,而是位于襄樊西北的汉水北岸地域,即后汉沔水之北的邓县境内。今南阳、襄樊两处的诸葛躬耕遗址都不可信,皆属后人的假托。为什么会出现南北两处伪址,真迹反而被掩盖的现象呢?我们认为,这是长期历史演变的结果,是随着不同时期人们对诸葛躬耕遗址的了解程度以及关心程度的变化,而逐渐形成的。(《今南阳、襄樊两处的诸葛躬耕遗址皆为后人假托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

 

    唐长孺(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总的说来,东汉末年刘表出任荆州刺史,曾经将州治迁至襄阳。当时,南阳和南郡都是荆州的属郡,汉水南岸濒江的万山是两郡的分界山,万山之东属于南郡襄阳县,万山之西属于南阳郡的邓县;而诸葛亮躬耕地隆中,属于南阳郡邓县管辖,它在今襄阳城西20里(即襄樊市所属隆中)。北周省邓县,此后隆中遂属襄阳。这一切,在魏晋南北朝史籍中都有明确的记载;与诸葛亮《出师表》中他自己所说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指东汉末年隆中属南阳郡邓县)也完全吻合,这就是历史的事实。(《序言》,高士楚、龚强华、丁宝斋、刘克勤主编:《诸葛亮躬耕地望论文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年)

 

    缪钺(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关于诸葛亮躬耕地究竟在何处的问题,19891213日北京史学界曾经举行一次学术讨论会。与会的学者一致认为,根据《水经注》、《晋书•李密传》、《三国志》裴注引《蜀记》、习凿齿《汉晋春秋》等文献资料,诸葛亮躬耕地,即是隆中,应在当时襄阳西十千米。又因隆中属于南阳郡邓县,所以诸葛亮《出师表》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个“南阳”并非指南阳郡宛县(今河南南阳市)。如果说,诸葛亮躬耕地在当时南阳郡治宛县,则与当时历史情事龃龉不合,而刘备“三顾草庐”之事亦难以讲通,因为刘备是住在襄阳的。我基本上同意上述讨论会诸位学者的意见。至于认为诸葛亮躬耕地在南阳所谓“卧龙冈”,则是后世附会之说,并非历史事实。(《关于诸葛亮躬耕地究竟在何处的一点意见》,高士楚、龚强华、丁宝斋、刘克勤主编:《诸葛亮躬耕地望论文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年)

 

    高敏(郑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在诸葛亮躬耕地究竟是襄阳隆中还是在今南阳市的问题上,何者为非,何者为是呢?我认为从史学的角度来说,应为襄阳隆中。因为此说有一系列确凿的证据,是无法否定的。“南阳说”的主张者虽然极力否定这些证据,却使自己的论证陷入了一系列谬误之中。因此,只需要把“南阳说”的主张者批驳“襄阳隆中说”的主要证据的谬误和矛盾之处摘拾出来,其说就不攻自破了。……如果从上述“南阳说”主张者的整体证据来说,尽管有上述这一点小问题尚难断定,主要证据是站不住脚的,从而“南阳说”是很难成立的。何况还有一系列问题,都使“南阳说”的主张者无法作出解释。……上面这些疑点,既是“南阳说”所难于回答的,又可作为“襄阳说”的一些旁证或理证。因此,从总体上来说,我认为从尊重历史事实出发,应当肯定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西之隆中。(《就诸葛亮躬耕地问题与“南阳说”主张者商榷》,高士楚、龚强华、丁宝斋、刘克勤主编:《诸葛亮躬耕地望论文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年)

 

    朱绍侯:关于李兴所写的《诸葛亮故宅铭》,过去并没有什么争议,争议是由于诸葛亮躬耕地究竟是在南阳还是在襄阳引起的。因为李兴距诸葛亮时间最近,所以他写的《诸葛亮故宅铭》就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主张诸葛亮躬耕地在南阳的论者,极力否认李兴所写《诸葛亮故宅铭》的可靠性,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笔者认为,历史是科学,必须以科学态度来对待历史。历史事实证明,李兴所写的《诸葛亮故宅铭》是真实可靠的,诸葛亮躬耕地在隆中也是不容置疑的。可以这样说,从古至今,没有哪一位严肃的中国历史学家,哪一部严肃的中国古代历史、地理著作,认为诸葛亮躬耕地不在隆中。(《李兴与〈诸葛亮故宅铭〉》,高士楚、龚强华、丁宝斋、刘克勤主编:《诸葛亮躬耕地望论文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年)

 

    祝总斌(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诸葛亮隐居地当在今湖北襄樊市,而不在河南南阳市,时贤论述备矣。兹不惭续貂之讥,再赘考数事。1.《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中“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宛,当今南阳市;洛,当今洛阳市一带。这话是诸葛亮隐居地望绝不可能是当今南阳市之强证。……只有二人密谈之地当今襄樊市,“宛、洛”远在北方,说“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方才符合地理方位。2.关于隆中地望记载,《荆州记》和《汉晋春秋》全都认定是在襄阳,而又略有出入。……这一出入,正好证明《荆州记》并非抄自《汉晋春秋》而是另有所据。3.《文选》卷三七(《前》出师表)李善注引《荆州图副》,……有力证明诸葛亮宅绝对不可能远在约200里以外北方的“宛“,而就地理方位说,却与《汉晋春秋》关于襄阳城西的记载吻合。(《诸葛亮隐居地赘考》,丁宝斋主编:《诸葛亮躬耕何处――有关史料和考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

 

  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南阳是诸葛亮实现政治抱负的平台,诸葛亮正是从南阳走上中国历史大舞台的。现存和出土的实物资料也证明了南阳具备诸葛亮所憧憬的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历史是人创造的,人在创造历史时,留下了相应的遗物、遗迹等物化载体的遗存。诸葛亮所在南阳,是当时南阳的郡治所在地,也就是宛。汉宛城遗址已找到,就在今天的南阳市区。这足以证明现在的南阳就是东汉时的南阳。卧龙岗作为历史名胜,景观相当协调,四周特别辽阔。置身卧龙岗,好像回到了1800多年前诸葛亮所生存的空间。南阳汉画像石是诸葛亮同时代的遗存,诸葛亮之所以有那样的思想与人格,与反映当时南阳画像石所折射出的仁、义、礼、智、信精神文化的熏陶分不开。

    从逻辑推理和实物资料分析,现在的南阳就是当年诸葛亮躬耕的“南阳”。(《汉之南都时势英雄——“历史名人与南阳”座谈纪要》,《光明日报》20130527日国学版)

 

  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我们从南阳的交通地理形势来看一下诸葛亮躬耕南阳的战略选择。春秋战国时期,以南阳为一端,联系关中平原和江汉平原的武关道已成为秦楚之间的交通要道。由百里奚“亡秦走宛”可推知当时经由南阳通往秦地和洛阳方向的道路都是畅通的。吴王阖闾和伍子胥伐楚也是通过武关道实现的。秦统一战争中,秦始皇以强大的军力控制了武关道,形成了对楚地的严重威胁。刘邦通过武关道先项羽入关,抢先控制了秦政权的重心地带。楚汉之争的最初发生,也是由于刘邦自武关而南阳的军事行动。

  《汉书•地理志下》写道:“宛,西通武关,东受江、淮,一都之会也。”可见,南阳的繁荣,是以优越的交通地理因素为重要条件的。除了控制武关道交通之外,“东受江、淮”所记述南阳与东方和东南方向地域的交通关系,也值得重视。“南阳好商贾”也是因为交通优势而形成的经济特征。南阳这一特殊的交通地理条件,在两汉之际尤为突出。东汉以来,随着其政治地位的上升和南下移民潮的兴起,南阳作为四通的枢纽,联系南北的交通重心地位愈益显著。

  西汉之际和东汉末年,中原人口向东南迁徙应当都经过南阳郡,有些移民可能曾经在南阳地方居留。南阳是经受移民浪潮冲击的南北交通要道的枢纽,也很自然成为连通各地的信息中心。

    诸葛亮选择南阳作为居所,以眼观天下,分析形势,等待时机,显然注意到了南阳集中交汇四方信息的优势,体现出不同凡响的政治家、军事家的战略眼光。诸葛亮躬耕的卧龙岗下边几十米就是当时的南北交通要道宛襄大道,诸葛亮正是利用南阳的这种交通、信息优势,观摩时局的变化,综合分析各种信息,时刻把握天下大势,从而才能提出《草庐对》这样的正确的应对时局的方法。(《汉之南都时势英雄——“历史名人与南阳”座谈纪要》,《光明日报》20130527日国学版)

(责任编辑: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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