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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编纂及其在中国传播

发布日期:2014-8-3    作者:许冲、朱宝强等 谷学峰 辑    来源:《中国历史评论》第二辑    阅读次数:1103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教程》)是在斯大林的主导下,由联共()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著,经联共()中央审定的联共()党史教科书。《教程》主要按斯大林的观点总结了1883-1937年联共()建党、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等方面的基本经验,于193810月正式出版,全书分导言、正文12章和结语。《教程》出版后,立即成为苏联国内学习联共(布)党史的唯一教科书。联共()中央把这本党史教科书宣传为“掌握布尔什维主义的不可取代的指南”,并把它作为“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历史文献”加以推介。《教程》很快就被译为多种文字,传播到世界多个国家。

1939年初《教程》就传入到中国,适应了中国革命和中共自身建设的客观需要,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推崇,毛泽东评价其为当时“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唯一的完全典型。毛泽东认为,通过《教程》学习掌握苏共革命实践的成功经验,“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因此,《教程》被列为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中心材料”,被列入党的干部必读书名单,受到远远超出一般历史教科书的尊崇。在党的大力宣传推介下,《教程》在中国得到长时期、大规模的广泛传播,在现当代中国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历史印记。

《教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得到了不同的评价,曾被誉为一部“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也曾被指责为一部“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全部肯定者有之,全部否定者有之,也有功过两分之论。不可否认的是,时过境迁,笼罩在《教程》上的光环已经黯然褪去。正当《教程》快被历史渐渐遗忘之际,20047月,俄罗斯教育部再版了《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出版者在扉页上用大字写道:“你读过《简明教程》吗?她被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浓缩,曾在世界上以126种文字,发行4280万部。”《教程》的再版发行引起了不少中国学者对它的关注与深思。

自《教程》传入中国以来,人们就开始关注该书的编纂、翻译、出版、传播和相关评价问题,特别是近年来出现的各种专题或相关论著达100余种,其中,朱宝强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与传播》全面梳理了该书在中国的传播情况;许冲的《中国共产党学习推介<联共(布)党史>的历史考察——兼议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娄胜华的《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中国的影响》,则阐述该书在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而在198810月由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求是》杂志社等六家单位联合召开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的影响座谈会”上,廖盖隆、张静如、苏双碧等人关于《教程》的评价,更是集中反映了中国史学界对该书的全面思考。

 

【一】 《教程》编著的缘起和斯大林的贡献

【二】 《教程》在中国的翻译与出版

【三】 《教程》在中国传播的意义

【四】 俄罗斯重印《教程》说明了什么

【编稿随笔与图文互动】许冲、孟令蓉观点 / 1939年苏联外文局出的中文首版《联共(布)党史》/任弼时与中文首版 / 1939年博古总校阅的重庆中国社版《教程》 / 1939年延安解放社版《教程》 / 1939年上海启明社出版的民国学者吴清友个人所译《最新联共(布)党史》 / 黄仲宜回忆 / 线装大字本《教程》 / 凯丰论教程的意义 / 延安整风 / 1949年后出版的部分《教程》辅导材料

 

 

 

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编著的缘起和斯大林的贡献

 

关于《教程》的编著缘起,许冲、孟令蓉认为:是民族与国家、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政党与领袖(尤其是斯大林)等各种因素共同交织作用的结果,而非基于单一目的和需求。

 

斯大林以列宁的战友、学生、继承人的身份走向了前台。在对往昔的美好追忆和对现实的激烈论争中,深谙俄国历史传统和文化的斯大林,既用简明、通俗、易懂的语言阐释列宁主义的基本内涵,也用强力推行着高速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这一“唯一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时辅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作为学理合法性论证。但这一切还不够,权威的确立不能仅仅依赖反对派的失败和局部的成功实践,还必须经过理论化,甚至神圣化的过程。历史学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改写或重写历史对于政党、政权、政治人物巩固自身、树立权威意义重大。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崇尚权威的民族,因而重写联共(布)党史,对于斯大林领导下的联共(布)党具有更为直接的意义。所以如何培养和确立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似乎成了一种“历史传统”的选择和政党政治的“客观要求”。(许冲、孟令蓉:《历史与冲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编著缘起探析》,《俄罗斯学刊》2012年第4期)

 

193111月,斯大林公开发表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即《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斯大林的公开信几乎被苏联所有史学刊物转发,产生强烈反应。公开信的发表,使一个党史领域的单纯学术问题,牵扯到几乎所有版本联共(布)党史教程及其编写者,最后牵涉到整个历史学界。《无产阶级革命》杂志被勒令停刊改组;苏联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史学著作,则被要求根据斯大林信件的精神进行“审查”;党史学界的“托洛茨基的私贩或纯粹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被四处批判。就连负责历史教学的副教育人民委员波克罗夫斯基,也从“世界闻名的共产党员学者”、“理论战线上最出色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被批判成“反马克思主义”的“伪历史学家”。19374月,斯大林写信给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的编者,总结性地指出历史教科书不能令人满意的原因,即在叙述联共(布)历史时没有同国家的历史联系起来;只简单地叙述各派别斗争的事实,而没有作必要的马克思主义说明;结构和分期方面缺乏条理性。从《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的发表及其连锁效应可以看出,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对党史教材的关注,已非单纯的史实澄清、学术论辩和政策指导问题。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史学和历史教科书,在受到政治家“青睐”的同时,也遭遇了历史与政治博弈的尴尬,仿佛没有一本合乎“时代需要”的党史教程,足以满足苏联共产党对历史、理论和现实问题的书写要求。斯大林对苏联史学和党史学作了如下判断:第一,目前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存在诸多难以令人满意的地方;第二,历史学家们由于受到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而需要“重新改造”;第三,有关联共(布)的各种类型党史教程存在政治、理论和技术上的种种问题,有待审查。由此,编著一本符合斯大林或苏联共产党需要的党史教材,以消解这种“历史”的冲突,就成了“当务之急”。

用斯大林的话说,我们需要的不是各地革命运动概况的汇编,而是需要总结党在发展过程中各重大关键问题的经验的历史。因此,重新编撰联共(布)党史,可以使所有人认识和把握四个问题:1.联共(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2.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党的正确指南;3.为什么我们国家是列宁主义故乡?4.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规律。所以,编著一本经苏共中央审定的、统一的党史教材,不仅成为推广十月革命历史经验的重要文本依据,还“给党的积极分子对联共(布)党史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教会他们“应该怎样表达思想、说明观点、阐述党的方针”。

关于斯大林在《教程》编著中的作用与贡献,前苏联著名党史专家马斯洛夫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时间节点上予以把握:                                        

斯大林本人在1932年就已决定,“结束对党史叙述的随意性和混乱状态,消除在已出版的许多党史教科书中存在的大量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对党的理论和党的历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的随意解释”。为此他通过中央作出关于成立“编写联共()党史”小组的决定,授权全体中央书记即斯大林、波斯特舍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斯捷茨基、皮亚特尼茨基负责这部著作的审定工作。

1935614日,联共()中央作出《关于近期的宣传工作》的决定,指出了学习党的历史的重大意义。同年10月,联共()中央党的宣传鼓动部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联合召开红色教授学院教师会议,会议讨论了党史教学问题,并提出了编写新联共()党史教科书的要求。这一要求得到了联共()中央的赞同,遂成立了以联共()中央书记A.A.日丹诺夫为首的筹备编写这部教科书的专门委员会。

1935年至1937年间,作者集体在克诺林、波斯佩洛夫和雅罗斯拉夫斯基领导下,编写出未来的教学参考书的几种样本,但均被认为不符合要求。

1937年初,斯大林给这本书的编者写了一封题为《关于联共()党史教科书》的信。他写道:“我认为,我们的一些联共()党史教科书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它们在叙述联共()党史时没有同国家的历史联系起来;二是它们仅限于叙述和简单地描写各种派别斗争的事件和事实,而没有作出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明;三是它们在结构方面,在事件分期方面有不正确的地方。”

接着斯大林建议编者在每一章(或部分)前面,要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作出简要的历史的说明。他说,否则,联共()党史就会显得是“对往事的一种肤浅的、莫明其妙的叙述”。他还建议对前革命时期党内众多的派别作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并要指出布尔什维克同反布尔什维克派别所进行的斗争是维护列宁主义的原则性斗争。此外,在给教科书编者的信中附有斯大林提出的联共()党史分期法。这种分期法虽然在理论上不能成立,在史实上不准确,但是,在1937416日,联共()中央政治局还是作出决定:“建议联共()党史教科书工作组,即克诺林、雅罗斯拉夫斯基和波斯佩洛夫同志把斯大林同志的方案和他提出的联共()党史分期法作为他们工作的基础……为了在4个月期限内完成这项任务,克诺林、雅罗斯拉夫斯基和波斯佩洛夫同志在这4个月期间摆脱任何其他工作。”作出这个决定之后(这个决定得到了按期执行),编者们拿出了《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的最后一种样本,分送中央特设委员会成员和联共()中央政抬局委员审阅。

特设委员会中唯一一位真正研究了样本并作出认真的原则性的修改的成员是斯大林。中央党务档案馆保存有他亲手作过某种标记的样本原稿的照相复制品。这不仅使人可以看到斯大林对本书内容作出的贡献,而且也可以准确地判定他亲自认可的联共()党史概念。斯大林亲自设计了教科书扉页样式,在《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的所有版本中都未作改动。他在扉页上写了这样几行字:“联共()党史简明教程。联共()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中央审定。1938年。”

    然而,斯大林在审阅《联共()党史简明教程》时,并未局限于对原稿作出小的修改和订正,在许多地方他加进了新的很长的文字。众所周知,斯大林为教科书第4章撰写了一个哲学部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部分发表之后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最权威的阐述。[[]H.H.马斯洛夫著:《〈联共()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马贵凡译,《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

《教程》的组织、编撰、审定、出版和宣传工作,都是在斯大林和联共()中央的领导下进行的。教科书初定名为《联共()党史通俗教程》,由雅罗斯拉夫斯基和波斯别洛夫主编,日丹诺夫在编者中居第一位。出版之际,斯大林把所有作者的名字和“通俗”一词都勾掉了,亲笔写上了“联共()中央特设委员会主编,联共()中央批准的党校和团校、讲习班和学习小组用书”。在最终方案的审定中,斯大林又将适用“讲习班和小组”的提法也删去。在《教程》的第一版中,编者被表述为“联共()中央委员会下面的一个委员会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及亲自积极参加下编写了《教程》。”后来,斯大林又将上述表述改为“1938 年,由斯大林同志执笔并经过联共()中央特设委员会审定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一书出版了”。如此改动,意味深远。因此,《教程》最终以正式名称《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历史简明教程》出版,非正式名称是《联共()党史简明教程》,有时还简称《简明教程》。[许冲:《消解与建构:〈联共(布)党史〉的编著及推介——以斯大林、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为中心的考察》,《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

 

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中国的翻译与出版

 

根据许冲、朱宝强、欧阳军喜等人的研究,从193899日至19日,《教程》书稿逐章刊登在《真理报》上,后来又刊发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同年101日,《教程》单行本第一次发行。在苏联国内,《教程》有普通版、豪华版和礼品版三个不同的版本。11月,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意斯基要求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在年底之前将《教程》翻译为各大语种,中文译本也包括其中,最终出版于19391月。

苏联外文局版《教程》中译本。《教程》的中文本翻译出版工作就是由苏联外文出版局中文部负责进行的。当时任中文部主任、主任编辑的是谢唯真,他具体负责了《教程》中文本的翻译编辑出版工作,承担翻译任务的还有张锡畴等中国同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苏联外文出版局组织对《教程》中文本的翻译工作中离不开任弼时同志的关心和帮助。

“任弼时对译文的准确性要求非常严格,初稿译出后,就组织在莫斯科的中国学员试读,听取意见,认真修改。有一次,方志纯提问:译稿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鞋子搁在草席底下’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直译苏联的谚语,苏联的读者读来是生动而富有幽默感的,但中国的读者却感到不好理解。任弼时反复琢磨后说:用汉语的意思表达就是‘束之高阁’而不去应用。方志纯听了恍然大悟。后来就意译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样,在任弼时的指导下,谢唯真等翻译的《教程》中文本在19391月由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这就是苏联外文局版的《教程》中译本翻译出版的简单经过。《教程》苏联外文局版中译本传入中国最早是通过当时的苏联驻中国大使馆这一媒介实现的,在时间上不晚于19392月。当时苏联驻重庆的大使馆在莫斯科中译本出版后将此书引进中国,后来又通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及其他大城市的办事处辗转传入了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后来,也通过其他渠道传入中国各地。

重庆出版社版《教程》中译本由中国出版社在重庆组织翻译,博古(秦邦宪)任总校阅,由中国出版社19392月、3月在重庆出版,分上下册,2月出版上册,3月出版下册。事实上,早在193812月,博古就译出了《教程》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一文,作为单行本由中国出版社出版,生活书店代售。1939110日出版的《群众》第2卷第13期第625页还为此刊登出新书推介广告,向读者发售。

延安解放社也出版过《教程》的中文本。但这一版本并不是新译本,而是延安解放社根据莫斯科外文局1939年版的《教程》中文本重新排版印刷的。19395月,延安解放社出版这一中文本,分上、下两册。书末附有三个“个别名辞注释”,还附有对莫斯科版中的文字性错误的校正表,即“正误表”。全书32开本,由延安新华书店总经售。这一《教程》中文本主要流行于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山东各抗日根据地,这些地区的新华书店一般都是翻印解放社的版本,发行量很大。《教程》这时已被中共中央列为干部必读的十二种书目之一,因而封面上的“干部必读”四个大字非常醒目。

上海启明社版《教程》中译本,这是吴清友翻译的,与先前的三个版本有所区别。

首先是在书名和体例上。这一版本的书名定为《最新联共党史(1883-1937)》,以俄国二月革命(公历19173)为界,译者将全书分为上下两册。第一册是该书导言及前六章,时间段是1883年—19173月,即从“为在俄国建立社会民主工党而斗争”到“俄国第二次革命”,译者将之称为“前史部”;第二册是该书后六章及其结束语,时间段是19174月—1937年,即从“布尔什维克党在准备和进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到“布尔什维克党为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实施新宪法而斗争”,称为“近史部”。这种书名和体例编排体现了译者对苏共历史的自我理解和研究体验,也不失为一种可取的编辑样式。在吴清友看来,俄国革命以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二月革命之前的革命运动是“旧式革命”,从十月革命开始俄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新式革命”阶段。所以,作为对苏联政治历史有相当研究造诣的一名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吴清友的翻译体例编排可体现出他对苏联党史的研究水平,也有助于读者更精深地理解和掌握苏共党史的实质。

第二个重要区别体现在翻译者身上。不论是《教程》的莫斯科版、中国出版社版还是解放社版,我们都可以看出它们都是由“官方”组织翻译的“正本”,翻译该书时无不体现着苏共和中共的党派意识和价值诉求,可以说“为政治需要而翻译”是他们的共性,书的翻译也因此得到了组织化力量的大力支持,译本完成后还得到党的宣传机构的大力推介,因此这样的译本在党内外影响很大、发行传播很广。另外,翻译者一般是由一组党内外(特别是党内)颇有影响的资深翻译家组成,他们同时又有无产阶级政治家和马列著作翻译家的双重身份,因此说译本的完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就一点也不为过。相比之下,吴清友的译本则不具备上述诸多有利条件,吴是民国时期的一名具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他无党无派,没有很强的“阶级意识”和“党派色彩”,他之所以要译介这一异国异党的历史教科书主要是为了开阔学术视野和传播学术新知,这可从他舍弃原著书名而取用“最新联共党史”这样的提示性书名中略见一二,他的译本更多地体现了译者的“自主”精神,在译文的锤炼和取舍上明显地具有“终极决定权”。吴氏译本的翻译出版主要是依托上海启明出版社这样的民间出版机构的力量,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主要是基于自己的力量和能力来进行的,基本上不受官方的干涉,也不可能组织高级别的翻译组,而是独立创作的结果,因此这样的译本也就别具风格,在书名、体例、语言等方面与前述三个译本有所不同了。[以上内容综合集成了许冲:《消解与建构:〈联共(布)党史〉的编著及推介——以斯大林、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为中心的考察》,《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朱宝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与传播》,《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4期;欧阳军喜:《论抗战时期〈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影响》,《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出版社根据解放社版的《教程》,至1953年先后修订出版了7个版本,发行量很大。19544月又出版了第八版,为纪念斯大林去世一周年。从19544月至195512月仅在北京就印刷了14次,这还不计各地方及其他出版机构的翻印量可见当时畅销之盛!在建国后的十几年中,该版本在全国发行量最多、传播最广、影响最大。

19757月,中央编译局根据俄文原版并参照其他中文本翻译出新版《教程》,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版本于19757月北京第1次印刷,19763月第2次印刷。该版本是《教程》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最后一个中文版本,自此以后不再出版新版中文本,它标志着《教程》中文本版本更替的终结。由于距现在时间较近,这一版本现在较为常见,一般国家、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图书馆中都有收藏。

1980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哈萨克文版和藏文版的《教程》,这是由民族语文翻译局根据19757月中央编译局中文版《教程》转译出的。这两个少数民族文字版《教程》发行量极少,颇显珍贵,如19806月出版的藏文版《教程》仅一版一次印刷500本。这两个版本成为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教程》的最后版本,至此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教程》在中国大陆不再编译出版了,所以这两个版本标志着《教程》在中国大陆的翻译出版历程的终结。[朱宝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与传播》,《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4]

 

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中国传播的意义

 

关于《教程》在中国传播的意义,尤其是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影响,欧阳军喜的《论抗战时期〈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影响》,(《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2期)有较为系统的研究:

1939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主要负责人凯丰撰文称:我国人民正在伟大的、神圣抗战中,《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中文本的出版,将帮助正在抗战中的中国人民认识苏联人民在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历史经验,尤其是认识苏联人民在反对外国干涉者和内部反革命的胜利的历史经验,将帮助抗战中的中国人民获得新的理论武器,将使中国人民在目前困难环境下,更加相信自己的前途。《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中文本的出版将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者提高理论水准,提高对社会发展的法则和政治斗争知识的认识。

1939年,《解放》杂志刊文评论说:《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一书,是苏联共产党()党史委员会最近编成的一部最忠实、最完善、最成功的,充满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的,对全人类有伟大贡献的一部光辉灿烂的党史。这同时是一部俄国革命胜利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历史。它的历史非常广袤、丰富,它的经验非常值得珍惜宝贵。

1941年,毛泽东在其著名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特别强调:《苏联共产党()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

1941年,杨松(时任《解放日报》总编)指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的出版,纠正了和正在纠正着该书出版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中的许多缺点,纠正了和正在纠正着关于历史战线上,特别是关于联共(布)党史的许多缺点。

1949年后,《教程》除继续发挥已有的影响之外,还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青年人树立共产主义理想的重要教材,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些学者,包括历史学家也都撰写过宣传、辅导《教程》学习的文章。1953年,解放社转载此前共产国际法、英、美、德、意五国共产党支部对对《教程》的评价说: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的出版,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世界工人运动及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解放斗争中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古典文献中占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教程》的使命,就是要在使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员胜利地掌握布尔什维主义方面,在巩固共产国际各支部及提高他们思想上、政治上的水平方面,起它伟大的作用——而它也将无疑地起它这方面的作用。简明教程是一部简短的科学的百科全书,它包括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基本知识。《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满足了愿意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群众很久以来就感到的需要,而首先是满足了共产主义者的需要。从来没有一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在劳动者曾获得像《教程》这样巨大的反响,并且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达到这样普遍的传布。[解放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思想方法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329-335]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善,中国学术界关于《教程》对中国影响的认识与评价,开始呈现多元化。

1982年,姜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周尚文(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著文称:《教程》于1938年出版,是一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广泛传播并对革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著作。可以说,它曾教育和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对我们这样一批新中国成立后开始接受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来说,《教程》可算是一本马列主义的启蒙书。事实上,《教程》的确有不少优点和特点。例如,它用不多的篇幅,对一系列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工农联盟等方面的理论和策略都概括得又通俗,又明了。《结束语》六条,总结了若干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所有这些,都是联共(布)党史的宝贵经验的总结。今天研究国际共运史,《教程》仍不失为一本值得重视的著作。当然,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日益感到,《教程》确也存在着不少缺点和不足之处。三十年代末的苏联,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另一方面却出现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个人崇拜盛行,使国内、党内政治生活的许多方面受到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出版的《教程》,不可避免地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教程》不仅作为联共()中央审定的党史教材,而且作为斯大林本人的经典著作,被抬到了不适当的地位,加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偏差,以致人们不但忽视了《教程》所存在的问题,而且还将其中某些错误的东西当作正确的经验加以推广和运用,对一些国家(包括我国)的党内外政治生活产生过某种消极的影响。《教程》的缺点和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不恰当地突出党的个别领导人的作用;某些事件的叙述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宣传了一些左倾理论,造成不良影响。[姜琦、周尚文:《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几点看法》,《书林》1982年第1]

198711月由中央编译局、华东师范大学和杭州大学联合举办的“首届《教程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与会学者认为:《教程》对我国影响很大,培养和影响了我国好几代人。在马列原著还翻译出版得不多的情况下它传播了一些马列主义基本知识,但其本身问题不少,带来的弊病也很多。此书有的地方任意剪裁历史,没能真实反映联共所走过的历程。书中空白区太多,只写了两个人即列宁和斯大林,对其他领袖人物则不提或有意贬低。《教程》虽然大量引用列宁的言论,但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却违背了列宁的思想。例如《教程》把列宁的合作化等同于斯大林的集体化,在论证集体化的必要性时只引证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有关言论,而不提列宁的《论合作社》这篇重要文章。对全盘集体化中的错误,《教程》文过饰非,不提领导思想上的失误。在经济问题上,《教程》坚持的主要是列宁在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前的观点和主张,而背弃了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教程》把党内各种分歧统统看作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之争。其实在过渡时期党内的意见分歧,大多属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途径上的分歧。《教程》把已被打垮的反对派叫做“特务、暗害分子和叛国者”,并论证从肉体上消灭的必要性,实际上是把三种人——思想上的反对者、政敌和反革命分子混为一谈,混淆了不同性质的矛盾。《教程》把1925年以后苏联的主要任务概括为彻底击败资本主义,是不符合列宁晚年关于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文化经济建设上去的思想的。《教程》中到处贯穿着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观点,否定中间状态,把中间阶级、中间力量当作主要打击对象;否定渐变的积极意义,人为地制造突变;否定不同质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并存和互相促进的可能性。夸大意识形态对客观世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在经济建设中忽视生产力自身的发展规律。[《中国学者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党建》1988年第5]

198810月,由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的影响座谈会”,相关学者的评价集中反映了中国史学界对该书的全面思考。

苏双碧(时为《求是》杂志副总编)认为:《简明教程》中译本的出版,为广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本现成的教材。凭心而论,这本书的概括能力和文字水平都是很好的,而且对列宁主要著作进行了系统扼要的介绍,观点也比较鲜明,读起来既通俗易懂,又较容易掌握,于是就成了我党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必读教科书。它的记述基本上是忠实的,苏联党的历程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一般来说,此书在十月革命前那部分,主要是写列宁的革命活动,以及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的经过,这部分问题较少;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问题就较多了。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当政,突出了党内斗争,残酷地镇压了大批不同意见的人,破坏了党的正常生活,而这些在当时条件下,都被看成是正确的,是党的事业的胜利;受害者如布哈林等人都被看成是党的敌人。《简明教程》是按照斯大林的是非观来写的,当时斯大林是正确的化身,《简明教程》所反映的内容当然也被认为是正确的。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中国共产党也就把它当成百科全书来学习和吸收,而且是真心实意的,谁也不是造假。由此对党的事业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就十分严重。特别是在建设阶段,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休止地发动党内斗争和阶级斗争,和这本书所阐述的斗争哲学是有一定关系的。不少党的干部把这种斗争看成是在维护党的事业,这是一种十分可悲的潜意识。当然,我们绝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建设阶段所犯的错误都是渊源于《简明教程》的。长时期犯“左”的错误,有中国的内在原因。封建主义、家长制,以及农民小生产者的思想,都是造成平均主义、缺乏民主、宁“左”勿右的原因。这些是必须认真总结的。如果认为我们的错误都是来自《简明教程》,那么,只批判一下这本书不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其实,它的影响只是一个外在的因素,而主动去接受,并把它奉为经典,这才是内在的因素。而这个内在因素根深蒂固,远比外来的影响深刻得多,纠正起来也困难得多。我曾这样想过,假若没有《简明教程》做范本,我们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编一部党史,恐怕基本体系也会和它一样,突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张静如(时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认为:研究《简明教程》对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的影响,是从史学史的角度进行总结,使作为历史学科的中共党史学得到更大发展。我们不能把这本书说得一无是处,也不能把中共党史的教学和研究中的一切问题都归因于受了它的影响,但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它给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的影响是不好的。《简明教程》对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最根本的是,它不是按照历史学科而是按照理论学科的要求来撰写苏联共产党历史的,弄错了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的影响(座谈会发言摘登)》,《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

近十年来,关于《教程》的评价的讨论仍然很多,其中娄胜华、张光明、欧阳军喜的相关讨论颇值得关注,也代表了当下三种不同的倾向。

娄胜华(澳门理工学院副教授)认为:《教程》在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广泛传播,产生了持久的多方面的影响。()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心材料”。《教程》不仅仅是一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教材,从内容上说,它又是介绍列宁斯大林著作的政治理论教科书。这本书的特点之一是语言通俗易懂,适合文化和理论水平都不很高的干部阅读、掌握,也节省时间,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从普及马列主义基本知识效果看,与其说它是历史书,勿宁说它是政治理论读物。()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效法的“典型”和“榜样”。()增强了对党内斗争的认识偏差。《教程》把苏共()党内斗争用“路线斗争”来概括,作为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把党内路线斗争的意义绝对化,认为党内路线斗争是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对这种演绎论断的移植,在中国党内也凑出了所谓的“十次路线斗争”。()党史教研的“范本”和“框框”。[《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中国的影响》,《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6]

张光明(北京大学教授)认为:简单的意识形态宣传取代了独立的思想探索。为此,在1938年推出了那部风行世界的理论教科书《联共()党史》,用一种不容怀疑的官方框框把整个思想控制起来。不必有多么深刻的了解,只要读过这本书并拿它与马克思学说的基本著作稍一比较,从印象上便很容易看出差别。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是富于启发探讨性的,在思想上留有可供思考的充分余地,《联共()党史》则是标准的钦定教本。它在思想上是独断的,在理论方法上是斯大林式的,在文体上也是典型的斯大林风格。在叙述历史时,它按照现实需要去裁剪材料,把丰富复杂的社会主义运动进程描述成一两个领袖人物与一批批敌人、机会主义者、暗藏的匪徒间谍斗来斗去、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广大人民则仰望天空享受着领袖的恩泽。它在把现成的理论信条灌输给人们的同时,堵塞了接受融会新的知识、新的思想的途径。结果是培育出了一大批意识形态的宣传干部,却窒息了人们独立思考的能力。[《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的演进: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思想史考察》,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0-171]

欧阳军喜(清华大学教授)认为:《联共(布)党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中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联共(布)党史》的理解和接受,侧重点也是不同的,因此不能笼统地对《联共(布)党史》加以肯定或否定。《联共(布)党史》的出版及其传入中国,对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对宣传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促进了干部教育的发展,补正了过去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分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与党史教育分离的缺失,加强了宣传工作与抗战实际的结合。这一切为中国共产党实现思想上的统一起了积极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联共(布)党史》之所以能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是由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所决定的。当然,由于《联共(布)党史》有意夸大斯大林的理论贡献,过分强调苏联共产党经验的普遍意义,也给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产生过不良影响。但总的来看,在抗日战争时期,《联共(布)党史》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论抗战时期〈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影响》,《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2]

 

四、俄罗斯重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说明了什么

 

2003年初,俄罗斯教育部决定再版发行《联共()党史简明教程》,20049月完成印刷装订,并将其作为俄罗斯高校师生历史教学参考书发到了各学校图书馆。此次印刷完全采用1945年的版本和装帧, 新书的封面上还特别注明“这是《简明教程》的第302 次印刷”,并特别在扉页上用大字写道:“你读过《简明教程》吗?她被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浓缩, 曾在世界上以 126 种文字, 发行 4280 万部。”此前,为了配合这次再版,俄教育部还专门邀请著名历史传记学者罗伊•麦德维杰夫撰写了题为《斯大林与<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的长篇文章,用大量详实的材料生动再现了该历史教科书编撰的全过程,着重介绍了时任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斯大林对历史问题和历史教育的高度重视。该文除作为后记附在新版《教程》后外,俄教育部还在其下属的《高等教育》杂志(2003年第78期)上进行了刊载。

俄罗斯决定重印《教程》,主要源于苏联后期特别是其解体后俄罗斯知识界、教育界出现的“丑化历史、清算过去”的思潮及其所引起的各种深刻的负面影响。在这一思潮下,许多历史著作包括各类教科书,对苏联各时期的历史评价褒贬不一,但总体上以否定十月革命以来的历史教科书的居多。例如,对列宁、苏共的作用大肆贬低,将十月革命直接描述成布尔什维克少数人领导的“一场暴动”,将斯大林时期体制上存在的问题蓄意夸大,称之为搞“极权和恐怖”,故意贬低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将集体化运动描述为“大灾难”、“大饥饿”,等等。由此引发的俄罗斯人在历史问题和历史领域的认识混乱,不但成为直接导致苏共丧权和苏联解体的思想基础,也使俄罗斯深深地陷入“精神和领土分裂”的危险之中(苏联时期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因此,2001年普京当选总统后,除加强经济领域的治理整顿外,也开始在政治思想领域也试图“拨乱反正”。其中,在历史认识与历史教育问题上,他提出“俄罗斯应当有统一的历史教科书,历史学应当团结社会,而不是介绍各种不同的观点”,强调“历史教科书应该叙述历史事实,培养年轻一代对自己祖国和祖国历史的自豪感”,要求“结束历史教科书领域的‘混乱’,修改、统一历史教科书,加强爱国主义历史教育”。在其支持下,俄罗斯教育部门开始清理一些过多地“抹黑历史”的教科书,举行全国范围内的“历史教科书奖励评选”活动。特别是针对原苏联东欧地区发生“颜色革命”以来,一些独联体国家和东欧各国纷纷修改本国历史教科书,歪曲二战中苏联和苏军作用的现象,查禁某些历史教科书,充分肯定那些正面评价苏联历史著作,并使之进入大学课堂,其中就包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张树华、徐海燕:《俄重新出版发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1227日第3]

时隔半个世纪之后,俄罗斯重印《教程》并作为大学历史教学参考书在全国发行,其意义不同凡响,也在俄罗斯各方引起强烈反响。受此影响,中国的学术界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和评价。

周新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认为:历史不是可以被人随意涂抹、打扮的小姑娘。有人可以凭借阶级的力量暂时掩盖真相,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要恢复原来的真实面貌的。一股历史的风开始刮走堆在斯大林坟头上的垃圾,一时迷住了某些人眼睛的尘埃终于被历史的风刮到太平洋去了,俄罗斯人民开始重新评价苏联时代的社会主义实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再版发行。尽管晚了一点,尽管走了一大段弯路造成巨大损失,但这股历史的风是早晚要刮起来的。[《必须尊重历史——俄教育部再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有感》,《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

蒲国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认为: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对俄重印《教程》一事评价相当高,试图用这件事情来证明俄罗斯不仅是重新肯定了《教程》本身,而且是在对待斯大林和苏共及苏联问题上的拨乱反正。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俄罗斯重印《教程》这件事情呢?第一,俄罗斯重印《教程》之举属于历史学专业教学与研究中的一件相当平常且正常的事情,并不包含多少特殊意义。第二,无论俄罗斯国内是否存在重新评价斯大林、重新评价苏联历史的思潮,以重印《教程》之举作为论据未免给人以牵强附会之感。第三,国内学界对国外动态应以客观的态度予以介绍,不宜凭个人之好恶刻意渲染,否则难免有误导读者之嫌。[《不要曲解俄罗斯重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10]

栾景河(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认为: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旧书再版事件,如何被演绎成俄罗斯教育部重新再版该书的学术信息了呢。对此,俄罗斯学者罗伊•麦德维杰夫在这个问题上起到了极大的误导作用,因为从《俄重新出版发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据罗伊•麦德维杰夫披露”一段话的文字来看,这个信息首先是由麦德维杰夫透露给文章作者的。换句话说,就是中方学者在与俄罗斯学者进行的学术交流的过程中,只注意了该问题的重要性,而忽略了该问题的真实性,没有进行调查研究,在还未见到该书的情况下,就匆忙地抛出一个不确切的信息,并由此而产生了误导效应。[《俄罗斯教育部再版发行〈联共(布)教程〉了吗?》,《理论视野》2012年第7]

徐海燕认为:为了更好地说明该问题,我们有必要详细地回溯一下再版此书前后的背景。正如《再版》一文所言,俄罗斯再版发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时间是20047月,在我们看来,这是2000年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以后在历史教育领域一系列“拨乱反正”的结果。普京总统先后在2001年、2003年的几次公开场合对当时俄罗斯历史教育和教材领域的乱象提出批评,指示俄教育部、科学院以及包括史学界在内的社会团体要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20031125日,俄教育部部长弗•菲利波夫在克里姆林宫一次会议上宣布,俄罗斯教育部已做出决定,将对所有的历史教材进行审查。今后推荐的教材要符合新的历史教学标准,择优采用。这位教育部长提出,今后的历史教科书“将杜绝那些歪曲历史的虚假的自由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再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正是在这一表态前后完成的。[《俄再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背景及启示—— 与栾景河研究员商榷》,《理论视野》2012年第10]

            

责任编辑:吕冬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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