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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洞大槐——亦真亦幻的故园想象

发布日期:2014-8-3    作者:赵世瑜 安介生等 韩朝建整理    来源:《中国历史评论》第二辑    阅读次数:1261

【引 言】 “问我家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在中国各地的乡村,至今仍然流行着很多关于本族祖先来源的传说。在中国北方地区,流传最广的就是山西洪洞大槐树的移民传说。此类传说已经广泛进入明清以来的族谱等文献,并在近年形成大槐树寻根热。

有关“洪洞大槐”的历史学研究,始于1930年代,如马长寿的《洪洞迁民的社会学研究》、郭豫才的《洪洞移民传说之考实》等。

近代以来,“洪洞大槐”成为学术界关注度甚高的一个热点话题。国家图书馆网站检索“大槐树”,有1000多条,中国知网则有970条检索结果。

总括近30年来史学界的研究,其学术指向大致可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洪洞大槐”部分反映了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大移民的史实;其二,“洪洞大槐”更多的是一种故园想象,是地方士绅重构祖先记忆的一种文化努力。这两种研究指向并未导致明显的学术争论,反而形成了学术上的相互观照,并极大深化了“洪洞大槐”的研究。其中,赵世瑜、安介生、高胜恩等,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取得到了公认的学术成就。

 

【一】 “洪洞大槐”的真实与虚构

【二】 为什么是洪洞县

【三】 “洪洞大槐”移民的范围、规模和特征

【四】 大槐树移民对明清社会的影响

【五】 “洪洞大槐”与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认同

【编稿随笔与图文互动】 夜景中的山西洪洞县大槐树/ 民国6年的《洪洞县志》

 

 

一、“洪洞大槐”的真实与虚构

 

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应把大槐树视为民众便于传承历史记忆的符号,而不必与历史真实联系起来。

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在明清以来的华北各地流传甚广, 研究者多认为它反映了明洪武、永乐时期大移民的史实, 并将洪洞视为政府大规模强制移民的中转站, 但其中诸多困惑仍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据目前的文献资料, 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 涉及山西的移民活动事属无疑, 但根据谱牒统计,祖先来自此处的达到11 个省的227 个县, 移民人口达到百万以上, 也引起众多学者的怀疑, 但终无合理的解释。如果追寻有关此事的传说和历史,以其中所反映的人口迁移过程中的共同心态、移民有关祖先和家园的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作为研究对象, 探讨大槐树或老鸹(鹳) 窝被塑造成为一种神圣象征的过程, 对此类话语背后的意义进行福柯(M. Foucault) 所谓“知识考古学”的探究, 也许可以发现这些话语和象征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 也可以通过研究这些传说的不同类型和传承特点, 发现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氛围。(《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赵世瑜:“若问老家在何处, 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 大槐树下老鸹窝。”关于大槐树和老鸹窝(其实文献中多写作老鹳窝) , 即使地方文献也有不同的理解, 如属光绪十年(1884) 的河南焦作阎河村《始祖刘旺登墓碑》记: “刘氏相传本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村人也。”属光绪十三年的山东菏泽《王氏谱序》说: “始祖原籍山西洪洞县老鹳窝木查村。”曹县大马王《王氏合谱》说: “始祖原系山西平阳府洪洞县老鹳窝之民。”民权县的《段氏历代世系姓考》说:“洪武三年, 奉令由山西洪洞老鹳窝卢家村迁移冀、鲁、豫三省交疆之地。”这都是把它们传为地名的。另外也有属康熙六十年(1721) 的河南内黄邢固《王氏祖碑》称“山西洪洞县枣林村, 乃余家祖居也”, 而众所周知, 枣林村或枣林庄是山东移民通常传说是自己祖籍的地方。还有山东滕县的黄氏族谱称祖先来自洪洞的喜鹊村, 江苏沛县孙氏家谱称来自洪洞喜鹊窝, 这应该是因“老鸹”即乌鸦通常被视为不祥之物, 而故意改为表示吉利的喜鹊, “鸹”写作“鹳”或亦因此故。因此, 应把大槐树和老鸹(鹳) 窝视为民众便于传承历史记忆的符号, 而不必与历史真实联系起来。(《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高胜恩(山西省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楚刃(山西省社科院党建与政法所研究员):洪洞大槐树迁民的历史真实。

洪洞迁民在明初洪永两朝不仅次数多,规模大,而且这种类型的移民活动延及有明一代。例如河北《广宗县志》曰:“全县十五社内,崇文、仁义两社是明成化年间陆续迁来的。”另外,从山东定陶县调查搜集的迁民资料中,也可了解到有关明代洪永之后的迁民的情况,该县洪洞大槐树迁民:明洪武间241人,建文年间2人,永乐间100人,洪熙间1人,宣德间4人,正统间2人,景泰间7人,成化间11人,弘治间3人,正德间1人,嘉靖间3人,万历间9人,崇祯间9人。可说明明代大部分帝王时期都有迁民活动。

关于洪洞大槐树迁民次数的问题,林中园等人认定为16次。杨安祥认为是17次。笔者认为外迁的次数应为18次(洪武间10次、永乐间8次)。

洪洞大槐树迁民的迁入地主要是中原和两淮地区。洪武六年和九年曾先后两次“迁山西及真定民屯田凤阳”。又洪武七年,曾从雁北的朔州迁故元士卒及家属到风阳府的泅州、虹县屯田。可见,朱元璋在开国之初,是把其生身之地凤阳当作根据地重点经营的。此后,他又数次向河南、河北、山东、北京等地移民。到永乐年间,朱棣则把他的封地北京及京畿地区作为移民充实的重点区域,前后8次全是向这些地区迁民的。实行“移民就宽乡”的政策,均衡劳动力的分布,单靠自发式的迁徙无法立即奏效,最佳办法就是实行强迫移民。封建社会落后的生产方式使每一个农民都需要有大片的土地,才能种蚕养蚕、生产五谷以交纳赋税,充实统治阶级的国库,维持其统治。洪洞大槐树迁民就属此种类型。由于是在强制命令下进行,每当朝廷迁民的诏书一下,山西中南部被迁之民从四面八方赶到洪洞大槐树下,树旁的广济寺里驻着朝廷派员,为迁民登记造册,发放川资凭照(称作迁移勘合)。接着,经户部为迁民编里后,由后军都督府派兵士押解送交迁入地的各州县。对于不愿远离家园的劳动人民,押解的军士用“械系”的办法逼迫他们上路。

河南汲县郭全屯发现的明初迁民碑,是山西泽、潞州迁河南之民组织形式的佐证。当时一里为110户,设里长郭全一人,下设十名甲首,甲首一般由丁多者担当。余下的100户分为十甲,每甲统十户。这完全是按明朝的里甲制编排,待到迁民来到河南卫辉府的汲县,便被安置下来。久而久之,村名便以里长的名字而命名,原村名“双兰屯”反而不再使用,可见迁民的势力之大。汲县现在还有如“李亨屯”、“李源屯”、“柳毅屯”、“马正屯”等等,其来源盖由此。迁民时,因路途遥远,路上有押解官押送,迁民中有迁长负责带队,数百数千人结队而行。有关迁民远离家园,历尽艰辛的记述,在谱牒、碑文中俯拾皆是。(《关于明初洪洞大槐树迁民的几个问题》,《晋阳学刊》1993年第4期)

 

赵世瑜:“洪洞大槐”亦真亦幻的建构过程。

在河南济源南水屯村的张家祠堂,祠堂正中所供香案上的牌位上写着:“始祖威卿于明洪武三年由山西省洪洞县迁至济源南水屯,迄今已六百二十九年。”西墙上悬挂的《张家祠简介》除了讲述同样的话外,接下去说:“长子思义是吏员,次子思徽于洪武丙子年举茂才,任湖广荆州府通判,承直九年考满,于永乐年间升户部员外郎。洪熙元年为祭奠父母,撰文刻碑。清乾隆四十二年重刻此碑,保存至今。”我们也在祠堂院内见到了这块碑,由于刻写年代距离传说中的移民时间很近,应该比较可信。仔细观察其中文字,曰:“公讳威卿,乃济源之世家也。其所居县曰沁阳,里曰堽头,村曰南水屯,是其先祖之发庐。□厥先祖其便,□以居焉。”十分清楚的是,这块撰于洪熙元年(1425)二月、距离所述事件仅20多年的墓志,不仅没有提到这位始祖从山西洪洞移民的经历,反而写明他是这里的土著。

到了清代中叶,传说中的那些地名也开始在族谱和墓志中出现。如署清康熙六十年的河南内黄刑固村《王氏祖碑》:“山西洪洞县枣林村,乃余家祖居也。”署清乾隆五十八年的河南太康县潭岗西村《赵氏墓碑》:“始祖讳太,始居山右,原籍洪洞县老鹳巷。”署清道光二十三年的河南孟州市冶墙村《孟氏墓碑》:“相传洪武二年携弟原清从山西洪洞县广济寺奉诏迁于此。”

族谱在不断的重修中逐渐变化或丰富,其中的原因可能是非常复杂的。如河南濮阳市胡村有一明弘治十五年(1502)三月的《细城岗任氏先陇记》,其中说“仆家世大同,因兵燹后徙居今郡治之东南细城村”。但到后世所修的濮阳市西郭寨《任氏族谱序》中,内容就变成:“明洪武年间,因兵乱,吾先祖仲康、仲熙、仲和三兄弟自山西大同、平阳,经洪洞东迁……至今六百余年,现有五世祖孟旸于弘治十五年给始祖立石为证。”弘治十五年碑文中既无时间,又未提到洪洞,怎么能为这些新增的内容作证呢?族谱编修因为各种原因中断,导致早期的族谱丢失,后人无法忠实于最初的记载,应该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其实越是晚近修的族谱,吸收传说的内容越多,而且明确写祖先来自洪洞大槐树、老鹳窝的也越多。传说进入族谱,便成为可信的史料,族谱所说再被采择进入正史或者学术性著作,历史就这样被亦真亦幻地建构起来了。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所有记载其祖先来自山西洪洞的族谱在这一点上都是虚构的,也还有很多族谱记载其祖先来自山西其他地方或者其他省份。在历史上的许多时期,人口迁移是很频繁的,山西也是如此,甚至政府有组织的移民行为也是确定的事实,为什么就不能有洪洞来的移民呢?署乾隆三十六年的河北赞皇县寺峪村《王氏功德碑》谨慎地说,“闻故老传言, 系山西洪洞县柳子沟民籍”。而洪洞也确有柳沟和柳沟里的村落。问题在于这些在族谱中自称是洪洞移民的数量太大了,对此,已有学者表示怀疑,并认可洪洞作为移民中转站的说法,但这并无可信的史料依据。(《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冀满红(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祖源虚构的利益诉求。

家谱的特征往往在于尽管先世曾经辗转流离,遥远而不可追述,然都奇迹般地与大槐树或珠玑巷这些意象相联系,虽然不排除作为正牌后裔的可能性,但不可否认其中有“虚构自己祖先”这一情况的存在。推究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一方面主要是因为在洪洞大槐树与南雄珠玑巷的传说已经被官方正统意识所认可的情况下,对大槐树或珠玑巷的尊奉为自己在动乱社会的存在身份提供了安全参考;另一方面这也是迁徙民众寻求自我身份认同的需要。在讲求实际的民众当中,大槐树或珠玑巷移民作为具有共同乡土情结的移民集团,在筚路蓝缕的奋斗过程中,具有控制与争夺生活资源的优势地位。这种实在的利益或许是驱使民众虚构自己祖先的重要考虑。(《民众迁徙、家园符号与地方认同——以洪洞大槐树和南雄珠玑巷移民为中心的探讨》,《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2期)

 

申红星“攀附洪洞”与“同乡”身份的认定。

通过对明中后期以及清初两个时间段的考察可知,当时豫北地区应当有大量的流民、囚徒、军户附籍,他们都成为当地的编户齐民。他们的后裔出于改变身份的目的,为了获得国家正统身份认同,就必须同“无籍之徒”甚至囚徒身份划清界限,强调自己祖先是明初奉诏自山西洪洞迁移而来,从而合法地在乡村社会占有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转变这一身份另一优势还在于,在乡村日常生活中,能够最快地以“老乡”身份拉近与乡村社会中山西移民宗族感情,达到互助互利的目的,以便依靠同乡关系壮大声势,巩固本族的地位,维护自己在乡村的利益,更好地在当地生活。由此可知,山西洪洞移民传说的流传,不仅是对祖先历史集体记忆的反映,更为重要的是移民们在现实生活中对于保护与维护自己实际利益的诉求。(《明清时期豫北地区移民问题探析———以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为中心》,《求是学刊》2010年第2期)

 

李留文(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人文社科系副教授):宗族伦理的普及与对洪洞的文化归依。

据笔者所见到的碑刻、族谱之类地方文献看,明代的史料在提及人物籍贯、宗族来历时虽然多数称来自山西,但很少是洪洞的。康雍时期出现的族谱在谈到始祖时洪洞移民的说法就多起来,乾隆以后就更加普遍了,只要祖上没有留下碑刻之类史料的宗族往往称是洪洞移民的后代。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凡是提及洪洞移民的资料绝大多数与宗族文化有关,如族谱、祠堂碑刻、墓志铭等,这就暗示我们移民传说与宗族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比照来看,我们惊异地发现两者发展轨迹若合符契:宗族文化在华北的发展在明代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萌发过程,明末到清代的康雍年间有所发展,乾隆以后在民间社会获得普遍发展,出现了大众化的局面。在宗族伦理文化普及于乡村社会时,始祖的籍贯、来历突然之间成为了问题,人们的思想在不断经受正统文化的考问,不得不交代自己的始祖来历、历代世系。不搞清这些问题,宗族就无法建立,文化身份就无法确定。在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凭依的情况下,洪洞的故事就产生出来,并在强烈的社会需求下而变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可见洪洞移民的传说产生于乡村社会宗族大众化的过程之中,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宗族大众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只有在宗族大众化的社会背景下洪洞移民的传说才能够得到解释,否则就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在说始祖是从洪洞迁来。(《宗族大众化与洪洞移民的传说——以怀庆府为中心》,《北方论丛》2005年第6期)

 

秦燕(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教授):归附大槐与户籍身份的合法性。

陕北很多家族都声称其祖上是从山西大槐树下来的,但大多数仅是传说,并无任何凭据,以至后代在修谱时疑窦丛生。洛川县阿时村李氏族谱序中讲到,相传祖上是明成化、弘治间由山西迁来,但修谱者对此却颇感疑,“考之洛志,洛邑户口不为少,而居洛者率皆云然,抑何迁民之多也?”有学者对珠江三角洲移民有关珠玑巷南迁的传说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其情节并不可信,但它是移民在当地取得定居权的合法依据,由于声称其迁移有官府的批准和被编入了户籍,其族人在三角洲的地权遂有了合法性。这一解说对我们了解陕北移民的状况颇有启发。

大批的移民在明初、中期到达最初的定居地,但是以后的几代多处于不断的迁移之中,尤其是那些明清各时期自发地由外省迁入陕北的移民,几乎都经历了辗转迁徙的艰难。而在辗转迁移的过程中,说明自己是奉命迁移和证明国家户籍身份仍然是最重要的。陕北地区移民多来自山西大槐树的传说,反映的社会背景应是国家在明清时期掌握了开发陕北的控制权,各时期迁入的人口不断的被国家编入里甲制的过程。(《明清时期陕北社会宗族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3期)

 

吴欣(聊城大学历史系教授):记忆洪洞是宗族进行宗族建设的动力。

居于山东东阿县苫山村落西半部的洪洞李氏是移民家族,据家谱记载:“祖常公,字陈夏,自号知己。元(原)籍山西洪洞县人氏,元泰定丁卯科举人,因乱不仕,自顺帝甲辰年迁居东阿县苫山庄家焉。”关于家谱中的这段记述,因为史无所载,我们很难确定这一“移民”属于个人行为还是集体所为。从家谱记述来看,李氏家族始祖李知己被描述为虽已科举但因乱不仕之人,落籍苫山后其子孙均以务农为生,至五世李仁为嘉靖二年癸未科进士,李氏子孙始再获功名。李仁,字元夫,号吾西,嘉靖二年进士,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是李氏宗族中官职最高的族人。族谱对“陇西”、“洪洞”以及始祖科举身份的历史记忆,是一种历史真实,还是一种历史的选择、想象甚至虚构?或许这些并不重要,事实上,正如刘志伟所言,“有关移民的历史叙述,应该是被研究的对象,而不是研究所得的结论”。按照这样的研究思路,李氏的历史追忆既包括了族人陇西、洪洞、科举这样历史事件的认同,也是一种记忆与现实的延续,在这一脉络之中,李氏宗族能够寻找到其社会价值与进行宗族建设的动力。(《村落与宗族:明清山东运河区域宗族社会研究》,《文史哲》2012年第3期)

 

二、为什么是洪洞县

 

安介生(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自金元以来,平阳的经济文化地位一直居山西之冠,而洪洞在府属各县中又居领先位置。

首先,洪洞县所属的平阳府应该是山西输出移民最多的地区。据成化《山西通志》,输出移民的太原、平阳、汾、沁、辽、潞、泽等府州,洪武二十四年共有六万余户,而平阳府有二万余户,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以永乐十年的口数与洪武二十四年相比,潞州减少了376845口,平阳减少了203505口,即使不考虑这21年间的人口自然增长,迁出的人口至少有58万之多,估计要占山西外迁人口之半。而潞州与平阳毗邻,两地移民合并迁移安置也在情理之中。如果这样,出自平阳的移民自然会成为山西外迁移民主体。

其次,自金元以来,平阳的经济文化地位一直居山西之冠,而洪洞在府属各县中又居领先位置。如金人孔天鉴在《藏书记》中称:“河东之列郡十二,而平阳为之帅。平阳之司县十一,而洪洞为之剧。……东接景霍,西临长汾,南间大涧,邑居之繁庶,土野之沃和,雄冠他邑。其俗好学尚义,勇于为善,每三岁大比,秀造辈出。”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了明代,据成化《山西通志》所载平阳府属各县的户口数,洪洞县仅次于临汾县而居第二,而洪洞优越的交通枢纽地位又为临汾所不及。正如乔逢辰在《惠远桥记》所言:“其始为城者,适当大路津要,骅骖之所奔驰,商旅之所往来,轮蹄之声昼夜不绝。”由于洪洞地当交通要道,本地外迁的百姓既多,又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官府选择洪洞为附近地区外迁移民的集合地和出发地是完全可能的。

明代的山西移民基本都是无地、少地的底层贫民,既无社会地位,更无文化;既无煊赫的祖先和高贵的门第值得炫耀,又没有以文字记载故乡家世的能力;所以留给他们印象最深、并由他们的子孙口耳相传的就是繁华的洪洞县和他们出发时告别的那棵郁郁葱葱的大槐树了。等到他们的子孙繁衍为人丁兴旺、富裕体面的大家族时,再要追溯祖宗迁出山西以前的踪迹和世系已不可能,所以只能以洪洞大槐树为故乡了。

另一些移民不仅故乡不是平阳府或洪洞,也不是迁自大槐树,但他们的后代早已不知道祖先的具体来历了。既然自己的祖先来自山西,其他山西移民的后代又都说是洪洞大槐树人,自然也应该以大槐树为故乡。随着大槐树移民后裔的增加,这种文化上的认同和从众心理也会越来越强烈,以至明知自己祖先来自山西其他地方的人也会认同于大槐树。从这一意义上说,大槐树的确成了全体山西移民后代心灵上的根,而不管他们的先人来自山西何处。(《洪洞大槐树——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发源地之六》,《寻根》1997年第6期)

 

郝平(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洪洞是北中国最大的移民集散地,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就中国的移民传说而言,类似于洪洞大槐树的移民集散地还有很多,何以惟独洪洞大槐树会产生这样的“根祖”认同呢?笔者认为,要解答这个疑问,需要从下面两个方面入手探索,一是洪洞本身具备什么样的客观条件,二是有什么样的深厚地方文化促成其独特性的形成。就洪洞而言,就是下面两点:一是明代洪洞是北中国最大的移民集散地这一客观因素;二是汉民族发祥地的优越地理位置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加之大槐树移民的空前规模和影响,促成千百万移民把洪洞作为他们魂牵梦绕的“想象家园”。把洪洞而不是其他地方作为“想象家园”,最根本的因素,恐怕就在于洪洞本身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传说、信仰与洪洞乡村社会——兼及大槐树移民的文化认同》,《历史档案》2006年第3期)

 

乔新华(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洪洞士绅积极接续本地文化传统,制造国家认可的主流话语。

山西南部以及从广义上说的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有中华民族发源的“直根”之称。伏羲、女娲、黄帝、炎帝、尧、舜、禹等远古圣王在这块土地上留下许多遗迹和传说,该区域从上古至近代历史与这些古老象征资源的再创造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洪洞士绅一直在力图接续这一传统,从明初朱元璋礼法之治背景下对皋陶、师旷的塑造,到晚明华夷之辨及道统论思潮下对皋陶的再塑造,最后到晚清民国“民族——国家”建构下对大槐树的利用,洪洞形象一步步地凸显出来。由于地方始终在国家主流话语下对“文化传统”进行灵活的阐释和塑造,因此洪洞形象逐渐超越地域本身;也正是因为士绅在地方上不断制造国家认可的主流话语,洪洞的影响才在传播中逐渐递增,最终成为数千万人认定的“故乡”这样一个特定的象征。(《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者想象的家园》,《农村.农业.农民(A版)》201111期)

 

三、“洪洞大槐”移民的范围、规模和特征

 

杨安祥:根据正史、方志、著作、家谱、碑文、口碑资料考证,大槐树移民分布11个省227个县。

除正史、地方志和著作四十余份材料可知其古大槐树处移民分布安徽、河北、河南、山东、北京市五个省(市)四十二个县(市)外,根据家谱、墓碑、祠堂碑文资料,古大槐树处移民分布又增天津市、陕西、甘肃、江苏、湖北和山西六个省(市)105个县(市)。根据口碑一百六十余份资料,补充古大槐树处移民分布县(市)八十个。考证古大槐树处移民分布有两点历史事实需要说明:其一,根据《清史稿•吴三桂传》载:明末吴三桂降清后被封西平王,他率军转战四川、云南、贵州,部下士卒大多是冀、鲁、豫健儿古槐迁民后裔,多不愿附逆,随时散居各地。其二是清朝建立后,由关内向关外移民,据《古今图书集成•赋役考》载:“顺治十年议准辽东招民开荒,有能招之一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招民多者,每百名加一级”,这项政策一直贯彻几十年。由此可见,古大槐树处移民间接分布云南、州贵、四川和东北三省。根据以上考证,洪洞古大槐树处移民分布11个省(市)227个县。(《洪洞古大槐树处移民分布考证》,《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1986年第2期)

 

刘郁瑞(原洪洞县大槐树移民文化研究会会长)从征集到的资料看,晋、豫、冀、鲁、陕、甘、皖、苏是主要迁入地。

80年代初,洪洞县组建了县志办公室,不久发了个《古大槐树迁民资料征集启事》,当时因刚刚搞改革开放,启事登在《参考消息》的中缝上。这个小小的启事却引起了较大的轰动。不久陆续收到寄来的数百份家谱、族谱、墓碑和祠堂碑的抄件,还有很多家传资料。河南省寄来资料92件,涉及63个县,占到河南省县市一半以上。河北省和北京地区寄来资料稿件79件,涉及56个县。山东省寄来资料稿件75件,涉及52个县的迁民情况,都谓从洪洞县迁去的,占山东县市一半以上,计40余个姓氏。陕西省寄来资料30余件,说明初山西农民也有一定数量迁去,主要是关中及宝鸡地区与甘肃交界处多一些。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冀鲁豫间接迁去的。甘肃来稿10余件,说山西洪洞移民对西北地区开发也起了一定作用。安徽省有10个县寄来10份资料,大部分是洪武时迁去的。江苏、湖北也来了部分资料,江苏是靠近山东的一些县,湖北是靠近河南的一些县。本省晋北、晋东等地,亦有这方面的记载,定襄、徐沟、平定、寿阳、代县、交城、祁县、太原、阳城、灵石、五台等县都来有资料,表明他们的先祖也是从洪洞大槐树下迁去的。此次征集的资料,云南、四川、贵州、新疆、东北三省也来了几十件资料,说他们的祖先也是山西洪洞大槐树迁去的。(《古槐移民与古槐文化》,《山西师范大学(社科版)》2001年第1期)

 

张青(洪洞县县志办主任):大槐树移民分布18个省500余县。

根据《明史》、《明实录》、《日知录之余》等正史及笔记史料的记载,加之笔者收集查阅的家谱、碑文、信函资料和大槐树祭祖园留言簿不完全统计,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姓氏共 800余个,移民分布共18 个省(市)500 余县(市)。其中:河南106县(市),北京、天津、河北129 县(市),山东92 县(市),江苏、安徽、湖北、湖南 62 县(市),陕西、甘肃 、宁夏 51 县(市),山西34 县(市),内蒙9 县(市),辽宁11 县(市),吉林3县(市),黑龙江 3 县( 市),广西 1 县。(《洪洞大槐树移民考》,《中国地方志》2003S1期)

 

安介生、葛剑雄:移民规模估计会有七八十万,甚至可能接近百万。移民迁往河北(含今北京市、天津市)、河南、山东等华北各地。

对洪武年间山西移民的数量,台湾学者徐泓认为:“洪武二十二年九月为止,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的山西贫民约有24736户,或123681人;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为止,大名、东昌、彰德等七府从山西迁来移民总数达65780户,以每户5人计,约有328900人;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止,东昌、大名、广平等三府的迁民已增至58124户,较二十二年约增加一倍多。七府迁民总数100034,约较二十五年时增加0.52倍。”但很明显,《实录》所记载的只是朝廷在山西迁民及在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进行安置的重大事件,并没有包括移民的全过程,也没有记录完整的移民数量,所以山西移民的实际数远多于统计出的这10万余户、约50万人,估计会有七八十万,甚至可能接近百万。

总之,从明初开始,大量山西移民迁往河北(含今北京市、天津市)、河南、山东等华北各地,也由本省的南部、中部迁往北部和相邻的内蒙古地区,以后又有不少山西移民后裔转迁至各地。但正如前面已经说明的,这些移民迁自山西各地,不可能都来自洪洞县,更不会全部出于大槐树。(《洪洞大槐树——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发源地之六》,《寻根》1997年第6期)

 

傅辉(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生):同姓与两丁以上之家庭要分遣到不同地方。

根据华北移民中的部分同宗异姓宗谱,分姓而居的真正原因,是明政府“凡同姓者不准用处一村”的移民分派、安置方案,否则,移民决不会违背血缘情结而改变后代在社会结构中的角色。在政策与亲情矛盾之间,分姓既从现象上顺应了移民政策,又从心态上维系了同姓同宗相处一地的情结,虽形式与内容不尽一致,然这一变通方式却调和了政策与亲情之间的刚性冲突。制定成年男丁分置的理论基础,体现了抑制可能因垦殖区移民家族势力的迅速兴起与扩张,而贻害地方安定的基本思路。所以,在签发移民去向时,尽可能的将移民家庭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分派到不同地方,以达到移民大家庭分崩离析之目的。这一分遣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抑止了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主要劳动力的移民家庭,因聚居一处,同姓宗族势力迅速滋生、壮大,威胁华北移民区原著民利益与社会和谐稳定的一种发展趋势,从而,凸显了明政府的防范意思与管理的前瞻性。(《分姓现象与明初华北移民政策关系研究》,《中州学刊》2007年第2期)

 

李靖莉(滨州学院历史系教授):黄河三角洲山西移民有五大特点。

黄河三角洲的山西移民既有与其他地区的相同之处,又呈现出区域特色:一是移民时间呈阶段性集中,又呈持续性延散;二是移民原因有均衡天下人口的政府用意,又有躲逃天灾的个人动机;三是转迁后移入,使移民史实见诸方志与民间资料,却不见于正史;四是移民形式以政府强制性安置为主,同时间杂着小股自发性无序移民;五是移民成分单一,既无官吏富民,亦无将士罪囚,而是一个由贫苦农民组成的贫民弱势群体。(《黄河三角洲山西移民的特点》,《文史哲》2003年第1期)

 

李靖莉:黄河三角洲并非是移民的初迁地,而是转迁移入区。

20世纪80年代惠民地区地名办公室的调查,黄河三角洲约半数的村庄为明初山西洪洞与河北枣强的移民所建立的。但是,遍查史籍,却不见明朝政府向黄河三角洲发派移民或黄河三角洲地方政府接受移民的记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一个主要原因,是黄河三角洲地区并非移民的初迁地,而是移民的转迁移入区。

山西移民初入山东,主要分布于空荒的鲁西一带。洪洞移民作为外来者,安置时与土著居民有以“屯”和“社”划分里甲之别,土著者以社分里甲,迁民以屯分里甲,社民先占亩广,屯民新占亩狭。因此,双方难免发生冲突。加上黄河的频繁泛滥,使经过长途流迁的山西移民心力交瘁,一部分人便寻找新的居留地。由黄河携沙造陆生成的黄河三角洲,土地再生性强,处女地多。且黄河新淤地易于垦种,收获丰厚,对移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因此,不满现状的山西移民便选择黄河三角洲作为再迁地。(《明初移民对黄河三角洲文化的渗透影响》,《理论学刊》2006年第11期)

 

四、大槐树移民对明清社会的影响

 

杨安祥:洪洞古大槐树处作为明初重点迁出地之一,迁民历史长、移民区域广,有它独特的历史作用。

首先是农业的发展。洪武元年到洪武十三年,全国耕地增加了1,803,171顷,占洪武十四年全国总耕地面积3, 667, 715顷的二分之一。到洪武廿六年全国耕地面积激增到8,507,623顷,比洪武元年增加四倍。移民垦荒,使耕地面积扩大,农产量增加,农业得到发展。永乐时,河北遵化冶铁规模越来越大,后来发展到二千五百人,此外阳城等地冶铁也颇有盛名。棉花的种植由江南陕西推广到河北、河南、山西、山东、两淮等地区,棉花的发展,为手工业的发展准备了原料。上述地方均有古槐树处移民。移民与当时当地人民在长期的斗争中为手工业和矿业手工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繁荣起来。永乐时,洪洞古大槐树处移民所迁地临清、济宁等地皆成为“商贩所聚”、“百货倍往时”之地,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同时,南北两京成为当时的政治中心,同时还是重要的经济城市。可以说,洪洞古大槐树处迁民对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加速封建社会的灭亡,为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奠定了基础。(《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大槐树迁民历史地位初探》,《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李永芳(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周楠(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南迁民对社会经济和习俗有重要影响。

明初山西民迁居河南,其影响和作用是广泛而深远的,概括起来,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平衡了河南与山西的劳动力。第二,加快了明初河南社会经济恢复的进程。第三,对河南的风俗习惯、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对风俗节令产生了重要影响,最突出的影响是寒食、清明的有关习俗;二是对行为习惯及民俗语言产生了一定影响,其行为习惯方面之影响最突出的是倒背着手走路;三是以迁民姓氏来命名村落,在明代浚县、滑县、内黄县、胙城县以迁民里长命名的屯、寨甚多。第四,对迁民后裔寻根念祖、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更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和作用。不过,明初封建官府移民政策本身的弊病及由此而产生的不良后果也是不可忽视的。主要表现为:一是迁徙时的强制性。二是安置中的盲目性。三是对迁民的歧视。由于迁民时间上有先后以及迁民的盲目性,有些州县在授田于迁民时,将田亩单位面积缩小。有些迁民,因其田少,不能养家糊口,不得不再迁或“求佃社地而倍输其租”,这一问题在明代始终未能得到解决。(《明初洪洞移民在河南的历史考察》,《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王兴亚(郑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浚县的很多村落是以移民的姓氏或姓名命名的。

迁入浚县的山西民,在明初鼓励迁民垦荒政策的号召与支持下,用自己的双手,披荆斩棘,不仅重建了自己的家园,而且开垦了大量的荒地,从而摆脱了原来衣食不足的窘境,其中有一部分人在此日渐富裕起来。该县有些村落的名称是以迁民姓氏或姓名命名的,如该县白寺乡郭庄,之所以名为郭庄,就是由于明初郭浚由山西洪洞迁浚后,“建莹于本庄之东”而得名。正德《大名府志》载该县有姬文中乡、李小二乡,这些屯名、乡名,都是以人的姓名来命名的。以上这些材料不但反映了明初这些迁民在该县的地位,同时以他们的姓名或姓氏来命名村庄,也反映了明初迁民对地名的影响。(《浚县明清碑刻中的明初迁民资料》,《中原文物》1985年第2期)

 

叶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山东尤其是鲁西南地区民俗受到大槐树移民影响。

明初洪洞移民迁居山东,虽然人数不如传说中所讲那么多,但由于移民来到山东后,无论是军屯还是民屯,最初多是移民们聚居一处,这就为保留其固有民俗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移民来到山东,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其固有民俗与当地民俗必然发生碰撞,在这种文化交融中,民俗的变异必不可免。此外,洪洞移民在山东的广泛分布,在村落、家族等社会民俗方面留下了深刻影响。在鲁西南一带,大约有半数村庄是在明代建立的。在民间谱碟、碑文所涉及的家庭资料中,与洪洞移民相关的记载比比皆是。明初山西移民山东,在节日方面,最突出的影响是寒食、清明的有关习俗。清明节山东各地都有插柳条、松枝的习俗,据说也是为了纪念介子推,冷食、面燕、柳条等节俗,本来是山西之俗,随着明代移民迁居山东,这些习俗便流布山东全境了。如今,流行在山东聊城、菏泽、定陶一带的山东梆子,也叫“泽州调”,即山西晋城调,又叫“本地催”而“催”字就是由山西人三字组成,从中可见山西色彩影响的浓重。在山东人的行为习惯方面,也留下了洪洞移民影响的痕迹。这方面最突出的是倒背。在山东的民间故事和民间歌谣中,有关洪洞移民的内容也为数不少。(《移民山东人山东民俗》,《东岳论丛》2007年第6期)

 

张书剑(时为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移民传播了儒家纲常伦理,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融合起到重要作用。   

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大槐树移民后裔,现今洪洞大槐树成为了闻名海外的明代移民遗址,即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是海内外数以亿计的大槐树移民的圣地。洪洞大槐树被当作“家”,被称为“根”,是移民后裔的精神家园。大槐树移民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扎根异乡,恢复和传播了儒家的纲常伦理,使儒家文化辐射更远,改变了落后地区的伦理道德文化,影响巨大;促进了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使得宋代理学的伦理道德思想得以发展,儒家伦理思想达到完备形态和顶峰;大槐树移民带着相对先进的完善的儒家伦理思想规范了当地的公共伦理道德,普及了礼教,提高了个人的道德素质,使社会有制有序,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大槐树移民对当地人在伦理道德上的渗透,为他们在文化上、心理上、生活习俗的相互融合统一发挥了促进作用,对明朝的恢复和发展,对整个中华民族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融合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的伦理意义》,《沧桑》2012年第1期)

 

黄泽岭(河南南乐县统战部部长):移民激发了人的潜在素质,促进了中原地带人类的进化。

明朝大移民前后历经洪武、建文、永乐三代皇帝,长达50年,覆盖中原、华东数省,波及大半个中国,不仅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而且在世界移民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几百年前,山西人与各地的土著人杂陈而居,既有交流和融合,也有矛盾与竞争。正是在这些不断发生和消解的矛盾、竞争中,克服了民族惰性、激发了聪明才智、生机和活力;也正是在一代一代婚配、交流和融合中,优化和提高了人类的生存能力,激活了人的各种潜在素质,在我国中原地带的人类进化史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寻访老家》,《中州统战》1998年第4期)

 

五、“洪洞大槐”与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认同

 

赵世瑜:“洪洞大槐”由移民的家园象征提升为国家象征。

本文并不试图再进一步证明许多自称来自洪洞的移民,其实是本地的土著或来自其他地方,也不试图纠缠于考证是否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是否有大批移民从洪洞或经由洪洞去到各地,而是试图通过分析大槐树、老鸹(鹳)窝之类象征的创造过程,去理解这些北方移民是如何建构自己的历史的。它的指向的确不在于移民史的真相,而在于移民心态史的真相。

民国之初,曾在清末任山东观城、茌平等县典史的洪洞贾村人景大启卸任回乡做幕,向一些商人、士绅募得390 多两银,在所谓古大槐树处树碑建坊。据他自己说是由于树和寺均已不存,“第恐年代愈远, 稽考无从, 亟思所以表彰之”。但据同时人的记载,似乎直接的原因是辛亥革命时“卢协统督师南下”,军队到洪洞时,因为这里相传是自己的祖籍,因此“城郭安堵”,“于是洪人感大槐荫庇无穷,仍醵资建设牌坊、亭榭于其侧”。这种做法本来极类似于对地方神灵庇佑百姓的一种报答,或者就是塑造神灵权威的一种做法,但是当时人却把它与民族—国家的现代构建联系起来。民国6 年《洪洞县志》中有一篇贺柏寿撰写的《重修古大槐树处记》,其中说道:

 

自来名胜古迹,率以帝王将相所发祥,高人逸士所隐迹,遗后人勒石记载……然此为续文献之征,而非民族之系也。方今民国肇造,社会主义播腾寰区,凡有关民族发达之原者,允宜及时表章,藉识人群进化之由,俾免数典忘祖之诮。然则吾邑古大槐树处之待于揭橥者,故不重哉!……盖尔时洪地殷繁,每有迁移,其民必与,而实以大槐树处为会萃之所,宜乎生齿蕃盛,流泽孔长,后世子孙,闻其地而眷怀乡井者,种族之念为之也。

 

大槐树已经不再只是山西移民的家园象征,而成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它的意义被提升到团结民族、抵御外侮的高度,成为现代民族主义话语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清末民初,一方面,初步丧失了可以同化一切异族优越感的中国有了亡国灭种的威胁;另一方面,西方达尔文的单线进化论和近代民族国家概念也开始传入中国,影响到许多知识精英的思想。对于那些地方的知识精英来说,他们便开始利用自己手中的文化权力,对传统的资源加以改造,他们希望把大槐树从一个老家的或中原汉族的象征,改造成为一个国族的象征。本来任凭树倒寺塌,人们并没有对这些象征多加关注,本地的文献对此也只字不提,但自此时起,他们开始重新发掘这些象征的意义,重建那些有象征意义的实物,在地方文献上记录有关史实,然后他们再通过碑记或者志书点明其意义所在。我个人不主张说,这些传说是在这时大批制造出来的(但也不会早于清代中叶),但是这些传说的广泛传布,一定与这个时期、与知识精英的推波助澜有关。(《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冀满红、吕霞:士绅建大槐树遗址和编辑地方志,反映了其文化焦虑。

大槐树遗址修建的资金提供虽然有从商者的捐助,然而,洪洞大槐树遗址的修建从最初的策划以及之后的志书编撰,主要贡献当推景大启、刘子林和贺伯寿等乡绅的努力。为改变既定遗址历年久远,槐树无存,寺亦毁于兵燹的状况,洪洞地方士绅在募集到一定资金之后便着手在原先荒烟蔓草之地植树、刻碑、立坊等,初步建立起了大槐树移民遗址的雏形。因为对于地方士绅而言,利用自己的文化权势,塑造具有区域特色的符号象征是提升地方形象的重要手段。

洪洞大槐树遗址的修建,仅仅是地方乡绅为打造移民传说迈出的第一步。为了使大槐树移民得以穿越单纯的民众传说视角进入地方士大夫或者说地方的正统文化领域,文字记载便成为普及大槐树遗址印象的重要手段。为了获得更广泛范围内的移民情感认同,地方乡绅策划在原先《洪洞古大槐树志》的基础上进行增修补订,以期充实。这种想法得到包括时任洪洞县知县柳蓉等众多乡绅的支持。

进一步而言,选择在民国肇始之际打造洪洞大槐树形象,也隐隐反应了地方士绅在社会变革时期对地方文化的一种焦虑。清季以降,社会阶层发生变化,商人地位上升,而相应的则是地方士绅在基层民众中控制力的减弱,为维护作为地方权威代言人的优势,强化地方认同,选择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行为诸如具有文化韵味的书院建设、寺庙改造以及洪洞大槐树遗址的修建,都是维护其精英地位的有效策略。(《塑造地方形象的努力——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中的士绅角色分析》,《中国地方志》2010年第9期)

 

乔新华:洪洞士绅在“民族-国家”的主流话语下塑造地方形象,接续传统。

民国3年,曾任山东县令的洪洞人景大启等人在其致仕后联合当地士绅贺柏寿等倡修大槐树迁民遗址。他们“创建碑亭,建立巨坊,新构茶室”于是成为大槐树迁民遗址的雏形。民国20年,时任知县柳蓉在为增修的志书撰写序言时说:“现值大同世界,一本散为万殊,四海皆是同胞,民族合群,共同奋斗,异族罔感侵略,同种日跻富强,遐迩交称曰:古大槐树关系种族,杨国争光,晋乘生色,彼夫召伯甘棠,播仁声而记遗爱。”由此看来,洪洞士绅在民初“民族――国家”的国家主流话语下,通过塑造大槐树形象又一次凸显了地方形象。从洪洞地方历史的脉络来理解,大槐树是明清以来士绅阶层彰显洪洞历史的最后一次成功的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大槐树形象的塑造和明代皋陶、师旷等传统再造的活动是一脉相承的。(《四种鲜为人知的专志与明清以来的洪洞问题研究》,《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8期)

 

石菊红(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大槐树祭祖经历了国家符号进入、意识形态强化、下放主办权等阶段。

民国时期,虽然并没有什么祭祖仪式,可是在遗址修建的过程中出现了国家符号。祭祖遗址是由政府官员筹建的,政府官员本身就是国家权力的代表,而且遗址修建的目的除了满足移民后裔祭祖的愿望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强化国人的血缘观念,号召人们共同抵御外辱,以增强民族团结,提高民族凝聚力。

    新中国成立后,大槐树遗址被国家视为民族文化遗产加以保护,为了进一步迎合国家意识形态,得到国家的认可,祭祖仪式与烈士扫墓同时进行。无论是遗址称谓、祭祖仪式还是仪式的空间,都充满了国家符号。首先,遗址被百姓称为“大槐树祖先遗址”,而被国家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其次,祭祖仪式与祭拜烈士一起进行,祖先和烈士享受同样的祭拜和供献;最后,祭祖堂的东面就是烈士亭,烈士亭正对着百姓祈福的二代、三代古槐。文化大革命期间,祭祖被当做旧思想加以破除,祭祖仪式被迫中断。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对民间信仰政策逐步放宽。从1991年开始,洪洞县开始举办大槐树寻根祭祖节,由政府主办,从祭祖时间、祭祖仪式到仪式内容、祭祀人员等都由政府决定,国家存在于祭祖仪式的所有环节中。

2008年开始,地方政府将祭祖权力下放,由原先的政府主办变成政府主导,将祭祖的主办权力交给了政协,由政协牵头,鼓励全社会共同参与。将仪式分为公祭和民祭两部分,先公祭后民祭不仅确保了国家的主导地位,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平性,协调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信仰、仪式与象征——基于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的研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责任编辑:吕冬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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