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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中国

发布日期:2014-8-6    作者:曾红整理    来源:《中国历史评论》第一辑    阅读次数:4409

                                                                                                                            

    1934年,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下简称《钢铁》)在前苏联出版,1937年即被翻译为中文。小说主人公保尔的那种“钢铁般的革命意志”曾鼓舞和激励了无数的中国读者,该书也一度成为新中国青年人最重要的精神食粮。与此同时,以《钢铁》为主题的史学研究也为中国学者所关注。近30年来,尤其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虽然出现了《钢铁》“已经过时了”的声音,出现了质疑和维护《钢铁》等各种不同的观点,却从不同的侧面激发了新一轮的《钢铁》研究热,老一辈翻译家梅益,以及相关学者唐正芒、方长安、任光宣、余一中、吴泽霖、姚新勇等都有重要观点发表。户松芳的《<钢铁>在中国十七年的传播接受史》(2005年)是系统讨论《钢铁》传播史的专题硕士论文。台湾学者余敏玲的《苏联英雄保尔柯察金到中国》、《学习苏联:中共宣传与民间回应》,美国学者何东晖《<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联小说与两代中国读者》是海外学者在这一领域中极有份量的三篇学术力作,填补了以往研究中忽视民众阅读感受的空缺。

 

【一】 传播历程:保尔•柯察金现身中国

【二】 《钢铁》缘何在中国流行?

【三】 官方解读:保尔形象与保尔精神

【四】 民众认知:中国百姓看《钢铁》

【五】 再塑保尔:《钢铁》电视剧及剧本之争

【六】 前进路标:《钢铁》对中国民众的影响

【七】 当下中国是否应该宣传《钢铁》?

【编稿随笔与图文互动】 《钢铁》作者:童年到中年 / 段洛夫、梅益译《钢铁》/ 1937年中文版《钢铁》 / 60年前话剧《钢

铁》海报 / 廖承志《演出保尔•柯察金的意义》 / 1976年中文版《钢铁》 / 连环画《钢铁》 / 金山、张瑞芳饰演保尔、冬妮娅 / 海州中学发现“保尔”夫人1955年来信 / 保尔与盖茨谁是英雄? / 郑凯南观点 / 北京五中的“保尔班” / 王晶晶观点:一百次谈一百次感动 / 中国“保尔”吴运铎 / 编稿随笔 / 

 

一、传播历程:保尔柯察金现身中国

 

    (一)建国前后

    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唐正芒教授对《钢铁》传播史有系统研究:《钢铁》最早的中文版是段洛夫和陈非璜由日译本转译的。而梅益翻译的版本影响力最大。早在1938年夏,八路军上海办事处秘书长刘少文将阿历斯•布郎的英译本《钢铁》交给梅益翻译中文版。新知书店(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一个宣传出版阵地)的负责人也常督催梅益的翻译工作,梅益每次到“新知”来,总经理徐雪寒开口就问:“老梅呀,你的‘钢铁’‘炼’得怎么样啦?”梅益总是红着脸结巴着说“在‘炼’、在‘炼’……”19425月,《钢铁》的梅益译本终于问世,除在上海秘密发行外,还被运往苏皖边区、胶东和浙东根据地及大后方等。抗战胜利后,新知书店总管理处从重庆迁回上海,于1946年初重排出版了《钢铁》。自19466月到19498月,大连中苏友好协会、河北朝成冀鲁豫书店、太行群众书店、太岳新华书店、中原新华书店、华东新华书店、山东新华书店和读书、生活、新知三家战后联合而成的光华书店总管理处等,都曾分别翻印发行这个版本。“194910月共和国诞生前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又先后在北京、上海和重庆等地印行梅益译本97.6万册。1952年,梅益译本的版权转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后经刘辽逸重新校阅,到19656月共印行46次,印数达136.9万册。”(唐正芒:《新知书店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文译本》,《党史天地》2000年第11期。以下凡引此文只标作者姓名)

    当时还涌现出大量的《钢铁》缩写本和改编本。此外,《钢铁》还以话剧、电影、连环画的方式在国内传播。据武汉大学教授方长安等人研究,从1950年到19548月底,先后有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华东海军文工团、武汉市青年文工团、重庆市文工团、山西省文工团、甘肃省话剧团等演出话剧《保尔•柯察金》,共计295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又在1962年再度上演该剧。《钢铁》的影片也于1950年、1957年上映播放。1959年,《钢铁》连环画的上集(共224幅画)以64开本出版,并于19636月和下集(共220幅)以48开本同时出版,共印25万册,成为重点保留书籍,并荣获1963年全国第一届连环画创作绘画三等奖。(方长安、户松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新中国“17年”的传播研究》,《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以下凡引此文只标作者姓名)

     台湾“中研院”副研究员余敏玲对北京大学宣传保尔精神做过一个深入的案例研究:19571月,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来华访问,并到各级学校讲述奥氏生平事迹与宣扬保尔精神。北京大学共青团打铁趁热,为宣传保尔精神,即以北大学生黄坚的案例,透过师生讨论的方式,引导学生学习保尔精神。黄坚十六岁时,家乡成为共产党统治的地区,父亲也因而有了工作。他在学校曾是第一批积极分子,加入青年团。参加土改宣传工作时,他与同班一女同学成为好友。抗美援朝时,共产党号召参军。黄坚决心放下书本,报名参军,并说服女友一同参加。临行前,女友突然变卦不去。五年后,黄坚从解放军转业,考上北大,重回学校。一次偶然机会,两人重逢,黄坚得知女友已从大学毕业,现在科研机关工作,她与她的丈夫已在科学刊物上发表过好几篇论文。黄坚不禁要自问是他自己错了,还是女友错了?黄坚因为进步而参军,却庸庸碌碌过了5年,如果不醒悟,还会庸庸碌碌过一辈子。他得到的痛苦结论是,他为了政治活动,放弃了学业,等于是放弃了为人民服务的本钱。岁月不饶人,生活的经验证明:忽视政治的人占便宜。这些人将时间用在学业,学到了真本领;而政治活动只是说说而已,不能解决问题,黄坚最后的结论是,过去他“太幼稚了。……对一切都是那么迷信,要追求电影小说里描写过的生活。几年来,我明白了,这种生活,这种牺牲一切的英雄,在现实中都是没有的,他只不过是作家和艺术大师们的理想而已。以往,我正是吃了幼稚的亏,现在应该老练点了”。但黄坚对这样的结论又有几分疑惑与不安。他觉得自己在政治上严重的掉队,不知如何是好。他也曾想到要退团,省得成为团组织的包袱,也省得心里不安。但他又没有这样做,却不晓得往后的路该怎么走?他将自己的问题投书到北大校刊,请求指点。

    黄坚的投书,引起了学校师生热烈的讨论。有读者认为黄坚的看法不完全错,因为用心于学业和参与政治,在时间上会起冲突,而学生的本份就是以学习为主。另有读者认为黄坚也指出部分客观事实,亦即如果他不参军,在学业上会有更大的成就,这对科学落后的中国贡献更大。但是也有读者提出自己曾有过类似黄坚的经历,并坚持他的选择是对的,因为在北大生活美好的一切,都是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他也以参加这革命斗争为傲。黄坚参加抗美援朝并没有白白浪费生命,在书本知识上虽落后,却得到生动、深刻的教育。在革命的路上并没有停滞与落后。这样的叙述与观点和保尔自我反省后,对自己一生做出的结语几乎如出一辙。同时,有更多的读者认为黄坚将个人名誉,地位与革命贡献棍为一谈;他没有正确理解对革命贡献的问题,反而蒙上了个人主义的阴影。这些读者一致认为黄坚过去所做的并没有错,错的是现在的想法。他们呼吁黄坚应该巩固革命的人生观,不要计较个人得失,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真正的幸福是生活在集体中,共同为革命牺牲奋斗。

    最后,北京大学青年团团委会宣传部总结道,应该学习保尔的精神:“那种对敌人无比的恨,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祖国无比的爱,学习保尔在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中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来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黄坚的经历与问题在当时的青年之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共青团透过这样的讨论方式,无疑是要将保尔精神更深入青年的生活。(余敏玲:《苏联英雄保尔•柯察金到中国》,台湾《新史学》2001年第4期。以下凡引此文只标作者姓名)

    余敏玲认为:中共建国初期,所有的政策,都是向苏联一边倒,文化政策自然也不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第五天,中苏友好协会亦随之成立,总会长刘少奇致词道:“中国革命在过去就是学苏联,以俄为师;今后建国,同样是要以俄为师。”50年代的中国大陆有个十分流行的口号:“苏联的今天是中国的明天。”以俄为师,几乎成了政府推行的全民运动。在宣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苏联人民幸福生活的同时,难免出现一些夸大的现象。例如一位四川中学教员说:“苏联有一秒钟飞千多里的飞机。有长生不老药。”有些农村宣传员夸耀苏联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后,生活获得巨大改善,甚至说“苏联的猪每天吃水饺。”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以苏联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经典之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为塑造大众文化的工具,再适合不过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在大陆十分风行的小说,也曾悄然登陆台湾。只是在50年代的台湾,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环境使然,这本在大陆被力捧的红书,到了台湾却变成禁书。国民党当局不但不鼓励人民阅读,反而会因为阅读该书而惹祸上身。当时曾有12名台湾青年以叛乱罪名被军方起诉,其中的一条罪名就是向人宣讲“匪”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余敏玲)

    (二)中苏关系恶化期间

    中苏关系破裂后,据美国惠特曼学院助理教授何冬晖研究,中国不再像建国时期那样大力度地宣传《钢铁》。50年代初盛行的《钢铁》朗诵会在50年代末已经少见。而且1959年建国十周年之际,中国作家创作的十部小说(后来被称为“红色经典”)成为读者和评论家的新宠。但直到“文革”爆发前的两个月,《钢铁》仍以可观的数量在出版,只是不再使用彼得罗夫斯基的序言。(何冬晖撰、刘西普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联教育小说与两代中国读者》,《冷战国际史研究》2010年第2期。以下凡引此文只标作者姓名)

    余敏玲则认为:保尔这位苏联英雄在中苏关系恶化期间,在中国大陆扮演了十分吊诡的角色。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严厉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全部否定斯大林是错误的,苏联因此已经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1960年赫鲁晓夫突然决定召回全部苏联在华顾问,中苏双方的对骂节节高升。此时保尔的英雄形象,一方面已渐渐为中国英雄雷锋所取代;另一方面,中共则以保尔精神的维护者自居,以保尔精神作为痛斥苏共修正主义的武器之一。在这场中苏意识形态的论战中,中共认为谁热爱保尔,谁就是社会主义的正统。中国共青团总书记胡耀邦在全国第9次代表大会上,严厉指责苏联的修正主义,声称苏联当前所提倡的是个人主义。他说苏联不但批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战士雷锋“没有头脑”、“荒唐”,而且认为保尔•柯察金的时代已经过去。保尔“那种苦行僧式的共产主义者,对于达到狂热赴死程度的自我牺牲精神,是过于热衷,也过于长久地加以英雄化”。旅苏学生亦指证历历的声称,苏联《共青团真理报》曾经刊出保尔精神已过时的文章,还宣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资产阶级人生观”。

    整体而言,60年代,中共对保尔精神的宣传重点主要放在阶级对立斗争的框架处理。例如1963年小说以连环画形式出版时,强调的却是保尔的无产阶级出身与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1964年,程代熙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序言中称赞该小说是“一本告诉人们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不要忘记过去的好书,也是一本给人长革命志气、增革命干劲的好书”。在文革期间,保尔精神再度被中共拿来当作有力的政治武器。对外,继续用来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对内,用来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精神。

    而这种强调阶级对立与斗争,更反映在19766月,大庆油田采油三部部分工人、黑龙江大学中文系七二级工农兵学员和革命教师经过座谈、讨论,为新译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写的前言:“今天阅读这部小说,会使我们更加珍爱无产阶级专政,更加憎恨苏修叛徒集团,更加坚定把反修防修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余敏玲)

     “文革”时期,文化教育和传播机构非正常运作,使得《钢铁》在公众场合销声匿迹。一是作为组织、引导、督促学生读书的权威机构学校瘫痪了,二是出版社的非正常运作,使得《钢铁》一册难求。但由于《钢铁》从未被列为禁书(只是无法在图书馆借阅),而且它在“文革”之前的发行量很大,因此在私下的阅读相对较广。

    但毕竟《钢铁》符合中共的意识形态教育理念,因此1972年,“为重振出版业,缓解书荒,恢复文化传播的管理机制”,中宣部责成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印行高尔基的《母亲》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人民美术出版社便在当年率先出版了由小说改编的小人书,扉页上刊登着列宁论阶级斗争的语录。而梅益当时正在劳动改造,所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76年才出版了新译本,其中序言强调:苏联的修正派歪曲了保尔形象,中国应还原真实的英雄保尔,这是一场修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斗争。(何冬晖)

    (三)改革开放以来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梅益的再次校订的新译本从198010月至199212月又印行了21次,印数达73.1万余册(唐正芒)。据王志冲(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钢铁》译者)调查,1982年,辽宁共青团在团干部和团员间举行“荐书有奖”活动,《钢铁》就位居推荐书目的前五名。“1992年,文汇出版社推出《当代保尔列传》,介绍40多位残疾人的模范事迹,其中有将军、科学家、作家、教授、医生、企业家、革新能手、爱国侨眷、伤残人运动员和残疾人事业工作者”。19987月下旬,大连广播电台文艺台接连做了两期节目来讨论《钢铁》,绝大多数听众认为这是一本“激励人们直面人生、奋发向上的好书,曾伴随许多人成长,给人们以美好的理想主义教育和人生启迪”。1999年《中国文化报》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请读者评选对自己人生影响最大的50本书,《钢铁》位列榜首(王志冲:《永远的保尔•柯察金》,《档案春秋》。以下凡引此文只标作者姓名)。2006年第8期)1999年,在新中国建立50周年前夕举办的“感动共和国五十本书”的评选活动中,《钢铁》在外国文学作品中位居榜首(温哲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中国——纪念奥斯特洛夫斯基百年诞辰》,《外国文学动态》2005年第1期。以下凡引此文只标作者姓名)。2000年,《钢铁》又被改编为20集电视剧,“成为中央电视台有史以来六部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连续剧之一”。(《“保尔又一次感动了我们”: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创出收视率的奇迹》,《光明日报》20011010日)

    而且《钢铁》不仅被列为世界经典著作,还继续以连环画的形式出版吸引儿童阅读,甚至被节选进我国的中学课本。在2007年人教版的高中历史课本中,就插入了保尔修筑铁路的图片,并配以文字,用来说明苏联内战时期的普遍义务劳动制。(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历史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编著:《普通高中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历史必修2》,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94页)人教版八年级语文上册的名著导读中也列有《钢铁》。全国各地的语文中考题中还会直接考察《钢铁》的主人公(广西百色市2008年)、故事梗概与保尔形象(南京市2008年)等问题。

 

二、《钢铁》缘何在中国流行?

 

    何东晖认为:首要原因是新中国成立后需要社会主义新文化。20世纪初开展新文化运动以后,新青年们以追求自由来反抗封建传统,尤其是作家们倾向于描写西方的浪漫主义爱情。甚至颇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和科学家也在向公众证明,自由恋爱是优生学的“科学”基础,更是民族复兴国家重建的“科学”基础。在当时,恋爱就是冲破旧社会不合理禁忌的革命,巴金的《家》中“逆子”的出走就意为着一个“新青年”的诞生。但当建国后需要“社会主义新人”时,这些五四新青年浪子却成为旧时代的遗留物,作家矛盾和文艺理论家何其芳都将他们划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钢铁》出自于社会主义制度更为先进的苏联,是一部注入了革命秩序的著作,正好用于取代自由散漫的“浪子”故事,以便培养中国的“社会主义新人”。主人公保尔放弃和冬妮娅的爱情,摆脱“空虚”的个人主义人生,度过了有意义的集体主义人生。这种“超越自我”的精神与中国儒家以“国”为重的思想相契合。如此看来,新文化运动以爱情和个性解放反对传统,而社会主义文化需要并且重申了克己自律的传统。

    余敏玲认为,作为文化产品的生产制造者,政府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推动了《钢铁》的传播。由于中国百姓甚至东北的一些党员都对俄国人的印象不佳(沙俄曾侵略中国领土;苏联在抗战结束后又迟迟不从东北撤军,还大肆抢劫、强奸;而且美苏雅尔塔会议秘密协议暴露后,引发了群众的反苏示威行动),因此抗战胜利后,中共一边正面宣传苏联的建设成果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边让群众认识到“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余敏玲:《学习苏联:中共宣传与民间回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总第40期,20036月。以下凡引此文只标作者姓名)。而中共要让百姓明白社会主义的面貌,以及怎么走社会主义道路,就需要通过《钢铁》展现苏联的钢铁战士为革命奋斗终生的精神,鼓励全国人民为争取独立、自由而奋勇直前。

    恰好《钢铁》“将个人命运与现代革命相结合,以个人成长表现民族历史,歌颂无产阶级思想,这种结构方式与思想主题,与新中国对于民族现代革命历史的表述逻辑、叙事倾向相吻合,有助于生产新的社会主义话语,因而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被列为青年必读书,受到空前的重视”。而且当时的图书市场基本上受国家管理调控,出版社和新华书店是图书供应的基本渠道,《钢铁》的出版、发行就不会受到阻力。此外,政府还倡导青年阅读该书,开展学习保尔的活动(比如开座谈会交流阅读心得)(方长安、户松芳)。

    在解放后的过渡时期,亟需人民以钢铁般的毅力来实现工业化。中苏关系逐渐恶化时,中共要用《钢铁》来抗议苏联完全否定过去的修正主义。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需要人民像保尔一样忘我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因此才持续地将保尔树立为“先进”、“进步”的楷模,供人们去学习。而一代代的青少年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自然是接受《钢铁》教育的重点。教育部在1955年制定的七至九年级文学课外读物大纲中,将《钢铁》定为九年级学生外国文学经典作品课外必读物(何冬晖)。“1989年,团中央为了给全国青年树立‘人生的路标’,选出10本必读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排名第一”(王志冲)。

    另外,作为文化产品的消费者,中国民众热衷于保尔,是基于对苏联制度优越性、物质财富丰厚的想象和向往,更是寄托着对未来中国的期望——物质极其富裕,社会制度极其令人幸福,人民的道德品格极为高尚(何冬晖)。

    户松芳在《<钢铁>在中国十七年的传播接受史》的硕士论文中,特别关注了在阅读《钢铁》时,不同的群体会产生不同的共鸣,这也是小说吸引众多读者的原因。在战争年代,革命者从保尔的经历中看到了自己。许多人在轻装行军中,宁愿丢掉衣物也不愿丢弃《钢铁》等书籍。医院里的工作人员经常把《钢铁》、《真正的人》等小说读给伤员们听。在保尔的激励下,许多负伤甚至残疾的战士坚定了斗志(户松芳)。而青年人的“英雄情结”被小说极大地激活了,并且他们也容易被其中真挚、无私的爱情故事吸引(方长安、户松芳)。

 

 

 

三、官方解读:保尔形象与保尔精神

 

    在《钢铁》原著中,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刻画保尔的英雄形象时并没有将其神话,而是表现出他的一些缺点,例如略带鲁莽的性格(从小常打架)、狭隘的仇富心态、不顾组织批评的倔强脾气(私自换岗)和重病残疾后的绝望表现(卢明生:《把生命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谈保尔•柯察金》,《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4期)。可见保尔在磨砺中逐渐将自己锻造成了革命真钢,这正是《钢铁》所要突出的保尔精神——克服万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

    中国官方所倡导的保尔精神与彼得洛夫斯基所作《钢铁》序言的观点相同,都是将《钢铁》主旨导向为集体事业重于个人情感和健康。典型的事例是,1952年共青团北京市小学教师委员会组织讨论“保尔•柯察金与爱情”这一热门话题,因为如何看待保尔与冬妮娅的关系,已被广泛作为检验读者政治觉悟高低的试金石。但实际上讨论没有反方,像“保尔为何一定要与冬妮娅分手”这个问题,答案一致是“为革命不惜牺牲爱情!”。(何冬晖)

    若有人对保尔的精神有异类理解,就会受到批评教育和“挽救”。1954年,正在学习写作的准作家陈冲在私下里说了一句“冬妮娅这个人物写得很活”,便遭到领导的严厉指责,因为“欣赏冬妮娅,说明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陈冲只得阅读了很多《钢铁》的介绍和阅读指南,直到能熟练地说出:“与冬妮娅的那段短暂的爱情,是少年保尔的一个错误,是他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布尔什维克过程中的一次曲折”(何冬晖撰、刘西普译)。作家梁晓声采访的一位50年代的大学生在日记中写了保尔的前一句话——“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这生命人只能得到一次”,而没有继续写后面的话。因为他不愿认同自己的农民亲人们是“碌碌无为”的,他认为人到了恋爱年龄要恋爱,到了结婚年龄就要结婚,接着做父亲和母亲。所以他自称不可能像保尔那样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整个生命”都贡献给革命事业。为了让他跟上集体步伐,团委和学生会时时跟着他以实施“挽救”,直到他和集体取得一致观点,并写了一份公开检讨贴在板报栏,这才结束了被围堵说教的遭遇。(何冬晖)

    而且中国官方对保尔精神的解读是随着政治环境而变化的:“从朝鲜战争时期的爱国精神、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不畏艰辛、到文革时期的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余敏玲)。保尔的形象也因此受到不同评价。《钢铁》一开始进入中国时,官方完全赞扬保尔放弃小我、克服身体残疾,全身心投入革命的形象。尤其是认为保尔与冬妮娅所属阶级和价值观不同(冬妮娅见到衣衫褴褛的保尔时惊讶他“混得如此糟”,保尔则反唇相讥冬妮娅带有资产阶级的“酸臭”),保尔选择分开是他成熟的标志。但到了文革时期,即便保尔舍弃了浪漫的爱情、经受了残疾带来的身心煎熬,但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和俄语系72级工农兵学员在1976年合译的《钢铁》新序言中,却仍以英雄必须“高、大、全”的标准检验《钢铁》的不足,认为小说过多地渲染了保尔和冬妮娅的感情,并在描写保尔病重时不恰当地流露出绝望情绪,以致影响了保尔的英雄形象。(余敏玲)

 

四、民众认知:中国百姓看《钢铁》

 

    中国民众是如何看待《钢铁》的?对《钢铁》的喜爱程度如何?是否认同官方的宣传?余敏玲认为,民众既有响应或接受官方宣传的,也有与官方主流思想持不同意见的。很多青年响应党的号召,愿意去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保尔那种为了祖国而忘我牺牲的高贵品质永远值得效仿。中国作家老鬼(马波,杨沫的儿子)在中学时就决定到内蒙古兵团劳动,而保尔在小车站狂热苦干的精神便是他的楷模。对于被迫下放劳改的人,保尔精神也陪伴他们度过人生逆境。

据老鬼回忆,他读小学时北京正在上映电影《保尔•柯察金》,他百看不厌,觉得保尔将纨绔子弟维克多打到河里的那段最刺激。这个场面给他很多启示,比如“美丽高贵的冬妮娅就是因为保尔会打架才跟他好的”。他和同学常在晚自习后迎着寒风奔向宿舍,模仿保尔骑马冲锋的样子,还高唱着电影的主题曲。他感觉这首歌有股神秘的力量,唱起来抬头挺胸,完全不怕冷,反倒浑身是劲,还“很想找个坏蛋杀一番”。(余敏玲)

    但也有部分读者内心并不受官方思想约束,对《钢铁》中的爱情故事非常向往。保尔和冬妮娅的恋情因阶级属性差异而结束,非但不会让这些读者感召于保尔的革命纪律性,反而让他们对这样的结局感到惋惜。文革时期人们对这段爱情的迷恋尤其明显。当时官方要求清心禁欲,不断革命,禁止文学描写男女之情,电影中也不会出现导致男女产生感情的情节。《钢铁》因其强大的革命精神而未遭禁,从而让青年男女对其产生了特殊的情愫。刘小枫就回忆了他在文革时期对冬妮娅的“暗自喜欢”。“她性格爽朗,性情温厚,爱念小说,有天香之质;乌黑粗大的辫子,苗条娇小的身材,穿上一袭水兵式衣裙非常漂亮,是我心目中第一个具体的轻盈、透明的美人儿形象。但保尔说过,她不是‘自己人’,要警惕对她产生感情……我关心冬妮娅在革命中的位置,其实是因为,如果她不属于革命中的一员,我就不能(不敢)喜欢她。”(余敏玲)

    何冬晖也指出,在官方主流思想的引导下,师生们虽在公开讨论中认可应当为革命牺牲错误的爱情,但是心里却很喜欢冬妮娅这个角色。他们举例说,1958年,赖莎•奥斯特洛夫斯基卡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在北京六十五中演讲时说,保尔和冬妮娅的恋情,以及冬妮娅和她的母亲对保尔的帮助都确有其事,冬妮娅的原型仍然健在,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教师;而小说中代表资产阶级的冬妮娅是为了突显保尔的成长过程才虚构的艺术形象;据作家刘心武回忆(他当时是听众里的一名学生)——“得知冬妮娅的内情后,我们学校的师生惊喜和兴奋了好长时间。”

    对于以上早些时期读过《钢铁》的民众来说,不论是因为忠于政府的号召去学习保尔,还是由于深受保尔的鼓舞而决心积极进取,或是对书中那段被割舍的爱情久久醉心,这些读者终究都对《钢铁》有一种怀念的感情。但是对生长在不同社会大环境的新时代青少年来说,他们对政府依然推荐阅读的《钢铁》是什么态度呢?北京大学教授、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任光宣对其任教的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的一个本科生班和一个研究生班做过一次询问调查。结果在本科生班只有两人读完了这部小说(占全班人数的14%)。其余同学有的没有读过,有的读过但读不下去。研究生班的多数的学生读过(占全班人数60%),其余人或没有读过,或只看过同名电影,听过同名小说的连续广播。对于保尔•柯察金的形象,他们主要有两种观点。多数读过这部小说的学生认为,“保尔•柯察金是个十分吸引人、感染人、鼓舞人的形象。他敢于向命运挑战,有一种自强不息的、奋发向上的精神。保尔的崇高的革命理想,高尚的道德情操,忘我的献身精神,坚强的斗争意志,乐观的生活态度,明确的人生目标都是青年学生学习的榜样,而且保尔的这些优良的品质是任何时代的人都需要的”。“保尔•柯察金生活的时代虽已成为历史,但他的精神是永存的。”另一种观点是,保尔精神已经过时,已不为当今社会所需要。有位学生说:“保尔不属于当今的时代。他是其生活时期的、单一的社会大环境所蕴育的特有的一代人的典型。保尔这样的人已经不适合当今社会的发展。他属于过去的年代,他所具有的是过去年代的特征,所能适应的也是过去年代的生活方式。”(任光宣:《重读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俄罗斯文艺》1998年第2期。以下凡引此文只标作者姓名)通过任教授的这个调查,我们可以看出当今青年对《钢铁》和保尔精神是否过时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2000年电视剧《钢铁》的热播引发了一次网络对话,参与讨论者的网名有“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马列老太”、“老学究”、“格格”等。“小学生”问:“我总觉得他(保尔)这个人有点怪,他一辈子吃了那么多苦,这是为了什么?不过我倒是挺佩服他的那股精神的。”“大学生”回答说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小学生”反问:既然苏联解体了,保尔没有实现理想,“那他不是白吃苦了?……我们语文老师讲,保尔是个英雄,要我们好好学习他。我们物理老师讲,比尔•盖茨也是个英雄,也要我们好好学习他。我觉得他们都是英雄,但不知道怎么向他们学习?”上海人“捣糨糊”回答说要学保尔的奋斗精神,学盖茨的发财之道。“研究生”说保尔是过去的英雄,是服从当时阶级斗争路线的。老同志“马列老太”觉得这些年轻人不如自己那一代崇尚保尔了,感慨应该早点播放《钢铁》的电视剧,“让现在的年轻人多受一点革命传统教育”。“格格”反驳说“时代不同了,现在是商品社会!”“捣浆糊”也接着说:“现在讲的是效益,是利润,光喊空洞的口号不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什么用!我看比尔•盖茨就是了不起!”“马列老太”责备“捣浆糊”只知道效益利润不顾革命传统。“捣浆糊”辩解说“两个都得要,但革命传统也应当和效益、利润结合起来,不能和以前一样,勒紧裤腰带来讲革命传统。”“马列老太”只好承认“以前是有些问题”,但“比尔•盖茨是不简单,但他还是不能和保尔相提并论”。最后“老学究”又表明保尔是无产阶级,盖茨是资产阶级,不具有可比性(杜致万:《网上对话录——关于保尔和比尔•盖茨》,《俄罗斯文艺》2000年第3期)。这段网络对话反映出当下中国各群体对保尔与盖茨、精神力量与物质财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不同看法。

 

五、再塑保尔:《钢铁》电视剧及剧本之争

 

    正是由于上述一些读者对《钢铁》中保尔爱情的惋惜,以及对保尔形象怀有的其他一些“改造”期望,因此2000年上映的20集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情节上有所处理,剧本作者梁晓声也出版了《重塑保尔•柯察金》一书。在剧本中,梁晓声为保尔赋予了“粗鲁”的、“桀骜不驯的”成分,保尔在女教导员丽达的关爱之下从野小子成长为红军战士,他们两人产生了不同于原著的爱情。(梁晓声:《重塑保尔•柯察金》,北京:同心出版社,2000年)

    这部电视剧在20014月荣获第20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中的特别奖(最高奖)。蒋岱分析了该电视剧大获全胜的原因之一是,剧中“淡化了原著浓重的阶级斗争色彩,对保尔与冬妮亚的初恋直至分手,给予了合乎实际的画面新论释,对保尔与丽达、安娜、达雅等人的感情波澜也给予了戏剧性的、符合今天人们审美情趣的表现”。事实上爱情戏的比重占全剧三分之一,剧中的保尔更富有人情味和生活的立体感。(蒋岱:《钢铁战士的无私奉献与侠情义胆——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原著改编》,《当代电视》2001年第1期)

    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获奖后,该剧制片人,时任深圳万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的郑凯南回忆说:1998年底,我们公司在为迎接新中国成立50年和世纪之交找题材,很想改编一部红色经典小说,可当时只要是反映革命斗争的红色经典名著几乎都“有主”了。沮丧之余我暗中较劲:我偏要找到一本中国观众特别熟悉、至今没有被人涉足的经典名著,拍出来超越他们!这个念头刚冒出来,我脑子里就蹦出了一串汉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一夜我无法入睡,脑子里有千军万马在奔腾。是啊,同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有谁没有读过《钢铁》?有谁不知道保尔柯察金这个名字?有谁不曾被这个战士短暂而辉煌的一生所感动、所激励?冒出这个念头之后,我就赶回公司跟大家侃了一番。下班前大家达成的共识是:不管搞还是不搞,明天每人先买一本小说重新读一遍再说。然而买这本书的过程却让大家有一个惊讶的发现:即使在改革开放20年后,《钢铁》在中国各大书店里一直保持着很旺的销售态势。在这本已经陈旧的书里,还有什么东西依然在感动着一代又一代人呢?我觉得这就是现实主义的力量,它触及了理想和信仰两个永恒命题。……常常有记者问我,像《钢铁》这样的经典作品为什么没有产生在北京和上海这种文化底蕴厚重的城市,而是产生在了深圳?我对他们说,当今的时代是发展的时代,发展同样需要献身精神。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总要有人为之作出牺牲。在这个意义上,《钢铁》的主题和根本启示是永远不会过时。正因为深圳是个最具有开拓力和创造力的新型城市,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当然就最需要这种精神,所以深圳人拍出了《钢铁》!图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电视剧海报。(深圳特区报20101021日,《到保尔故乡拍一部中国人的<钢铁>》)

    相反,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余一中教授则将电视的剧本批评为“大炼《钢铁》炼出的废品”,其理由有三。一是电视剧的文学本《重塑保尔•柯察金》“没有达到出版水平”,因为它的出错字数明显超过出版物中编校错误的标准(不得超过万分之一)。二是文学本“充满错误的文化信息”,包括保尔的名字使用混乱,很多生活情境不符合俄罗斯的文化习俗和特定词汇等。三是文学本为强化英雄主义主题、发掘主人公的人性光辉,制造了一个违背原著的“假保尔”,保尔的阶级意识由原著中的逐渐确立到剧中的天性使然,原著中的保尔“认为自己首先是属于革命的,然后才是属于爱人的,而且爱人也必须是革命的”;但剧中的他却很懂得享受爱情。余教授由此认为,中国在物质上的“大炼钢铁”早已失败,照搬苏联行不通,应当吸取过去的教训。(余一中:《“大炼<钢铁>”炼出的废品——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电视连续剧文学本》,《当代外国文学》2000年第2期。以下凡引此文只标作者姓名)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教授也评价“剧本的‘重塑’是失败的”,保尔的复出不过是想借保尔复出这一缕“余光”,“为在市场经济冲击下日益‘物化’的人们重新燃起那暗淡了的理想和信念之光”。(董健:《保尔的复出与历史反思》,《博览群书》2000年第8期)

 

六、前进路标:《钢铁》对中国民众的影响

 

    《钢铁》对我国民众产生的作用,归纳起来有三点。

    其一是促进了青少年以保尔为榜样刻苦学习。例如1952年中苏友好月时,昆明某女中的一个班级是保尔•柯察金班。受保尔的鼓舞,他们成了全校优秀班,并在毕业时将此称号送给纪律、成绩均不好另一个班(全班有一半的人代数不及格),在保尔顽强精神的激励下,这个班在毕业前已不再有不及格现象。(余敏玲)

2001年,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做了一项问卷调查。在接受调查的500名长春市高中生里面,声称《钢铁》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数最多,他们认为,“这本书曾经感染了几代人,在今天看来,书中所阐述的崇高的人生观和爱情观依旧有着它独特的号召力和感染力。”此后排序依次为《三国演义》、《简•爱》、《飘》、《巴黎圣母院》、《红楼梦》、《红与黑》、《水浒传》、《苏菲的世界》。(曾毅:《长春市一项调查表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高中生影响最大》,《光明日报》20011119日,第B3版)

    就连近期学生的作文中也能反映出《钢铁》的影响力。安徽省临泉县城中南路学校的张敏同学在《语文天地》上发表了《我遇到了保尔•柯察金》一文。在文中,作者手捧《钢铁》,梦见自己在乌克兰遇见了修铁路的保尔,便好奇地问道:“你们整天工作在这样的环境中,没有充足的供应,没有好的保暖衣物和工作器械,你们不觉得苦吗?”保尔回答:“苦,当然苦,我们又不是钢铁炼成的,可是苦我们也要干下去,直到把路轨通到森林,让木材顺利运入城中。”“那,那又是什么给你这么大的动力,让你在这样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到现在的呢?”保尔的表情变得庄重严肃,深沉冷静地回答:“可以说是一种责任,一种使命,城中的大人小孩儿在挨饿受冻,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们身上承担着沉甸甸的责任,我们不能后退,因为这是时代和人民赋予我们的使命,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要对城中那期盼我们胜利归来的人负责。我想,就是这种责任感让我们坚持到现在,也必定能让我们坚持到最后。”小作者在文章末尾写道:“我明白了什么是责任,也明白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张敏:《我遇到了保尔•柯察金》,《语文天地》2011年第9期)

    其二,保尔勇于战胜生活挑战的精神对众多身心受挫者极具鼓舞力量。比如24岁的青年阮颂铭因风湿性关节炎长期卧病再床,感到前途无望,《钢铁》让他鼓起勇气和希望学习俄文,经多年努力后还发表了诸多译作。许多城市都有类似的例子。又如一位初中生廖贻训参加朝鲜战争时负伤,四肢残废,只有大拇指能动。他躺在床上看《钢铁》、《青年近卫军》、《真正的人》,并效法保尔精神努力学习写字。另一位在朝鲜战争中失去双臂的黄仁川看了《钢铁》等连环画后,当上了宣传员,也学会了用嘴画画。这类案例,在《人民日报》中每年都会报导几则。还有贫农出身的士兵高玉宝,只受过一个月教育,写十个字就得问七八个,受到毛泽东“为何中国小说没有以农民为主角”的启发,开始写自传。期间听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故事,他信心满满地说:“瞎眼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能写,睁眼的我慢慢写,总比瞎子写得好。”30万字的自传小说《高玉宝》由此写成。(余敏玲)

    其三,《钢铁》增强了革命时期一些民众的集体意识。以知青下乡为例。1957年,电影《保尔•柯察金》在中国大陆29个城市播放。重庆、哈尔滨、杭州、合肥等地的若干学校、工厂、机关的共青团支部组织青年讨论影片,学习保尔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献身的精神和他的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有些济南、长沙的机关青年因贪图安逸不愿意离开城市,在看过电影后,“纷纷报名要求到农村中去锻炼,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像保尔那样去生活”(方长安、户松芳)。

 

七、当下中国是否应该宣传《钢铁》?

 

    近年来,由于《钢铁》的重印和电视剧的传播,加之苏联解体造成的影响,关于“《钢铁》是不是好书”、“中国要不要大力宣传《钢铁》”的争辩也随之加剧。

    (一)反对派

    1998年,余一中教授批判“《钢铁》不是一本好书,应当把它送进历史的博物馆,而不是把它介绍给年轻一代”。主要理由有三点。首先,小说抬高斯大林模式,违背了历史真实性。不忠实于现实的艺术都是在撒谎,所暴露的不是才能而是无才。其次,小说中塑造的保尔形象并不成功,既不能反映出自身的民族独特性(更换人名地点后,他可以是南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中国人等);又没有能力独自思考,只是趋同于大众(不想掉队就背叛恋爱多年的女友冬尼娅)。他儿时仇富的偏狭性格是沙皇制度造成的,成年后又被斯大林的极左思想巩固了。而且“钢铁”象征着斯大林和斯大林路线(“斯大林”的词根意为“钢”),《钢铁》就是要表明怎样把一个普通人变成斯大林路线的拥护者。再次,《钢铁》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人文科学素养不足,又是靠口述给“不太有文化的”秘书们进行写作;因此作品难以达到出版水平。即便小说受到苏联和中国读者的好评,“但是被大众欢迎的书未必是好书”。(《<钢铁>是一本好书吗?》,《俄罗斯文艺》1998年第2期)之后,余教授又在《历史真实是检验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再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俄罗斯文艺》2004年第3期)一文中重申了上述观点。

    赵育春与余一中的看法相同:“奥斯特洛夫斯基和他笔下的‘英雄’都只是那个年代必然的产物”,“其作品在中国的流行完全借助于五六十年代愈演愈烈的‘左’倾悲剧。像奥氏这样的缺乏人文科学素养和理性自觉的作家无法超越苏联那时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他只能写出《钢铁》这样的作品,也只能塑造出同样缺乏理性自觉的‘英雄形象’,虽然保尔的信仰是真诚的,但这种真诚的外在表现却是缺乏理性反思的盲从。实际上,他将‘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与忠实执行主流政治路线混为一谈”。(赵育春:《被延宕的反思——重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代外国文学》2000年第1期)

南京大学教授丁帆也对保尔形象塑造成功与否持类似观点,即保尔“缺少独特的人格艺术魅力的美感”,他的思想深处始终认为“没有比掉队更可怕的事情了”,因此他成为偶像,却没有“典型性格”的张力和弹性,他是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里才具有“特定美感”的畸形英雄。但他无法再激励下一代人,因为文学作品不能是政治的“简单传声筒”,而应该充满着人性和人道内涵。(丁帆:《怎样确定历史的和美学的坐标——重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札记》,《文艺争鸣》2009年第5期。)

    (二)支持派

    沈阳市作协主席、老一代作家木青回忆了自己曾从《钢铁》中得到了无穷力量的经历,以此说明《钢铁》是一部生活教科书,也是一部艺术教科书。在重读《钢铁》时,既能受到精神鼓舞,又能从中学到许多创作上的成功经验(即应该注意本民族的欣赏习惯)。(木青:《重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引起的联系》,《名作欣赏》1983年第3期)

    针对俄罗斯自90年代以来将《钢铁》视为斯大林主义产物的评价,以及中国青年人对保尔精神是否过时形成的对立观点,任光宣教授提出了对待保尔形象的应有看法。一是保尔“是个真实感人、有艺术魅力的文学形象”,“因为他来自现实生活”。而且《钢铁》真实地再现了当时苏联人民的信念、理想、情操、奋斗精神和忘我的劳动热情(当时的苏联人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期望和憧憬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他们真诚地相信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会胜利),也符合30年代苏联人对人生的审美追求(他们把为社会主义事业奉献自我的精神视作美好的精神品格)。而且保尔将感情和生命服从于理想并不是苏联官方蓄意欺骗、强迫苏维埃人接受的,而是苏联文学中英雄革命家的传统。因为在近千年的俄罗斯文学作品里有很多为理想勇于牺牲的主人公,如17世纪作品《使徒传》中的阿瓦库姆为维护宗教守旧派的思想而不怕宗教迫害,19世纪小说《怎么办?》中的拉赫美托夫更是俄国革命家效仿的榜样。

    二是因为保尔有理想、有追求,所以他的形象塑造得“有魅力”;因为“他的形象和精神具有一种美感”,所以其形象“感人”。

    三是“应当历史地去看待保尔生活和成长的环境,即十月革命后苏维埃国家最初年代的那段历史和当时的时代精神”。任教授最后得出结论:保尔的优秀品质“属于人类永恒的道德范畴”,具有一种普遍、永存的意义;即便是在现在的俄罗斯,也有人呼吁“无论如何也不应当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进卫军》,《真正的人》这三部作品从大纲中删掉,因为子孙们应当知道他们的祖辈、父辈是怎样创造俄罗斯历史的。而中华民族有今天,是因为在战争年代有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等牺牲的革命烈士,在和平时代有吴运铎、雷锋、焦裕禄、蒋筑英、孔繁森、张海迪等模范人物,他们和保尔都是我们的英雄。因此保尔精神永存”。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杜林针对余一中和任光宣二人的争论焦点(《钢铁》的历史真实性问题和保尔的形象),认为应当用“走进去,跳出来”的方法认识这两个问题。走进作品看其反映了哪些时代内容,作品赋予主人公怎样的精神特质;然后要跳出作品,“站在一个历史的、道德的、审美的高度,看作品是怎样反映当时的历史事实,怎样描绘他的主人公的”。而《钢铁》“述说了一个穷孩子、一个下层布尔什维克战士投身革命的过程。无论保尔眼中的历史是否符合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真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特定的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的生活与奋斗,看到的是历史对作家心灵的影响,和作家对历史事件的态度,它仅仅是历史观察的一个侧面,对于一部作品来说应该是足够了。这也正是我们走出作品之后所应该、所能够得出的结论。如果仅仅从作品是否完全符合历史真实的角度检验作品,就排除了作家的主观因素对作品的影响,照此推理,现代派作品就没有几部可以肯定的了”。而且,保尔是一个下层无产阶级战士的形象,不应拿“英雄”或“战士”的定义去检验他;所以保尔作为文学形象也是非常成功的。(杜林:《走进去,跳出来——我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俄罗斯文艺》1999年第1期)

    中国社科院张捷研究员综合国内对《钢铁》的不同态度,认为普通读者与职业批评家对《钢铁》的接受是不同的。前者主要被保尔的巨大精神力量吸引,把他作为学习的榜样;后者则“以通常的文学标准来衡量作品,比较重视艺术性方面”。一般说来,一部好作品应该做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但《钢铁》是凭借其思想性受到广泛喜爱的,它是不是好书不是少数批评家决定的,而是要看由广大人民群众的接受度。(张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第6期)

    长期研究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的唐正芒教授则详述了中共从抗战时期开始组织翻译《钢铁》的艰辛历程,认为《钢铁》是中共“长期致力于创立和建设先进文化的缩影,也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一正确论断的生动而有力的历史见证”

    《钢铁》汉译版本的知名译者梅益则反驳了余一中关于《钢铁》不是好书的论断:“我们可以用不同的眼光去审视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但绝不可以狭隘、偏激,甚至是为了哗众取宠,无视历史,超越时空来极力贬低与侮辱身处特殊年代的那一代人的信仰与追求,特别是他们为了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的压迫浴血奋战,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的那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任何作品都有它的局限性,时代在发展,人们的思想在不断变化,但人类对理想的追求以及与自身命运的抗争和顽强拼搏的精神主题永远不会改变。”“我们必须对一些过去的文学读物加以区别分析,但要反对按时期来划分文学作品价值的荒谬做法。尤其是那种不顾历史的特殊性,主张把过去曾经在人民大众中起到巨大作用的革命作品,不分青红皂白地划入‘毒品’之列,大加鞑伐,以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借此制造所谓的‘轰动效应’。”“世上并没有完人,作者也不想把保尔•柯察金写成为完人。保尔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说,有过大大小小的缺点错误,因为他年轻、无知和缺乏经验,有些则是十月革命后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时期那些‘左’的倾向的反映。但是他的奋斗目标始终明确,坚定不移。他一直按照党所指示的道路度过自己的一生,在斗争火热的时期他没有袖手旁观,在争夺政权的残酷斗争中,他找到了自己的岗位。”因此梅益坚信,保尔不会被人们淡忘,相反他会更加坚定我们的信仰与追求。(梅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不是一部好书》,《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1016日,第002版)

    张琦在《保尔•柯察金的勇气》一文中说,当今天再回过头来看《钢铁》时,小说思想的局限性显而易见——保尔因不善思考,“把斯大林极左路线的教条和口号当成了真理,而对当时整个苏联革命斗争的现实缺乏正确清醒的认识”;强烈的政治偏见也决定了他对周围人事的好恶取舍。可是虽然“保尔头上没有圣洁的光环,但没有光环的保尔也未尝就不令人敬佩”。(《俄罗斯文艺》2001年第1期)

    暨南大学中文系姚新勇教授则认为,“《钢铁》不是优秀的文学经典,但也不是什么毒草,最多不过是一个有问题的特殊时代的文学标本。鉴于它所产生的不正常的文学影响,对其进行批评甚至一定的批判,是可以的,有意义的。我们是不值得大力向青少年推荐《钢铁》,但也完全没有必要害怕它会给青少年造成多么大的戕害,任何青年人想阅读,就去阅读好了,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且如果他或她的阅读,可以自觉地、多方面地结合有关《钢铁》一书的文学与历史情况,那么它也会变成一部很有启发性、很有意义的书”。(姚新勇:《应该怎样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定位——兼与姜长斌、余一中教授商榷》,《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3期)

    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吴泽霖教授将保尔的形象定位成一个“真实的”、“理想的”、“悲剧的”形象,“保尔命运的悲剧性在于他的共产主义理想被亵渎,他对理想的忠诚和献身精神被摄入到斯大林模式的意识形态狂热之中”,但更重要的是“不忘保尔”,要“把最珍贵的东西从斯大林模式中剥离出来”,要比保尔更成熟、更坚定地走在他理想的道路上。(吴泽霖:《保尔:一个悲剧性命运的形象》,《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6期)。

(责任编辑: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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