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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隐喻 革命动员 集体记忆

发布日期:2015-6-2    作者:赵刘洋    来源:《中国历史评论》第一辑    阅读次数:2971
【摘 要】“东亚病夫”是近代中国的身体隐喻,其中反映了西方知识传入之后引起的中国社会对身体卫生认识的复杂变化,以及在此过程中与政治形势、文化思潮、知识精英的实践、民族认同以及国家观念的互动纠葛。本文尝试从三个角度即身体隐喻、革命动员及集体记忆三个方面阐释“东亚病夫”与近代中国的关系。身体隐喻则解释“东亚病夫”隐喻产生的内在缘由,革命动员则表现为这一隐喻在具体历史进程中的作用,集体记忆则表现为该隐喻的历史影响,而这三个方面彼此之间亦存在内在联系。
【关键词】身体隐喻 革命动员 集体记忆东亚病夫 近代中国
【一】 身体隐喻——“东亚病夫”与“危机意识”
【二】 革命动员——“东亚病夫”与民族情感
【三】 集体记忆——“东亚病夫”的现实影响
【编稿随笔与图文互动】 杨瑞松观点 / 编稿随笔 / 曾朴以“东亚病夫”署名《孽海花》/ 编稿随笔 / 蒋介石论“东亚病夫” / 毛泽东论“东亚病夫” / 邓小平论“东亚病夫”
一、身体隐喻——“东亚病夫”与“危机意识”
中国人的身体自近代以来便被视为病弱不堪,中国的医药技术对此无能为力,只能求助于西医。“西医能够通过独有的切割技术使身体从损毁状态得到复原,这种治疗方式总被比喻成整个中国社会就像一个病弱的肌体,经历了一个由弱变强的向近代蜕变的过程,遭遇表面和内部的损毁而达到治愈的状态,绝对是外科手术传入中国的结果,但这个过程绝非简单的一个生理现象,而是承载着太多的复杂隐喻,也就是说当西医的第一把手术刀切入中国人的身体时,它就变成了一个‘现代性的事件’。” “东亚病夫”又反映了关于近代中国的集体记忆。在具体历史过程中,中国如何与“病人”发生关系;另外,近代著名的救国人士如孙中山、鲁迅、郭沫若等恰恰是学西医出身,这是一种历史偶然还是西方医学知识与近代中国有某种内在关联等,诸多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在杨瑞松看来,19世纪末期的甲午战争促成了“东亚病夫”说在西方舆论界形成,由于目睹清政府改革无效,内部问题重重,西方舆论家以常用于形容奥斯曼土耳其的欧洲“病夫”来形容中国为“东亚病夫”,其诞生之初本来是用于形容中国衰败的政治局面,中国舆论界受此影响,也引用相同的比喻,以此强调改革的迫切性和正当性。可是到了20世纪初期,国民改造成为政治社会改革根本的新思潮,尤其是强国必先强种的思维,使得国民身体素质的检讨批评成为新的思想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病夫”的意涵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如梁启超等操弄转化下,成为针对当时中国人病弱身躯的写实形容,甚至成为中国作家的自我比喻。另一方面,随着民族主义意识的高涨,“病夫论”的外来性质也开始被特别强调,由于这些新的历史因素的影响,“东亚病夫”产生的原始历史背景及其单纯的意义,逐渐被人遗忘。所以作者的结论是,如果从理性思想分析的角度而言,“东亚病夫“在近代中国生根、成长、转化的过程中,则充斥着太多认知上的谬误和不必要的情绪操弄。
这样一种“自我东方化”的思考路径,实际上并没有有效将近代中国的独特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纳入研究框架中,所以周锡瑞曾指出:“这样的文化研究很容易使人误认为,现实是由文化和符号构成的,从而过于轻易地把中国社会的变革力量归于权威话语自身,或者是想象国家或资本主义企业中一些含混的殖民地的或现代主义的精英促进了权威话语并赋予其权力,却并不顾及这些现象为什么会发生。” 另外,在处理“东亚病夫”这一概念,应当注意到其中既包括了外国舆论对中国的批评,批评在逐渐演变过程中也确实包含了民族歧视,当时中国社会也的确存在诸多问题。
在分析“东亚病夫”时也不能忽视“病夫”这一概念,因为“东亚病夫”是类比欧洲“病夫”奥斯曼土耳其而产生的,指国家局面衰败,并不是指个体的身体素质差,并没有与个体发生联系,所以“东亚病夫”本身的生成离不开欧洲语境。在西方公共舆论未以“病夫”论述中国时,奥斯曼土耳其因为其衰落的现实处境,早已经成为西方舆论中知名的“病夫”。根据杨松瑞的研究,1894年12月的《万国公报》转载了《法国时报》的一篇评论:“今东方又有一病夫矣,日本虽小,竟将动摇其根本,摧伤其枝叶。” 所以“东亚病夫”这一概念的生成并流行是在甲午战争期间及其后。
许多学者早已经注意到“东亚”概念的形成是“现代性事件”,是与“欧洲”乃至于“西方”这样的概念相对应而出现的,是欧洲扩张压力下所导致的一个近代想象,或者是西方地缘政治形塑出的世界空间图像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孙歌就认为亚洲不是自足的地域概念,而是必须以“欧洲”作为对立面的意识形态概念,对它的讨论不仅牵涉到西方中心论的问题,更牵涉到东方内部的霸权问题。 “东亚“概念问题复杂,本文在此不细作讨论。但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东亚病夫”概念的生成与甲午战争密切相关,与欧洲舆论界对甲午战争引发的政治格局的变化的认知有关,甲午战败严重加深了中国的危机,这给中国知识阶层深刻的刺激,一些有远见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国力衰弱,只有团结起来,奋发图强,才能抵御外侮。严复、梁启超等对“病夫”的理解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情景下产生的。
张灏认为,1895年之后的二十年,是开启中国现代思想转型的突破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面临政治、文化双重危机。在政治上,知识精英阶层开始怀疑清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对清政府离心背弃。这促使传统政治秩序的基本体制“普世皇权”由动摇而瓦解,中国由此陷入空前的“政治解体”危机之中;在文化上,代表传统中国人基本的公共信仰与价值取向的儒家思想逐渐动摇和解体,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深层危机。知识分子对此的回应是形成了各式各样的主义话语,对未来的目标理想提出了一套构想及实现路径。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知识精英认为必须改造中国的国民才能凝聚力量,所以原本用来形容中国衰败政局的“东亚病夫”一词也被纳入到梁启超等人的思想实践中。
严复于1895年3月发表的《原强》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其政治思想。在这篇文章中,严复虽未将“病夫”比喻中国人体素质,但将国家改造与普通民众改造有效结合。他将中国比作病夫,“今夫人之身,惰则窳,劳则强,固常理也。而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则有速其死而已。中国者,固病夫也。”在严复的思想中,只有其“三民主义”(民智、民力、民德)才能解决中国问题。他认为,像俄国收权、练军的方法只是治标,不能治本,“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所以严复主张,在中国,只有改造中国民众,使其团结起来,才能使中国强盛。“今夫民智已下矣,民德已衰矣,民力已困矣。有一二人焉,谓能旦暮为之,无是理也。何则?有一倡而无群和也。是故虽有善政,莫之能行。善政如草木,置其地而能发生滋大者,必其天地人三者与之合也,否则立槁而已。” 所以,对“病夫”的认知是与其改造国民的政治思想密切相关的。在严复的思想中,“己”是为“群”服务的,“群”的意义更重要,是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基础。
甲午战后,新知识精英认为改造国民才能使国家强盛,对中国时局的指称往往与民众个体联系一起,更何况,一国的民众与国家从常理上也无法完全二分,中国国力衰弱势必引起外国人的鄙视,更何况中国人本身确实存在诸多问题。所以,“病夫”不仅指身体素质,也指民众的思想,这在当时的新知识阶层是一种普遍认知。在《新大陆游记》中,梁启超说:“称病态毕露之国民为东亚病夫,实在也不算诬蔑。” 在这里,“病夫”指的是民众素质,而不是片面的身体素质。也从侧面了说明了外国称民众为“东亚病夫”现象确实存在,如果仅仅将其作为“想象的民族耻辱”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在梁启超的启蒙宣传主要是为现代国民身份认同与民族—国家的自我确认服务,将普通民众改造成为国民,个体的荣辱认同与国家兴亡的责任意识联系起来,所以在理解梁启超为何将原本指代国家政治局面与实力的“东亚病夫”转为对国民身体和思想的认识时,“不能从其自身所处的政治语境中剥离出来,去反观评说其存在场域的历史渊源与特征,从而达到批判现代社会的效果” 。故而,思想史研究中所谓“救亡”与“启蒙”以及“激进”与“保守”这样的二元对立概念用在梁启超的思想中未必完全适合,反倒先入为主的有了主观判定。
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著名的《新民说》,可以视为梁启超改造国民的纲领,在绪论中梁启超以身体为比喻,明确指出国民与国家的关系:“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療,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改造国民的手段正如医疗手段一样,判定普通民众是“病夫”,然后通过医疗手段(国民改造),从而达到国家兴盛。
在其中《论尚武》中,梁启超以其激情澎湃的文笔批判中国传统民众的柔弱体质,提倡欧洲、日本的尚武精神,梁启超认为尚武精神是国家生存的根本,“立国者苟无尚武之国民,铁血之主义,则虽有文明,虽有众民,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由于“国势之一统、儒教之流失、霸者之摧荡、习俗之濡染”造成了中国民众的体质衰弱,因此必须具备三力即“心力、胆力、体力”才能养成尚武精神,才能在天演之界生存。
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人体质极为衰弱。他还列举了中国人体质柔弱的表现及生活习惯的原因:“中人不讲卫生,婚期太早,以是传种,种以孱弱;及其就傅之后,终日伏案,闭置一室,绝无运动,耗目力而昏沌,未黄耋而驼背;且复习为娇惰,绝无自营自活之风,衣食举动,一切需人;以文弱为美称,以羸怯为娇贵,翩翩少年,弱不禁风,名曰丈夫,弱于少女;弱冠而后,则又缠绵床以耗其精力,吸食鸦片以戕其身体,血不华色,面有死容,身体奄奄,气息才属: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 最后梁启超大声疾呼:“呜呼,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吾望我同胞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颓惫以坐废也!”
由此可以看到,梁启超将对国民身体素质的批判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紧密结合在一起,“东亚病夫”在梁启超的思想视野中并非是消极概念,而是从属于其改造国民的思想体系中的。在近代中国,“国民”与“国家”,“私”与“公”及“个人”与“集体”很难存在清晰的界定。
二、革命动员——“东亚病夫”与民族情感
如前所述,中国民族危机在甲午战后大大加深,这样的危机意识导致了知识分子强烈批判中国现实和历史传统,革命就像西方医疗手段,能迅速去除中国固有的“疾病”,能使“东亚病夫”回到健康状态。在具体分析“东亚病夫”与革命动员的关系前,首先应当注意在理解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时,革命是无法被轻易“告别”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反倒因为相对处于局外,而能够理性分析革命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并且告别革命思维与告别历史上的革命应当区分开来,离开革命谈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很难有正确的认识。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革命”一词逐渐成为使用频率极高的政论词汇,并且被建构为“救亡图存、解决内忧外患、实现国家统一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手段”。而“改良”及其他的救国手段被视为缓不济急和舍本逐末,无法解决中国的现实危机,革命高于一切,甚至以革命为社会行为的惟一规范和价值评判的最高标准,与之相对的“反革命”则被理解为最大的“恶”,二者形成了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革命”话语及其意识形态渗入到社会大众层面并影响社会大众的观念和心态,同时这样的话语又具有浓烈的专断性和任意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样的思维并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
“东亚病夫”既然被理解为与所谓的“国民性”相关的意义,那么就需要对国民进行动员和改造,而革命本身就被认为是治疗“疾病”、拯救“病夫”的手段。
首先在知识精英群体中,他们痛苦地感觉到被凌辱的命运,想象着国家就像“身体”一样遭受着细菌病毒的侵袭,受人践踏、侮辱、欺凌,只有像西医经过手术刀的切割,经历过剧痛,才能实现民族再生。孙中山、鲁迅、郭沫若等人原本学习西方医学知识,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想象性转移,由中国的现实境遇联想到治疗身体上的疾病,这在20世纪初的知识群体中并不少见。比如在民国初年,一位作者曾在报刊上写道:“吾侪之社会,自与欧美人之社会交通以后,外围事物,多所改变,权力日削,势力失坠,此为外部侵害之疾病,然外部之侵害,常乘内部之衰弱而起,则吾侪对于社会内部之疾病,不可不研究其疾因,考察其病态,以定治疗之方法。” 而革命本身就被当作治疗的手段:“吾闻历史家论革命之性质也,曰国家政治上之革命,犹至于吾人身体上施外科之大手术也。盖吾人既罹重大之疾病,渐成慢性之痼疾,终非姑息之疗治所得愈,则不得不行根本上解除之大手术。”
如前所述,甲午战争引起的危机意识造成了知识群体开始全面反思中国传统,这样的一种无奈与绝望导致逐渐对中国现实社会的全面否定,影响了中国思维世界,形成了类似宗教观的二元对立对思维方式。此外,“东亚病夫”与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存在着微妙的瓜葛。如梁其姿在研究近代中国的麻风隔离时认为,在西方麻风病代表罪孽深重,从16世纪起,麻风在西方世界消失,其曾经带来的社会恐惧与焦虑也逐渐消失,直至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亚洲、非洲建立殖民政权时,麻风病被西方人重新重视,通过西方传教士与医生,麻风隔离的方法被广泛引进,“热带病”这门新学问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而方兴未艾,麻风病被认为是落后的热带地区的流行病之一,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人被认为是透过移民将麻风病毒传至全世界的危险种族,西方社会的医学知识影响了中国精英对麻风病的认知,他们认为铲除代表中国民族落后与政府无能的麻风是当务之急,隔离是达到消灭麻风的主要方法,传统社会对这种疾病是无知和冷漠的。但梁其姿发现中国东南地区自明中叶以来就广泛建立起隔离麻风病人的机构,这个传统一直到清末从未中断。
“东亚病夫”逐渐成为与种族主义有关的词汇,在危机意识的影响下,中国精英认为中国人已经到了亡国灭种的地步,对现实的否定及其建构的“理想国家”二者之间是对立的,“将想象中的‘现代中国’与它的过去(同样是想象的)作比较,与世界其他国家作比较,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从这个方式中得到某种解答” 。比如娼妓问题在民国时期也被认为是中国疾病和身体衰弱的象征。这显然与曾经在明清之际被认为是高雅的体现的青楼文化不同,现在娼妓问题被当作国家的耻辱,与传播性病、衰弱、道德的谴责、破坏民族秩序与导致民族落后联系起来,而帝国主义与国家战乱更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需要通过国家权力的整合积极干预,才能解决问题,使民族走向健康。
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在革命动员方式上与其他政治力量相比,更加善于运用“情感唤醒”。黄宗智在分析从土改到文革的中共革命话语时发现,“阶级斗争论”曾作为推动历史进步的主导因素加以利用,但由此形成一个悖论现象:阶级斗争的表达与实践之间完全背离和脱节,这样的一种现象成为中共进行社会动员的一种手段。从悖论关系的角度分析中国革命尤其是中共革命成功的原因成为一种潮流。但这样的一种研究路径并没有解释这样的革命动员策略是一种“误读”还是“故意为之”,如果是“故意为之”,为什么反倒是这样的“悖论”才会使革命动员成功。
在这里,笔者更为赞同邹谠的观点,他认为对于中国革命的兴起与成功并不是常规套路所能解释,而是与晚清面临的“全面危机”有关,这场危机牵扯到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并不是局部策略的制定所能应付。由于没有现成路径可以追寻,所以其采取的特殊策略具有独特的具体的特征,中国式社会主义革命本身就是一个个具有高度灵活的“个案”构成,社会学家概括为“共产主义新传统”。
中国共产党要巩固其政权建立初期的稳定性及合法性,就要与过去政权相比较。“东亚病夫”是中国的过去,如今是新中国,中国人的身体素质和国民素质都已经增强,中国的国家也实现了独立和健康。无论在情感上还是现实中,都重视医疗卫生和体育事业。情感上,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实行革命动员,以保证民众对新生政权的认同,而“东亚病夫”这一名称与民族耻辱、国家衰弱、民众身体素质和思想素质低下相联系,共产党如果可以解决这一问题(至少使人觉得解决),那么便有利于政权合法性的巩固。毛泽东于1956年8月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文中提出:“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中国的月亮也不是那么很好,外国的月亮也总是比较清新一点,总而言之,坏事不少。但是,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我们的成绩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郭沫若《全运会闭幕》诗:“中华儿女今舒畅,‘东亚病夫’已健康。”新中国医疗机构的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共在卫生事业上的重视程度,“从1949年至1957年,医院、卫生院由2600所增至4083所,诊所由769所增至102262所,防疫站由61所增加到1626所” 。
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共产党在政权建设之初,不顾国内的实际情况,参加朝鲜战争。中国之所以派兵入朝参战,不仅仅是因为美国决策者跨过三八线的决定对中国安全利益所形成的严重威胁,更为深入的层次是如何应对政权建立之初的合法性威胁,所以毛泽东的思维是如何通过高举革命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的旗帜,将朝鲜半岛的危机局势转变为实现广泛国内政治动员的新源泉,以此从根本上加强中国人民对新政权合法性以及中共宏大的政治和社会改造计划的内在支持与认同,从而强有力地推进中共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全面控制并实施革命改造的历史进程。中国必须参战不仅是美国对中国的敌对,更在于美国对中国的轻视,共产党希望以此战争证明,中国人民真正站立起来了。
杨念群在分析1952年朝鲜战争时期发生在朝鲜和东北的局部区域性“细菌战事件”如何被高效率地转化为全国性的整体爱国运动时,曾提到在对“细菌战事件”的宣传中有效运用情感动员技术和唤起历史记忆的例子,一个是通过图片和漫画的方式将美军的暴行直接展现出来,另一个就是将美军的细菌战与日本侵略中国的细菌战联系起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增强了民众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因此可以看到,普通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通过情感性的激励唤醒和动员。所以我们可以经常看到,在建国初期的宣传中,一个常见的思路就是全面否定国民党统治,那时外国人欺辱中国人,讽刺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而如今在新中国,我们发展医疗卫生和体育事业,国家实现了独立自主,曾经的“东亚病夫”经过社会主义教育、改造和帮助,已经“健康了”,其目的是通过情感式动员技术增强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尤其是对新生政权的认同,以巩固政权的稳定性和合法性。
三、集体记忆——“东亚病夫”的现实影响
近代史是活的历史,凝结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关于集体记忆,其实早在1925年,涂尔干的弟子哈布瓦赫提出了“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 )的概念,用于研究在家庭、宗教群体和社会阶级的环境中,过去是如何被记住的。在摒弃了当时在欧洲流行的对记忆的几种心理学解释之后,他指出所有对个人回忆的讨论必须考虑到亲属、社区、宗教、政治组织、社会阶级和民族等社会制度的影响。为了证明自己的核心论点,他指出,在稳定的社区生活中每个家庭都有其私下的记忆与秘密,只向自己的成员揭示。这种“家庭记忆”并不只是个人记忆的组合。其实,它是对过去的集体重构。他发展了涂尔干的理论,因为涂尔干认为文化创造力是主要植根于集体热情、共享的情感、统一的利益当中。但如果说在欢腾的时期社会或集体通过统一的仪式展示着文化的更新和创造,那么在平静的时期,在行为有序而又常规化的时期,社会又是如何凝聚的呢?哈布瓦赫认为是集体记忆使得对过去事件的回忆活在日常生活中,完成了对历史的仪式性重演,使得在一段时间之后对群体身份的狂热典礼得以可能。
在另一方面,即使在民间的记忆层面,中国当前的体制还在几个层次上对社会记忆保持着严密的控制。比如在档案方面,这种控制采取了限制接近历史文件的方式;在大众传媒和公众教育方面,控制是通过审查、政治宣传、小心撰写和重写历史课本完成的。此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传媒就是电影和电视剧 ,自1980年代以来,电视机的广泛普及使得我们在思考民众的集体记忆时不能忽视这一传播媒介的力量。官方的隐形介入和引导也影响了民众集体记忆。
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精武门”中霍元甲、陈真的故事如何成为集体记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李小龙主演的《精武门》成为经典影片,在影片中,首先就是交待霍元甲被日本人下毒毒死,陈真为其师报仇,打败日本武士,一脚踢碎日本人侮辱中国人的“东亚病夫”的牌匾。此外,公园中出现的“华人与狗不得进入”牌匾也被陈真踢烂。
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香港由于长时间受英国的殖民统治,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颇为为妙,在当时的香港普通民众中,他们渴求一个代表民族精神的偶像,所以一个原本在历史上并不真实存在的陈真也被追捧为偶像。
进入八十年代,徐小明导演的《大侠霍元甲》在华人群体中热播,在这里,影片的主角是霍元甲,但延续了七十年代的故事。电视片头是霍元甲、陈真师徒踢翻烧毁写着“东亚病夫“的灯笼,霍元甲因为武艺高强,遭到日本人的妒忌,所以被日本人最后下毒毒死,陈真跑到日本租界地虹口道场,打死了日本人,一脚踢碎“东亚病夫”的牌匾,最后英勇牺牲。
八十年代的香港商业气息浓厚,普通民众的思想呈现多元化、分散化的特点。这与大陆地区一样,毛泽东时代的思想一统已经不在,代之而来的是思想和利益的多元化,如何将民众的思想进行整合,儒家思想太过于遥远,共产主义的思想因为屡屡遭受挫折,在民众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已经有限,所以利用民族感情是一种有效地方式,而在历史上,中国遭受日本侵略时间最长,受难最深,所以很容易唤醒民众的历史记忆。
而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随着国力的增强,希望能够推广中国自身的文化,同时针对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道路的质疑,霍元甲在由袁和平导演,李连杰主演的电影《霍元甲》中又具有了与以往不同的形象。在影片中,霍元甲原本是一个争强斗狠的角色,最后在与别人的争斗中,导致全家被杀,最后醒悟,认为武术和种族并没有高下优劣之分,武术是用来强身健体,团结民众,而是不是用来争斗。在影片中,延续了以往的叙事策略,西方列强欺辱中国,称中国是“东亚病夫”,霍元甲最终打败了西洋、日本的武士,但被日本人毒死。武士在中国文化中的涵义就是止干戈。
 
在当代中国,外国列强尤其是日本侮辱中国人是“东亚病夫”已经成为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对人格与种族的歧视最容易激发人们的情感和情绪,对“东亚病夫”的称号的愤恨并不是个人的,而是民族的共同记忆,这种记忆还会从个人的愤恨上升到对民族国家的忧患意识,这样的意识是官方所希望引导的方向。
(责任编辑: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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