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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的拷问——“忏悔”研究

发布日期:2015-6-22    作者:乔治•杜比、黄瑞成等著 夏栋爱整理    来源:《中国历史评论》第五辑    阅读次数:1215

【编者按】“忏悔”一词来自佛教,辞海中对该词的解释是“忏是梵语Ksama的音译,忏摩的略称,合成‘忏悔’。原为向人发露自己的过错、求容忍宽恕之意”。汉语借用该词,来翻译圣经和西方神学典籍。西方“忏悔”源于基督教,含有承认、坦白的意思,基督教的罪感意识,促进“罪人”公开或私下认罪,在上帝的恩典中完成救赎。

作为一种仪式,忏悔在早期基督教社会中就已存在,但多是公开的,自愿进行的,1215年拉特兰公会确立每个基督教徒至少一年向神父忏悔一次的规定,忏悔才成了信徒的义务。宗教改革时,宗教改革家几乎都强烈反对作为圣事的忏悔,许多新教教派都取消了忏悔圣事。对于基督教忏悔圣事的在各个时期的发展情况,法国菲利普阿利埃斯和乔治杜比主编的五卷本《私人生活史》有详细的描述。虽然忏悔作为基督教的仪式在衰弱,但是忏悔已成为西方社会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福柯曾说过西方成了一个特殊的坦白社会。坦白话语进入西方各个领域,尤其以文学领域忏悔录最为明显。对此,杨正润、张凤阳、曹蕾等都做过较深入的研究。

20世纪初,随着西方基督教深入传播以及忏悔文学的译介,中国人缺乏忏悔意识的观点日嚣尘上,现代学者也多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来看待忏悔。但是,也有一种观点,将忏悔意识作为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共同体验。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初,中国第一代作家开启了中国自身的忏悔叙事,吴定宇对此有概括性研究,商昌宝则对20世纪末思想文化界的要求忏悔与拒绝忏悔的现象作了关注。

中国目前处于转型时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机与信仰危机,希望借助各位学者的研究,读者能正确认识理解忏悔。

【一】 作为基督教圣礼的忏悔

【二】 “罪”与“忏悔”

【三】 西方:一个特殊的坦白社会

【四】 中国:“忏悔缺乏”与“内省”

【五】 中国近代以来的文人忏悔

 

一、作为基督教圣礼的忏悔

在早期基督教社会中,三个主题受到强烈关注:罪、贫困和死亡,某种忏悔的公共制度流行着。“这座基督教长方形廊柱大厅里聚集着一群罪人,他们同样需要上帝的宽恕,这群人之间的类别划分主要依据所犯罪过的不同。我们可不要小看这个群体中出现的新奇的小事,小到个人隐私,如男女的性爱道德观或他们对基督教教条的看法,都是神职人员判断此人是否通过公开仪式将其革出教会的基础”。而“穷人可怜的生活条件承载着浓浓的宗教意义,他们代表了罪人身份,每天都需要上帝的宽恕。穷人象征着那些被上帝抛弃的遭受折磨的罪人,这种象征屡屡以圣歌的语言重复着,形成教会礼拜仪式,尤其是忏悔仪式的主干”。向穷人施舍是忏悔者补救或赎罪的方式。

彭小瑜在考察西欧社会的绝罚时就发现早期教会把绝罚和忏悔圣事联系在一起,“忏悔人必须完成主教要求的善工,在此之前不能与教徒们一起祈祷,不可领受圣餐,但仍受到教徒们关爱,在他们的鼓励帮助下改过自新;对于有重大罪过而拒绝悔改者,神职人员和信徒都要躲避,不与之接触,‘不和他交往,叫他羞愧’,以此敦促他悔过”。

最初忏悔是少见的,并且发生在公共场合,不过6世纪晚期,公开的忏悔仪式在一些地方开始有了改变。“直到阿尔勒的恺撒利乌斯(503-542年)那个时代,那些希望洗净罪恶的人们才可以自由地获得赦免。这些人加人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忏悔者的行列中,这是公开的。人一生只能被赦免一次。这样公开的‘侮辱’在德意志战士的眼里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那些重复着已经被赦免的罪恶的人们担心在死后被罚入地狱。因此6世纪晚期,凯尔特的修道士们提出了一种新的折中办法:个人进行秘密的忏悔,坦承自己的罪行,并给出一个惩罚的清单,这颇像德意志法律里的惩罚清单。这条建议立刻获得了认可,并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流行开来。”(乔治杜比等:《私人生活史I》,第482

在私密化的同时,西方的忏悔也出现制度化的倾向。曹蕾认为,“公元789年,查理大帝下令,凡负有拯救灵魂责任的教士,均可听取本教区信徒的忏悔。忏悔通过统治者的法令在全社会推行,体现出西方忏悔制度化的特点”。

经过长期演变,忏悔礼在1200年前后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接受了隆巴德的主张,“要求15岁以上的男性基督徒、12岁以上的女性基督徒每年至少在复活节期间忏悔一次,参加一次弥撒礼,而且只有在忏悔之后才有资格在弥撒礼上领取圣体”。

“这项决定部分地是压制性的和审讯式的,它的目的在于发现不顺从和个人内心潜伏的异端思想。但是有比这更激进的革命,有比这影晌更持久更深远的吗——以前在公共广场举行的公开的忏悔仪式现在变成了私人的简单交流,正如说教故事里讲的,成了罪人与牧师之间,或是灵魂与上帝之间的交流(因为口头忏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秘密,而且如果不是伴随着静默中的自我修正,忏悔就会毫无意义)?”“最初是内心的自省,然后是秘密忏悔和禁欲苦行,对上帝的虔敬此后就成了私人的事,一个缓慢的转向终于完成了。”(乔治杜比等:《私人生活史II:肖像——中世纪》,第464-465

陈刚认为,通过忏悔、救赎的制度化规定,教会实现了对教徒心灵的控制。“到1200年前后变为教士宣布:‘我赦免你’!赦罪的效力随教士等级递增。主教在平时只能赦40天的罪,在奉献教堂时可赦一年的罪,教皇则可以赦免一切罪。就这样,教会通过私下忏悔、赦罪、补赎等方式控制了所有教徒的心灵,宗教力量在中世纪经常甚于世俗力量的奥秘正在这里。”

14世纪时,坎特伯雷大主教萨德伯里重申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的规定,并且强化了实施的手段,规定每年的三个大节期——圣灵降临节、圣诞节、复活节是举行忏悔礼和弥撒礼的日子;如果某一教徒从一个复活节到另一个复活节期间没有忏悔过或没有参加过弥撒礼,就要受到教会法庭的惩处,情节严重者不得进入教堂,死后不得按照天主教仪式举行葬礼。由于这些规定,确保教区居民按时举行这两项礼拜仪式就成为英国各主教区教会法庭司法审判的重要内容。”(刘城,2002

据黄瑞成考察,中世纪以来,特别是12世纪以降的天主教神学,区分了不完全忏悔(attrition)与完全忏悔(contrition)。这一区分在圣经中可以找到渊源,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也做过区分。中世纪的完全忏悔论者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他认为“出于畏惧、自爱,或出于上帝之爱的动机,固然是完全忏悔与不完全忏悔之部分的一个方面,但是否由上帝之爱来实现对人格的建构和整合,则是问题的关键。同时托马斯•阿奎那还强调了不完全忏悔作为完全忏悔之准备阶段的重要意义,但他认为最关键的还是补赎圣仪本身”。而不完全忏悔论则认为仅仅靠动机就可以区分不完全忏悔与完全忏悔,不完全忏悔单纯出于对上帝之惩罚的畏惧,而后者则是出于上帝之爱,由此,不完全忏悔与完全忏悔之关系被完全割裂。1551年的天主教特兰托公会议为不完全忏悔与完全忏悔问题作出了总结,它肯定区分以及各自的重要性,但在两种忏悔的关系问题上语焉不详。特兰托公会议以后,不完全忏悔论与完全忏悔论虽有激烈争论,但两派的共同特征是使得忏悔逐步由存在论问题变成了心理学问题:不完全忏悔论者认为毋须对上帝的爱而仅有对上帝的畏惧,即可完成忏悔赎罪;完全忏悔论者则认为除了对上帝的畏惧还需要对上帝的爱,才能实现忏悔之完满。

16世纪开始宗教改革,新教和罗马天主教各派都认为个人虔诚的重要性,但天主教重申圣礼和牧师的作用时,新教却坚持信仰者和上帝之间的直接联系。“1516世纪广泛实行的社区忏侮和总赦免在17世纪早期仍在法国北部地区流行(但在法国南部,在说普罗旺斯语的地区和罗马风俗流行的地区不再流行)。社区性的忏悔在四旬斋末期举行,有些教区在神圣的星期四举行,但更多是在复活节的星期天举行。圣餐奉献仪式之后的典礼,是在大声用法文吟诵‘认罪的祷告’的第一部分中开始的,之后是详细地列举罪行,其名目各社区不相同,可能是被各个牧师根据他对他的教民和他们最常犯的罪行的了解而加以修改过。接着是吟诵‘认罪的祷告’的第二部分,包括一份对犯罪的承认,一个不再重犯的许诺和一个对代理仟悔和赦免的请求。最后,教士用惯用的方式之一准予集体的赦免,教民们到圣坛上领圣餐。”(乔治杜比等:《私人生活史III》,第66

然而,“整个17世纪,这种行为逐渐被废除,部分是因为新教对它的质疑,部分是由于罗马礼拜仪式取代了法国北部地区的方式,部分则是由于牧师加强了对个体的天主教意识的审查和指导”。(乔治杜比等:《私人生活史III:激情——文艺复兴》,第67

“对于少数虔诚的信徒来说,定期的自我审查和忏悔能获得良心的指导和‘灵魂的救治’。一些男人和更多的女人进行月忏悔甚至周忏悔,选择神父和他们一起向完美挺进,并记录下每一个小错误。神父给予建议、普告和鼓励。大多数的精神指导者属于一个会派,如耶稣会、辩护派或多明我会等。”(乔治杜比等:《私人生活史III》第68

但因为羞于开口,或是担心牧师不保守他们的秘密,因此许多天主教徒不情愿向牧师坦白罪行。这时,法国牧师广泛采用查尔斯•博罗梅奥的《神父守则》,忏悔成了宗教教训的一个基本方法。“在忏悔中(16世纪已被广泛使用),单独和忏悔者在一起的牧师问一些具体问题,意在探究犯罪者从没做过的良心审查;在庄严的忏悔和宣布赦免之前,提醒犯罪人其罪行的严重性和应承担的惩罚。”(乔治杜比等:《私人生活史III》,第69

新教强调每个人直接和上帝联系,除《圣经》之外的所有中介如礼拜仪式、牧师、圣礼等被取消或弱化作用。个人忏悔仪式被取消,但新教教会制定了许多类似的阻止公开承认有罪者接受圣餐。“在路德派教堂里,牧师在讲坛上宜读一份集体的忏侮书,然后向全体教徒分发所谓的‘福音赦罪文’。加尔文派考虑到‘许多人盲无目的地冲向圣餐’,于是规定其教区内的‘宗教纪律’:个人必须到长者法庭前接受审查,有罪者接受告诫,某些情况下甚至会被解除教籍。也就是说,被取消接受圣餐的资格。这样,告诫取代了忏悔,集体悔过代替了个人悔过。”(乔治杜比等:《私人生活史III》,第91

面对新教的挑战,罗马天主教召开了特伦托宗教会议努力恢复宗教纪律,天主教徒也倡导人们进行精神锻炼,自省变成了平常事。“人们对内心的检查和审视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普遍了,甚至当信奉天生教的人数减少时,对于道德神学的要求的全新理解,使得那些非神职人员的大众也能够接受曾一度是精英阶层专有的精神约束”。法国王朝复辟时期,人们通过静修与布道,进行自我审视与忏侮。“根据热拉尔•肖维的叙述,1821324日,6000名手捧白蜡烛的人参加了标志着伟大的蒙彼利埃传教使命顶点的公众忏梅仪式”。“在19世纪,几十年来,听取忏侮的神父总是推迟赦罪,直至时间流逝、听到人们第二次忏悔为止。阿尔的一位神父建议人们除了正常的忏悔之外,还应在其间进行不断的自我反省,形成习惯,这位神父在七月王朝期间成为了一名固定的传教士。这些方法使人们备受鼓舞,促使他们审视自己的内心,搜寻哪怕是最细小的罪恶记忆。”(乔治杜比等:《私人生活史IV:演员与舞台——从大革命烽火到世界大战》,第428-429

左图为位于梵蒂冈的圣伯多禄大教堂,又称圣彼得大教堂,是天主教重要的象征之一,世界五大教堂之首,世界第一教堂。它占地23000平方米,容量超过6万人。传统认为这里是耶稣的12宗徒之一的圣伯多禄(西门彼得)的安葬地点。目前的教堂,是兴建在早期教堂的基础上,始建于1506年,完成于1626年。右图为教堂内的忏悔屋。

曹蕾回顾了忏悔制度的发展后总结道:“基督教悔制度的变化呈现这样的轨迹:从早期的公开忏悔到后来的私下忏悔;从自愿的、不定期的忏悔到义务的、定期的忏悔;天主教忏悔制度中强调神父的中介作用和权威性。由于宗教改革,以神父为中介的忏悔转向个人直接向上帝忏悔,由外在仪式转为内心体验。”(曹蕾,2013

20世纪以来,随着道德世俗化的倾向,宗教信仰受到挑战,宗教活动也日渐衰落,忏悔圣礼日益被忽视。《私人生活史》提供了一项关于法国天主教徒参与忏悔礼的数字统计,“在1952年,15%的天主教徒每个月至少忏悔一次,只有3%的人从来不去;到1974年,却只有1%的人每个月忏悔一次,而54%的人从不忏悔”。(乔治杜比等:《私人生活史V:现代社会中的身份之谜》,第428-429

二、“罪”与“忏悔”

宗教辞典对于忏悔的定义是:“忏悔是我们向神父认罪并自我谴责,神父有权赦免我们的罪。” 这个定义引出了基督教神学中两个非常重要的命题:“罪”和“忏悔”。忏悔的核心内容在于认罪,这与人类的人类罪感意识紧密相连。《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可从中找到这种观念的源头。祥耘认为,“亚当、夏娃犯罪后感到罪咎,良心受到责备,神在他们心中敲起了警钟。于是人类始祖便向神灵耶和华祈求赦免,并立誓改过自新。忏悔的根源由此便产生了。先知亚伯拉罕、伊撒等都不断违反上帝的训诫,忏悔意识于是传承下来……因为世界是‘罪孽的结果’,世间人就必须祈求于忏悔而求得心灵的解脱”。

摩罗认为,“简单说来,原罪意识是人类认为自己有罪,就是自己对他者怀有某种亏欠感,忏悔意识就是对这些罪的审视和清理。原罪意识和忏悔意识看起来好像是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二者相辅相成。具有原罪意识的,必然会伴生忏悔意识;具有忏悔意识的,必定是因为他们具有原罪意识”。

黄瑞成引用了舍勒“正如没有懊悔心就不可能有对自身的诚实,没有谦卑也就不可能有懊悔心。谦卑抵制使灵魂囿于其自我位置和当下位置的天生的傲慢。谦卑是参照绝对的善之清晰观念不断转化的体验结果,个体发现自己难以企及绝对的善,只有当谦卑遏制了傲慢的压抑、固执和冥顽,重新恢复在傲慢之中似乎已经脱离生命流之原动力的自我位置,与生命流和世界的畅通关系,懊悔自才可能萌发”。他认为舍勒所谓的绝对的善之清晰观念就是绝对的上帝之理念。正是在上帝的位格之中,绝对的善这一观念才获得了真正的内涵,灵魂面对上帝的绝对位格所萌生的就是敬畏,也只有在对绝对上帝的敬畏中,人才会产生谦卑。“可见绝对的上帝之理念,是基督教的忏悔行动的前提”。

黄瑞成还通过对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这一基督教的“忏悔”学说典范性著作的分析文本来探索基督教忏悔行动的理念。他认为:“《忏悔录》的内容与结构之整体,正是基督教‘忏悔观’的完美地体现:‘忏悔’行动以‘良心’面对绝对完善的上帝而生的敬畏为起点,唤醒人的谦卑,将人的精神目光引向对已然发生的“罪与恶”的观照,由此引发人对其原初自由和清白开端的领悟,从而实现心向上帝的爱的转向,最终摆脱‘罪与恶’的持续效应。”(黄瑞成,2004

奥古斯丁是古代基督教拉丁教父中著述最多的一位,而他的《忏悔录》传诵最为广泛。右图为该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译者周士良在1962年写道:“《忏悔录》原名‘Confessiones,古典拉丁文本作‘承认、认罪’解,但在教会文学中,转为承认神的伟大,有歌颂的意义。奥氏本来着重后一意义,即叙述一生所蒙天主的恩泽,发出对天主的歌颂;但一般都注重第一义,因此我国过去都称此书为‘忏悔录’,在欧洲则‘忏悔录’已成为自传的另一名称。”(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96

曹蕾认为,“基督教让人感到罪的普遍存在后并没有让人绝望,这种罪的普遍存在使罪成为人的一个属性,人要做的是向上帝认罪,求得上帝的救赎。基督教关于‘罪’的教义成为基督徒向上帝认罪的心理基础。基督教的忏悔制度是在‘罪’的教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曹蕾,2013

黄健从哲学角度分析了“忏悔”意识的生成。他认为“在西方文化观念里,人与环境是分裂的,人的感性与理性也是分裂的。为解决这种分裂状态,西方文化找到了上帝,只有上帝才是至高无上的。上帝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人,主宰一切,处在分裂之中的人必须向上帝忏悔、赎罪。在西方文化里‘原罪’意识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即自我在现实中发生了异化,与上帝原本设计的自我(‘本我’)有了疏离感,需要通过灵魂的忏悔来消除来自现实的异化实现向‘本我’的回归。……而对主客体的分裂‘忏悔’审美意识提倡在灵魂的撞击震荡中寻求心灵的净化与超越最终获得精神升华与作为完善”。

三、西方:一个特殊的坦白社会

在西方社会,忏悔的影响已然超出宗教领域,福柯就曾说:“西方社会成了一个特殊的坦白社会”,“西方人已经变成了坦白的动物”。他认为:“1215年拉特兰会议颁布的忏悔圣事的管理条例和随后忏悔技术的发展,在刑事审判中诉讼程序的衰落、罪状考验(誓言、决斗和上帝的判决)的取消和审问与调查方法的进步,皇家政府愈来愈多地介入违法案件的审查以致牺牲了私下和解的做法,以及宗教裁判所的建立,这些都促进了坦白在世俗权利和宗教权利的秩序中发挥核心作用。”

福柯认为,坦白的影响无处不在,也引起文学上的变化,进而使人们思考方式发生了某种变化:“人们从以英雄叙事或‘考验’勇敢和健康的奇迹为中心的叙述和倾听的快感转向了一种以从自我的表白出发无止境地揭示坦白无法达到的真相为任务的文学。由此生了另一种哲学思考的方式:不仅在自我之中,在某个遭遗忘的知识中,或者在某一原始的踪迹中,而且在对自我的拷问中探寻与真理的根本关系,因为对自我的拷问可以通过许多瞬间印象给出基本可靠的意识,现在,坦白的责任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被传递给我们,从此它与我们深深地混为一体,以致我们不再视之为约束我们的权力所为。”(福柯:《性经验史》,第39-40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在文学评论、哲学、历史学等领域有很大的影响。他被认为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性经验史》是福柯花费十几年时间潜心研究的结果,自1970年被选入法兰西学院后,福柯迫于教学压力,开始在课堂上教授自己正在研究的内容。在法兰西学院,他每周三上课,从1970年到1984年,他开出了“认知的意志”、“惩罚的社会”、“精神病学的权力”等十多门课。福柯正是在整理这些讲稿的基础上,先后发表《规训与惩罚》(1975年)和《性经验史》(1976年和1984年)。在《性经验史》一书中,福柯考察了与性经验有关的权力机制的理论及运作方式。他认为,历史上存在两种展示性真相的宏大程序,一方面是,像中国、日本、印度、罗马、阿拉伯—穆斯林等社会中的存在的“性爱艺术”,而福柯所在的文明是唯一实行“性科学”的文明。他认为,西方发展出一套将性真相纳入到知识的严格形式中的程序,即性真相的坦白。他指出:“自从基督教忏悔出现之后,直到今天,性是忏悔的首要内容。”而这种被束缚在忏悔中的性真相坦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清教主义、反革命运动、18世纪的教学法和19世纪的医学出现以来,它逐渐摆脱自身仪式的区域性和专一性,向四处传播。在这其中发展起来了一套机制,产生了性真实话语,形成了知识。福柯说:“这也许是始料未及的,但是只要我们一想到基督教和法律所具有的悠久的忏悔历史,以及坦白这个在西方社会中如此重要的知识—权力形式所经历的变迁和转型,那么后果就不令人吃惊了。”(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杨正润同样认为:“尽管忏悔同宗教有密切的关系,包含着道德改善的要求和一种向上的价值追求,但是忏悔的文化和社会意义超出了宗教和道德的范围,作为一种话语体系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当然也正是由于基督教巨大的意识形态功能,忏悔话语才进入了西方社会的许多领域,甚至常常出现在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相互间的交往中。”

曹蕾认为,“由于基督教忏悔制度的历史影响,忏悔对许多西方人而言已成为一种根本的心理需求,有时成为一种无意识的忏悔冲动”。她注意到许多学者从心理学的多角度来理解忏悔,肯定忏悔的净化宣泄作用,因此她认为“如果忏悔意味着解决心理问题的话,有神父可以忏悔的天主教徒确实比新教徒容易找到心理问题疏导的渠道,这或许可从一方面说明宗教改革以来忏悔文学包括忏悔、告白型自传在西方大量涌现的原因。文学忏悔成了西方人强烈的忏悔冲动的新载体。20世纪精神分析学说在西方的流行也就有了内在的历史、文化、心理根源”。(曹蕾,2013

忏悔话语的文学形式—忏悔录,为背负原罪的人在表达忏悔时提供了新的形式手段,成为西方文化的一个特殊现象。“据学者统计,单是用文字写下来并流传至今的‘忏悔录’就有1000多部”。 乔治•杜比和菲利普•布隆斯坦认为,“和其他任何叙述形式相比,忏悔录最能促使作者把自已看成(忏侮)这一精神旅途的主角。中世纪晚期的典型忏悔录中,除了弗朗西斯坎的传记,还有阿贝拉尔的自我辩护式、对灾难进行文学式思考的忏悔,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而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则通过对情感的刹那间的领悟,来体现他完整的生活,若干一流的意大利作者都从他的忏悔录里获得了灵感。在但丁、彼得拉克和薄伽丘的作品的最有灵光的部分,便可看到奥古斯丁深刻的话语,如‘记忆带给我们的不是现实本身,它己经一去不复返了,记忆带给我们的是对现实进行描述的文字,当现实消逝的时候,文字通过感官在我们的意识中留下了现实的足迹’。也就是说,在上帝的注视下,内心的时间是被‘现在’激活了的、过去时光的再现。这些新人们通过自己的思想和写作,给原罪的人在忏悔时的犹豫前行带来新的形式和手段,就像创世纪从对人类的拯救开始一样,这时的叙述是以皈依上帝开始”。(乔治杜比等:《私人生活史II473

西方的“忏悔录”中,奥古斯丁和卢梭的《忏悔录》是两个典型。奥古斯丁是第一部忏悔自传,而卢梭在他的《忏悔录》中宣称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而被人看作现代主义文化的开山鼻祖。张凤阳分别分析了奥古斯丁和卢梭的《忏悔录》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奥古斯丁的忏悔乃是一种仰望,是对超乎自身之上的神圣声音的洗耳恭听。‘我的天主,我真正的生命,我该做什么?我将超越我本身名为记忆的这股力量,我将超越它而飞向你、温柔的光明’。这就是奥古斯丁的终极追求。”而对于卢梭来说,“忏悔仅仅是一种形式包装,其实质,则是借此确认坦率的正当性,然后在通过光明正大的坦率来达到对自我情况的狂纵不法的张扬玩味。……卢梭所走的道路,本质上乃是一条以艺术代替宗教、以审美代替信仰、以英雄代替上帝的自我表现与自我崇拜之路”。

然而,忏悔话语不止出现在含有“忏悔”字样的作品中。杨正润认为,“卢梭之后西方自传史上的一些名作,比如歌德的《诗与真》、富兰克林的《富兰克林自传》、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亨利•亚当斯的《亨利•亚当斯的教育》、马克•吐温的《马克•吐温自传》、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萨特的《词语》,都明显地包含忏悔话语。当然不同民族和不同时代的作家,忏悔话语的内容可能有很大差异”。(杨正润,2002

四、中国:“忏悔缺乏”与“内省”

杨金文考察了“中国人缺少忏悔意识”的由来。192011月,周作人在为北京师范学校演讲《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时,指出俄国文学富于自己谴责精神,多含有忏悔的意识,而“在中国自己谴责的精神极为缺乏”。杨金文认为,虽然“自己谴责精神”“忏悔意识”在周的演讲中只是作为比较中俄文学的五种差异质疑,但已经是充当了一种价值标准。并且周作文将中国缺乏“自己谴责精神”的原因归结为旧文人习气,虽然周作人是一种推测的语气,但这种比较已经提升到文化传统的高度。之后,郭沫若虽然注意到奥古斯丁、卢梭《忏悔录》这一文学体裁,但郭沫若主动摈弃了。钱钟书曾深感“记愧”的必要与艰难。此后随着西方基督教教义的输入和中国基督教会的创建,以及自20世纪以来大量忏悔文学的译介,使得专属于宗教仪式与行为习惯的标称符号——忏悔,变成被频繁使用的适用于一般交际场合的见习话语。因此,杨金文认为,20世纪上半叶,以西方文化价值体系为基础的“忏悔”观念主导的言说格局已经基本奠定。

对世界文化体系的一种简单直接的划分是将其分为东方文化体系与西方文化体系。认识到“忏悔”这一话语背后的宗教、文化、历史背景,现代学者多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看待忏悔。

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她研究日本文化的名著《菊与刀》中,将忏悔理解为西方“罪感文化”的习惯,而日本“耻感文化”没有类似的仪式。后来众多学者认为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东方国家都属于耻感文化体系。本尼迪克特将“罪感文化”的社会定义为“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它发展人的良心”。她举例说明,“这种社会的人,例如在美国,在作了并非犯罪的不妥之事时,也会自疚而另有羞耻感。比如,有时因衣着不得体,或者言辞有误,都会感到懊恼。在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文化中,对那些在我们看来应该是感到犯罪的行为,那里的人们则感到懊恼。这种懊恼可能非常强烈,以至不能象罪感那样,可以通过忏悔、赎罪而得到解脱。犯了罪的人可以通过坦白罪行而减轻内心重负。坦白这种手段已运用于世俗心理疗法,许多宗教团体也运用,虽然这两者在其他方面很少共同之处。我们知道,坦白可以解脱。但在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地方,有错误的人即使当众认错、甚至向神父忏悔,也不会感到解脱。他反而会感到,只要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在社会上,就不必懊丧,坦白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因此,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甚至对上帝忏侮的习惯也没有。他们有祈祷幸福的仪式,却没有祈祷赎罪的仪式”。

徐圻从中国人与西方人对“批判”、“反思”和“忏悔”几个词的不同诠释和不同态度来说明两种文化及不同历史影响之间的差异表现。针对忏悔一词,徐圻认为:“西方人讲的忏悔,就其最通常的含义而言,乃是指一个信徒单独面对一个万能的造物主(上帝或其在人间的代表),把那些因自己的不当行为而时时造成的精神折磨和盘托出,在这位洞察一切的救世主和公正的灵魂判官面前表示大悔大悟,并请求其宽恕。中国文化中是没有上帝之类的超越性人格神的,这主要是中国从来没有生长出过严格意义上的宗教造成的。中国人历来讲求实际,不相信虚无飘渺的东西。中国人关注的是眼下的或可以预期的事情,对肉体死亡后灵魂的去向问题,考虑得十分现实,基本上不在乎灵魂‘最终’如何安息。因此,宗教意义上的忏悔,即精神上求得最终的宽恕、救赎和解脱,是不可能的。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现实的间题或与现实直接相关的未来问题,才是真正应当考虑的。”

黄健认为中西美学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审美意识,他将中国的审美意识是“内省”意识,而西方美学意识则是“忏悔”意识。“中国美学的‘内省’意识,导致中国美学实践中,不论对外部世界的再现与反映,还是对内心世界的表现与抒发,都要求通过内心体验和感悟的方式,来传达对世界、人生、社会的真实感受和认识理解。而西方美学的‘忏悔’意识,则注重通过以写实、反映、再现、模拟的方式,来对外部世界作出反应;面对主客体的分裂,‘忏悔’审美意识提倡在灵魂的撞击激荡中寻求心灵的净化与超越,最终获得精神升华与自我完善。”(黄健,2002

庞希云则看到了受不同意识制导的中西方文学中所呈现的审美价值取向不同,西方人注重“灵魂”,中国人重视“人心”。她认为:“在基督教文化体系之下,与生俱来的罪恶感是如此的深重,它深深地埋藏在人的内心深处,要想进入天国,获得不朽,就必须以一生的努力去赎罪,祈祷忏悔以求神的恩赐。这种意识深刻地烙在了西方人的内心深处,形成了西方人深层的文化心理。因而受此思想文化浸染甚至制约的作家及其作品所关注的,也就离不开灵魂的忏悔与救赎。忏悔的意识、拯救的观念自然也就成了这些作家文学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表现的内容。这些基督教观念对西方文学的影响是如此的深刻,以至它‘已渗入到西方文学传统的血脉之中’,‘即使当文学摆脱对宗教的依附关系获得自觉之后,也不可避免地在文学形态的演变中留下诸多宗教的印记’,从而使之突显为西方文学的一大特点。”

然而,“与西方人的灵魂拯救观念完全不同,中国讲的是自诚其意自正其心,修身养性以达自我之完善与超越,故‘中国人言道德修养不离自泉所谓自求,自得,自诚,自明,自知,自作主宰’,概而言之,即自‘灵魂拯救’与‘人心自悟’,这是基督教文化体系与儒释道文化体系之下两种绝然不同的人生态度与人生追求。这一人生态度与追求长期潜存于各自的内心深处,由此形成了西方人与中国人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并深刻地影响、甚至支配着两种异质文化体系之下的文学的审美价值指向”。

不过,对于中国文化忏悔问题的讨论,还存在另一种对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忏悔意识不只是基督教的问题,而是各民族所有类型的文化面临的共同问题。

借助原始部落文化遗存等发现,摩罗认为,原罪意识是原始初民天然地拥有众生平等的生命伦理意识,但他们为了自身的生存不得不捕猎其他生命,于是人类在观念上给自己设定成了偷窃者、掠夺者,在道德上则体验到了一种亏欠感、负罪感。而这种同情又可能被一种更加沉重的感情—恐惧所覆盖。为了减轻内心压力,为了解除动物复仇的可能性,原始人在猎杀动物时,往往要举行简易的仪式向动物表示歉意和忏悔。摩罗认为,这种意识可能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原始人群都会举行,但这种心态可能是所有原始人群的普遍心态。“先民们在原罪观念的浸淫和纠缠之中,老是觉得自己因原罪而肮脏不堪,由此衍生出两个普遍的宗教概念:忏悔和洗涤”。因此,他总结道:“忏悔心理的发生,不是出于道德律令,不是出于良心发现,乃是出于对自身生存的悲剧性的自决,出于对宇宙间最高存在所怀怜悯和大爱的感知,而生出的对于赦免和救赎的信靠和期待。忏悔的最关键的内涵,就是对人类的可悲可怜的生存之自觉,对宇宙最高生命对我们的仁爱和救赎保持信心。”(摩罗,2007

祥耘则考察了中国古代忏悔意识的源起与流播。他认为,孔子等儒家先哲主张“内圣外王”中的“内省”,就是中国忏悔意识的雏形。而忏悔有两种方法:事忏与理忏。廉颇是事忏的光辉典范,而《早晚功课经•邱祖忏悔文》则是理忏的典型。唐玄宗在西去成都的路上,做过一次较为深刻的忏悔。在文学史上,许多正直文人体恤百姓苦难,反观自身奢华,在诗文中也表达了忏悔之情,比如白居易的《观刈麦》、欧阳修的《食糟民》等。明代前后七子都表现出省悔精神,并成为明朝文艺启蒙的一种标志。而中国古代小说的两部巨著《西游记》救赎意识浓厚,《红楼梦》忏悔主旨明显。

五、中国近代以来的文人忏悔

吴定宇考察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和第一代作家,在受西方忏悔意识潜移默化的过程中,与中国传统内省意识相融合,形成了新的反省机制——中国式忏悔意识。他认为:“中国现代作家显然是把忏悔意识当作人类的美德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热力而移植过来的。恰如新月派诗人闻一多在美国留学时透辟指出:‘人不怕有罪恶,只怕有罪恶而甘于罪恶,那便终古沉沦于死亡之渊里了。人类底价值在能忏悔,能革新。世界底文化也不过由这一点发生的灵魂渴求展伸底表象。’忏悔意识带有功利性,却几乎没有西方忏悔意识那种基督教文化的宗教色彩。”

吴定宇还总结了这个时期中国忏悔叙事的特色。首先是“西方文学家一般在功成名就,忧患已成为过去的晚年,才系统地撰写自己的忏悔录。中国现代作家则不然,传统的内省意识在他们文化心理上的积淀,使他们在探索人生道路的时候,一边从事创作,一边写自己的忏悔录”。他举例说,巴金在28岁时创作了第一篇忏悔性散文《作者自剖》,当时是1932年。此后到20世纪80年代五本《随想录》的问世,巴金的自传性忏悔录一直写了半个多世纪。此外的一点是,“中国现代作家忏悔的出发点也因人而异,因时而异,不都想西方文学家那样以个人为本位来否定旧我”。吴教授举例说明,郭沫若在《凤凰涅槃》中既为抛掉精神上的阴影而忏悔,也为一代青年而忏悔。巴金最初是以家族为本位进行忏悔的。20世纪30年代,开始对自我心灵探索。此后,巴金为个人,又为一代青年和整个民族而忏悔。而鲁迅却站在一定的历史高度来审视自己的愿望和动机,反观自己的心态和行为,剖析自己的思想和性格,彻底批判和否定旧我。

商昌宝则对思想解放以来,思想文化界在反思政治运动的同时,反思自身的现象给与了关注。他看到当时政治运动亲历者纷纷拿起笔,汇聚成一股巨大的反思潮流,并在20世纪末达到高潮。“在这股‘自省’与‘追问’的反思潮流中,一部分当年政治运动的发起者、参与者进行了真正‘触及灵魂’式的忏悔和检讨,一时间形成一个规模尽管不大、声势也不是很强,却具有真正‘赎罪’意识的忏悔(检讨)潮流……或许是在这股忏悔(检讨)潮流的激发和带动下,针对余秋雨等几个文化明星的思想、文化、人格的‘灵魂追问’运动便应运而生。一时间,要求忏悔(检讨)与拒绝忏悔(检讨)的思想交锋成了20世纪末以来思想文化界的一件大事。”

(责任编辑: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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