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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岁月的褶皱中寻觅真实的历史:评侯仰军《历史真相与文化反思》

发布日期:2016-8-29    作者:孙天胜    来源:《中国历史评论》第八辑    阅读次数:421
 
【内容提要】《历史真相与文化反思》不是一本体系完备的专著,而是一部论文集。但全书所给予我们的历史文化价值、学术信息量、以及精神的振奋和文化的启迪,或许远远超出了现代某些皇皇巨著。书中的话题涉及了对尧舜故里的考辨,对大禹治水真相的洞察,讨论了当年孔子看到的麒麟究竟是什么,从文化上反思了齐国灭亡的历史教训,由纪信的“诳楚安汉”谈到了中国的忠义文化,汉代的吏治和唐朝的致仕制度对今天我们的人事制度的影响,还有对微山湖西岸移民历史的考辨,种种问题,有三个方面给我们以鲜明的印象:一是作者举重若轻的驾驭史料和文献的能力。二是不拘泥于史料,注重以发展变化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事件。三是溢于言表的故乡情结。
【关键词】鲁西南;侯仰军历史真相文化反思
 
自古以来,人类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过往岁月的追问,可因为时代太久远,记忆太有限,史料太欠缺……那些曾经的岁月总有些如迷雾般隐现,漫漶不清,于是我们惆怅,我们迷茫,我们坐卧不宁:究竟该如何面对祖先的遗泽和年轻的后来者?
由这样的心绪出发来看问题,《历史真相与文化反思》(侯仰军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5月版)一书就显得弥足珍贵。本书是作者侯仰军二十多年来致力于历史学、考古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研究、出版、教学工作的小结。《历史真相与文化反思》不是一部体系完备的专著,而是一部有着14篇文章的论文集。但全书所给予我们的历史文化价值,给予我们的学术信息量,以及更重要的,给予我们的精神的振奋和文化的启迪,或许远远超出了现代某些皇皇巨著。书中的话题涉及了对尧舜故里的考辨,对大禹治水真相的洞察,讨论了当年孔子看到的麒麟究竟是什么,从文化上反思了齐国灭亡的历史教训,由纪信的“诳楚安汉”谈到了中国的忠义文化,汉代的吏治和唐朝的致仕制度对今天我们的人事制度的影响,还有对微山湖西岸移民历史的考辨,种种问题,读来无不令人击节叹赏。
 
自古以来,关于尧舜的传说、记载便异说纷呈,他们的出生地和主要活动区域,更是迷雾重重。于是如盲人摸象,各执一端。近些年来旅游业大兴,各地纷纷翻箱倒柜地寻找可以开发的旅游资源,国人历来有重名的传统,历史名人成了互相争抢的稀缺资源,于是从三皇五帝到当代名流,几乎没有一位名人能够幸免。像尧舜这样的千古明君更是不知有多少地方在争夺。《尧舜故里考辨》一文在前人大量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近年不断涌出的考古成果,力排众议,提出尧舜故里就在山东菏泽的掷地有声的观点。众所周知,今天的菏泽,是山东省最贫困的地区,可历史上的菏泽,美丽富饶,交通便利,商贾云集,曾数度成为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有“天下之中”的美誉。远古时代,雷泽、巨野泽、济水、菏水、氾水等河湖遍布于区内,水草丰美,鱼虾丰盛,非常适宜人类生活居住。所以尧舜虽然一生迁徙不定,其主要活动区域却与菏泽密切相关。如史书记载,尧曾居于陶丘,后崩于成阳,葬于谷林。不管是《尚书·禹贡》还是《史记·夏本纪》乃至今天的《定陶县志》,都足证尧所居之“陶丘”即今定陶县西北5公里处之“仿山”。至于尧都的位置,历来众说纷纭,王守春先生曾从历史地理环境变迁的角度,引用论据,为作者豫东、鲁西南是尧舜禹一脉相承的活动地域提供了佐证,但侯仰军不赞成王守春“尧都原在今鲁西南的定陶,后迁移到山西省临汾地区的陶寺遗址”的观点,他从大量史料和现代考古材料中,提出了“成阳”、“谷林”皆在今鲁西南地区的看法。
据司马迁的说法,舜的主要活动区域有历山、雷泽、河滨、寿邱、负夏。历山在何处?一直争议较大,有山东菏泽说、山东济南说、山西永济说、浙江余姚说、山西垣曲说、浙江永康说和湖南桑植说等几种主要观点。作者通过史料考证,认为诸说多为附会。他认为,既然是“舜耕历山”,那么这个历山首先要有可耕种的土壤,还能在此制造陶器,必定位于当时土丘遍布、河湖交错、林木茂密的豫东、鲁西南地区。而位于菏泽的鄄城县西南的历山遗址,经其实地考察,参照1980年的考古发掘成果,并与《濮州志》和郦道元的《水经·瓠子河注》两部文献对应,认为就是舜耕之历山。作者还提出一个观点: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舜活动的区域相距不会太远,舜也没有必要非得一会儿去山西,一会儿到浙江,一会儿来山东,这样东奔西跑地去“耕”、“渔”、“陶”,所以,雷泽、河滨、寿邱、负夏也距历山不远。舜的籍贯不一,应该是其后裔迁徙,把原住地的地名和传说带走造成的,这是自古以来民族或部族迁徙中常见的现象。综合文献与考古发现,可知尧舜一生的主要活动,都与菏泽结下了不解之缘。而由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的海岱龙山文化,就是帝舜等东夷部落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在公元前2600—前2000年之间,正是尧舜所处的中华文明的形成时期。
大禹治水的事情尽人皆知,他“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人格光耀千古。可大禹治水的真相是什么?一般人囿于生计的忙碌和与学术的隔阂,很少有人去探个究竟。《大禹治水真相》一文告诉我们,世界各地的古老民族几乎都有大洪水的传说,多数的传说最后都是万物毁灭,而唯有中国的洪水传说中只有洪水治理,而没有洪水毁灭。当初“居住在三海平原高台地带的尧舜禹部落,只看到了洪水,而无法感受到海啸般洪水毁灭家园的末世苍凉,为我们留下了治水的千载传说。”与以前人们惯常说大禹疏导的是黄河所不同的是,作者认为,“所谓大禹治水不过是把济、濮流域的水排出去而已。而要疏导积水,唯一的办法就只有开挖沟洫,所以后来孔子论大禹的功绩,说大禹‘尽力乎沟洫’。由于大禹治水卓有成效,加上人类有一种对自己崇拜的人或事物喜欢拔高的本性,代代相传,越拔越高,大禹开掘沟洫便被夸大成开掘江河,大禹也就从人变成了神。”从作者的叙述中,似乎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大禹穿过历史的迷雾向我们走来。
关于商族的起源,历来有东方说、西方说、北方辽河流域说、燕山地区说和山西说。那么商族到底起源于何处?商族又是一个常常迁徙的民族,史上经历了怎样的民族迁徙?由于史籍记载不详,后世地名又变化很大,这些问题遂成千古之谜。《商族起源考》一文结合文献记载和近年考古发掘,认为商族起源于东方说最为合理,他提出的证据有二:一是东方民族对他们祖先的来源有一种共同的传说,就是卵生。而商朝人也说他们的祖先是卵生的,简狄吞了一个鸟蛋,生了他们的祖先契。二是商人对于酒的嗜好与大汶口和龙山文化的考古发现一脉相承。商人重酒,在商代遗址出土的器物中,酒器占了极大的比例。而在早于商代的原始文化中,对酒情有独钟的是大汶口文化的先民。从距今五六千年的大汶口(出土在东方)时代到距今三千多年的商代,黄河下游地区的原始文化经历了“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两个阶段后,直接进入了商的时代,原始文化近三千年没有间断。由此作者认为,商族最早的族居地在今豫东、鲁西南地区,后来一度迁到河北省的中南部和河南省的北部,不久又迁回豫东、鲁西南地区,在商汤灭夏前,商族以今天的曹县一带为中心,积聚力量,终于一举灭夏,建立了商王朝。
麒麟是中国文化中的“瑞兽”。那么它是幻想中的神性动物,还是一种曾经的存在?孔子当年真的看到麒麟了么?麒麟传说的背后,到底反映出一种怎样的历史真实?《“西狩获麟”,孔子究竟看到了什么?》一文认为,说麒麟“只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动物”,“现实中并不存在”,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不能因为现在见不到麒麟就否认它曾经的存在,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关于麒麟的记载,而殷墟发现的甲骨卜辞中,也多次出现麒麟。西汉至北宋时也有麒麟的活动。真实的麒麟不是獐,不是牛,也不可能是印度犀牛,而是一种与麋鹿相似的鹿科动物,只不过由于后世气候变化和人类的猎杀而消失了。就像麋鹿一样,3000年前曾相当繁盛,汉朝末年在中原就近乎绝种,只有少量生活于长江中下游的沼泽地带,到距今150多年前野生的麋鹿就消失了。所以,像麋鹿和扬子鳄的命运可以看作麒麟命运的一个旁证。很有意思的是,现实世界中麒麟的消失为麒麟传说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后来麒麟被进一步神话,其形象日益丰满,其德行日益完美。自先秦以来,民间产生了数不尽的有关麒麟的传说,如《麒麟送子的传说》、《梦麟而生孔子的传说》、《西狩获麟的传说》等等,这些传说恰恰在历史上麒麟频现的山东省的西南部特别是巨野县和嘉祥县尤其盛行。因此换个角度看问题,如果说麒麟在现实中的消失是人类社会的一大损失,由麒麟传说引发出的麒麟崇拜和相关习俗,对我国民间文学、民间文艺的贡献则是意想不到的弥补。麒麟传说的背后,是地理环境变迁的历史真实,给我们认识历史事件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由此我也联想到,在我国历史学界,还有不少学者缺乏有关环境变迁的思维,他们缺乏宽阔的学术胸襟,在他们的论著中,古人的生活环境与我们今天是完全一样的,山未移,水未改,阴晴冷暖千古如一。其实在我国地理学界,有关历史地理环境变迁的研究已经成果卓著,得出的结论早已令人信服,并得到众多海外学者的采信,但他们拘泥于本学科的理论范式之中,不愿意对相邻学科的学术成果进行积极的借鉴,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侯仰军先生的论述,尤觉其学术眼光之敏锐,学术胸襟之开阔。
《齐国灭亡的文化反思》一文,是典型的文化反思之作。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曾几次称霸于诸侯,可后来却在短短的时间里被秦国一举吞并,千秋而后,曾引起一代又一代士人的深刻思考和反复追问。每个人都从不同角度给出自己的解释和回答。二十年前,复旦大学的周振鹤先生曾独辟蹊径,写出《假如齐国统一了天下》的长篇学术随笔,也属于对齐国灭亡的另一种反思。侯仰军认为,齐国的灭亡固然有策略上的错误、军事上的失当、政治上的腐败等多种原因,但其深层原因还是在文化方面,是齐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决定了齐国的必然灭亡。齐文化当然有其光辉灿烂的一面,如务实性、开放性、兼容性等等,但其局限性同时亦非常明显,如齐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人治文化,带有随意性,缺少法制保障。其次,黄老之学与阴阳学派在齐国文化中渐成主流,严重危害了齐国的发展。第三是齐俗尚奢。第四是崇物利,卑义理。还有就是齐人“怯于众斗,勇于持刺”的习气。这些都是导致齐国灭亡的文化因素。今天我们探讨齐文化的灭亡,目的不在于仅仅是找出其原因,最关键的是它曾经是先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直到今天,对我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仍有很大的影响,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将对我们的社会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忠义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成为一代代士人立身行事的准则。对社会稳定和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本书的《纪信“诳楚安汉”与中国忠义文化》一文,由纪信一事作为引子,引发出了对中国忠义文化的反思。首先,文章分析了纪信之所以能够做到“诳楚安汉”,乃是因为三大原因:先秦时期深入人心的“忠”、“义”观念,是纪信“诳楚安汉”的思想基础;刘邦顺应民心、善于用人,激发了广大将士灭楚兴汉的积极性,是纪信“诳楚安汉”的精神动力;“忠信敬上”被写入秦律,对于生活在秦汉之际的人们势必产生巨大影响。宋明以后,由于《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家喻户晓,忠义思想更是深入人心。然而忠与义有时又是有矛盾的,现实生活中,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如何选择,成了考验人智慧的一道难题,这也是忠义文化留给我们后人的一道难解的结吧?
《汉代的吏治与文化反思》与《唐代致仕制度新论》是两篇史鉴类文章。尤其是《汉代的吏治》一文,作者竟以46页的篇幅,讨论了汉代吏治清明的表现与影响、汉代吏治清明的原因分析、对汉代吏治的文化反思,旁征博引,条分缕析,以大量的事实和案例反复深入地论证了“治国就是治吏”的英明论断,全文高屋建瓴,切中要害,充分表现了作者对当代吏治清明的殷殷期待。
在我看来,《微山湖西岸移民史略》,是一篇填补中国移民史空白的力作。有关中国移民史的研究,国内已有多种专著,但这些专著很难观察入微,探讨到如此细小的局部。本书认为,尽管国人数千年来就形成安土重迁、思念故乡的心理情结,但有时又不得不屈从于战乱、灾荒等严酷的现实,致使大规模的集体移民史不绝书:闯关东、下南洋、走西口、填四川……所以现有的移民史著作往往是煌煌巨著。可就在我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西岸,却有一处鲜为人知、史书未载的1500多平方公里的移民区,宋元之后新移民的到来,曾经对苏北和鲁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甚至直到今天还余韵未尽。可由于种种原因,对这一重要的移民事件,迄今竟未引起史学界的注意。作者揭示了造成这一移民活动的时代背景——黄河泛滥,分析了移出地和移入地当时的土地和社会经济状况,并详细解析了移民与土著之间旷达多年的利益之争,对曾国藩对土、客之争的处理给予了历史的回顾和评判,最后,从文化反思的角度对微山湖西岸移民的作用及其影响给出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几万贫苦农民从鲁西南迁往微山湖西岸,虽曾给两地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带来一些动荡,但它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和影响也不能低估。首先是给微山湖西岸带去大批劳动力;其次是加快了微山湖西岸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三是解决了鲁西南无地或少地农民的升级困难,缓和了社会矛盾;四是促进了苏北与鲁西南的经济文化交流;五是对铜山、沛县的风俗习惯、社会生活产生了种种深层次影响。这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仍然值得我们现代人记取。
所谓“历史真相”,不论是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可能存在三种情况:一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即历史真实,或者叫真实的历史;二是古今中外典籍上的“历史真相”;三是人们心目中的“历史真相”。典籍中的“历史真相”和人们心目中的“历史真相”有的与“真实的历史”一致,有的不一致,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通过研究还原历史,告诉人们“历史真相”,进而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是为“文化反思”。
“还原历史真相”,谈何容易!且不说由于年代久远,历史人物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即使发生在近现代的历史事件,即使当事人大多数都还在世,由于各种原因,我们也未必能够把它说清楚。比如“西安事变”中究竟是谁打响了第一枪?谁捉到的蒋介石?至今还众说纷纭。“还原历史真相”之不易,由此可见一斑。更何况,古往今来,人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或粉饰、或诋毁、或编造、或删改、或戏说、或“探源”常常把简单的历史搅成一潭浑水,把复杂的历史偷换成简单的概念,鱼目混珠,真假难辨,让后人无所适从。
只要是过去了的,不管是历史人物还是历史事件,我们都不可能让他起死回生或者重现,毕竟“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那么,生活在“今天”的我们靠什么来知道“历史真相”呢?无非是靠前人留下来的文献,或地下发掘的文物,近现代的历史还可以靠某些当事人的回忆,但这些东西几乎没有一个是“完备”的,都不可能没有主观性,或者换言之,很多“历史真相”实际上都是由后人“建构”的,从来就没有所谓“客观”的历史。历史研究除依靠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外,合理的推理分析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手段。
探究“历史真相”之后,进行文化反思,吸取经验教训仍是我们的首要任务,这是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并能不断进步的原因之所在。所谓历史的反思,并不是要人们去纠缠于那些历史的陈年旧帐,也不仅仅在于认真地去判清那些历史上的是是非非,而是要人们从中找寻出现在和未来前进的道路和方向,并根据现实进行新的探索和规划。
今天,当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跑线上对历史真相进行文化反思时,我们同时也要对一个世纪以来对历史真相的反思史进行反思,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重新调整我们审视、反省和批判传统文化的角度。当我们把传统文化看作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丰富的多面体和一个许多分歧的文化特点的统一体时,也许它会向我们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面貌,为我们面临的抉择提供新的、并非是非此即彼的可能性。时代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应该使我们的眼光比前人更敏锐、更开阔,因而能在历史真相中看到前人未曾见过的东西,否则,我们不是有负于先人的期冀吗?
综观全书,给我以最鲜明的印象有如下几点。
一是作者举重若轻的驾驭史料和文献的能力。毋庸讳言,史学类论著大多引经据典,层层论证,繁复错综,而打开本书,从第一篇文章到最后一篇文字,都给读者以阅读的轻松和愉悦。我一直觉得,历史论著完全可以写得更好看一些,可现实中就是极少见到理想的文字。究其原因,可能还是作者的学养不够,不足以驾驭宏大的叙事,只有靠史料的堆砌和繁复的论证来取胜。纵览此书则不然,史料条分缕析,论证环环相扣,语言简洁优美,考证令人信服,充分显示了作者深厚渊博的史学功底和高瞻远瞩的史家气魄。
二是不拘泥于史料,注重以发展变化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事件。众所周知,自然环境一刻也没有停止它的变化,远的不说,单就地质史上距今一万年以来的全新世(考古学上谓之的新石器时代)而论,就发生了多次气候冷暖干湿的大变化。许多人讨论这一时段的历史时,几乎从不考虑这一气候变迁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文化影响,显示了作者对历史地理或曰环境变迁之学的无知。反观《历史真相与文化反思》一书,不管是对尧舜故里的考辨,还是对大禹治水真相的揭示;不管是对商族起源的考据,还是对“西狩获麟”的历史事件的质疑,无不以环境变迁的思路来看问题,因而给出的结论也更能令人信服。
三是溢于言表的故乡情结与广阔博大的爱国情怀。民俗学理论一直认为,一个人爱国首先是从热爱自己的家乡开始的,一个从不热爱家乡的人,你怎能奢望他会热爱自己的国家?这里说的故乡情结,并非说书中的文字对作者家乡有溢美之词,那样的史料考证是不足凭信的。我是说作者对鲁西南这片历史上曾经为“天下之中”的区域,投注了全身心的热情。前已述及,今天的菏泽地区还比较落后和贫困,但历史上曾经的那些辉煌岁月却让我们无比神往。既然如此,彼时这里为什么那般昌盛?成为尧舜禹和商人活动的主要区域?后来又是怎样的环境变迁成了今日之模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明天的菏泽会是怎样一幅面貌,我从字里行间看到了作者的深情期待。再者,对齐国灭亡所进行的文化反思,对忠义文化的源与流的追索,对汉代吏治的梳理与检讨,对唐代致仕制度与今天的退休制度间的联系,在在均透露出作者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与时下许多人的研究往往仅仅围绕个人的功名利禄打转转相比,更显其先忧后乐的士君子襟怀。
历史如果是一块无边的幕布,岁月的风霜早已留给它重重的褶皱,愿意从这些褶皱中去寻觅和爬梳真实的过去,值得我们送上一份真诚的敬意。也正因为此,我们愿意打心眼里相信这些从岁月的褶皱中寻觅而来的历史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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