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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史学研究的关键点和若干“意外”结论

发布日期:2014-8-1    作者:王策来 张帆等 张友臣整理    来源:《中国历史评论》第二辑    阅读次数:2672

【引 言】 发生在清代同治、光绪年间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是晚清四大奇案之首。这起惊动清朝最高统治者的“惊天冤案”,审理近四年,历经同、光两朝,先后经过余杭知县、杭州知府、浙江按察使、浙江巡抚四级审理,复经都察院咨回浙江巡抚,交杭州知府复审,又经步军统领衙门奏奉谕旨交浙江巡抚督同臬司复审,并经特旨钦点的浙江学政胡瑞澜复审等,均未能纠正冤案,最后经过最高统治者谕旨,交刑部进行审理,始得平反纠正。

由于审理过程曲折,才子、佳人、冤狱,以及官僚集团的相互冲突等为世人关注的要素无一不备,且有当时外国人主办的《申报》的追踪报道,故案件自发生以来,就影响全国。此后一个多世纪以来,“杨白案”持续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并被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回忆、叙述、想象、阐释与重构着,又以各种文学艺术形式改编、演绎乃至搬上舞台、银幕、荧屏。上世纪90年代,陶慧敏主演的大陆(1990)版电视剧《杨乃武与小白菜》和张晨光主演的台湾(1994)版电视剧《杨乃武与小白菜》更是让这个故事家喻户晓;而2005版电视剧《杨乃武与小白菜》中“小白菜”勇于追求爱情、抗争命运的新形象,又引起了人们对此案的新一轮热议。

然而,文学艺术作品和影视剧中塑造的这些形象,都是这一案件的艺术展现,其中有着相当多的艺术虚构,与历史事实有着很大的出入。近代以来,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学术界已经发表有关此案的学术研究论著近百篇(部)。其中既有根据杨乃武女儿杨浚口述整理的《我父杨乃武冤案始末》,也有像王策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真情披露》(中国检查出版社2002年版)那样的集档案文献资料搜集和案件研究于一体的专著;陆永棣《落日残照——晚清杨乃武案昭雪的历史、社会与制度因素》、牛创平《清代档案中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葛品连身死案的冤狱与平反》以及郑定、杨昂《不可能的任务:晚清冤狱之渊薮—以小白菜案初审官刘锡彤为中心的分析》等则是研究“杨白案”的重要论文。这些论著,对于冤案发生的原因、平反的原因及其现实启示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讨论,基本理清了“杨白案”的历史真相,并有若干让我们颇感意外的结论。

 

【一】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简要过程

【二】 形成冤案之因:重要学术观点集成

【三】 冤案得以平反的原因:重点学术观点集成

【四】 学术研究所揭示的若干“意外”结论

【编稿随笔与图文互动】杨乃武与小白菜奇案展示馆 / 清朝官员问案的场景 / 《杨乃武小白菜奇案御档》 / 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合影”/ 《申报》连续报道“杨白案” / “杨白案”刑部主审桑春荣 / 慈禧对“杨白案”平反起了重要作用 /

 

一、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简要过程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案情本身,既不复杂也不神秘,实在是既简单又普通。

杨乃武,道光十六年(1836)生。浙江余杭乡绅,于同治十二年(1873)癸酉科乡试中举。以养蚕种桑为业,也常帮人写状书。小白菜葛毕氏本名毕生姑,小杨乃武十五岁,因肤白貌美而得绰号“小白菜”。自幼丧父,其母喻王氏在小白菜八岁时携女再嫁。十一岁时,由其母做主与葛品连定亲。

同治十一年(1872)小白菜与葛品连成婚后,租住杨乃武家一间房屋。葛品连在豆腐店帮工,经常不在家。小白菜一人在家,时常跟从杨乃武识字诵经,有时就在杨家进餐,与杨乃武过从较密。恰逢杨乃武丧妻鳏居,慢慢地就出现了两人有染的传言。葛品连有几次特意夜晚回家站檐下窃听,但并未发现有暧昧情事。杨乃武为避嫌,借故增租,葛氏夫妻在租满一年后搬出杨家。

同治十二年十月初,杨乃武至杭州办理中举事务并至岳母家探亲。十月九日早晨,葛品连患流火病病倒,服药皆无效,申时死亡,次日尸首口鼻流出血水。其义母冯许氏等怀疑是中毒而死,葛品连之母沈喻氏向县衙提交了呈词,要求官府前来验明是否中毒致死。

余杭县知县刘锡彤接案后,带衙役、仵作赶到葛家验尸,当时仵作检验后并不能断定是否为中毒而死。知县刘锡彤由于之前听到杨乃武和小白菜有染的传闻,先入为主,臆断葛品连中砒霜身亡。并根据巷间传言,连夜开庭审问葛品连之妻小白菜,刑逼小白菜妄供与情夫杨乃武合谋用砒霜杀夫。小白菜经受不起酷刑,招供与杨乃武有奸情。

刘锡彤根据小白菜的口供传讯杨乃武,杨乃武不服。刘锡彤认为案情已经明了,于是拟了请求朝廷革除杨乃武举人身份的报告,并将此案提交杭州知府。由于杨乃武没有招供,杭州知府陈鲁便将杨、毕二人和案卷押解杭州府复审。此时,由于同治帝已经批复了革去杨乃武举人身份的报告,陈鲁对杨乃武严刑逼供,杨被迫招供与小白菜有奸情并指使她下毒谋害葛品连,同时还编造了其从仓前镇爱仁药店钱宝生处购买砒霜交给小白菜。刘锡彤为了及早定案,威胁钱坦做了伪证。依据两位案犯的口供,杭州知府判杨乃武斩立决,小白菜凌迟处死。案件又提交浙江按察使、浙江巡抚审理,浙江巡抚杨昌浚还曾派人密查并亲审此案,都维持了原判。这样,浙江省内各审终结,就等刑部复核、皇帝朱批处斩了。

同治十三年(1874)四月,杨乃武自作亲供,申辩冤情,嘱姊具呈,使人赴京呈控。都察院咨解回浙复审,浙江巡抚杨昌浚令杭州知府陈鲁重审,维持原判。同年九月,杨乃武家人再次进京,将申诉材料提交步兵统领衙门,上奏皇帝,同治谕旨,再将案件发回,令浙江巡抚与浙江臬司公审。浙江巡抚杨昌浚将此案交湖州知府锡光等审理,因此次公审未用刑逼供,杨、毕二人均翻供。由于案件久拖未决,刑科掌印给事中王书瑞上奏朝廷,参劾浙江各审有弊。特旨钦点浙江学政胡瑞澜复审,但仍未能纠正冤案。

由于杨乃武家人不断上诉、《申报》的跟踪报道与众多朝廷官员对此案的关注和介入,光绪二年(1876年)正月初七日,军机大臣奉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旨批,“此折着交刑部归案讯办”,刑部即下文令浙江提集被告及相关人证到部审讯。光绪二年十二月九日隆冬时节,刑部在北京海会寺当众开棺验尸,最终证实葛品连系病亡,冤案终得平反。光绪三年(1877年)二月十六日对案中各渎职失职、伪证诬陷而造成冤案的公职各员和民人都一一判决并分别处理执行,二品大员杨昌浚、胡瑞澜均被革职,其他相关审理官员及审办人员共14人也遭受处罚。其中刘锡彤则被从重处罚,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且不准收赎。杨乃武、小白菜无罪释放,但亦被处杖八十与杖一百,杨乃武被革举人也不再恢复。案件审理全过程历经同、光两朝,历时近四年。

 

杨乃武回到余杭后,曾一度出任《申报》编辑,不久仍回余杭,以农桑为业,于1914年病故,享年74岁。小白菜回到余杭后,因亲友无靠,衣食无着,出家做了尼姑,法名慧定,于1930 年圆寂,享年75岁。

 

二、冤案形成之因:重要学术观点集成

 

王策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该案先后经过余杭知县、杭州知府、浙江按察使、浙江巡抚四级审理;复经都察院咨回浙江巡抚,交杭州知府陈鲁复审;又经步军统领衙门奏奉谕旨交浙江巡抚督同臬司复审,并经特旨钦点的浙江学政胡瑞澜复审,均未能纠正冤案,后经谕旨交刑部审理始得平反纠正。冤案的形成及屡审不能平反,个中原委发人深思。一是初审官员先入为主、罔顾事实成为冤案的始作俑者;二是复审人员玩忽职守草率定案;三是复审环节所用非人遗祸;四是不重事实迷信口供酿悲剧。(参见《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真情披露》,中国检查出版社,2002年,第111120页) 

 

陆永棣(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杨案成冤有其自身的内在原因,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极端注重伦常的社会”。杨乃武与葛毕氏这种公开的、密切的往来很难见容于街坊。它在葛品连生前导致巷间流言四起,死后则为知县刘锡彤的先入为主、主观臆断提供了基调,又为葛毕氏的畏刑诬供准备了“素材”;而刑讯逼供和秘密审判无疑为冤案的形成提供了制度基础。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看,王朝式微,西风激荡,清朝此时已将走到它的历史尽头,整个社会可以说已经病入膏肓。在司法审判中,由于官员无能与官场腐败,幕友“锻炼”与幕帮回护,衙蠹贪婪与衙门放纵,冤案层出不穷。(《落日残照 晚清杨乃武案昭雪的历史、社会与制度因素》,《中外法学》2007年第4期)

 

郑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昂(时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在清代狱讼制度中,实在有一种导致冤狱发生的潜在机制。而导致冤狱之直接渊薮,当为清朝失之理性的政治、诉讼体制,包括清律规定过严之官员决狱之责任。一方面,从体制上讲,中国传统社会大多要求地方长官亲理狱讼,而通过科举而入仕途的官员,先天缺乏决狱理讼的专业知识,在威权体制下,错罚错判似乎容易成为家常便饭。另一方面,严格的责任制度,又给官员们枉法裁判提供了一种动力。在清朝,对承审官员,律例既有不得作为之规定,亦有不得不作为之规定,看似罗网严密、衔接无缝,但是揆诸实际情形,则多有龃龉抵触之处。而承审官员慑于律例之严厉处罚,为图尽其法律上之职责,常陷身于进退两难之境地,顾此失彼,动辄得咎。一步不慎,重罚即至,故往往只能将错就错、掩饰弥缝,进而由小错酿成巨案。这在清代讼狱官司之中,实属司空见惯。刘锡彤之审杨乃武案,不过是千万此种案件之一而已,只不过因为杨乃武的举人身份与《申报》报道,方才震动天下,闾巷遍传。(《不可能的任务:晚清冤狱之渊薮——以杨乃武小白菜案初审官刘锡彤为中心的分析》,《法学家》2005年第2期》)

 

牛创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查阅全案文件,造成冤案的真正原因是浙江各审中有关人员的渎职所致,从余杭县一审到浙江省三审乃至刑部,并无勒索原被告钱财或各审官员之间的钱财情弊。余杭县一审当中从验尸到问案,工作粗枝大叶,主观片面,不深入调查研究,带着主观框框而刑讯逼供,诱供骗供,造成弄虚作假。杭州府二审工作马虎,不细心阅读一审案卷,对一审中的诸多矛盾歧异未能发现,亦未进行调查,造成一错再错。案到三审,仍未细心审理,前两审中的诸多矛盾漏洞,仍未能发现。杨昌浚虽委派官员去密访案情,但所委官员并未密访,只会同一审原问官刘锡彤含混察复了事,再未进行任何访查。而杨昌浚等三审官员对这种敷衍了事的密访及其察复,亦未进行任何责备处理,也未继续查访,因此,杨昌浚的委员密访,完全成了一种形式,无任何实际意义。(《清代档案中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葛品连身死案的冤狱与平反》,《档案学通讯》1992年第1期)

 

  胡铭(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1.极为残酷的刑讯是导致错案的最直接原因。该案中,杨乃武承受了各种酷刑的折磨,不仅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横飞,还使用了专门针对江洋大盗的天平踏杠和最为残忍的所谓炮烙酷刑。对于小白菜这样的柔弱女子,亦使用了夹棍等酷刑。正可谓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于是,屈打成招往往是必然的结果。虽然我国古代自唐朝以来,法律对刑讯制度就有了明确的限制性规定,但是司法实践中为了获得想要的口供,这些限制便往往成为一纸空文。2.裁判者过分依赖言词证据,凭主观臆断来随意取舍言词证据,实物证据则处于可有可无的次要地位。3.忽视无罪证据,有罪推定成为裁判者的普遍心理。如杨乃武根本没有作案时间,所谓购买砒霜的时间其正在外地,大量的人证直接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些无罪证据被裁判者有意无意地忽略,这与裁判者心中根深蒂固的有罪推定是紧密关联的。4.裁判者在发现有错或有疑问后为了自身利益不愿意纠错。(《冤案背后的程序逻辑—从晚清四大奇案透视正当法律程序》,《政法论坛》2009年第4期)

  

刘练军(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此案由知县刘锡彤诬认尸毒、刑逼小白菜引发而来。先入为主是刘锡彤产生诬认的关键。而先入为主的根源就在于刘锡彤对一介民妇小白菜的傲慢及偏见心理。草率检验、臆断定论及刑讯逼供等等都是以这种心理为基础的。不但刘锡彤,整个官吏及社会上层阶级对小白菜都存有此种心理。这在他们的奏章、舆论中毫无隐瞒、随处可见。如给事中王书瑞在“请钦派大员,秉公查办以雪奇冤而成信谳”的上奏中将本案定性为“浙江余杭县民妇葛毕氏毒毙本夫葛品连诬攀举人杨乃武因奸同谋一案”。王这句臆断定性的言语在此后的上谕及其他官员的奏章中广为引用、流毒甚远。对此案采取跟踪式报道的《申报》舆论也不例外,其对小白菜的傲慢与偏见心理路人皆知。在此案的司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官吏为主的阶级对一介民妇小白菜个人的构造。这种构造的成因主要在于杨乃武是个读书的举人。所以,为把此案办成“信谳”的铁案,皇上应奏而先后下了十四道谕旨。官吏阶级所要求的“信谳”,无非是要给杨乃武伸冤昭雪,而孤家寡人的小白菜就成了他们同仇敌忾的目标。不止杨乃武,小白菜同样有冤,并且纯属官吏阶级刑讯逼供而来。但在控制着话语权的阶级面前,失语,成了小白菜凝固的、唯一的表情。

概言之,杨乃武案是中国古代社会非正义的社会结构的产物。此种非正义的社会结构在中国古代冤案,尤其是有女性涉及其中的冤案之孳生过程中的作用,实值得我们作更进一步的分析。(《冤案与话语权—围绕女性立场而对杨乃武案的一个分析》,《法学》2005年第11期)

 

陈翠玉(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1.官吏上下其手与刑名慕僚的恶必然导致刑事司法冤假错。余杭县令刘锡彤在办理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不是客观、全面地取证,而是主观随意、任意取舍对证明有罪的证据入卷上报;对证明无罪的证据扣押不报。地方官吏如此随心所欲地违背法律规定办案,当然也就不能保证司法公正。该案作为一起并不复杂的刑事案件,其纠正与改判之所以历时三载,屡屡拖延,实与当时司法官员上下袒护,有很大关系。2.刑讯制度是造成本案错误的直接祸首。本案中,刑讯逼供甚为突出。起初刘锡彤诱逼小白菜招供,小白菜不供刘锡彤便滥用刑具,小白菜受刑不过屈打成招,被逼供认与杨乃武因奸情谋害亲夫葛品连致死。杭州知府陈鲁动用大刑逼迫杨乃武招认与小白菜因奸谋害致死葛品连之事。在此后的复审复核中,杨乃武、小白菜又多次被严刑逼供。当事人杨乃武与小白菜在几次审讯中,只要被动刑就只得选择招认本无的罪名,以免在投诉无门的情况下空遭刑讯。而只要不动刑,则不约而同双双翻供。3.重口供的证据制度使简单案情复杂化;4.不尊重科学技术检验导致案情事实颠倒。清代虽详细规定了命案的验尸规则和程序,但实际上地方官吏并不重视勘验结果,而是更多地偏爱于以严刑逼取的口供和编造旁证。抛弃尸检证据,将刑讯逼取的口供和编造的旁证作为主要证据定案,只能导致案情事实颠倒。(《清代刑事司法实际透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评析》,《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2期)  

  

林思超:关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形成的原因,档案上只泛泛说是主观臆断、疏忽大意造成的。难道那么多官员都犯同一个错误?似乎很难让人信服,这就给了人们一个充分的想象空间。于是有人说是官员为勒索杨乃武设的圈套,也有人说刘锡彤与杨乃武素有仇怨,更有人说各官员之间则是互贿互利的关系,所以翻案才会阻力重重。但若将档案中的本章综合一下,便可看出,这种渎职根本是不需要任何原因的。因为就在这个案子刚结束时,四川立即就有案子重审并推翻了原判,而在此之前却很少有翻案的先例。由此可见,此案过后,很多地方官都怕了,急于改邪归正。而怕的原因就是他们平时视民命如草芥,经常草率断案。高层官员对上诉的百姓也是见惯不怪,且官官相护早成积习。如果非要给官员的渎职找个理由的话,恐怕应当说是“习惯使然”。(《杨乃武与小白菜旧案重提》,《中国档案报》20001221日第A 01版)

 

  潘巍松(时为南京大学法学院2003级硕士生):本案的关键在于余杭仵作沈祥对死者葛品连尸体所做的错误鉴定结论。知县刘锡彤正是基于这个鉴定结论而认定葛品连系毒杀身亡,而其妻毕生姑(小白菜) 必系杀人的凶手。……在当时的司法制度设计中,鉴定机构和审判机构是不分的,或者说鉴定机构是隶属于审判机构的。作为鉴定人的仵作,不过是作为审判机构的县衙门一个工作人员而已,他的鉴定结论自然也就是该衙门以及该衙门中的最高长官(知县)的结论。因此本案中,在当时这种“审鉴不分”的制度下,余杭知县刘锡彤绝无可能主动去质疑鉴定结论。对他而言,仵作的鉴定结论就是他的结论,如果这个结论是错误的,那么他本人也难逃干系。这也就不难理解当他后来发现该鉴定可能有误、该案有可能系一个冤案,而仍旧对浙江省各级官员的多次复查复审百般阻挠了。

本案的司法鉴定并不是在独立的状态下完成的。鉴定人受到了来自其隶属的审判部门的相当大的影响,而鉴定结论本身又影响到审判的中立性。正是由于鉴定和审判的相互影响,造成错误的鉴定结论以及错误的判决,而这种鉴定和审判的相互影响在当时“审鉴不分”的制度下是不可避免的。某种意义上讲,不论是杨乃武、小白菜,还是余杭仵作沈祥、余杭知县刘锡彤,都是这种“审鉴不分”制度的牺牲品。(《试论司法鉴定的独立性——以清末“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为例》,《法律与医学杂志》2005 年第 4 )

 

    张忠军、秦 (时为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杨乃武一案复杂原因很多,但关键一点就是清代死刑案件的审理程序设置不合理,看似慎刑,实际上几乎没有考虑当事人的利益,导致当事人获得救济困难。冤案在地方审判中形成了,就只能获得皇权的救济。而皇权作为最高司法权力,成为小民百姓的救济资源可能性太小,致使这样一个并不疑难的命案成为轰动朝野的晚清四大奇案之首。(《艰难的洗冤之路-杨乃武一案复杂原因的程序性探析》,《理论月刊》2007年第2期)

 

周姗姗(时为天津师范大学研究生):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是由清朝刑事审判制度弊端造成的。这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刑讯逼供。在我国古代,由于当时的刑侦技术还不发达,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为了得知案件的事实真相,必须要以当事人的口供来作为最有力的证据。为了获得相对真实的口供,则需要采取一定的手段。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多次施用重刑,甚至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范围。最终,杨乃武和小白菜二人受尽酷刑,只得违心作出“系因奸情而谋害葛品连致死”的供述。

二是清末官场的腐败。上至朝廷下至衙役,贪赃枉法和玩忽职守已经成为了正常现象。当时的许多司法官员为了争取能够快速结案,追求表面的审判效率,往往草率结案,许多冤假错案都是从初审就开始形成。而下级的误断一经查出后,会对上级官员的仕途也有所影响,于是各级官员层层包庇,上下沆瀣一气,经常是将错就错,形成了大量的冤案。在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也正是由于从验尸的仵作一直到督抚这一系列的官员玩忽职守,官官相护,才造成了冤案的出现。

三是不公开审判。我国古代传统的审判方式是不公开进行的,不准任何人进法庭旁听。如果案件的审理得不到公众的监督,都是由审判人员一个人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案件结果何谈公正?

四是监督机制的缺乏。清朝地方司法审判制度中,有一个重要特点:人命等徒刑以上(含徒刑)的刑事案件须根据律例拟罪后逐级向上申报,从而构成上一级审判的基础。每一级都将不属于自己管辖范围内的案件逐级上报,层层审转,直至有权作出判决的审级批准后才终审。这样,徒刑至督抚,流刑至刑部,死刑最后直至皇帝,形成严密的逐级审转复核制。

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一审由知县审理;二审由知府审理,二审判决葛毕氏凌迟处死,杨乃武斩立决;三审由按察使司(即臬司)审理,维持原判,后呈给巡抚定谳;巡抚依照杭州府原拟罪名断结,此是最后一审,等待刑部回文后即可立即执行。按照规定,本案在逐层向上级申报审理的过程中,每一级的官员都应该对案件进行仔细核对,审查下一审级是否有误,但是这几级官员都对案件中的疑点视若不见,即使偶尔审查一下,也是走走形式,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逐级审转复核制的立法原意是为了将案件在统一审判流程中逐层进行监督,在案件审理的同时防止案件发生枉法裁判。这既是清朝诉讼审判制度的重要特点,同时也是清朝诉讼审判制度较为完善的重要标志。但由于整个司法系统是下级对上级负责,因而从上到下集体徇私的案件又屡见不鲜。在监察职能弱化的情况下,这种弊端就更为明显。而且,由于各级司法机关负有共同责任,因此,即使冤情重大,也难以平反昭雪。(《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看清朝的刑事审判制度》,天津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徐哲(时为吉林大学研究生):杨乃武案发后,清廷御史的奏折、浙江籍官员的上书、民间的街谈巷议、外国公使的微词以及《申报》的跟踪报道,都间接的反映了新的时代和旧的司法体制之间的碰撞。此案所折射出的晚清司法体制内出现的如政、法合一,审案程序拖冗繁琐,罪从供定、法外刑讯和秘密审讯,司法官吏“先入为主”的观念在判案中起决定作用,法律的不平等性等一些弊病,都是冤案发生及长期难以平反的影响因素。(《从杨乃武案透视晚清司法制度之弊病》,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三、冤案平反之因:重要学术观点集成

 

    李慈铭(晚清著名文史学家):闻主此驳者,全出翁侍郎同龢力与尚书桑春荣争而得之也。浙人多言主杀葛品莲者实余杭知县刘锡彤之子某,及兵房吏某协谋而嫁祸于杨乃武。且胁诱药肆人为之证,县之幕友某者为之计划,余杭士大夫言之甚悉。而刘锡彤者,盐山人,大学士宝鋆之乡试同年也。故葛毕氏供及刘某,承审官辄置之不问,且以非刑怵之。翁侍郎求得其原供,而此次胡瑞澜所咨送供词,亦有及刘某者,侍郎因指刘某何以不一传质,为大疑,其余歧互甚众,定议驳奏。若侍郎者,可谓不负所职矣。”(见《越漫堂日记》第二十四册第三页光绪元年十月三十日日记)

  

陶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杨乃武案最后得以昭雪,绝不是什么“皇朝圣明、体恤民情”,而仅仅是出于最高统治者巩固独裁权力的政治需要。它不过是清廷统治集团派别之争中打击政敌、排斥异己的一个口实和把柄。完全可以说,杨乃武案造成冤错并非偶然,平反昭雪倒是少见的一个例外。(《杨乃武案告诉了我们什么?》,《人民司法》1980年第1期)

 

徐载平:在百余年前报纸事业尚不发达的时代,申报能够始终重视这桩命案,而且立场严正,这是值得后来的新闻工作者学习的。……他们对此案作了连续的报道,帮助此冤案得到平反。(《申报关于杨乃武案的报道始末》,《新闻研究资料》19811期)

 

陈翠玉:本案虽历经曲折最终还是被平反昭雪,或许有人会认为是清代封建刑事司法运作机制使然。但实际上杨乃武与小白菜能被洗冤昭雪,并没有制度的必然性。因为在古代,冤假错案大肆泛滥的同时,能被昭雪的可说是寥寥无几。也就是说,本案最终能得以被平反具有很大的或然性,我们必须看到这一点。首先,冤案得以昭雪与当时的特定背景有密切关系。当时正是同治、光绪两朝,慈禧太后两度垂帘听政,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及独揽大权,她有意排挤汉臣,打击地方势力。加之,此时朝廷官员分裂为以大学士翁同龢为首的江浙派与以四川总督丁宝桢为首的两湖派,两派争斗不已。有人正是利用了这一难得的机会替杨乃武伸冤。慈禧太后惊闻后,则视此案为斩除异己的良机,明里暗里有意扩大参与案件审判的官员范围,增强审判力度,然后通过平反该冤案以打击参与审判的某些湖南籍官员。因此,实际上冤案得以昭雪,派系争斗、最高统治者的意志等制度外因素起了主导性作用。其次,《申报》这一新闻媒体的跟踪报道和大肆宣传起了很大作用。《申报》新创刊不久即遇到奇案,便大肆报道宣传,从而引发了下至黎民百姓上至在朝官员甚至是最高统治者的全国性关注,于是民愤群起,部分官员也纷纷上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朝廷多次下令再审,才使真相有机会被揭示。再次,杨家家底殷实和杨乃武的能写诉状也是本案得以平反的一个重要条件。试想连吃饭糊口都成问题的大多数的穷苦百姓,哪有能力支付一次次找人写诉状、千里迢迢赴京城告状以及上下打点的所需的大量银两呢?(《清代刑事司法实际透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评析》,《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2期)

 

陆永棣:1.朝廷的决心。朝廷通过复查该案,敲打地方督抚,重振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始逐渐衰落的皇权,进而改变“内轻外重”的权力格局的意图还是十分明显的。而这也正是杨乃武案能够得到纠正的一个首要原因。可以说,杨乃武与葛毕氏一案的最终处理,是同光时期朝廷与督抚权力博弈的结果。2.举人的力量。在杨乃武案的演进过程中,内阁中书汪树屏等十八名浙籍京官的联名呈诉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正是这份呈诉,使杨乃武案进入了一个柳暗花明的顺途。3.《申报》的影响。4.制度的余荫。京控铺就一线生路。杨菊贞和杨詹氏的京控,在杨乃武案的演变过程中,其作用不可或缺。可以这么说,正是这两位不屈的女性,面对强大的封建国家机器,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利用制度允许的伸冤之路,使得杨乃武案的审理峰回路转,并最终在多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拯救了杨乃武,也拯救了葛毕氏。正是这些因素的相互影响、相互交织,共同促成了案件真相的大白天下。(《落日残照 晚清杨乃武案昭雪的历史、社会与制度因素》,《中外法学》2007年第4期)

 

  徐忠明(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杜金(时为中山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通过对冤案当事人杨乃武与葛毕氏所拥有的各种资本的考察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在经济资本、文化资本还是社会资本的占有上,举人杨乃武都明显优越于民妇葛毕氏。这也正是他能够逐渐上升为案件第一主角,积极推动案件平反的根本原因。就本案平反的过程来看,杨乃武与葛毕氏在司法场域中能够占有的资本数量和质量均有很大差异,这便导致了他们在司法场域所处的位置极为不同,对伸冤行动的后果所能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也就产生了根本性差异。杨乃武成为伸冤的积极推动者,而葛毕氏则成为结果的消极承受者。

它也反映出当常规司法程序出现问题、偏离预设的轨道时,一些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的介入,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司法程序重新回归平衡。无论这些因素介入的动机是什么,它们毕竟在客观上促进了正义的实现。而真正的问题可能是,这些因素的介入过多地依赖了当事人所掌握的资本。正如本案所表现出的那样,举人杨乃武可以凭借各种资本来积极推动冤案平反的进程,而民妇葛毕氏只能选择沉默而被动地等待机遇到来。这种资本占有的不平衡状况极易导致司法的不公正,有时甚至产生新的冤案。更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如果从现代司法独立的角度着眼,这种非制度性因素的介入,不仅会扰乱司法程序的正常进行,而且还会严重破坏审判权的独立行使,最终影响正义的实现与社会秩序的安定。而最终的结果就是,对正义的诉求蜕变成了原告、被告两方所拥有的各种资本的较量。(《杨乃武冤案平反的背后经济文化社会资本的分析》,《法商研究》2006年第3期)

 

潘巍松: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中,对该案昭雪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刑部海会寺会鉴更加凸显出司法鉴定独立性的重要意义。刑部主审官员不远千里将死者尸体运进京城,并且不使用刑部自己的仵作而从各地抽调仵作进京会鉴,可见其高明之处。试想如果不将死者尸体运京重鉴,而只是在浙江省重鉴,因该案涉及浙江省不少官员,浙江仵作很可能会有所偏袒,这样很可能仍旧无法得出准确的鉴定结论。而即便是将尸体运京重鉴,如果只是使用刑部自己的仵作,则又将陷入“自审自鉴”的泥潭。而从各地抽调的仵作,因为和该案并没有利害关系,和主审官员也无直接隶属关系,他们实际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鉴定团体,也就能够不偏不倚地做出准确的鉴定结论。这样看来,如果说本案当事人蒙冤是受累于不独立的司法鉴定体制的话,那么本案的昭雪,也正是审判人员聪明地规避了当时“审鉴不分”“侦鉴不分”制度,充分尊重司法鉴定的独立性的结果。(《试论司法鉴定的独立性——以清末“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为例》,《法律与医学杂志》2005 年第 4 )

 

牛创平:在谈到本案平反的问题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30年前就曾听到该冤案之所以能够得到平反,主要是浙江地方势力与清王朝中央有矛盾,清宫要借此案打击地方官吏以使其更加效忠朝廷,浙籍官员与杨昌浚等外省籍在浙官员矛盾,以及此案发生在同治、光绪二帝交替之际,否则,也难以平反昭雪。笔者并不否认上述意见。

但在阅读了本案的全案档案文件之后,所得出的更为直接的平反原因或结论是:第一,本案浙江各审中歧异多端,冤情难弥。第二,杨乃武的胞姐和妻两人的京控以及杨乃武自写供状诉说冤情,使冤情能够被清宫知晓并被批回复审。虽然浙江复审仍维持原案,但叶杨氏和杨詹氏的状并未白告,它引起了清宫经办等官员的同情和重视。上谕批令杨昌浚复审,又要胡瑞澜接办此案的本身,就给京城内外预告了该案各审确有问题,也是对杨乃武及其同情者的有力支持。第三,内阁刑科掌印给事中王书瑞、户科给事中边宝泉和浙籍18名京官的上奏,对本案的平反具有重要作用。当杨乃武的姐和妻上告被批回浙复审的结果仍是维持原判后,王书瑞上奏的当日即下谕旨,令杨昌浚将此案交胡瑞澜接审;胡审后仍维持前审定拟的奏折到达清宫三天,边宝泉又立即上奏,要求由刑部接审,奉旨此折由刑部议奏;在刑部复奏中请旨接审此案的奏折上报70多天未见获准的情况下,浙籍的18名京官要员联名上告到都察院,一是为杨乃武鸣冤,二是控告浙江各审官员,三是要求由刑部接审。都察院接到控状,立即具奏转报,积极支持,态度明确。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方下旨将此案交刑部审办。王书瑞、边宝泉和浙籍18名京官的三个奏折和控状,在上陈的时机上都在关键时刻,都起到了极积作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不能把这20名京都要员的上奏行为,当作是浙籍官员与外籍官员的矛盾。边宝泉是满族汉军镶红旗人,并非浙江人,他之所以积极具折上陈,为杨乃武鸣冤,并非他与杨昌浚、刘锡彤等外省籍官员有什么矛盾,而是边宝泉主持正义的表现。另外也多少与他的职务所在有关,边宝泉于同治十一年补为浙江道监察御史,而此案发于同治十二年十月,他的奏折时间是光绪元年十月十八日,他迁任内阁户科给事中的时间当在同治十一年以后光绪元年十月之前,如果他不上奏陈明该案冤情,他因曾任浙道御史,定有知情不报之罪。即使18名浙籍官员,他们与其他省籍的京官相比,自然要对浙江的这一三下谕旨的大案更为关切。因此,他们的联名控告本身,并非是对非浙籍官员的排挤,而是正义与非正义、正确与错误的斗争,是维护本阶级统治的表现。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当时浙籍京官和在浙任职的杨昌浚等非浙籍官员,他们并无利益冲突,他们都是忠于清王朝统治的。在当时,各省的县以上官吏,很多都不能在本省本县作官吏,而要到外省任职,这是当时较普遍的现象,也是回避制度的要求。所以,在这一案件上并不存在浙籍与非浙籍官员的矛盾,也不存在清王朝中央与浙江地方势力的矛盾斗争,此案的平反,如同清代以前的各朝也有过重大冤案得到平反一样,对于提高当时统治者的威信、巩固其政权是很有积极作用的,而不能简单地归功于皇帝、皇太后。第四,此案的平反,刑部起了关键作用,这一点可从刑部的行文当中看出它的积极态度、影响以及它对推动平反所起的重要作用。另外,都察院对刑部的支持配合作用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清代档案中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葛品连身死案的冤狱与平反》,《档案学通讯》1992年第1期)

 

周姗姗: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几经波折,最终真相大白于天下,具有两个层次的因素,首先是清朝政府的内部监察机制,其次是新闻及官绅势力所形成的外部监督机制。清朝的当事人在对案件的审理结果不服时,可以选择向其他部门申诉。清律规定:军民人等遇有冤抑之事,应先赴州县衙门具控;如审断不公,再赴该管上司呈明;若再屈抑,方准来京呈诉。

在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审理期间,杨乃武在狱中书写了申诉材料,由其妻小杨詹氏即詹彩凤向杭州各衙门申诉,但没有引起浙江巡抚及臬司等地方官员的重视。后杨家亲属进京告御状,向步军统领衙门、刑部、都察院等多处投递冤状。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各级府衙都是没能实行法律赋予的监督权,致使冤案几成定论。如此反反复复,案件久拖不决,社会影响很大。与此同时,杨家亲属再次进京告御状,刑部上奏要求重审此案,最终由慈禧太后决定提审此案,刑部调集本案的有关证人及杨乃武和小白菜进京,由刑部主审,都察院、大理寺会审。经过几次会审,才使此案大白于天下。这种对案件的再审和提审制度,是从高层上实行监督,虽然属于事后监督,但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本案能够平反的主要原因是《申报》对此案的连续报道所造成的舆论监督作用。《申报》在杨乃武和小白菜一案中始终有专人采访,对案情据实报道,对官府酷刑取供、草菅人命进行了揭露与抨击,形成了社会舆论的压力,为平反此案起了促进的作用。正是由于《申报》对此案的长期且生动的报道,同时又刊登多篇不同观点的评论,使得此案终为广大民众所关注,造成了一定的舆论,也引起了朝廷官员的关注。在舆论的推动下,十八位浙籍京官联名向都察院呈控,最终慈禧下令将案件交朝廷刑部审理,案情终于大白于天下。

另外,杨乃武的举人身份及优裕的家境条件也为冤案平反有很大帮助。(《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看清朝的刑事审判制度》,天津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四、学术研究所揭示出的若干“意外”结论

 

()未见受贿情事

郑定、杨昂:考察此案,从主观角度看,余杭知县刘锡彤实在无太多可指责之处。首先,从案发到案结,刘锡彤始终没有收受贿赂,故清律“受赃”各条均无触犯,刘并无为贪赃而枉法之犯意;其次,从接呈、受理、验尸、拏捕、审理、定案、上报等各步骤看,刘锡彤完全没有拖延时间,超过清律“捕亡”卷各条与“断狱”卷“淹禁”等条所定的各步程序之期限,甚至从接到沈葛氏之呈文到初审审结,将案卷与人犯上交杭州府的全过程,一共还不到十天。以十九世纪末叶审判技术、证据采集分析技术、交通发达程度而言,已可谓“神速”。由此可见,刘锡彤办案实不可谓“消极”。由是可知,刘锡彤既非“贪污”,亦非“无能”。则传统认知中对“代表统治阶级”的“清末封建官吏”的“贪污无能”的描述,至少不适用于本案,不适用于本案初审过程。而中央刑部官员由上述可知亦非敷衍塞责的无能之辈——至于案子闹大之后,与杨乃武关系密切的浙江京官的活动,以及涉案各部吏与疆吏之间的回护,则更多属于政治范畴,非法律史研究所预设的框架能容纳与研讨,故不论。(《不可能的任务:晚清冤狱之渊薮——以杨乃武小白菜案初审官刘锡彤为中心的分析》,《法学家》2005年第2期》)

 

牛创平:查阅全案文件,造成冤案的真正原因是浙江各审中有关人员的渎职所致,从余杭县一审到浙江省三审乃至刑部,并无勒索原被告钱财或各审官员之间的钱财情弊。(《清代档案中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葛品连身死案的冤狱与平反》,《档案学通讯》1992年第1期)

 

王策来:审判是古代地方官员的主要职责之一。参加审理杨乃武和小白菜案的官员虽然不多,但从县官直至最高层的大小官员均有登场表演,给我们了解清末官场,提供了较为生动具体的素材。

都说清末官场腐败,许多有关本案的一些文艺作品均有审判官员大量行贿受贿的描写,给人们留下清末官场腐败的深刻印象。官场腐败,历代如此,清末也不可能例外。可能是腐败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就本案而言,尚未能发现审判官员有受贿之情事。

余杭知县刘锡彤是本案最大的受贿嫌疑人,当年刑部就曾专为刘锡彤是否存在受贿情事对其进行审讯,结果未曾发现。笔者认为,刑部否认刘锡彤受贿的结论是可信的,从刘锡彤在本案中的表现看,甚至连受贿的动机也不存在。

至于陈鲁、蒯贺荪、杨昌浚、胡瑞澜等不可能收受他人贿赂,因他们在审讯中均主张杨乃武有罪并欲予惩处。当年刑部也未对他们的廉洁问题提出质疑。后世的文艺作品中都将这些人描写为受贿官员,以刘锡彤为行贿人。这一描写是以刘锡彤之子谋害小白菜之夫葛品连为基调的。本案事实上并不存在这一情节,因此,也就不存在行贿受贿的动因。文艺作品中的描写经不起推敲。

另据资料载,杨乃武之女杨浚透露,在本案平反纠正过程中,多亏如夏同善、汪树屏等浙籍京官的鼎力相助,并介绍了一些找关系、托门路的情况。杨浚意在感激这些浙籍京官。此说可信性较高,既如实反映了平反冤案道路上的艰难,又是当年官场的真实情况,没有这些因素,浙籍十八位京官就不可能联名向都察院呈诉状,平反冤案也就不可能。若果有此事,这些找关系、托门路的行为也可算是一种“腐败”现象。基本涵括了本案研究所需要的原始资料,成为当前杨乃武案研究的资料首选。(参见《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真情披露》,中国检查出版社,2002年,第131138页) 

 

 

()官员敢于直谏

王策来:从本案的奏章看,其内容锋芒毕露,言语犀利,不怕得罪人。既反映了当年官场争斗激烈、矛盾尖锐的一面,也反映了一些克尽职守、为民请命的品格。

都察院景廉等要求将本案提交刑部审理的奏折,也是要冒极大风险的。因为针对给事中边宝泉的奏折已有上谕,认为外省案件纷纷提解刑部审理,向无此政体。既然皇上、皇太后已有言在先,再提此事,显然犯忌。而且都察院在奏折中还含蓄地批驳了上谕中“向无此政体”的旨意。例举了山西和浙江的两个案件,分别是在道光和同治年间,谕旨交由刑部审办的。

在奏折中明争也好,暗地较劲也罢,为臣子的敢于直谏,对朝廷都是好事。也反映了当时最高统治者也有开明的一面。(参见《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真情披露》,中国检查出版社,2002年,第131138页) 

 

()处置尚属公道

王策来:有的材料和文艺作品对本案的最终处置问题作了扩大的宣传,有说大小官员被处置的多达一百余人,也有说三十余人。事实上,据奏折明确记载,被处理的官员有“余杭知县刘锡彤,杭州知府陈鲁,宁波知府边宝诚,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世潼、郑锡滜,浙江巡抚杨昌浚,浙江学政胡瑞澜,以及训导章浚即章抡香,仵作沈祥,门丁沈彩泉。浙江按察史蒯贺荪本应处置,但其已故世。其他官员则未见有处置,包括湖州知府锡光等。至于被处置官员聘用的书办之类,与朝廷处置并无直接关系。如杨昌浚被革职后,有八九名长随书办请辞,其原因并不是朝廷对他们的处理,而是“惟大人格外矜全,恐新任来遭谴责”,感动得杨昌浚眼泪都流下来。可见,清朝统治者在处理本案时并没有扩大化的倾向。(参见《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真情披露》,中国检查出版社,2002年,第131138页) 

 

周姗姗:本案是清末追究错案责任人的典型案例,被追究责任的官员前因后果都有十分清晰的记载,这一制度的具体内容体现于本案的全过程,经过了刑部的审理,杨乃武与小白菜被断定为冤枉,其有罪供述是在严刑逼供之下被迫作出的虚假供述。刘锡彤未按合法程序勘验现场与审理案件,被刑部参奏,革去知县的职位,从重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不准收赎。其他相关审理官员也各自因审理不利而遭受处罚。

清朝政府在发现案件审理确实出现错误之后,积极地要求案件重审,并且追究案件承办人的责任,这种制度的优点在于能够充分调动行政长官个人的办案责任心。

此案能够平反,也是由于当时民众对此案的关注,所造成的社会舆论给予清朝政府巨大的压力。舆论是社会公众的意见,它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具有深刻的影响力,而新闻媒介是舆论的激发器、承载者,它对社会舆论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力。(《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看清朝的刑事审判制度》,天津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打击湘军等地方势力之说难以成立

王策来:以往研究本案的学者,有人认为清朝统治者之所以交刑部提审本案,是为了打击自恃在清剿太平军中立有战功、气焰嚣张的湘军势力。当然,仅从文字资料上还难以准确判断清统治者的真实用意。只是我们现在也只能运用文字资料来进行分析,其他传闻、野史更无说服力。从本案资料看,打击湘军势力一说难以成立。首先是被处置者并非以湘军出身为主,除杨昌浚外多为科举出身的文职官员。其次是处置对象比较明确,既无扩大又无任意牵扯现象,并不存在有意识地针对湘军的任何迹象。而且被革职的杨昌浚和胡瑞澜后来均又被重新起用。(参见《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真情披露》,中国检查出版社,2002年,第131138页) 

责任编辑:吕冬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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